绪论
区际产业转移作为一个包含地区间投资与贸易活动的综合性要素商品的流动过程，是驱动区域间产业分工形成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重要动态性因素，并将最终导致产业空间布局变化与新的区位均衡形成[1]。这种要素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所导致的不同地区产业转出与承接的过程和经济行为，对转入与转出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区际产业转移及产业链整合背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保持长期平稳、高速的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凭借劳动力等要素的比较优势和外向型产业发展战略，及时把握住国际第三次产业转移浪潮机会，迅速跻身世界制造业大国行列[2]。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如何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而加快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则被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3]。曾有研究机构预测，随着资源约束的增强、要素成本的上升、本地市场的饱和及环境压力的加大，东部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4]。总之，人们对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东、中西、部地区间平衡发展充满期待。随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由于地理区位优势和政策倾斜，一方面，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大量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另一方面，近年来，尽管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面临资源匮乏、工资上涨、市场饱和等问题而失去竞争优势，并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倾向，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现象尚未发生。
得益于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进程和各级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政府机构组织开展的招商引资活动已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机制和形式。这种产业转移模式通过利用政府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业转移主体的信息搜寻和交易成本，解决了企业在融资、配套设施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而且招商引资带来的产业投资和产出增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由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和城镇化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变。同样，由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也为产业转出地区实现产业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国内区际产业转移与承接，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地位的提高，是实现生产要素在地区间、产业间优化配置，促进我国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工程。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中部地区是指地处内陆的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河南和江西六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为产业转移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发达地区的部分企业为了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将部分产业（主要是生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区域或欠发达区域，从而实现了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区域之间的转移。这既有利于东部地区“腾笼换鸟”和中西部地区“筑巢引凤”，也有利于化解危机冲击、外需下降等瓶颈约束，促进我国内需型经济发展。但在实际的产业承接工作中也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和不足，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往往关注产业与项目投资金额和产出能力，对其采用的技术和设备工艺考量较少，对企业投产后与本地区现有产业间的对接和融合也缺乏相应的规制和引导，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产业承接重单一项目招商、轻产业链招商，承接的产业形式多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利用型产业。传统的加工贸易和中间投入品生产环节的日益强化，可能引致工业化水平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陷于分工体系中的“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愈发加大。第二，部分地区企业转移与产业转移相脱离，重招商数量、轻招商质量等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引入了不少高消耗、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生产项目，虽然带来了GDP数字上短时间的增长，但也为区域经济长期和可持续发展蒙上阴影，一旦资源衰竭或者替代品大规模出现，将使地区经济发展陷入长期的颓势。第三，产业承接普遍存在着不注重本土产业条件的匹配性，项目引进“重政策优惠、轻产业嫁接培植”“重投资、轻技术”“重招商、轻嫁接”等现象。结果导致产业承接地始终处于“只见项目，不见产业”的“企业转移陷阱”中，既无法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形成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产业优势，也无法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推动本地产业链实现转换和升级。
顺应国内外产业转移新趋势，探索建立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新模式，是中部地区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30多年前因为资本稀缺，东部地区通过优先引进外资战略，促成了经济起飞，但也带来了产业错配、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经济社会问题，目前亟须通过产业转移和转型来解决。然而目前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将再次遇到当初相同的问题，即在一个资本导向的政治经济体系中，资本的多寡必然成为评判项目好坏的标准，引资多少也将成为地方政府间政绩排名的依据。这场以“承接产业转移”为名的资本引入潮极有可能蜕变为一场比拼资本引入数量多少的争夺战。国际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使中国的多数产业纳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并面临着国际竞争，国内区际产业转移不仅会影响国内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协调，而且还会极大地影响中国整体的产业竞争优势和国际竞争地位。如何避免目前东部地区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在中西部地区复制，实现产业要素区际优化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将是我国在产业转移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契合中央政策取向，切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 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
当前，对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产业的区际转移规律，以实现国内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国内外产业承接的成功实践表明，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若立足本地产业优势，通过完善产业链和集群式承接，注重产业链整合，使转移过来的企业与机构进行本地化整合，优化产业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再造区位优势，就有可能形成创新空间，带动本地产业的群体突破，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实现整体升级与跨梯度式发展。
我国中部地区传统经济基础较好，具有一定的科教、人才、技术优势，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和农业生产基地；公路、铁路、航运等交通发达，水利、有色金属、煤炭等资源蕴藏丰富；作为全国经济发展中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十分明显的区位优势。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速度、人均GDP、经济总量、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收入、投资额和出口贸易等方面都与东部地区有相当大的差距，急需寻求一条产业调整升级、加速经济发展的路径。另外，作为中国最早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到如今的“世界工厂”，正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以及资源、能源短缺和高消耗的影响，多数地区长时间停留在“三来一补”型的经济模式里，以至于出现了结构性瓶颈，产业转出压力巨大，这些产业迫切要求转向更具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地区。特别是近年来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贸易摩擦的增多，都迫切要求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部地区加快推进“双转移”，给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腾出空间，以带来更高产值和劳动力单位产出，实现跨越式发展。二者的有机结合，为区际产业转移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制造业转移规律看，国内的区际产业转移其实就是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延伸。在我们看来，通过区际产业转移，“中国制造”或许可以找到一条升级产业链和主动完成产业转型的战略发展路径。就中部而言，发挥良好的功能承接和产业替补优势，通过对产业承接与本地特色优势产业链实施整合，构建有利于中部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为中部产业结构顺利调整创造有利条件。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导致中国产业区际转移的核心动因是什么？②影响中国产业区际转移的关键要素是什么？③在核心动因作用下，各种要素通过怎样的机制对中国产业区域转移产生影响？④在现有的机制下，产业承接与本地产业链如何实现有效整合？⑤中国未来如何通过区际产业整合，利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中国制造”从“以时间换空间”的后发优势，向“以空间换时间”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转变？
为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首先对产业转移的现有相关理论基础进行回顾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及条件进行研究和探索，继而深入分析区际产业转移与区域产业链的演化机理。其次立足中部地区现有产业优势及资源条件，对中部地区产业承接及产业链整合能力进行调查与测度；并以区际产业转移、产业链整合与各地区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产业关联性为层次，剖析中部地区产业承接及嵌入整合的关键因素，探讨中部地区产业承接实施产业链整合的理论机理；进而总结提炼出中部地区产业承接与产业链整合的路径及政策。基于以上考虑，本书将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一是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链整合的理论基础，以及该领域国内外的最新研究动态总结。在产业转移相关理论研究框架下，明晰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链整合的背景，讨论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链整合的基本内涵；继而概括并简要述评国内外有关产业转移方面的基本理论，为研究和探讨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及其影响作用奠定基础。
二是区际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机制及区域产业链演化的理论基础分析。在对已有区际产业转移模式与区域经济效应有了基本认识和把握之后，接着从区域技术经济水平与区际产业转移条件、要素流动性与区际产业转移效应等方面，总结和讨论区际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及现实发生的理论机制；继而从区域经济系统的产业运行视角，对区域产业链的基本形态和构成、产业链演化过程与运行的基本模式、产业链整合的制约因素与整合方式进行多层面剖析和演变规律总结，并从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态势及效应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
三是从不同层面对中部地区产业承接及产业链整合能力进行调查与测度。一个地区目前的经济、资源现状，以及自然和经济社会的主要特征，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方向，同时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其发展机制和制定政策的基石。基于此，以实现中部地区优势产业通过产业承接的外部嵌入、嫁接培植的链条整合与调整升级为目标，以建立“内生式”自我快速发展模式为轴线，对中部地区产业承接与产业链整合的现实基础进行大规模的数据调查，并设定地区经济综合指标，测度和分析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地区综合发展力，以便为中部地区产业承接及产业链整合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现实支撑。
四是中部地区产业承接及嵌入整合的关键因素研究。以产业空间集聚为载体推动承接产业的集聚发展，是中部地区高起点、高水平推进产业承接的重要内容。为发挥中部六省产业承接能力及内外部优势，本书对在产业空间集聚过程中实现产业链整合、在产业集群式承接中建立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的区域产业链效应，以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与产业承接的博弈行为对产业承接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五是从理论上对中部地区产业承接及实施产业链整合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探讨和总结，对产业链整合的相关机理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样本实证。通过研究发现，中部地区产业承接及实施产业链整合，关键在于外部转移产业“嵌入”与本地产业链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决定了承接产业在转移到当地后，能否“嵌入”当地“根植”产业，凭借资本或技术的优势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迅速成为当地具有强劲发展势头和潜力的主导产业，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由此产生了如何选择在区域内的总量和结构上具有较好经济基础和较强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对其部分配套环节承接产业转移，实施产业链整合，最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升级。本书将中部地区产业承接及实施产业链整合的实现机制的理论应用于实际，以制造业为样本对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行业进行了选择，对郑州新区产业组团与产业链整合中实现融合发展的实践样本等进行了实证研究。
六是对实施中部地区产业承接及产业链整合的政策路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符合中部地区实际、力求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有效促进中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到迈克尔·波特的新竞争优势理论，这些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分工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产业转移与承接则是实现空间分工的重要途径。产业承接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产业转移理论。
（一）产业空间集聚与区际转移的模式及成因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概念、动因、模式、绩效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Lewis，1954；Krugman，2001；Fujita and Dapeng，2001；Harrison，2005；卢根鑫，1997；陈建军等，2010；魏后凯，2007；郑勇军等，2006；蔡昉等，2009；刘友金等，2012）。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基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来分析区域间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机制、过程和影响等。Ashcroft和Taylor（1977）对英国的产业空间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在区域间的集聚和转移是先按照产业集聚形成区域梯度，然后再根据区域经济综合吸引力进行区域产业转移，从而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Twomey和Taylor（1985）对英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后续研究结果表明，投资激励与地区控制等政策因素对英国的产业转移具有较强的影响，能够有效地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近年来，一些学者比较关注产业集聚模式与区际转移的互动关系。产业集聚的形成会伴随大规模的产业转移[5]，成熟的产业集聚平台因其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而吸引更多的产业转移到该地。关于集群吸引产业转移的模式，She-I Chang（2004）从产业集群化转移的规模或程度等角度进行了分类，对选择性转移和复制性转移进行了区分。认为企业所在网络具有较高的异质性时，彼此间资源的互补程度就越强，知识信息的来源也越广，这样企业就能够接触到新奇的信息，集群里的社会认知因素就能够阻碍集群企业采取大量的复制性转移行为。Biggiero（2006）认为在产业集群化转移过程中，集群企业倾向于与它们的供应商和所信任的合作伙伴一起转移，为的是减少失去以前形成的重要隐性知识和体现在技术工人与管理者身上的能力积累的风险。陈建军等（2010）对我国三大地区间部分转移企业进行研究后指出，实施产业转移是有条件的：一是经济发展要达到一定水平；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二）产业资本的集群式转移与产业组织理论的网络范式
国际国内产业的集群化转移，使集群系统的生产网络得到了高度关注[6]。网络化成长作为产业集聚内企业的关键性特征[7]，被Ritter称为产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新范式：生产网络范式[8]。产业链被看作相关企业根据生产流程所组成的一个网络性组织[9]。唐海燕等（2009）揭示了产业的集群化转移在于要保持企业价值网络运行机理与产业链竞争力之间的匹配关系。哈里森（Harrison，2005）从企业生产网络的角度，认为产业集聚有助于产业链（原材料采购→中间产品转换→成品销售到用户的功能网链）的完善和高效运行。芮明杰等（2009）认为产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将使企业内的竞争优势转化为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将企业间的竞争转化为生产网络之间的竞争。Christos Pitelis（2009）通过对欠发达小国的产业集群和对外直接投资（FDI）的研究，指出小国实施追赶战略的关键在于通过FDI来引导国际产业的集群式转移。Fu等（2006）、罗党论等（2010）也分别从不同侧面研究了转移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产业网络效应问题。这些研究都强调区域及企业间的分工合作是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基本内涵，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转移产业的集聚发展，必须实施产业链整合，以重构产业链，创新产业转移的承接范式。
（三）区域产业链整合与产业竞争力
供应链理论及波特价值链理论从管理学角度对产业链整合进行了研究[10]。我国学者吴金明等（2007）、陈刚等（2006）认为，产业链是以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为链核，基于产业上下游各环节的供需链、企业链、空间链和价值链四个维度有机组合而成的链条，应从企业链着手实现各维度链条的有机整合。芮明杰等（2009）、卜庆军等（2006）认为，产业链整合将使企业内的竞争优势转化为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将企业间的竞争转化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并提出了股权并购型、战略联盟型和产业集群型产业链整合模式。吴金明等（2005）考察了产业链、产业配套半径与企业自生能力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的自生能力强烈要求企业融入全球的产业链中，并成为其不可或缺的节点。郑勇军等（2006）研究了企业集群间产业链整合问题，认为通过集群间产业链培育和吸引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优势，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关键。刘乃全（2012）对我国区域发展进程中的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全面研究，分析了产业集聚形成与产业链整合的原因和动力机制。娄晓黎（2004）根据地域梯级分工模型对区域主导产业演变过程和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区域产业转移的最终结果会使各区域的产业类型和水平与自身的经济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蔡昉等（2009）从金融危机对中国不同地区、产业和企业产生冲击的角度，提出摆脱危机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链整合，实现产业有序转移和升级。这些研究强调产业链之间的竞争替代了企业间的竞争，区域产业链整合是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而必须重构产业链整合的研究范式。
（四）产业转移、产业链整合与区域经济发展
国外学者研究产业转移大多基于国家视角，研究产业的区位集聚条件与空间分布[11]，从而探讨全球产业转移动因机制形成问题。发展经济学通过对产业转移的原因、效应、模式等的考察，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中心-外围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等。在近期的理论研究中，Bell（2005）、舒元等（2009）讨论了区际“技术创新要素流动”和“区际产业分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郑江淮等（2005）在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的实证研究中指出，如果本土企业能够与国际制造业资本形成产业配套，则有利于形成自主产业创新能力。魏后凯（2007）指出，产业的空间迁移产生了以动态联盟为特征的“跨区域群体投资”的新产业组织形式，并以此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卢福财等（2007）、陈建军等（2010）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形成的动力机制、产业转移与承接地产业的配套能力问题，并提出要根据其动力机制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张珉等（2010）考察了网络型产业转移模式对区域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这些成果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强调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产业集聚和与本地产业系统匹配互动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有重要影响。
（五）影响转移产业链整合行为的多因素研究
国内学者汪斌（2001）认为，区际产业转移“雁行模式”的实质就是各区域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向更高层次进行“动态连锁性转换”的过程，也就是说，比较先进的地区为了先实现自己在产业结构方面的调整，才将产业向比较落后的地区转移，而且其转移还呈现梯度分布。如何构建转移产业嵌入承接地产业系统的地方网络、识别其制约因素，进而实现与外部经济网络的耦合互动，对转入区域的产业和经济发展来说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12]。目前，国外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和企业家两个层面进行分析[13]，战略意图、组织文化、信任等企业层面因素以及职业背景、家庭背景、合作意识等企业家层面因素，被认为会影响转入产业的地方网络行为[14]。这种以网络特征来探究转移产业融入转入地产业网络的分析研究方法，虽然在理论完善性和可操作性方面还远未成熟，但已开始受到学界的推崇与关注。
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现实表明，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全球化作用的结果，产业的区际转移与承接已成为导致区域综合实力变化的基本因素[15]。产业转移和产业链整合均是区域发展图景中的重要因素，且产业链整合和产业转移之间存在着交互的耦合关系。二者可通过空间集聚效应、结构优化效应、溢出效应和发展效应对区域经济实力的提升、区域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升级、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关系的形成，以及区域功能的完善、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演进等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6]。
从目前学术界对产业转移的研究成果看，国际上多数著作所论及的主要都是针对本国产业向国外转移；而国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基础，也多集中在国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领域，对于国内各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虽有所涉及，但是在总体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首先，国内的产业转移研究多套用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框架，对国内区际的产业转移研究比较缺乏；其次，许多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方面，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没有对区际产业转移的实质内容做实证研究，尚无法有效指导我国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实践。
本书将我国中部地区作为研究的对象，运用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基本原理和观点，通过借鉴国内外有关产业转移、产业集群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沿理论成果，利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空间分析以及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等方法对我国现阶段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进行探讨，综合分析区际产业转移与承接地产业系统实施整合的内容与路径、演进阶段与驱动机制、模型设计及其效应度量，以期对中部六省在国家崛起战略背景下实现跨越式科学发展做些有益探讨。
四 主要结论与核心观点
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科学有序地承接产业转移是中部地区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
从根本上讲，主动进行产业承接和产业链整合，是深入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充分利用中部地区自身资源和区位优势，抓住机遇，主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优化中部地区生产力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通过科学承接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可以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比较优势，集聚发展要素，壮大产业规模，加快发展步伐。
承接产业转移不仅是中部地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方式，而且是实现与东部发达地区对接和互动的有效路径。产业转移带来的要素注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关联带动效应、优化升级效应、竞争引致效应等对承接地经济崛起起着催化作用。中部地区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坚持以大项目带动优势产业发展，不仅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可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为东部地区腾出更大的发展空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发展质量和竞争力，更好地辐射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布局调整，形成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中部地区产业承接应以培植自身优势产业为目标，通过实施产业链整合，实现向集聚、集群、集约“三集”发展模式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关键是要通过产业嫁接、培植将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逐步形成符合区情、阶段性特征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与自主创新体系。
产业转移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全球生产网络范式下，中部地区通过借助外部关键产业环节的转移嵌入，实施产业链整合是增强承接地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中部地区本土企业与发达地区转移资本进行产业链整合，有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优势，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1] 丁建军：《产业转移的新经济地理学解释》，《财经科学》2011年第1期。
[2] 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3] 陈栋生：《东西互动、产业转移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金融》2008年第4期。庞娟：《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与改革》2000年第3期。
[4] 转引自张永贵《促进我国产业集群转移与承接的健康发展》，《中国投资》2010年第2期。
[5] 刘友金、吕政：《梯度陷阱、升级阻滞与承接产业转移模式创新》，《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1期。
[6] 刘友金、胡黎明、赵瑞霞：《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研究动态》，《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3期。
[7] Cusumano M.，Kahl S.，Suarez F.，“Product，Process and Service：A New Industry Life Cycle Model”，MIT Working Paper，2006，p.228.
[8] Ritter，T.，“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Interconnectedness of Relationships”，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6（29），pp.317-326.
[9] 冯根福、刘志勇、蒋文定：《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2期。
[10] Hart，Oliver & Zingales，Luigi，“Inefficient Provision of Liquidity”，CEPR Discussion Papers，2011.
[11] Humphrey J.，Schmitz J.，“How does Insertion in G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Regional Studies，2002，36（9），pp.95-123.
[12] Parkhe，A. & Ralston，D. A.，“New Frontiers in Network Theory Developmen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pp.560-568.
[13] Jun Y.K.，Le Y.Z.，“Form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lustering：“A New Path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ase of Qingdao”，Regional Studies，2008，42（2），pp.52-73.
[14] Ritter and Gemunden，“Network Competence：Its Impact on Innovation Success and Its Antecedent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3（56），pp.56-67.
[15] 付宝宗：《中国产业区域转移机制问题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
[16] 羊绍武、黄金辉：《低碳经济约束下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现实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