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增长与比较优势升级

（一）出口导向政策或进口替代政策

经济学上最古老的命题之一，就是无限制的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来说都是有利的。以往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几个国家如果参加国际贸易，会比封闭状况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斯密和李嘉图都主张自由的国际贸易，倡导国际上的分工合作，通过自由竞争来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而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自由贸易理论在19世纪成为主流的经济思想，并促进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扩张。

在20世纪上半叶，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开始抬头。一方面是受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萧条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个别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可能会破坏自由贸易的基础，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在自由贸易过程中，国家之间并不是平等的，自由贸易的环境对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明显有利。许多在贸易中弱势的国家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背离了公平竞争的原则。

二战以后，在“发展中国家特殊论”的基调中，发展经济学诞生。尽管发展经济学好像是遵循了斯密的经济发展思路，即注重发展国际贸易和加强投资。可是发展经济学本身却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模式的倡导者。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按照发展经济学家的建议，通过进口税来为国内的产业发展创造一个温室，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围墙后面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政策。这一围墙可能比当年重商主义的围墙还要高。

最早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是具有浓厚“依附论”背景的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二战中由于商船大量沉没，使拉丁美洲的初级产品出口市场遭到破坏。于是他们转向发展本国工业制造品的战略，开始有计划地实行保护措施限制来自美国的竞争商品。20世纪50、60年代“普雷维什-辛格假说”中有关“中心—外围”的理论使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有了理论上的依据，于是拉丁美洲各国更加有计划地推行这一战略。战后新独立的亚洲、非洲地区的一些国家，也迫切希望改变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转变单一的经济结构，走上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所有这些都促使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进口替代”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当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战略。

“进口替代”战略主要通过保护性关税、进口配额和高估汇率等政策手段来实现。通过这些手段，它们一方面希望通过自由的国际贸易出口产品，获得收益；另一方面又希望为国内的产业发展创造一个温室，实现产品的进口替代，进而实现工业化。但是，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这些建议，实质上只是重商主义的另外一种形式。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一般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阻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这样的结果必然会损害各方的利益。

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进口替代”政策也受到了一些国家的质疑和挑战。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少数一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接受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反而实行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出口导向”的政策是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鼓励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替代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进口替代”是内向型的发展战略，而“出口导向”是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并不是以出口初级产品为导向，而是注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改变过去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产业和比较优势的升级。也就是说，“出口导向”所出口的产品不是传统的相对单一的初级产品，它是以制成品为主。

非洲国家在独立以后，很多国家都希望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实现经济的独立。“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以后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来发展本国的工业。然而，在单一经济结构状态下，一方面，推行这一战略所需资金不得不主要依靠出口初级农矿产品来换取外汇；另一方面，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所需的某些原料、中间产品、机械设备和技术等又严重依赖进口，而这种进口往往成本高昂，所需外汇较多，在产品不畅销的情况下极容易导致一个国家的外汇短缺。同时，非洲国家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普遍忽视农业的发展，使得农业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农村人口经济收入难以有效提高，造成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购买力不足，进而又使得“进口替代”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滞销、在国外缺乏竞争力。“进口替代”政策只是名义上的“经济独立”，实际上是经济孤立。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浪潮中，闭关锁国是很难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

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进口导向”政策的弊端，转向了实施“出口导向”政策。早期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大多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后来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很多国家已经在原有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的存在对推行经济改革产生了较大的阻力，并在一些国家引发了政局动荡和军事政变。1971年加纳的一个民主政府试图实行这样的经济改革，结果随后就引发了一场军事政变。但是在韩国，尽管有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阶段，但以军队为后盾的强力政府镇压了政治上的反对派，成功地完成了经济改革。

“出口导向”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增加了人均收入，逐渐改变了单一的经济结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丹麦等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方式逐步实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整体较为发达的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出口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基础上，发展原材料加工业和制造业，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逐渐走上了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够较好地改善现有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增强国家的要素禀赋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案例2-1：

20世纪70、80年代亚洲“龙”的迅速崛起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20世纪70、80年代涌现出来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和东南亚“三小龙”（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依靠外向型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增长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亚洲“四小龙”已经成为制成品的出口大国，东南亚“三小龙”也从以往的以出口原材料为主向更多出口制成品的方式转变。

依靠外向型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70、80年代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也被其他国家所效仿。其中的发展经验主要包括：（1）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把经济发展作为优先目标，从国家实际出发，避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确定适当的开放速度和进程；（2）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通过扩大外贸出口推动经济发展，同时进行合理的经济管理、减少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汇率的整体情况控制较好；（3）鼓励国内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将内资和外资结合起来，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居民储蓄率较高，实现了内部资本的积累，同时积极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活力；（4）要素市场具有较好的流动性，特别是劳动力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大力发展科教事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

加纳：一个被抑制的发展实例

加纳在1957年独立时，可能是黑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接近500美元（以1983年价格计算）。到1983年，其人均收入降至340美元，低于肯尼亚、苏丹和巴基斯坦。在随后的30年里，加纳问题百出，但出口政策的失败是最关键的。加纳在50年代末期同马来西亚一样，是单一产品出口国，可可占其出口收入的60%左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5。但与马来西亚大相径庭的是，加纳在其被人们认为似乎有神授能力的领导人恩格鲁玛的领导下，把投资从出口基地转移到投资于进口替代产业。加纳在这方面失败了。如果维持出口农业、林业和采矿业产品的话，加纳可以获取足够的收入，用以推动向进口替代的循序渐进的过渡。但在初级产品出口上终止投资，以至于可可的出口量在80年代中期仅有60年代早期的一半，而其他出口产品没有能力弥补这一缺口。

加纳邻国科特迪瓦的成就，使得加纳在使用其他物产丰富的出口基地上的失败更加突出。科特迪瓦具有相同的资源基础，在维持咖啡投资充足的情况，又把投资分散到可可（这恰恰是加纳终止投资的产品）、木材和其他初级产品上。20年里，出口量增加了一倍多。尽管有来自不够繁荣的邻国的大量移民，科特迪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增加到相当于加纳近2倍的水平。

案例2-2：

非洲“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实施

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十分强调经济上也获得独立，为了改变殖民时期留下的单一的经济基础，希望依靠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保护民族经济的成长，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减少外国资本对它的剥削、掠夺，因此采取“进口替代”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和多元经济结构。在60年以后，非洲国家普遍认同和选择了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通过农业反哺工业的方式来发展国有企业，生产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成品，用国内生产的产品来替代外国生产的产品，希望借此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其普遍采取的措施包括实行进口限额、许可证制度、外汇管制、货币高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

在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过程中，非洲国家给予国有企业资金和政策的扶持，减免营业税、公司税、进口税，限制同类制成品进口来对本国企业实施保护。短期内，进口替代战略获得了一定的成效，本国产品占领了国内市场，本国的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通过国有企业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对非洲民族工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进口替代战略是内向型的发展战略，以国内市场为目标，而非洲国家的市场规模普遍都偏小，区域内贸易又十分的有限，使得非洲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企业在长期保护下逐渐丧失了市场竞争意识，影响企业的应变能力和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导致企业经济效应低下、缺乏活力，反而成为国家经济的负担，进口替代成为保护落后的代名词。

非洲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由于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不久，市场机制运行还不够完善，非洲国家普遍依靠政府对经济生活实施干预。一方面，加强国有企业建设，通过控制国有企业，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非洲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设了一大批国有企业，20世纪7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国有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大规模地实行国有企业之后，许多非洲国家经济并没有实现较大的发展，反而造成生产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另一方面，学习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做法，制订国家经济中、长期发展计划，统筹国家工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进度。例如，赞比亚在20世纪60、70年代分别执行了三个经济发展计划：第一个经济发展计划（1966～1970年）、第二个经济发展计划（1972～1977年）与第三个经济发展计划（1979～1983年）。但是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和自然灾害的影响，非洲国家制订的发展计划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国民经济陷入了发展的泥潭，进而导致许多非洲国内发生政治动乱和军事政变。

（二）比较优势的陷阱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进口替代”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的优劣还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因此，在当时人们还有些怀疑“出口导向”政策是否能够使国家真正发展起来。但在80年代以后，来自发展中地区的一些国家的证据表明，“出口导向”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适用的。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了它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增加了就业、改善了贸易条件、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通过大量出口，也带动了本国经济快速增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实现“出口导向”的政策就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传统的比较优势也面临着许多挑战。5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和许多第三世界领导人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除石油等燃料原材料外的其他初级产品出口，不能有效地把一个国家引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因为初级产品市场增长缓慢，不能刺激增长。这些商品的价格直线下降，收入不稳定。制造业中的技术革新，也会对原材料的消费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生产者试图通过在原料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制成品产量，以及用合成材料代替天然材料来降低成本。例如，金属容器减少含锡量，现代化织机减少棉纱浪费并使用更多合成纤维，锯木机将木刨花加工成木板，汽车使用更少的钢。轮胎使用合成橡胶，塑料管道代替铁或铜管等。1963～1986年，在世界工业生产每年增长3.9%的时候，对天然原材料的消费每年仅增长1.5%。在今天富裕的社会里，支出从商品转移到服务，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原料进口相对于收入的期望增长率。根据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出现了“比较优势陷阱”“合成谬误”等问题。学者们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型产业，由于进入的门槛较低，产业内竞争激烈，使得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国际贸易条件恶化，由此提出了“比较优势陷阱”的观点。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当供过于求的时候常常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从中获利，不仅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甚至会由于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相关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得到有效恢复。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容易导致贸易结构失衡，挤压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使国内企业难以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不断固化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当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增加初级产品产量来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时，它们很快就发现随着初级产品供给的增加，其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工业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将下降，这是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缓慢的缘故。面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和现实中的一些悖论，学术界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将比较优势的来源除了传统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之外，进一步扩大到了制度、人力资本、技术、规模经济、专业化经济和市场需求等方面。并认为国际贸易中遵循的理论是静态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克鲁格曼、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等学者在相关的研究中都引入了“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概念，二者的区别是：静态比较优势指的是现时的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指的是转换中的比较优势。

（三）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

出口原材料并不是“出口导向”政策的目的。世界经济的现状表明“马太效应”日益明显：在过去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穷国与富国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使其垄断了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占据了主导，在利润率上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过去50年间一直没能摆脱生产初级产品的命运，只是在通过提供原材料来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利润率较低，而且常常供大于求，使其陷入贫困落后的处境，在国际分工中一直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现有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被动、被支配的地位，就需要加强人力资源储备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实现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在世界贸易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有什么区别？其中包括哪些增长要素？这些增长要素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提升自身的比较优势，使其进入高附加值的产业，摆脱经济发展较为被动的局面？

要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进一步研究比较优势动态演变的历程、动态演变取决于什么因素、如何才能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等问题。但是李嘉图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理论都是在静态条件下的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在各国发展的历程中，随着各种发展条件的变化，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贸易条件、专业化分工以及背后的增长要素也在不断地改变。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难以解释发展中的经济现象，需要引入动态化的概念来分析比较优势本身的演变。

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如果仅仅只是出口初级产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发展是初级的、不可持续的。总体的贸易条件对于初级产品出口是不利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不仅面临着需求增长呆滞的状况，而且这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价格而言将是下降的。一些学者分析了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条件，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发展中国家（除去石油输出国）的贸易条件呈现出一种下降趋势，尽管这种下降趋势是极为缓慢的，每年下降率不超过0.3%，但贸易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不利则是可以肯定的。

内生动态要素禀赋理论（Oniki和Uzawa, 1965年）首先考虑了在国际贸易中存在内生要素对贸易的影响，分析了人口增长及各国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贸易理论加强了对分工与专业化、垄断竞争、收益递增、产业内贸易等方面的研究。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学者开始更多地研究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收益递增等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联系。克鲁格曼在分析中引入了“干中学”，认为政府通过采取适当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贸易政策能够提升比较优势。卢卡斯（Lucas, 1988年）提出了人力资本外部效应，认为“干中学”能够强化国家在产品上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促进国际分工。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和Helpman, 1990、1999年）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引入了研究与开发的分析视角，将比较优势的分析从静态进一步扩展到动态，将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引入新的理论模型，并由此认为专业化分工、规模生产等可以产生新的比较优势。因此可以发现，贸易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内部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较优势可以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不断提升，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可以跟随它的生产要素变化而发生变化，可以不断产生新的比较优势。1961年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的一文中指出，仅仅从土地、资金和自然资源等方面考察国际贸易中的古典经济学，发现其并不能很好地阐述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下降的全部因素。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为重要。人力资源方面投资具有周期长、收益高的特点，特别是对青年的培训可以使其掌握新技术和生产技能，在很长的时间内发挥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促进财富的增长。自由贸易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并非增长的充分条件，它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增长的必要条件。在发展的过程中，比较优势必须要不断地升级，不然很难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内在比较优势的建设，也就是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升级，进而带动出口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解决“比价优势的陷阱”还是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都需要通过比较优势动态化来实现。杨帆认为比较优势从来就是动态的和变化发展的，没有绝对静态的比较优势。人们为了分析的需要，往往会考察现存的比较优势，而在有意无意之间将现存的比较优势长期化、固定化。王学武等通过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使得劳动力到人力资本这一要素的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把世界各国分为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逐级替代，并关注一国贸易结构变化和国内生产要素变化之间的动态联系。因此可以说，比较优势从现存到未来、从内在到外生、从静态到动态，需要依靠人力资本、技术等增长要素的积累和合理配置，推动国家的产品结构实现从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与此同时，通过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又能相应地提升一个国家的低级增长要素和培育新的高级增长要素，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只有通过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化才能较好地转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处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