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王寺在中国佛教及文化中的地位管见

易宏 翟建军 吕宇斐

百年之前的中国正处于几近亡族灭种的境地，仁人志士们纷纷远赴欧美或去吸收西方文明成就方面已经先行一步的邻邦日本，留洋“取经”，寻求救亡图存之“真理”。而诸如“取经”“真理”之类的词语，虽为汉字但却是因佛教传入中国而产生的新词汇，仅从这些术语历久弥新的广泛应用上便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依然同佛教的中国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着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携佛经入住洛阳，翌年明帝建白马寺令二僧译经，人们通常以之为佛法传入中国并被官方正式接纳之始，因此，洛阳白马寺可说是佛教正式入华第一站。再三年后，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明帝命在嵩山建法王寺，令二僧在此继续译经。据传后来又有汉人刘峻在法王寺奉敕出家为僧，是为汉僧第一人。传统中国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追求血缘后代繁衍不断，以便自享香火绵延不绝。第一个汉族出家僧人的出现，应当是对传统宗法礼教的一个重大突破。于是，法王寺堪称佛教在华传播或中国化之第一站。显然，作为这样一座寺庙，法王寺的修建与续存在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都有其特殊意义。下面主要从对传统宗法观念的突破或超越的视角，谈谈我们对法王寺在中国佛教及文化中地位的管见浅识。

在长期（父系）宗法制社会中，中国虽然并不缺乏不受官方直接掌控的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的存在，但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基本不存在长期同王权和谐共存的相对独立的宗教组织，作为中国主导性宗教的宗法礼教始终处于同帝王及官僚体系合二为一的政教一体状态，中央政权对宗教的管理也一直处于同王朝更替与兴衰相伴随的“绝地天通”/“家为巫史”的交替循环之中。自从在印度创立之初即相对独立于王权的佛教传入，给被“独尊儒术”政策排除在“正统”之外的各家思想与信仰的重组传承提供了组织借鉴，“儒术”之外的思想与信仰终于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在“道”的旗号下重新集结，形成了道教——中国人创立的以中国传统道家（但不局限于此）思想为内核的、维系社会（不局限于中国）和谐长存的有相对独立组织的本土宗教，也是续存时间最长久的土生非政府组织。

道教虽然对传统宗法礼教有所超越或者突破，但是，也许由于国人的宗法意识过于强烈，这种超越或突破是有限的，道教依然属于大宗法体系，以致堪称“第二礼教”。道教在唐代的兴盛，除了道家道教自身的发展规律之外，不能排除甚至有着较多的由于唐王室与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同姓而可攀亲的宗法性因素。再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四川同一位道士一起参访道观时，这位同行道士每遇观内道士都会主动作礼，而对方基本不予理睬。这位同行道士不由得感慨地说：佛教寺庙的僧人和基督教教堂里的牧师对待外来者，不论同教与否，大多很热情，但我们道教道观里的道士对外来者大多很冷淡，甚至对待身着道士服的外来道士同行，如果互不认识的话，也很冷漠。笔者听后第一反应就感觉这恰好很可能是讲究亲亲原则的中国传统宗法意识在源自本土的道教中的反映。有关这一点，我们都有着亲身体会，中外各行各业从业人员对待客户的态度差异很可能也源于此。这位道士和我们及更多人的亲身体会肯定了佛教以及基督教在引导国人超越宗法意识的积极作用。

如果第一位汉僧刘峻的确在法王寺出家，那么，法王寺也很可能是中国第一座经官方许可专门为僧众宗教活动的开展与传播试点而建立的佛教寺庙，同时还可能是第一座经官方许可专门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建立的寺庙。尽管刘峻等出家时的受戒仪轨不够完善，僧团组织不够健全，但是对于有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之类普遍认识和“发崇拜”传统的汉人来说，剃除须发从师出家，是对根深蒂固的宗法礼教一个很大的突破或超越。作为汉传佛教教团的发祥地之一，作为以华人为主体的超越宗族基于信仰的社会组织萌芽地之一，当时的法王寺，可以说是中外宗教乃至广义的文化交流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宗教文化与社会活动场所。用今天的话来说，也许就是当时的“改革开放特区”。

佛教的中国化，是可考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成功案例。中国文化与思想因佛教的传入而更加丰富多彩，佛教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创造性的吸纳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才得以成为世界宗教。

但是，佛教在淡化中国人宗法观念的同时，其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宗法化。据传在东晋高僧道安（312/314～385年）之前，中土沙门皆从师姓，师来自天竺则姓“竺”，来自月支则姓“支”，而由于各地各门姓氏不一，造成门派的分歧。虽显分歧，但也可说是思想的自然差异的自然表现。不过，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决定佛门一律以“释”为姓。虽然据说因《增一阿含经》以“四河入海无复河名”类推出“四姓入沙门皆称释种”的结论，而得到佛教界的共识，统一以“释”为姓，代代相沿，成为汉传佛教的一大特色。但是，“皆称释种”是就佛法或佛性或道统而言的，旨在破解印度本土的四种姓等级制度，并不意味着需要体现在通常用以显示血统关系的姓氏方面，且非汉传佛教似乎无此惯例，更可能只是道安作为汉人的传统宗法意识在佛教中的反映。道安的想法之所以能在教界迅速形成共识，与其说是佛经的作用，毋宁说是汉文化圈僧众普遍承载的宗法文化基因的内在作用。当然，此类以大宗化小宗或者佛宗化家宗的做法，对超越汉人传统的（父系）血统宗法观念是有积极作用的。再如通常被认为标志佛教中国化完成的禅宗形成时期，著名的“神秀”和“慧能”的“渐悟”与“顿悟”孰为正统之争，恐怕未必符合并无唯一正确法门之说的佛法，这大概也正是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统唯一性意识在佛教中的反映。

实际上，在以家族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家国同构、勉孝为忠的宗法礼教社会中，超越血缘家族的和谐社会组织的建构自古至今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华人的弱项。佛教的传入及其以信仰为核心、超越血缘纽带的社会组织的结成模式，为中国乃至世界华人社团构成的多元化提供了很好的组织借鉴，以至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企业组织以及各类社会团体的结成仍然需要吸取其养分，在这一方面，也正是法王寺及整个佛教可以重新贡献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重点领域之一。

再者，据报道，2010年夏秋在嵩山大法王寺相继发现两块石碑，其铭文中包含可能是日僧名的“圆仁”字样，这是否确指最后的遣唐使日僧圆仁？如果是，他为何在归国中途的紧张行程中来到法王寺而非其他寺庙？受到众多中日学者关注。这些暂且不论，倒是本次论坛主办方提示有关圆仁的议题，让我们联想到了日本著名宗教学家福井康顺博士四十多年前在圆仁故里岩舟町所做有关圆仁演讲的开场白，我们认为有关内容对大家今天相聚研讨佛教学术问题依然有所启示，故特别摘译如下：

进入主题之前先说几件事。

第一，讲讲几年前日本国民被称作economic animals这一说法的含义。

这一说法的字面意思也就是“经济野兽”。有些人把animal这个词想得比较简单，但是，不能不知道那实际上是非常侮辱我们的词语。之所以这么说，大家去大阪世博会便会发现日本人正得意洋洋，为跻身“经济大国”而沾沾自喜。但是，所谓animal，就是“野兽”的意思，亦即“不是人”，“非人”。而且，如果说animal passion的话，也就是“兽欲”，是不堪设想的欲望。economic animals这一表现的含义是说，日本人是虽然勤劳但眼睛里只有金钱的人，甚至在物质性这一点上包含不是人的“野兽”的意思。

进一步讲，也就是说日本人是距离——和“物质”相对应的——“文化”很远的人。如此说来，日本虽然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日本人只是物质欲望强烈而文化素养低下的国民。更直截了当地说，日本人在文化——包括宗教、哲学、文学等方面非常欠缺，亦即“非人”。

另一方面，又想起前些年麦克阿瑟将军曾说我们日本人才“十二岁”。所谓“十二岁”，有些人或许认为说的是日本人因战后缺少粮食，吃了上顿没下顿而肉体发育不良的状态。但那是不着边际的误解。所谓“十二岁”是说，日本人是在文化方面——亦即宗教、哲学等方面幼稚的国民。即所谓缺少文化，也就不过是孩子。

如此想来，大概是在1947年正月，麦克阿瑟将军曾高调说：“啊，基督教徒统治着东洋的天地。”他还曾说：“我是基督徒，但支配着日本天皇。”

在当时，邻邦中国——有今天在台湾的总统蒋介石。蒋妹是佛教比丘尼，但夫人宋美龄是有名的基督徒，大概也因此被拉入基督教。另一方面，当时我们日本的总理大臣是片山哲，他也是基督徒。显然，麦克阿瑟将军就是抱着如此强烈的基督教意识评价日本人并将之视作十二岁少年的。

也就是说，麦克阿瑟曾将日本人看作十二岁少年，现在我们又被称作economic animals，以致不被看作人。虽说日本人也有优点，但从广泛的文化方面或精神方面来看，总被认为是下等方面居多的人，以致不是人，而是野兽。这，决不可一笑了之。难道我们不该深刻反省吗？

福井博士此次1970年5月的演讲，正值同年3月15日至9月13日的大阪世博会会期，也正是日本战后重生、经济腾飞、举世瞩目的时期。虽然当时还没有软实力这一说法，但可以从文脉中感觉到麦克阿瑟将军和福井博士都已经有了宗教或文化软实力的意识。福井博士在演讲的最后又说道：

如果列举几个享誉世界的人物，在日本人中一定有慈觉大师。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外国人蔑称我们animal亦即“动物”，那也就无可奈何了。

与日本当时的情况相似，今天的中国同样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且也是刚开过奥运会，办过世博会，同时又开始反思“GDP至上”可能存在的问题，福井博士40多年前讲的这些话，对当今中国人或当有着相似的启示。具体点说，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本次论坛所在地河南省、河南省嵩山地区的人，“天地之中”的人，如果不知道法王寺，不知道法王寺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宗教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恐怕也很难让人将我们看作有文化的人吧。

我们正是这样怀着对古今中外贤者及其事迹的崇敬之心写就此文，参加此次论坛，同大家分享，以期法王寺及中国佛教和其他宗教为提升中国的宗教以及文化软实力各展所长，为和谐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