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历史沿革 地域地理

1 地名由来

九江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其中，有“九江孔殷”、“九江纳锡大龟”、“过九江至敷浅原”、“过九江至于东陵”等记载。《尚书》成书于战国时期（前476～前221），是一部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着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由此可知，九江之名至少在商周之际就已经出现，并为人所熟知。在当时看来，九江是一个水道众多或水域深阔的地方。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道：“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他相信大禹曾到九江治理水患，这也说明九江自古多水。

九江之名出现后，对它的解释却不尽相同。一种解释认为九江在汉寻阳境内。《汉书·地理志》中“寻阳”县下载：“《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汉唐儒士郭璞、孔颖达、陆德明等都主此说，但对九江江源又各有见解。郭璞在《山海经注》、《汉书·地理志》注、《尚书伪孔传》中反复强调“源之大江，江自寻阳分而为九，皆东会于大江”。而孔颖达所撰的《书经正义》则认为“九江从山溪所出”，“各自别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引用六朝人《寻阳地记》所云九条江之名，即乌白江、蚌江、乌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廪江、提江、箘江，认为这九条江都“始于鄂陵（今湖北鄂城），终于江口，会于桑落洲（今九江县江洲）”。

汉儒刘歆则不以为然。晋《太康地记》中载：“九江，刘歆以为湖汉九水入彭蠡泽也。”刘歆认为注入彭蠡泽（即鄱阳湖）的湖汉水（即赣江）及其八大支流合称“九江”。

宋儒朱熹、胡旦、蔡沈则另辟新说，认为注入洞庭湖的沅、湘等九水为九江。而三人所举九水之名目又不尽相同。

孰是孰非，姑且存之。不过，从《禹贡》“导山”、“导水”二章所提“过九江”之语义来看，其地望当在大江北岸，即今湖北武穴、黄梅一带。故三说中当以第一说较为符合原意。九江最早所指当为一方多水的区域，而非行政区划或地名。

用“九江”之名冠以行政建置，则始于秦代。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灭楚国时，即以楚地置三郡，其一为九江郡。再过两年，秦灭齐，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九江郡仍列其中，郡辖今江西全境、安徽淮南和河南小部分地区，郡治在寿春（今安徽寿县）。汉高祖元年（前206），项羽分封诸侯，改称九江国，治于六安（今安徽六安）。汉沿秦置，仍设九江郡，治仍寿春，但一分为四郡，即九江、庐江、衡江、豫章，辖境已大为缩小，仅有今安徽淮河以南，瓦埠湖流域以东，巢湖以北之地。东汉时期，郡治迁至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划入下蔡、平阿、义城三县，辖境扩展至淮北，而九江现境则分别划入豫章郡和庐江郡。王莽篡位后，国师刘歆持“湖汉九水为九江”之说，而改豫章郡为九江郡，改柴桑县为九江亭。晋永嘉年间（307 ～312），寻阳郡增置九江县。隋代以降，以寻阳滨江，跨江而治，江水会境，遂改江州为九江郡，至此终于实至名归，名得其实。延至明清，改郡为府，入民国改德化为九江，终使九江地名与政区名合为一体。

2 地域地理

“九派寻阳郡，分明似画图”。九江位于长江中下游结合部的南岸，东枕鄱湖，西连幕阜，南接南昌，北临长江，居湘、鄂、赣、皖四省交界处。全境东西长约270公里，南北宽约140公里，总面积18823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699平方公里。

九江山拥千嶂，江环九派，匡庐南峙，长江东流。诗人白居易曾以“左匡庐，右江湖，士高气清，富有佳境”描述九江的形貌。九江地势东西高，中间低，南部略高，向北趋缓，平均海拔32.2米。中部鄱阳湖平原沃野千里，水网交织。西部丘陵山地，层峦叠翠，苍莽蜿蜒。主峰武宁九岭尖，海拔1794米，为九江最高峰，庐山区蛤蟆石附近的鄱阳湖底，海拔-9.37米，为全市最低处。

举世闻名的庐山“奇秀甲天下”，一山飞峙，卓立于长江与鄱阳湖之间，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穿崖，峻伟峗特，灵秀多奇。最高峰汉阳峰，海拔1473.4米。登高望远，极目江汉，长江如带，鄱阳湖似镜，尽收眼底。《徐霞客游记》称：“南瞰鄱湖，水天浩荡，东瞻湖口，西盼建昌（今永修），诸山历历，无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峰，铮铮比肩，然昂霄逼汉，此其最矣。”

明太祖朱元璋曾以诗写庐山远望，“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滚滚长江流经九江，过境长152公里，流域面积3904平方公里。与之相通的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内纳江西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河之水，流域面积16.2万平方公里。湖水面积在高水位时4500平方公里（湖口水位22.52米），其中一半以上的面积在九江境内，故被称为九江的“母亲湖”。鄱阳湖又称彭蠡，亦名宫亭湖。《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这里的彭泽即鄱阳湖。按东晋高僧慧远《庐山纪略》中的说法，因庐山在彭泽之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尔雅》又云“大山曰宫”，滨依庐山的鄱阳湖故又别称宫亭湖。

九江高山、丘陵、平原、江湖兼备，素有“六山二水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全境山岭逶迤，千崖竞秀，山地和丘陵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16.4%和44.5%，森林茂密，植物和野生动物资源均十分丰富。

九江水系丰沛发达，湖泊星罗棋布，有大小河流350多条。九江处在长江断裂带上，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较好，蕴藏着丰富而多样的矿产，是江西省矿产资源大市。

九江临江滨湖，“途通五岭”，“势拒三江”，交通便利，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称。唐代诗人孟浩然在湖北荆州做幕僚时，曾经沿长江东下游历九江，写下了《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一诗，内有“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之句，可以想见当时九江水运的发达。孙中山先生在《治国方略》中曾构想，在长江与鄱阳湖之间建设九江港（鄱阳港），使之成为江西富省之商埠，中国南北铁路的中心。如今，这个构想已成为现实，九江现已形成水路纵横交织、公路铁路南北交错、空中航线畅达的立体交通网。九江境内，105国道与316国道交会贯通，福银高速与杭瑞高速首尾相连。省、县、乡公路四通八达，总里程达3600公里。京九、大沙、合九、铜九和南九城际高铁“五龙”会聚，总里程达389公里。水运承东启西，贯通南北，通航总里程达762公里，九江已成为长江黄金水道沿岸十大港口城市之一，也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对外开放和外贸港口城市，具有交流中转的战略地位。

3 远古先民与民族人口

新石器时期（距今1.5万～约公元前1350），古先越民族就在九江地区繁衍生息，过着聚族而居的原始氏族生活。

《汉书·地理志》引臣瓒语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百越是秦汉以前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古先越民族，由于部落众多，种姓繁杂，分布广泛而称“百越”或“百粤”。

那时的鄱阳湖是一个“泽”，叫彭蠡泽，古长江穿泽而过，大水时汪洋一片，枯水时一片沼泽，只不过是古长江的一个泄洪洼地。古先越人沿着长江、鄱阳湖及其大小支流的广大阶地、山冈或原野，聚族而居，过着母系氏族制的原始部落生活。九江地区所发掘的大量古村落遗址，展现了那时先越人的劳动生活图景和文化生态。

位于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的湖口县流泗镇西境史家桥东的史家桥遗址，1990年经考古发掘，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有陶器制作工场、石器加工场和类似半地穴的居室，存有原始房屋建筑材料，如红烧土块、木柱、木棍等，已具有聚居生活区迹象。采集到的石器有打制的，也有磨制的，如农耕用的耙、锄、斧、锛，渔猎用的网坠，还有加工粮食用的磨盘。采集到的陶器以红陶为多，间有灰陶和黑陶，纹饰以弘纹为主，兼有卷浪纹、连环纹、圆点纹、长方孔纹、三角孔纹等，既有手制的，也有轮制的，为釜、罐、壶、豆、钵、盆、鼎、杯等生活器具。遗址出土的器物品种丰富，以新石器中、晚期的居多。

位于九江县新合乡的神墩遗址，呈台地形，面积约2.5万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堆积，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商代和西周水井等遗迹。出土各种文化遗物和可复原器400余件。其中新石器时代遗物有生产工具石锛、石斧、陶纺轮、网坠等19件，生活用具有鼎、豆、壶、罐等陶制品107件。陶器上有弘纹、绳纹、凸弦纹等纹饰。

位于赣西北修水县上奉乡山背村的山背文化遗址，距今4800年左右。出土的石器磨制精细，浑厚粗壮，有石锛、石斧、石镞、石铲等，以有段石锛居多。陶器以夹砂红陶最多，兼有黑陶、灰陶。器物以罐形鼎为多，还有豆、壶、罐等，纹饰以凹凸弦纹最为普遍，几乎占到整个陶器的90%以上，还有方格纹、曲折纹等几何形纹样。考古学家认为这是分布在赣江流域的一种具有土著特色的原始文化。

这些遗址分处长江、鄱阳湖流域的广大地区，表现出共同的文化特征。生产工具普遍使用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生活用器以夹砂红陶为主，还有泥质红陶、夹砂灰陶等。纹饰多为绳纹、方格纹等几何印纹，器物组合以鼎、豆、壶、罐等为主。这些文化特征正是古越族文化的主体因素和主要特征，“具备古越族考古文化的主体因素”。

九江地区古先越人以氏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同一河系、同一平原、同一溪谷散处的各个氏族结合而成一个部落。他们实行集体劳动，从事农业生产，以栽培水稻为主要生产活动，兼营一些狩猎和捕鱼活动，还有适当的家畜饲养业。古先越人用磨制精细的石锛、石锄、石刀和陶质纺轮进行制作、狩猎和纺织工作，以获取衣食之需，又制作具有一定工艺装饰水平的陶器，如钵、豆、碗、杯、鼎、罐、壶等，用来盛装和储存食物与水。

男女自然分工，男子主要进行狩猎、捕鱼、制作工具和械斗作战等工作，妇女从事采集和稻作工作，还要烧煮食物，缝制衣皮，操持家务，哺育后代。稻作农业收获的稳定，妇女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突出，决定了她们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和地位。一个氏族以女性血缘关系为纽带，聚居在一起。一般都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烧窑区。居住区有大小不一的氏族成员的居址，采取半地穴式或地面式建筑形态。山背文化遗址的房屋内还有用隔墙分开的套间。直到现在，江西的部分山区，还流行这种叫做“边房边厅”的建筑形式。

随着我国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人越过大江进入赣境，先进的夏文化给九江的土著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加速了本地区原始氏族制的解体，开启了华夏民族与古越民族的整合过程。九江地区有关大禹的传说不少。《史记·河渠书》载：“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庐山最高峰汉阳峰上的禹王崖传说是因大禹登临而得名的。庐山紫霄峰有大禹石室，相传大禹在此刻石记功。《水经注·庐山水》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记功。”据传大禹还登上过鄱阳湖入长江水道中的大孤山（鞋山），并刻石记功。种种迹象表明夏禹的足迹已踏遍九江，夏文化已渗入九江各地。

商周以来，中原文明迅速进入九江地区。以商代吴城方国文明为典型代表的地域文化，显示了中原华夏文化与本土先越文化的进一步碰撞交融。吴城文化以樟树市吴城乡吴城村发现的吴城遗址为代表，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游与今鄱阳湖西岸一带，尤以赣北的九江、瑞昌、德安为密集区。

九江德安县石灰山遗址是吴城文化系统的典型遗存。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亦有一定数量的原始瓷。主要器物有鬲、豆、罐、盆等，普遍印有绳纹、方格纹、曲折纹等几何印纹。而瑞昌市夏畈乡铜岭矿山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处矿山，遗址时代之早、延续时间之长、保存之完整、内涵之丰富为世所罕见。

这两处遗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原文化与古越文化在九江的深度交融与发展，以及九江先民生产、生活的面貌。九江地区仍以水稻种植业为主，但在农业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农业管理等方面都有新的发明和创造，开始从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进入“耕作农业”阶段。农作物的品种除水稻外，还有粟、桑、麻，而且麻织品使用较为广泛。畜牧业也有相当的发展，养鸡业更为普遍，养羊业兴旺起来，狗成为先民忠实的狩猎伙伴，家猪也作为重要的肉食来源而被普遍饲养。

青铜冶铸业和陶瓷烧造业当时已高度发达。瑞昌铜岭遗址的发现，将我国采铜炼铜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三四百年。陶业烧制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青瓷，是先民们所取得的两项突出成就，其技术和产品输入邻近地区，给这些地区的文化与文明以巨大影响，也促进了中原地区陶瓷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带来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使集市贸易和边贸往来也日趋活跃，出现了商品交易场所，类似中原殷都的“市”或“肆”。当时，瑞昌铜岭矿工们的生产工具、生活服务器和粮食大都来自贸易市场。商品交换和发展又催生了货币，尤其是金属货币被普遍使用，这显然与发达的铜业生产有关。

约公元前7世纪中期，楚国势力入赣，此后吴、越势力先后由东方进入九江地区。楚威王时（前339～前329），楚人“大败越，杀天元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九江遂入楚人之手。

秦统一中国后，在江西设番、艾、余汗、南壄、庐陵、安平、新淦7县，属九江郡。土著越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更深，逐渐与汉人混同，族属日益模糊。到东汉三国时期，同化进程进一步加深。这期间，九江一带曾发生多次山越人暴动，但都被剿灭平息。随着东吴对山越的镇压和统治的加深，九江的山越人基本被汉化而最终消失。

汉王朝建立后，开始对全国各地进行户口登记，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口统计。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九江境域约有人口47.71万。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受战乱和饥病折磨，人口锐减。南朝宋大明八年（464），九江境域仅有5.68万人。隋统一后，九江境域人口有所增长，但较缓慢。唐贞观之治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速加快。天宝元年（742），九江境域人口达到27.35万。

据史书等有关资料记载，宋朝是九江人口快速发展的时期，人口达38.4万。元朝统一后，九江人口继续较快增长，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已达135.36万。元末明初因战乱频仍，九江人口锐减。明洪武十四年（1381），九江境域人口降至34.06万。此后人口有增有减，弘治五年（1492）增至53.09万，万历年间（1573～1619）则减至30.18万。

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南明南宁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挥师讨伐马士英，自武昌至九江，其部属入九江城烧杀抢掠，“江州数百年居积尽归煨烬，万众赤子半化青磷”，九江人口再度锐减。康乾盛世，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整顿户籍制度，致使人口激增。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江十个县的人口为198.60万。至同治八年（1869），达到253.18万。

清末民初，九江人口缓慢发展，1916年为270.2万，此后三十年（1916～1946），由于历次革命斗争中反动派的杀害与日军的烧杀掳掠，人口又进一步锐减，据统计，1946年九江十县人口仅为133.69万。

1949年5月九江全境解放。此后，九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全民健身意识逐渐增强，城乡面貌日益改变，人口激增，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少数民族人口进一步增多，成为一个以汉族为主，多民族人口聚居的地区。截至2011年年末，九江市户籍总人口502.43万，其中非农业人口137.14万，农业人口365.29万，常住人口476.27万。全国56个少数民族中，在九江生活的少数民族达39个，人口占九江总人口的0.22%。

4 建置沿革

夏商时期，九江境地分属荆州、扬州；春秋时分属吴国、楚国，有“吴头楚尾”之称；战国时多有变更；周元王三年（前474），越灭吴，属越；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楚败越，属楚。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灭楚，以其地设九江郡等三郡，九江郡治设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辖区范围含今江西大部分地区。

汉高祖六年（前201），设豫章郡，治南昌，领十八县，九江境内有六县，即彭泽（治今彭泽西南）、历陵（治今德安）、柴桑（治今九江西南）、艾（治今修水渣津附近）、海昏（治今永修东）、鄡阳（治今都昌东南）。同时设立寻阳县（治所在今湖北黄梅县西南），其江南辖区一部分在今九江境内。

建安十四年（209），置彭泽郡，次年改武昌郡，彭泽县先后隶属此二郡。

三国时期，九江境地属吴，各县分属武昌、豫章、鄱阳、庐江四郡。

西晋元康元年（291），考虑到荆、扬二州疆土广远，统理困难，遂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和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等十郡合并置江州，因临江水而名“江州”，州治曾设寻阳，辖境包括江西绝大部分地区。不久，九江地区郡县有所调整，共设十县，分属于江州的豫章、鄱阳、寻阳三郡。其中海昏、永修、豫宁（治今武宁西）、艾隶属豫章郡，历陵、鄡阳隶属鄱阳郡，寻阳、柴桑、彭泽、上甲隶属寻阳郡。

隋开皇三年（583）十一月，撤郡设州、县。九年（589）废寻阳郡，立寻阳县，废豫章郡，置洪州总管府，废豫宁郡，置建昌县（治今永修艾城附近）。隋炀帝继位后，改州为郡，留下郡、县二级。

进入唐朝又废郡复州。武德四年（621），江州领湓城、浔阳、彭泽三县。贞观元年（627），依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十道，每道设采访使，江州属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全国为十五道，江州隶属江南西道，领浔阳、彭泽、都昌三县。

五代时期，包括九江在内的江淮地区，先后为杨吴、南唐统治。

北宋参照唐设“道”的建置，在各州、军之上设“路”，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时江西属江南东、西二路，九江地区设十县，分属东、西二路的两州一军，即江州（辖德安、彭泽、湖口、瑞昌）、洪州（辖分宁、武宁等八县）、南康军（辖星子、都昌、建昌）。江州、南康军属江南东路，洪州属江南西路。南宋九江地区设县与北宋相同。

元统一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中央设中书省掌管全国大政，各地设分支机构——行中书省，下设路（府）、州、县三级。江西行省下辖十八路九州，九江地区设十县分属江州路、龙兴路、南康路。其中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隶属江州路，星子、都昌、建昌隶属南康路，武宁、宁州（即分宁）隶属龙兴路。

入明，改江西行省为江西承宣布政使司，设五道十三府，其中九江道辖九江、南康、饶州三府。九江府下辖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五县，星子、都昌、建昌隶属南康府，宁州、武宁则隶属南昌府。

清代，九江境内各县隶属仍依明制。至清末，九江地区设九县一州，即九江府所辖的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五县，南康府下辖的星子、都昌、建昌三县和南昌府管辖的武宁与义宁州。

民国元年（1912）废除府州，次年改设省、道、县三级管理体制。江西设豫章、浔阳、庐陵、赣南四道。九江地区属浔阳道，所辖有瑞昌、湖口、星子、彭泽、都昌、德安、永修、武宁、修水、九江等十个县，道尹公署设九江。1926年废道，各县直属省政府。1932年以后，江西省设行政区，区划变更频繁，数量时有增减。1942年以后，九江地区所属湖口、彭泽、都昌三县和武宁、九江、永修、瑞昌、星子、修水、德安七县分属第五、第九行政区。

1949年5月，九江全境解放。7月19日成立江西省人民政府九江分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辖九江、瑞昌、武宁、永修、星子、德安、靖安七县，又单设九江市，直属省政府。不久，建置调整，九江分区形成了十县（九江、彭泽、都昌、湖口、星子、德安、永修、瑞昌、武宁、修水）一市（九江市）的行政建置规模。之后区划有所调整。迄今，九江市管辖十县（九江、彭泽、都昌、湖口、星子、德安、永修、瑞昌、武宁、修水）、二区（浔阳区、庐山区）、三委（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八里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代管两个省辖县级市（瑞昌、共青城）和一个省管副地厅级局（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