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社会心理研究(城市学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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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与城市认同感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受温州市鹿城区科技局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S10104)和2011年度温州文化研究项目资助(编号:Wyk11113)。

☉ 陈莉 唐闻捷 陈庆健 郑飞中 陈莉,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温州医学院应用心理系博士生;唐闻捷,通讯作者,温州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陈庆健,温州医学院副教授;郑飞中,温州医学院教师。

内容摘要通过在温州20余家企业中随机抽取284名外来务工人员,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量表、农民工城市认同问卷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温州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感水平较低,受人口学因素影响,且两者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另外城市认同水平在生活质量高、低上存在差异。2.生活质量对其城市认同感具有显著的正预测。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助于其城市认同水平的提高,这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 生活质量 城市认同感相关关系

一 引言

温州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的较好城市之一,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打工人员来到这里谋求发展。根据2008年12月底温州市公安局一组统计数据显示,温州全市登记在册的外来务工人员共有326.4万,其中鹿城、瓯海、龙湾三区有165.1万人,占温州常住人口的40%,位居全省第一。

然而由于城乡文化差异、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原因,外来务工人员在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没有享受到其应有的权利和资源,成为一个弱势群体。他们长期远离家乡生活在异地,生活压力大,生存环境恶劣,职业发展受限,总体上生活质量不高,与所在城市的融合有障碍等,都是值得社会各界关注的大问题。尤其近几年来,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温州地区出现了比别的地区更严重的“用工荒”“招工难”现象。来自温州市职业介绍中心的一组数据显示,来温州务工的外来人员在2006~2009年3年中,每年以20%的比例在递减。因而,研究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感显得更加必要。

本研究以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为对象,考察研究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的相关因素,从中探索各相关因素间的相互联系,进而对外来务工人员提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感提出有用的建议和参考。

二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一)问题提出

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但以往的研究主要倾向于描述外来务工人员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状态,而在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方面和以后的长期发展问题上则研究得相对较少,有关他们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研究则更少。温州地区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流入地之一,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已成为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焦点,对于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与城市认同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因此,本研究将以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为对象,应用具有良好信效度的《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量表》和《农民工城市认同量表》进行施测,收集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与城市认同感的数据,了解当前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状态,并从中探究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寻找方向和启示。

(二)研究意义与目的

温州作为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流入地之一,妥善处理好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问题,是温州政府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关系到温州能否长期稳定的发展。本研究将通过收集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感这两方面的数据来了解当前外来务工人员的现状,进而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了解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的理论观点,对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感提出建议,为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一定参考,并为相关方面的后续研究指出方向。

本研究目的在于:

(1)通过发放量表,调查收集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感的数据,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现状。

(2)通过对所得数据加以处理分析来发现两者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并了解两者具有何种相关关系。

(3)通过对所发现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感的可行建议,使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

(三)研究假设

假设一 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受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学因素影响。

假设二 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与城市认同感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三 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感在生活质量高分组和生活质量低分组上有显著性差异。高生活质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感水平比低生活质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感水平高。

假设四 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对城市认同具有预测作用。

(四)研究设计

1.被试

本研究从温州梅头工业区、滨海工业区、永强工业区20余家企业中随机抽取外来务工人员340名进行施测,回收问卷308份,回收率90.6%,剔除回答明显随意性的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84份,有效率83.5%,具体被试情况见表1。

表1 被试基本情况

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测量法进行被试数据的收集,生活质量以《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进行施测。城市认同感以《农民工城市认同问卷》进行评定。

(1)《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

该问卷是关于生活质量的综合性问卷,通过对4800户家庭8550人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于1998年经对问卷敏感性、信效度等重新检测后修订的。该问卷包括物质生活状态(条目F1~F10)、躯体功能(条目F11~F30)、心理功能(条目F31~F50)、社会功能(条目F51~F70)4个维度,总共20个因子,74个条目。每个条目均为1~5评分,有些条目为1~5正向评分,有些条目为5~1负向评分,数据分析时负向评分应转换成正向评分才能应用。蒋儒标:《社会救助的“温州模式”——温州外来务工人社会救助的实践和思考》, 《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年第19期,第101~103页。

统计学分析显示,该问卷重测信度在0.84以上,条目与总分相关在0.38以上,条目内部相关在0.66以上,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可接受水平。条目内容是在反复修改并实践后确定的,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李凌江、郝伟、杨德森:《社区人群生活质量研究——生活质量问卷QOLI的编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9卷第5期,1995年,第228~229页。

(2)《农民工城市认同问卷》

由西南大学贵永霞编制,包括积极认可、学习倾向、城市抵御、城市融入、积极向往、城市疏离和城市归属7个维度。问卷共有28个条目,另附两个测谎条目,共3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为1~5评分。条目7、10、15、16、26、36、47、61、63定位反向题。统计学显示,该问卷总体信度为0.713,内部一致性信度都在0.591以上,因此该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同时该问卷编制严谨,内容也具有代表性。总分与各维度的相关性在0.40~0.80以上,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在0.20~0.50之间,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

3.施测程序

本研究由笔者为主试,首先随机抽取的外来务工人员5~6人为一组,带到事先准备好的办公室,保证了施测时环境安静。在讲明具体要求并宣读指导语后,再由外来务工人员独立填写问卷答案,施测时间在30分钟左右。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

4.数据处理

获得有效问卷后采用SPSS16.0进行数据录入并建立数据库,逐一核对数据后计算出各量表的总分。得出总分后再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三 结果与分析

(一)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的一般特点

1.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的一般情况

对284份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的有效问卷中生活质量总分、躯体功能维度、心理功能维度、社会功能维度、物质生活水平和总体生活满意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出的数据与温州当地人的生活质量数据相比较,数据来自2011年王少峰等人的研究。王少峰、夏志娜、王晓清:《老年期痴呆患者以及亲属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年第8期,第915页。统计分析后数据如表2。

表2 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的一般情况

由表2可见,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在生活质量几个维度上与当地人有差异。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在躯体功能维度得分上显著高于当地人。在社会功能维度、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总体评价的得分上均低于当地人,且具有相当显著的差异。

2.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在年龄上的差异

将284位外来务工人员分为25岁以下、25~35岁、35岁以上三组,并通过方差分析对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不同年龄组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

表3 生活质量在年龄上的差异

由表3可见,不同年龄组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心理功能维度、社会功能维度、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和生活质量总分上有显著差异。通过LSD分析可得:(1)在心理功能维度(p=0.017, p=0.010)、社会功能维度(p=0.014, p=0.002)和生活质量总分(p=0.023,p=0.021)上,25~35岁年龄组的得分显著低于25岁以下和35岁以上年龄组。25岁以下年龄组和35岁以上年龄组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别,与章国荣和宋跃征的研究结果相符。章国荣、宋跃征:《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统计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页。(2)在生活质量总体评价上,25岁以下年龄组的得分显著高于25~35岁(p=0.014)和35岁以上(p=0.010)年龄组。25~35岁年龄组和35岁以上年龄组没有显著差别。

3.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将284位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分为小学(低文化程度)、初中及高中(中低文化程度)、中专及中专以上(中高文化程度)三组,并通过方差分析对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不同文化程度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

表4 生活质量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由表4可见,不同文化程度在社会功能维度、物质生活水平维度、生活质量总体评价得分和生活质量总分上有显著差异。分析两两差异可得:(1)在社会功能维度(p=0.012, p=0.014)、生活质量总体评价(p=0.005, p=0.036)上,中专以上组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得分显著高于小学组、初中及高中组的得分,小学组与初中及高中组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2)在物质生活水平(p=0.027)、生活质量总分(p=0.010)上,中专以上组的外来务工人员得分显著高于小学组的得分,但小学与初中及高中组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4.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在身边同乡朋友数量上的差异

将284位外来务工人员身边同乡朋友的数量分为0~3人、4~10人、10人以上三组,并通过方差分析对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身边同乡朋友数量的不同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

表5 生活质量在身边同乡朋友数量上的差异

由表5可以得出,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身边同乡朋友数量的不同在生活质量的心理功能维度和社会功能维度得分上有差异,并且差异显著。进一步通过LSD分析可得,身边同乡朋友数量在0~3人之间的外来务工人员,无论在心理功能维度还是社会功能维度上的得分均是最低的,尤其低于身边同乡朋友数量在4~10人之间的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功能维度p=0.020,社会功能维度p=0.024),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5.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在月收入上的差异

将284位外来务工人员的月收入分为1000元以下、1000~3000元、3000元以上三组,并通过方差分析对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在月收入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表6。

表6 生活质量在月收入上的差异

由表6可以看出,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月收入不同在生活质量的差异是很显著的。其中在躯体功能维度、心理功能维度、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总体评价的得分上的p<0.05,在社会功能维度得分和生活质量总分上的p<0.001。进一步由两两分析可得:月收入在3001元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的得分都显著高于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p <0.05)。尤其在社会功能维度和生活质量总分维度上差异尤为显著(p=0.000)。

另外,由数据分析可得,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在男女性别、在本市所处的时间、籍贯等人口学因素上没有显著差异。

(二)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感的一般特点

1.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感的一般情况

对284份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感的有效问卷中城市认同感总分、积极认可、学习倾向、城市抵御、城市融入、积极向往、城市疏离、城市归属7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出的数据与广东等10多个省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感的数据相比较,数据来自贵永霞《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与城市依恋研究》。贵永霞:《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与城市依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0,第23~26页。统计分析后数据如表7。

表7 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感的一般情况

由表7可以看出:(1)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总分显著低于其他省市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总分。(2)在积极认可、学习倾向、城市抵御、城市融入、积极向往、城市归属维度上,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所得分数亦显著低于其他省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得分。(3)在城市疏离维度上,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得分高于其他省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得分,且差异显著。

2.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感在处于所在城市时间上的差异

将284位外来务工人员在温州的时间分为1年以下、1~3年、3年以上3组,并通过方差分析对这三组在城市认同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表8。

表8 城市认同在处于所在城市时间上的差异

由表8以及进一步的两两分析可以得出:(1)在总分上,三组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温州3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总分显著高于在温州1年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p=0.018)。(2)在学习倾向上,3组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由表中可知随着处于温州的时间的增加,外来务工人员的学习倾向也随之增强,即在温州3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学习倾向显著高于1年以下(p=0.050)和1~3年(p=0.008)的外来务工人员。

另外,由数据分析可得,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等人口学因素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三)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感之间的相关关系

将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量表的总分和各个维度分进行相关分析后,所得数据如表9所示。

表9 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得分的相关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由表9可以看出:

(1)在生活质量总分上,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总分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来务工人员的积极认可、城市融入、城市向往和城市归属也随着生活质量的升高而提高。

(2)在躯体功能维度上,外来务工人员的躯体功能越好,其对温州的积极认可、城市融入和城市向往水平也越高,继而城市认同的总体水平也提高了。

(3)在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维度上,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功能也与城市认同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外来务工人员的积极认可、城市融入、城市向往和城市归属感也随着其心理功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4)在物质生活水平上,外来务工人员的物质生活水平越高,其学习倾向、城市融入和城市归属水平也越高。

(四)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高、低生活质量者在城市认同感上的差异

在284份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中,对生活质量总分进行分组,将生活质量得分前27%当作生活质量作为高分组,得分后27%为低分组,中间样本为中等组,对这3组与城市认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检验结果如表10。

表10 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感在高、低生活质量组上的差异

由表10和两两分析可以看出:

(1)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总分因生活质量得分不同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生活质量分为高、中、低3组,城市认同也被分为高、中、低3组,即生活质量高分组的城市认同水平最高,生活质量低分组城市认同水平最低(高、中分组p=0.003,中、低分组p=0.037)。

(2)外来务工人员的积极认可得分因生活质量得分不同存在显著差异,生活质量得分为高分组的外来务工人员积极认可水平高于低分组(p=0.008)。

(3)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融入得分因生活质量得分不同存在显著差异,生活质量得分为高分组的外来务工人员其城市融入水平最高(高、中分组p=0.003,高、低分组p=0.002)。

(4)外来务工人员的积极向往得分因生活质量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生活质量低分组的外来务工人员积极向往水平最低(高、中分组p=0.000,中、低分组p=0.001)。

(5)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得分因生活质量不同存在显著差异,生活质量高分组的城市归属感最强(高、低分组p=0.013,高、低分组p=0.007)。

(五)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各对城市认同感的预测

以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总分为因变量,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和因子以及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自变量均以逐步回归方式进入,得出的结果如表11。

表11 生活质量各个维度及因子对城市认同总分的回归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由表11可以看出,生活质量中的社会功能维度和物质生活维度对城市认同总分具有较高的预测性。在进行回归分析中还发现,人口学资料中与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有显著相关的变量均未能在逐步回归中进入,表明了人口学背景资料对城市认同感的预测并没有太大功效。

四 讨论

(一)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的一般特点

1.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的一般情况

从回收的问卷数据来看,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水平低于温州当地人的生活质量水平,其中,外来务工人员的躯体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水平都显著低于温州当地人。另外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感水平,包括积极认可、学习倾向、积极向往、城市归属几个维度,均显著低于在其他省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同时,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疏离又显著高于在其他省市的外来务工人员。这说明,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水平均不太理想。

温州是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此次问卷调查的20余家企业基本属于民营制造业企业,如民营鞋厂、民营皮革厂等,企业的性质决定着这些企业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处于高工作强度、低工资水平和差工作环境的境地。加之温州是排外思想比较严重的城市,造成了外来务工人员在温州地区较难得到比较好的社会支持,感受不到城市的包容性。

然而,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以及城市认同,从近期看,关系到温州的众多民营企业能否在“民工荒”“招工难”的困境中留住并且招到务工人员,从长远看,关系到温州地区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关系到温州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因而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需要民营企业、温州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2.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在人口学资料上的差异

从人口学的资料分析来看,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在年龄、文化程度、身边同乡朋友的数量和月收入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从年龄上看,根据25岁以下、25~35岁、35岁以上将284名外来务工人员分为三组,这3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由LSD两两比较分析得出,25~35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是三组中最低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婚姻与家庭(p=0.009)、工作与学习(p=0.005)等几个因子上。推测原因可能是:25~35岁正是人们成家立业的阶段,外来务工人员也不例外。随着家庭的成立和子女的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压力也在随之增加。同时,这个阶段正是事业上升的关键期,工作和事业发展压力也逐渐加大。

从文化程度上看,文化程度为小学(低学历)、中学和高中(中等学历)、中专及中专以上(中上学历)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生活质量的社会功能(p=0.028)、物质生活水平(p=0.034)、生活质量总分(p=0.036)上存在差异。由LSD两两比较表可以看出,文化程度为中专及中专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功能高于其余两组,同时中专以上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总分也相对较高一点。差异主要体现在业余娱乐生活(p=0.011)、住房(p=0.006)、经济状况(p=0.025)和生活质量总体评价(p=0.018)几个因子上。究其原因可能是: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其职业角色可能不是最底层的体力工人,而是参与到一定的管理队伍中去,这使得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也随之提高,劳动强度随之下降,从而改善了住房和业余娱乐生活,从而他们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也相对要提高了许多。

从身边同乡朋友的数量来看,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在身边同乡朋友的数量上也存在差异,尤其在心理功能社会支持(p=0.039)和社会功能(p=0.036)上差异显著。其中身边的同乡朋友数量只有0~3人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维度得分均处于三组中的最低水平。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社会支持(p=0.025)和人际交往能力(p=0.001)两个因子上。原因可能在于:对于身处他乡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身边同乡朋友不仅仅只是朋友而且还是家人。身边同乡朋友较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更容易得到同乡朋友的社会支持,也有一个相对较大的人际交往范围。

从月收入来看,总体来说,外来务工人员月收入对生活质量的水平影响是最大的。无论是生活质量总分,还是生活质量的4个维度,都因月收入不同而存在差异,且差异十分显著。这与Daniel Fu Wong和Grace Leung的研究得出的财政困难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是一致的。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得分都显著高于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尤其在社会功能维度和生活质量总分维度上差异尤为显著(p=0.000)。差异主要体现在正性情感(p=0.004)、社会支持(p=0.000)、住房(p=0.000)、社区服务(p=0.018)、生活质量总体评价(p=0.008)等多个因子上。在这点上原因不难推测,一方面,个人经济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显得格外重要。另一方面,温州是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城市之一,2004年浙江省城调队消费价格处对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南京、宁波、温州5个城市的生活成本调查中发现,温州在38项指标中有9项居榜首,成为生活成本仅次于上海的城市。浙江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平旭珍:《浙江主要城市及上海、南京生活成本的比较》, 《中国信息报》2004年12月15日,第3版。由此可见,对于温州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月收入的高低,决定着他们是否能支付高额的生活成本,也影响了他们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水平等。

本研究也从人口学资料的角度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水平。在所有人口学资料中,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影响相对较大的是在本市的时间。从研究中可以看出,随着在温州的时间变长(3年以上),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总分和学习倾向维度与其他两组具有差异性。即在温州3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认同总体水平和学习倾向上均是最高的。而在温州1年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对温州的积极认可水平是最低的。推测原因可能是,随着在温州时间的增加,外来务工人员逐渐适应了温州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并且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开始认同温州,学习温州。这同样也能解释为何在温州1年以下的务工人员积极认可水平最低。

综上可以看出,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的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的具体措施则更具有针对性。

作为企业来讲,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进而来提升外来务工人员对生活的满意度,从而影响到外来务工人员的总体生活质量;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发展状况,增加技能培训的机会;适当降低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强度,改善工作环境,给予外来务工人员更多的人文关怀,做到“用人先留人,留人先留心”。调查发现,企业提高工资水平并且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发展满意度,将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利于企业吸引数量更多、素质较高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作出贡献。王丽:《服装制造业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基于温州》,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年第1期,第28页。

作为温州政府来讲,首先,应该做好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工作,努力让外来务工人员“有活干,而且能越干越好”。政府应与企业联合起来,加强外来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组织外来务工人员培训班,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培训基地,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免费培训的机会,努力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技能、素质、生产质量和安全生产的意识。其次,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也是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水平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温州政府一方面应尽快完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与外来务工人员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的执行和保护外来务工人员权利的力度。另外,政府应规范外来务工人员的用工市场,加大监管力度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改善拖欠工资、无合法劳动合同的现状,对违反《劳动法》的用人单位进行依法处理。有调查表明,浙江地区在已签订合同的外来务工人员中,不清楚所签订劳动合同详细内容的就有14.3%,邱海祥、孟松林、孙燕娟:《浙江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 《政策瞭望关注民生》2007年第9期,第17页。这不仅说明外来务工人员雇佣市场不规范,也说明外来务工人员维权意识较差。刘渝琳、刘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现状及成因分析——来自重庆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 《人口学刊》2009年第1期,第35~36页。同时,大力宣传外来务工人员和温州当地人是“一家亲”,逐渐改变温州人排外的思想。

(二)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感的关系

研究发现:(1)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认同总分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活质量中的躯体、心理、社会和物质生活水平各自与城市认同中的积极认可、学习倾向、城市融入、城市向往和城市归属几个维度都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对城市认同感具有重要正面影响,与假设相符。(2)将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的得分分为高、中、低三组后研究发现,这三组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得分存在显著差异。高生活质量得分的外来务工人员其城市认同总分、积极认可、城市融入、城市归属和积极向往维度的得分都是3组中最高的。其中,高、低生活质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积极向往维度上差异尤其显著(p=0.000)。以上两点说明生活质量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认同水平也会比较高。较高的生活质量会使外来务工人员更加认可所在城市,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意或无意学习所在城市的文化和精神,更加向往所在的城市,更加积极地融入到这个城市中,从而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最终成为城市和企业吸引外来务工人员的隐形因素,为城市的发展和稳定作出贡献。因此,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是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感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三)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对城市认同感的预测作用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温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中的社会功能维度得分和物质生活水平得分对于城市认同感具有显著的正预测作用。经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预测作用较多地体现在社区服务(p <0.01)、生活环境(p <0.001)、婚姻与家庭(p <0.001)以及自尊(p<0.001)这几个因子上,在相关研究时发现社会功能维度和物质生活水平与城市认同的相关性也是比较强的,说明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水平越好,则预测着其城市认同的水平也会越高,即如果外来务工人员享有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较强社会功能,那我们有理由预测其城市认同水平也会比较高。

(四)研究的局限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是问卷测量法,在研究方法上显得过于单一化。(2)本次研究采用的工具即问卷,都是自评式量表,容易因为被试自身的知识水平、理解水平不同而产生偏差。(3)由于问卷的施测时间大部分是被试在工作时,因而施测过程较为仓促,难免因个别被试测量时态度的不同带来结果的偏差。


参考文献

1.武学婷:《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融合现状及影响因素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宁波大学,2009,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