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理论、技术溢出理论、吸收能力理论以及后发优势理论。

一 技术进步理论

技术进步理论的演进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自新古典增长理论以来，技术进步就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假定为外生的，经济学家对这一技术外生假设的不满促使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假定为内生的。

为了保证市场的完全竞争性，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生产要素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特征。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意味着，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仅仅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存在一种外生的技术变化，正是产生了这种外生的技术变化才导致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该假设引发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借助假定的外生技术实现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人为假设的结果，不符合经济增长的逻辑与事实。

为此，我们必须实现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解决的方法之一是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假设的那样，继续假定知识不是一种经济产品，从而知识不参与生产要素的分配。在此假设下，知识不是由竞争性的市场主体生产出来的，而是由某种其他生产要素投入派生出来的，这种派生过程被Arrow（1962）界定为“干中学”，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不断积累与生产相关的知识。在这种意义上，知识的来源及积累的原因可以看作被内生化地解释了。之后，不少经济学家都继承了这一研究思路，Romer（1986）在其增长模型中假设知识是由投资派生的，且假定知识具有外部性等特征。此外，Greiner & Semmler（2002）对 Romer（1986）进行了拓展性分析，但这种拓展性分析仍假定知识是由投资派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Romer（1986）模型中假定知识是由投资派生的，但是这种知识并不是有意识研发的产物。此后，Romer（1990）假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具有排他性特征，也就是说，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获取的新知识增量，一方面会增加社会总的知识存量，但另一方面，由于专利的存在，知识在其应用上又具有排他性的特征。

在模型中，研发领域的直接应用对应于研发部门，知识的直接应用对应于中间品生产部门。在研发领域中，知识增量的生产函数被假定为知识存量和劳动投入的增函数（Lucas，1993）。Solow（1997）在处理研发问题上引入了研发风险要素，在Solow（1997）模型中，创新被假定为以泊松流的方式实现。在Solow（1997）模型构建中，经济增长被假定为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突发的非连续性的创新，二是来源于基于“干中学”的持续的技术改进。而在Arrow（1962）模型中假定“干中学”的效果是无限的，这一假设显然与现实不符，为此Solow（1997）假定“干中学”的效果是有限的，这一假设意味着，仅仅依赖持续发生的“干中学”不能保证经济的无限增长。而突发的非连续性的创新可以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这是因为每次创新的出现必然导致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提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Aghion & Howitt（1992）模型也假设创新出现的不确定性，且认为创新表现为中间品的增加，但是他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创造性毁灭”的概念，也就是说，新的创新会对现有知识产生替代，也即创新的作用是产生一项新的中间品，而这一中间品将替代原有的中间品。而在Dinopoulos & Syropoulos（2003）模型中，知识的增长被描述为在位厂商和潜在竞争者的研发成果总和。

在开放经济系统中，技术进步路径主要包括：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对后发国家而言，要实现工业化的赶超，实际上就是要实现技术的赶超。综合来看，后发工业国家要实现技术赶超应该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阶段应当以技术引进为主，通过引进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自身技术进步。②第二阶段应当是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并重，通过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打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垄断，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同时仍需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战略，通过技术引进和吸收实现赶超。③第三阶段必须以技术创新为主，通过注重研发创新，获得先发优势，从而实现跨越式赶超。

二 技术溢出理论

尽管新增长理论指出了知识产品、技术的外部效应对内生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即由于知识产品的非竞争性使整个经济系统呈现报酬递增现象，然而早期内生增长理论主要考察的是在封闭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增长。事实上，随着各国经济活动往来的日益密切，在开放经济中一国通过与外国建立经济联系、开展经济活动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另一条重要源泉。广义而言，一国技术进步可以分为自主创新与对外界的技术引进、模仿与吸收，其中后者在各国技术进步中已经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Keller，2002），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Coe & Helpman，1995；Eaton & Kortum，1996）。

类似国内研发的外部效应，一般将国外研发活动通过各类国际经济活动对本国产生的外部性现象称为国际技术外溢。这一定义强调两点：首先，开放经济中一国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内研发投入，而且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研发活动；其次，与国内研发活动的外部性不同，国外研发成果的外部效应是通过一系列传递渠道产生的，因此研究者往往将考察的重心集中于分析各类技术外溢传递渠道的作用。国际技术溢出传导渠道主要有国际贸易、FDI、劳务输出、人口迁移以及信息交流等（Keller，2002），其中以商品贸易、FDI为传递渠道的技术外溢通常称为物化型技术溢出，因为知识外溢已经体现在伴随这些经济活动而进行的机器、设备等具体商品的交换与转移中，通过商品的流动而发生了技术溢出。在应用研究领域，大量学者考察了FDI、国际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

三 吸收能力理论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不只局限在组织内部，而且超出了企业的组织边界，那些能够有效吸收并利用外部知识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知识已成为当今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因此，企业在持续创新和保持自身竞争优势的驱使下，不断努力提升自己在获取、吸收和创造新知识方面的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外部知识源在企业创新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怎样将外部知识转化为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企业在利用外部知识源方面存在的问题，Cohen & Levinthal（1990）提出了“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这一概念，将“吸收能力”界定为“企业在实践过程中识别、消化和利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组织原有的知识水平；二是组织成员个体的吸收能力；三是组织内部知识分享与沟通的能力。随后的许多相关研究都沿用了这一概念，但是这些研究，一是很少涉及对吸收能力概念的讨论，大多数文献是根据各自研究需要对吸收能力概念重新加以解释和利用；二是仅从吸收能力三个维度中的某一个维度进行分析。如一些文献将吸收能力界定为，企业在对外部知识利用和处理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所需具备的广泛技能（Mowery & Oxley，1995），而一些文献则将吸收能力简单地界定为，包含组织原有知识基础和努力程度两个维度的组织学习和问题解决能力（Kim，1997，1998）。出现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Cohen & Levinthal（1990）并没有对吸收能力概念的维度加以明确细化，而是仅仅给出了一个比较抽象的定义，这就使其追随者对吸收能力概念的操作遇到了较大的困难（Zahra & George，2002）。

不少国内学者也对吸收能力这一概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高展军和李垣（2005）认为吸收能力是企业在对外部知识进行评价、获取和消化的基础上，对企业原有知识有效整合和利用的一系列组织惯例和过程，是建立在企业知识和经验积累基础上的，具有领域限制和路径依赖的特点。吸收能力存在于企业个体和组织两个层次上，作为一系列基于知识的能力，吸收能力的强弱最终表现在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程度上。一些研究将吸收能力看作企业的一种动态能力，认为吸收能力是组织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消化、整合和利用，从而发展组织动态能力的一系列组织惯例与过程，并且把吸收能力分成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两种（Zahra & George，2002）。借鉴Zahra & George（2002）的研究，陈劲等（2011）也将吸收能力划分为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两种，其中，潜在吸收能力包括知识获取能力和知识消化能力，实际吸收能力包括知识转化整合能力和知识利用能力。获取能力是指企业接近外部知识源，并通过某种方式搜索、评估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消化能力是指企业理解和解释其获得的外部新知识的能力，消化能力没有商业化成果，只是拓展有关人员的知识领域和增加企业知识基础积累。转化整合能力是指外部知识在企业内流动和扩散，与现有知识有效融合的能力。利用能力是指企业利用整合后的知识，创造新知识并产生商业化成果的能力。表1-2总结了关于吸收能力定义的主要文献。

表1-2 国外关于吸收能力的定义

续表

综上可见，虽然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吸收能力概念，但他们都将吸收能力看作一种管理知识的能力，即企业获取、消化、转化和利用知识的能力。目前，管理学界就吸收能力的定义已经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吸收能力是指企业在评估外界环境和审视自身技术能力的基础上获取外部知识并与内部知识进行整合，最终实现创新水平和经营绩效提升的一系列动态能力，企业的吸收能力与企业的知识管理水平和组织学习能力密切相关。

基于吸收能力的理论分析，吸收能力机制的整合模型（徐万里和钱锡红，2010）见图1-3所示。

图1-3 吸收能力机制的整合模型

（1）先验知识对评价维度的影响

评价外部新知识的能力依赖存储在记忆中的先验知识和经验，这种先验知识和经验为认知过程提供重要支持，认知过程进而又支撑评价知识的能力。此外，先验知识和经验局限于特定领域，且会出现路径依赖，因此可以通过在学习上的密集投资（如R&D活动）逐步得以积累，从而强化评价知识的能力。另外，记忆是自我强化的，越多概念存储于记忆中，获得有关这些概念的新信息就越容易。因此，企业的先验知识对吸收能力第一个维度有重要影响作用。

（2）评价知识的能力对消化和共享维度的影响

评价知识的能力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消化外部知识的能力：一种是注意力引导，这决定了个体在何处搜寻新知识，因为熟练于识别有用知识的人在消化外部知识方面将更加有效，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能定位于最有价值的信息上；另一种是为个体提供理解的认知图，引导个体在新领域中的研究。认知图越能广泛地对信息根据有用性进行分类，就越有利于新知识的处理和获取。因此，评价外部知识的能力强化了消化外部知识的能力。正如对知识消化能力的影响，评价知识的能力也会将个体注意力引向知识共享，以识别那些对组织来说有价值的信息。当信息是可信的但却因果模糊的，并且当组织成员间的知识转移发生在能够理解这些知识的成员间时，组织成员间的知识转移就会得到提升。因为，当转移知识的人拥有很强的评价和理解新知识的能力时，就能够解决因果模糊性并建立可靠的知识，当接受知识的人拥有很强的评价新知识的能力时，也会更容易理解这些知识。因此，评价外部知识的能力强化了共享外部知识的能力。

（3）消化和共享知识的能力对应用维度的影响

消化外部新知识的能力有助于应用知识能力的提升。消化外部新知识的能力在新产品开发中能够加快问题解决的速率，避免重复劳动，由此缩短产品实验和设计的过程，降低应用阶段产品开发的周期。此外，消化阶段存储下来的知识、实验、设计等可用作应用外部新知识的惯例和流程。组织成员间具有很强的共享外部知识的能力也有助于提升应用知识的能力，因为知识在组织内的有效扩散能够增加个体所能获得的知识总量，由此为应用过程提供更多创新的想法。知识共享还将个体的思想世界联系起来，使组织从不同角度对数据做出解释，从而增加数据的种类，而这些新的解释又有助于创造性洞察力的形成，这对知识应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此外，知识共享能够在组织成员间建构一个共同的参考框架并且打破交往的障碍，以此提升组织应用知识的能力。

（4）R&D资源是知识应用能力的前因

关于R&D支出或R&D人员与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很多学者将R&D资源作为吸收能力测量的代理变量。R&D资源作为应用知识维度的前因对创新产生影响，因为应用阶段涉及实验、产品原型开发、技术支撑等，这些活动是成本密集型的，因此，R&D资源的供给为应用外部知识提供了必要条件。R&D资源并不能直接产生创新结果，相反，有效应用外部知识才能发挥R&D资源对创新的作用。因此，R&D资源是应用外部知识能力的前因，并且R&D资源通过应用能力对创新产生影响。

（5）应用知识的能力对创新的影响

通过消化知识（个体层面）和共享知识（组织层面），新知识经由个体转移到组织内部，并被整合到组织的知识储备当中。然而，一项创新的产生还需要诸如实验、设计或类似的行为导向的活动。并且，消化的知识是从别处获取的，因此就不能对其申请专利或对外特许，所以必须对知识加以转换并付诸实际应用，应用维度是产生创新的必经步骤。因此，知识应用能力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

四 后发优势理论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怎样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并赶超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课题上，后发优势理论备受关注。但是，经济学家对后发优势概念的理解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认为后发国家只需要通过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就可以实现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后发优势是后发国家和地区在选择技术进步路径上所拥有的优势（林毅夫，1999）；有的认为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以较低的成本掌握发达国家通过花费较大成本所具备的知识和经验，从而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樊纲，2002）；有的认为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所具有的内在的、特殊的、客观的优势（郭熙保，2002；胡鞍钢，2003）。综上可见，林毅夫对后发优势的定义偏重于技术，樊纲则偏重于制度和技术，而胡鞍钢和郭熙保对后发优势概念的概括似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见，后发优势主要表现为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或者制度模仿两大方面。

事实上，后发优势的表现体现在多个方面，有的研究将后发优势归纳为选择的优势、学习的优势、精神的优势、途径的优势四个方面（金明善、车维汉，2001）。有的研究认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装备；二是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收其失败的教训；三是具有摆脱落后和寻求工业化发展的强烈“赶超”意识（胡鞍钢，2003）。有的研究认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引进、制度创新、结构变动、规模扩张、人力资源等方面（简新华等，2002；郭熙保，2004）。

后发优势具有相对性、潜在性、多维性、动态性、成本低、风险小等特征（胡汉昌、郭熙保，2002；郭熙保、胡汉昌，2004）。所谓相对性是指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的先发与后发、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的相对性。所谓潜在性是指后发国家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能力才能将后发优势变为现实优势。所谓多维性是指后发优势表现在多个方面，既可以是经济领域，又可以是文化领域、科技领域和管理领域等。所谓动态性是指后发优势往往表现为动态的变化过程，或者使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或者使后发优势转化为后发劣势。所谓成本低和风险小是指与先发国家相比，后发国家学习的成本低和风险小。

综合而言，尽管学术界对后发优势概念及其表现形式等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学术界对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达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共识。第一，由于历史条件、发展前提等不同，后发国家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时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不可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第二，后发国家不仅要重视模仿，更要重视创新，模仿只能缩小差距，而创新才能实现超越。第三，后发国家应当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快自身发展。第四，后发国家在发挥后发优势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可以为后发优势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