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诗集传》成书考

《诗集传》是朱熹最主要的《诗经》学著作。自元仁宗延祐年间定科举法，规定《诗经》以朱《传》为主，《诗集传》作为国家取士的标准一直沿用了将近六百年的时间，成为《诗经》自毛《传》、郑《笺》、孔《疏》以来最流行也是最权威的注释本。朱熹在《诗集传》中对《诗经》“六义”所作的解释，以及兼采众家、就诗论诗的阐释方法，都为《诗经》学的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而他所提出的“淫诗说”和所展现出来的“废《序》言《诗》”的思想，更是集中体现了《诗经》宋学的主要成果，成为《诗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然而，《诗集传》这样一部意义如此重大的著作，却并没有能够因为它在官方所获得的崇高地位和在学术上所具有的宝贵价值而获得文本上的稳定，相反，因为其在科举考试和经学研究中的权威性以及随之所造成的其在民间的流行性的原因，《诗集传》的版本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况。

就历代目录中的著录情况来看，宋人著录的《诗集传》为二十卷，到了元代，开始出现了二十卷本、十卷本、八卷本。明代的情况就更为复杂，有二十二卷本、二十卷本、八卷本，并且《诗集传》的名字也有了《诗集注》、《诗经集注》等分歧。注1到了清代，《诗集传》的刻本则基本固定为八卷，书名也多称《诗经集传》。

注1如（明）焦竑撰《国史经籍志》卷二录“《诗集注》八卷”，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上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228页；（明）陈第撰《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录“《诗集传诗序辨说》二十二卷”，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上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811页；（明）徐撰《徐氏家藏书目》录“《诗经集注》八卷”，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1632页；（明）高儒撰《百川书志》录“《诗经集注》八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3页；（明）朱睦撰《万卷堂书目》录“《诗经集注》八卷”，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1068页；（清）陆心源撰《皕宋楼藏书志》录“《诗集传》二十卷，明正统内府刊本，宋朱熹集传，《诗图》、《诗传纲领》、《诗序辨说》”，《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七册，中华书局，2006，第55页；（清）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录“《诗经》二十卷，明正统司礼监刊本，朱子集传”，有淳熙四年朱熹《序》、《诗图诗说》、《纲领》、《大小序》，《续修四库全书》本，第927册，第174页；（清）丁日昌撰，路子强、王雅新标点《持静斋书目》录“《诗集传》八卷，明司礼监官刊附音释本，宋朱子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3页；《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明刻八卷本《诗集传》、八卷本《诗经集传》、八卷本和二十卷本《诗经集注》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显然，《诗集传》的传本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二十卷到八卷的简化过程，然而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它到底有着怎样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呢？台湾学者左松超在《朱熹〈诗集传〉二十卷本和八卷本的比较》一文中将传世的二十卷本《诗集传》和八卷本《诗集传》的经文夹注分成有关读音的、有关叶韵的、有关异字说明的、有关用韵说明的、有关通假脱文绝句说明的五个方面，并分别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他最终得出结论，认定八卷本《诗集传》是朱熹的最后定本。

针对左文，大陆学者朱杰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论八卷本〈诗集传〉非朱子原帙，兼论〈诗集传〉之版本》一文中重新将传世的二十卷本与八卷本作了比较，并指出八卷本《诗集传》“非但不是朱子的最后定本，而且不是朱子原帙，这是一个经过明代人改篡的本子”。经过此番论辩，朱杰人以严谨的分析和可靠的证据对传世的二十卷本《诗集传》和八卷本《诗集传》的性质作了界定，其结论令人信服。

在左松超和朱杰人所进行的论辩中，我们发现，他们在讨论到《诗集传》的传本问题时，不约而同地都将目光投向了《诗集传》的成书过程。左氏以朱熹的书信为据，认为朱熹曾两次修订《诗集传》，而八卷本就是其第二次修订后“更为简约”的最终定本。朱氏则引用了朱熹之孙朱鉴的一段话：

先文公《诗集传》，豫章、长沙、后山皆有本，而后山本雠校为最精。第初脱稿时，音训间有未备，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补脱，终弗克就，未免仍用旧版，葺为全书，补缀趱那，久将漫漶。朅来富川，郡事余暇，辄取家本亲加是正，刻置学宫，以传永久。

朱杰人根据这段话指出：“直至朱子去世，《诗集传》一直在不断的修订中，并无所谓‘定本’”，并以此对左氏所云进行了驳正。

从中可以看出，要想理清《诗集传》的版本源流系统，就必须先对其成书过程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众所周知，朱熹的《诗》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遵《序》到废《序》的转变过程，而直接体现了其《诗》学思想的著作《诗集传》，也同样历经反复修订，其成书过程相当漫长和复杂。朱熹曾经对其门人说：

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

所谓“《诗》解文字”，即指《诗集传》而言。从“曲为之说”到“间为辨破”，再到“尽去《小序》”，朱熹通过多年的反复思辨，才逐渐确立了自己“废《序》言《诗》”的《诗》学体系。而在这一体系形成的过程中甚至形成以后，朱熹不断地与友人、门生书信往来、相互论学，同时对其《诗集传》做出修订，这就导致了此书在当时或以抄本或以刊本、或以不同时期的修订本等不同形式辗转流传的复杂情况。这无疑对《诗集传》的后世刊本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

由于朱熹在淳熙四年（1177）写有一篇《诗集传序》，而且自元代开始，多以此《序》附于《诗集传》之前，因此，似乎淳熙四年已经被默认为《诗集传》的成书时间了。然而早在端平二年（1235），朱熹之孙朱鉴就在《诗传遗说》中指出此《序》“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诗》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如此看来，淳熙四年只是用《小序》解诗的《诗集传》成书的时间，后来朱熹的思想逐渐变化发展，开始对其进行修订，《诗集传》终于尽去《小序》言诗，这才是今传本《诗集传》的前身。然而，朱熹对已经刻版的废《序》言诗的《诗集传》并不满意，想要对其进行“补脱”，可惜未能完成。这是朱鉴记忆中的《诗集传》的成书过程，虽然语焉不详，却使我们认识到《诗集传》在朱熹生前即有遵《序》与废《序》两种传本这一重要的史实。

在朱鉴之后，对《诗集传》的成书进行过比较系统考辨的则是编撰了《朱熹年谱》及《考异》的清人王懋竑。他在《朱子年谱考异》卷二中根据朱鉴之说，再次强调今传本《诗集传》绝非成于淳熙四年。又据朱熹在淳熙十一年（1184）作《读吕氏诗记桑中篇》尽斥《小序》之非以及在淳熙十四年《与吕子约书》中言“《诗》说久已成书”，定今传本《诗集传》成于淳熙十一年以后、淳熙十四年以前。他还根据朱熹的其他书信认定在绍熙五年（1194）以后，朱熹对《诗集传》更有修改，而这次修改的结果才是今传本《诗集传》的真正来源。王懋竑的考证显然具有承前启后的非凡意义，他不仅澄清了元明以来以淳熙四年为今传本《诗集传》成书时间的或笼统或错误的认识，同时，更启发了我们从朱熹的原始书信材料入手对《诗集传》的成书过程进行考察的正确思路。然而，由于他对相关的原始材料的收集不够完备，对《诗集传》成书过程的考证也不够细致完整，因此其结论仍然不能精确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基于此，束景南在《朱熹年谱长编》一书中对《诗集传》的成书过程作出进一步分析。他认为：

隆兴元年（1163），《毛诗集解稿》成（吴按：束氏以为朱熹遵《序》之作为《诗集解》，废《序》之作为《诗集传》）。

乾道三年（1167），进行修订。

乾道九年，再次修订。

淳熙四年（1177），修订《诗集解》成，序定之。

淳熙五年，在清湍密庵，始作《诗集传》。

淳熙十三年，《诗集传》成，作《诗序辨说》附后，刻版于建安。

束景南的考证可谓翔实，其结论也极具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发现，在对朱熹书信文献的理解上，束先生偶有误读，这就导致了在某些结论上的分歧，同时更有一些尚未被利用的资料可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因此，在本章中，笔者根据朱熹所言，将《诗集传》的成书过程分为“曲护《诗序》解《诗》”、“辨破《诗序》解《诗》”和“去《序》解《诗》”三个阶段，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所收录的书信为主要原始材料，以陈来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为系年标准（凡是不特别注明的系年，均是以陈氏的考证为据），参考王懋竑《朱熹年谱》、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中的结论，重新对《诗集传》的成书过程进行梳理，以期为其整个版本源流的考证奠定一个更为切实可信的基础。

在本书中所使用的《诗传纲领》、《诗序辨说》和《诗集传》一般为朱杰人校点的《朱子全书》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同时还参考陆心源旧藏、上海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东京岩崎氏静嘉文库的二十卷宋本《诗集传》（收录于《四部丛刊三编》中）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的通行的八卷本《诗集传》。文章中除特别说明外，所云《诗集传》、《诗序辨说》和《诗传纲领》均指朱杰人校点的《朱子全书》本。

此外，我们还须对“《诗集传》”这一名称稍作辨析。束景南在他的《朱熹年谱长编》中将朱熹遵《序》言《诗》时所作《诗集传》称为《诗集解》，将其废《序》言《诗》时所作称为《诗集传》；在新出版的《朱子全书》第26册里，束景南辑订了朱熹早年的遵《序》之说，仍名之为《诗集解》。考察历来目录，从未有将《诗集传》称为《诗集解》的情况。考察朱熹书信中的自称，绍兴三十年（1160）他已经自称所编为《诗集传》（参见表1-1.4）；淳熙四年（1177）朱熹作《诗集传序》，其末句即云：“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淳熙十四年，朱熹嘱托蔡元定刊刻《诗集传》时亦称“《诗传》”（参见表1-3.11）；朱熹书信中无论是其自称还是他的学生的问语，均以称《诗传》为多（详考下文列表）；而别人在写给朱熹的书信中同样也以称《诗传》为普遍，如吕祖谦就曾说：“《诗》说止为诸弟辈看，编得诂训甚详，其他多以《集传》为据”。当然，称《诗集传》为《集解》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张栻就曾称“元晦向来《诗集解》”（参见表1-2.1），朱熹也自称过“熹所集解，当时亦甚详备”（参见表1-2.3），但是一方面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另一方面所称“集解”更多的是从其体例上来叙述的，而并非真的实指其名。因此，我认为“《诗集传》”是朱熹本人所定，同时也为当时人所习用，更为后世人所接受的真正称名，在本书中，不论遵《序》、废《序》，将一例称之为《诗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