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际贸易的历史趋势

18世纪末19世纪初，富于进取精神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出了两位杰出的代表，他们创立的学说成为现代国际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这就是亚当·斯密（1723～1790年）的绝对利益理论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的比较成本理论。他们的理论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或相对优势的理论从经济学上说明了为什么在一方拥有较低成本的优势下，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大卫·李嘉图提出了相对优势以改进绝对优势理论的一些不足。19世纪中叶，马克思（1818～1883年）、恩格斯（1820～1895年）在英国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世界市场的开放与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分析，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出历史发展的一项规律：如果是手工业和自然经济产生了封建时代的封闭式社会；那么机器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开放的趋势。20世纪初，列宁（1870～1924年）进一步引申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20世纪30年代哈伯勒（1900～1995年）引入“机会成本”概念，将要素的使用与选择纳入，进一步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他们的理论已随着机器大工业、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不断被历史证实，不但在西方发源地被证实，也在东方具有特色的中国经济进程中一再被历史证实。

历史与当代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国经济开放，与世界贸易相关联是应对挑战的最佳选择之一。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方面的资源，才能持续激发改革的动力和发展的活力，才能在强手林立的竞争中不断突破藩篱求得发展。开放与改革，这个基本国策是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也是中华民族汉唐以来两千多年得以兴旺的历史瑰宝，是我们最珍贵的治国理念。

倡导世界各国之间贸易往来，反对各种形式的封锁禁运，是近现代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20世纪中叶，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颖而出的新中国对于国际市场具有更加迫切的要求。其源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和管理困境。

1840年前后，古老的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封闭后在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下被迫开放，其间主权受损，开放与屈辱共生。近代机器工业在帝国主义的挤轧之下，一波三折，艰涩生长。这样的对外贸易无平等可言，连续73年入超。20世纪40年代末，贫穷落后的中国已是危机四伏，经济崩溃。新中国诞生以后，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目登上了世界舞台。实现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与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形成鲜明反差。“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基本国情，使得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跻身国际市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强烈的迫切性。

首先，中国的产业落后，结构畸形，设备不足。1933年近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2.3%，以1949年以前产量较高的1936年为例，工业几种主要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为：电力7.9度（同期美国为1144.5度）；钢0.9公斤（同期美国为376.3公斤）；棉布7.34米（同期英国为70.38米）。1949年中国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人均占有量与1950年的印度相比：电力，印度为中国的1.7倍；钢，印度为中国的13倍；棉布，印度为中国的2.75倍。1949年中国的农业产量按人均计算为每人占有粮食209公斤，棉花0.8公斤，油料4.75公斤。这样低的人均占有量，决定了农业收入中可以用于积累的部分是很小的。在近代工业中，重工业的比重很小，大多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机械修理厂，以及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难以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能源、设备和原材料。奠定工业化基础的重工业（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等）由于所需资金多，技术要求高，建设周期长，要发展则举步维艰。

第二，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紧缺，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中国的自然资源按总量可称“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众多，重要资源的人均水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数。如1949年年底全国约5.4亿人口，其中农民占80%以上，而耕地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10左右，每个农民人均耕地为3.28亩，仅为世界平均占有量的1/3，相当于加拿大的1/17，美国的1/8，苏联的1/7，法国的1/3，印度的2/5，且耕地质量较差。旧中国农民贫困破产，城市工业衰落，造成广大的失业群体，1950年年初仅城市登记失业工人与失业知识分子即达150万人。同时，国家资金紧缺，1949年财政支出中赤字近半数，国家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加剧了物价波动。1950年3月，政府通过统一财经稳定了物价，但资金不足仍是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难点。为了维持社会运转，不得不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办法，以致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牺牲效益来解决平等和稳定的问题。

第三，教育落后，科技水平低。1949年，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仅有18万余人，而且学科分布很不合理；中小学很少，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仅20%左右，全中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1950年全国高校计划招收5万人，但全部高中毕业生仅3.6万人。1952年，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急需，不得不让8433名理工科大学生提前毕业上岗，但仍不敷需要，只得实施集中使用、重点配备的方针。与教育落后、科技人员数量少相关联的是生产技术水平总体落后，农村中农业耕作近乎原始，基本靠手工劳动；工业门类短缺，设备陈旧，主要设备靠进口。

在如此落后的基础上，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国家，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斗外，吸收国外的资金，引进先进设备，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用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来加快中国的科技进步和提高教育水平，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因此，在新中国诞生前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明确主张内外交流，要求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合资办企业等。

毛泽东在对外贸易上态度一直十分积极。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反复强调：“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明确地反对闭关锁国。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向客人说：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他指出，我们这类国家，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联系，不做生意。他倡议中英两国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同年10月，他会见与英国有密切联系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尽管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是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丘吉尔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他们合作。1961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密特朗时说，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中法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人民来往的贸易关系还是可以进行的。1964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团时说，我们做朋友，做个好朋友。我们之间有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负我们；第二，两国在商业上文化上互相往来。我们之间希望不仅要进行贸易，还要把禁运物资也反掉。为了打开中国经济交流渠道，毛泽东更是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作。1964年，他在会见奥因寿光时，对日本一些大企业也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来往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说，单搞中小贸易，不与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半个多世纪之后，2006年4月，胡锦涛在美国西雅图出席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工商企业界与友好团体举行的午餐会时指出：“应该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消除各种贸易壁垒，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合理、透明、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2013年9月，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峰会上提出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等理念，倡导成员国携手努力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表明，中国主张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原则是一贯的。尽管中国人在1840年以来一个世纪中长期被掠夺、受欺凌，但是，新中国没有等待援助的弱者心态，而是要求自立于世界之林，得到公平的对待。

然而，在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迈向世界市场的道路上，曾经荆棘丛生，障碍高矗。一百余年命运多舛的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严峻考验。只有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引下，通过努力奋斗方能艰辛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