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2012年11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周俭派人与我联系，希望我能组织队伍，为一个世界银行在贵州实施的项目进行“社区参与”的评估。我立刻想起了贵州民族大学的孙兆霞教授，她自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从事区域发展与农村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也聚集了一批研究力量。我联系了孙兆霞，她欣然同意。

2013年1月4日，我与周俭副院长在同济规划设计研究院就世行的评估项目进行了专题讨论，我们就项目的目标、内容、时间安排、经费等问题达成了一致。1月14日，我赴贵阳，参加世行项目中期汇报会议，并与周俭、孙兆霞、毛刚强等讨论“社区参与”评估项目的实施。1月16日，孙兆霞率领团队参加了世行项目组的实地考察，“社区参与”评估项目正式开始。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2014年3月中旬，孙兆霞给我发来全部评估文本，要求为世行评估项目的出版写个序。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有点儿难以胜任的任务。

项目组提供的结项材料十分丰富，包括一个“世行项目总报告”，两个基线报告，即“黎平县堂安村基线调查报告”与“剑河县展溜村基线调查报告”，以及14个分村评估报告。这些材料将结集出版，其中分村报告只精选其中的四份，包括“季刀村（上寨）世界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纳蝉村世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 “巫包村世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和“怀恩堡村世行项目社区工作评估报告”。

从常规意义上说，《第四只眼——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中期）“社区参与工作”评估以及重点社区基线调查》是一份高质量的评估报告。评估队伍水平高，分工合理，组织协调好。评估项目研究方法科学，田野工作踏实，搜集资料丰富，足以支持评估分析结论。评估内容覆盖面广，其中的两个基线报告为评估提供了扎实的田野基础，14个村的分村评估呈现了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村际差异，在这样的基础上，总报告的评估意见就“接了地气”。评估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评估总报告中有关项目执行过程的描述与分析给人以启迪。

这是一份超越常规的评估报告。我读完报告，脑海里冒出了一个想法：评估报告是一本可以指导人们从事此类项目的“参考书”。评估报告较准确地描述了世界银行专家组、各级地方政府（项目办）以及世行咨询联合体的行为方式，揭示了项目执行过程中遭遇的困境，更分析了约束着各方行为的视域。由此，评估报告就可能成为“后事之师”——或许，这就是评估项目组作为“第四方”所努力去追求的。以此作为基础，他们给本书出了一个有趣的书名：“第四只眼——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中期）‘社区参与工作’评估以及重点社区基线调查。

评估报告充分肯定了世行项目取得的重要成果。项目的实施改善了相关村落的基础设施，创造了更加优美的旅游环境，其融资杠杆效应更为部分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项目的实施使村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潜在价值”，看到了村落生活方式的当代意义，从而给消极的村民注入了活力，把沉寂的村落打造成“充满希望的田野”。在这里，部分外出打工者的回流就是对项目成果的无声的赞扬。更有趣的是，我们在项目执行时的矛盾与困惑中看到了“人的进步”。世行项目坚持“自下而上”的理念，强调村民主体与社区参与，尽管项目的实践最终难以实现“实质性突破”，但是，世行专家们坚持的这些价值观总会以“滋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参与项目的政府官员与地方干部。世行项目在各个村落的民主实践产生的影响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部分村落，民主实践带来的不是村落秩序，反而是权力斗争与村落的涣散，但是，村民们终究受到了一次“民主的启蒙”。

评估报告有关世行项目“社区参与”问题的分析精辟入里，准确揭示了世行专家组、政府项目办、咨询联合体等各方面临的困境，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世行项目全称“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旨在通过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能力建设，促进社区参与，发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开拓旅游资源，增加经济收益，实现贵州村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目标清晰，资金充裕，各方人员都怀着满腔热情帮助贵州村落里的农民们，但为什么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会出现那么多的困难？出现那么多事与愿违的问题？评估报告认为，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以“群”的“社会性生存”定义社会的公共性，因此，“社区作为文化、价值、生产、生活共同体”是“真正可以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行动主体。如果从社区参与主体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主体性困境”，具体表现为“主体区隔”与“主体消解”。

主体区隔指社区行为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被疏离、被边缘化的状态，具体表现为“目标群体的失语”。世行项目与国内其他项目的差异在于其十分重视“自下而上”、村民意见表达与社区参与，但是，世行项目不可能“一竿子插到村落”，项目的实施需要各级行政部门的支持与合作。问题在这里产生了。正如评估报告所说：“世行项目社区参与实践过程被锁入行政逻辑轨道”，世行向基层民众赋权的努力被无奈地转换成政府寻租的机会，多层结构的“行政吸纳”不仅影响了项目的有效执行，还伤害着政府形象。更麻烦的是，在世行项目进入村落以后，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可能机智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项目，强化他们自己的权力，于是，项目的执行有社区参与之名，无社区参与之实。

世行项目在村落中的实施还可能事与愿违，导致社区“主体消解”。评估报告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令人满怀期待的社区居民参与理念，在实施过程中也没有使原有的权力结构更平等，利益分配更公平。反而由项目所携带的公共资源加速了 ‘村落共同体’的瓦解，社区俨然已逐渐演变为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集中和交汇之处。”项目导致村落内部权力分化，并进而破坏着传统村落文化的纽带。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已经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极大冲击，传统村落文化日渐式微。这时候，项目的实施可能很难拯救日益边缘化的传统村落文化，却会加速社区主体的消解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的干部与“能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主体性困境”的解读为“走出困境”提供了机会，项目报告隐含着三个重要见解。

其一，主体的发现。在世行项目实施过程中，主体常常被行政逻辑与村落权力所遮蔽，从而导致了区隔现象，所以，突破遮蔽，发现社区行动主体，成为任何社区参与项目的首要任务。评估报告提出“社区为文化保护与乡村旅游的主体”，更强调发现“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并进而发现地方性传统文化的精髓，“合作精神的源头”，民族社区整合的机理。

其二，主体的建构。如果“主体的消解”是市场经济对于传统文化冲击的产物，那么，主体的建构不仅要以主体的发现为前提，更要创造一种“社区主体型”的发展路径。正如评估报告所说：“好的可持续的乡村社区旅游，其旅游产品最重要的体现不是观光，而是乡村生活体验。从观光的角度讲，乡村社区旅游的过程，也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过程，包括村落格局、建筑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特色农产品、健康食品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则在于和村民在友善、开放的环境之下的互动。”

其三，主体的转型。在贵州农村，“社区主体型”的发展并不是也不可能重返传统，恰恰是超越传统，使传统真正融入于现代性之中。因此，在任何社区参与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社区主体的转型都是关键的环节，正如评估报告中谈道：“从伦理共识约束到契约约束，从权威控制到村庄治理，从差序格局到社区组织，从熟人社会到公共利益为本等，都是现代化转型中乡村需要积极面对的一面，也是在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需要匹配的社区行动机制的支持系统。”但是，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主体的转型必定经历艰难的过程，在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于为农民提供实践与创造的机会。

张乐天

2014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