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一 引言

（一）背景介绍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竞争时代。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国际资本流动的形式，是在国际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渠道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吸引外资已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超过66万家，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9974亿美元，连续17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在2008和2009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只是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是一笔双赢的交易。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机会、提升就业质量、增加政府收入等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外资企业也享受到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红利，2011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九成美国公司承认在中国的赢利状况相当于或高出其全球总体赢利水平。

然而，当前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复合型环境污染问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巨大，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压缩型”特点，已失去继续支持目前经济发展方式的环境容量，中国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迫在眉睫。“十二五”减排目标中，拟定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物四项约束性指标的总量控制目标分别相比2010年降低8%、8%、10%和10%，相比“十一五”规划中的“双十”目标，今后五年的减排形势更加严峻。由于污染问题的复杂性，企业尤其是污染密集型企业作为污染的主要贡献者，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有责任负担起降低污染的义务，以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大型公司，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多数拥有更为先进的管理经验、环境友好技术及环境管理理念，完全有能力在中国绿色转型道路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此大背景下，外资企业也应重新审视和定位自己的投资经营方式，以抓住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战略机遇。

（二）目的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伴随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制造业、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部门，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也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究竟给中国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现有的环境政策是否更为宽松？在利用外资方面，中国应如何把握机遇，通过政策引导、环境标准制定等手段，推动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将是本研究研究的重点。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1）系统回顾和审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引资政策的可持续性；（2）分析在中国绿色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政策导向进一步引导外资流向，更好地发挥外资在中国绿色转型中的积极作用；（3）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外资的光环效应和外溢效应，以推动中国企业环境管理能力、环境友好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帮助中国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体系建设。

（三）文献综述

当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面对贸易与环境问题时，主要的分析焦点大多集中在环境政策如何影响自由贸易的问题上。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剧，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也日趋凸现。20世纪90年代，FDI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综合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关于FDI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焦点问题上。

（1）FDI的环境影响效应与“倒U形曲线”假说在实践中能否得到检验；FDI的引进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必须以牺牲东道国的环境为代价。

（2）FDI与“污染避风港”假说是否成立，发展中国家是否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进行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避风港”。

（3）发展中国家竞相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是否进一步导致其生态环境的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的窘境。

（4）一国环境规制的严厉与否与FDI的进入是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5）战略性环境政策与FDI国际流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1. FDI与“倒U形曲线”假说

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蒙·库兹涅茨（Kuznets, 1955）在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异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在经济增长的早期，收入差异会随经济增长而加大，随后，当经济增长达到某一点时，这种差异开始缩小，这一假说便是一个倒U形曲线。这一关系后来为大量的实证研究的统计数据所证实，通常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Grossman和Krueger（1995）在分析NAFTA协议的环境效应时，首次实证考察了环境与收入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这与库兹涅茨所提出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异关系的倒U形曲线特征相似。这个发现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见图2-1）。环境经济学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假说，即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环境污染水平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上升（倒“U”形曲线最高点A的左侧），而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图中A点）以后，污染水平则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减少。

在国内研究的层面上，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研究者结合中国一些发达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先后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有的研究者认为城市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大多表现出倒U形，个别城市的部分环境污染物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已经通过转折点；而有的研究者认为呈U形或呈其他的复合型，或者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凌亢、王浣尘、刘涛，2001；陈艳莹，2002；杨凯、叶茂、徐启新，2003；王西琴、李芬，2005），他们的研究得出了我国部分地区，个别指标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拟合结果及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但很多研究都有地域限制，主要是集中研究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且估计指标较为单一，不能全面地、充分地说明中国的整体情况，不过曹光辉等（2006）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全国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环境污染恶化阶段，没有证据显示我国已经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现象，但也不排除目前我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的可能；包群、彭水军、赖明勇（2006）则通过构建同时包括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在内的方程组，运用联立方程组估计法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估计。

2. FDI与“污染避风港”假说

为了分析南北贸易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Copeland and Taylor（1994）构建了一个包含多商品、多国家的一般均衡模型——南北模型（South-North Model），模型中所有国家被划分为南方（发展中国家）和北方（发达国家）两个部分，产品根据其污染程度分为不同等级（杨英，2005）。模型重点考察了自由贸易、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国际收入转移以及限制或减少污染排放的国际协议对社会福利与污染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在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贸易均衡中，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的规模将扩大而北方国家（发达国家）的清洁产业规模将扩大；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减轻了北方国家的环境污染，但是加重了南方国家的污染程度，然而世界范围内的污染物总量却不受影响。如果要素价格不能趋于均等化，则由要素价格变化所决定的纯公共品的供给将导致北方国家污染水平降低和南方国家污染水平升高，世界污染总量水平也会升高。这种现象被称为“污染产业迁移”。当发达国家加强环境管制时可能引起这种产业“置换”，另外，环境管制的缺乏也能吸引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人们又把这种现象称为“污染避风港”（Pollution Havens）。虽然有很丰富的理论研究支持“污染避风港”假说，实证分析的结果却不尽一致，不过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相对增长的现实为经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证明（赵晓莉、熊立奇，2010）。

Robinson（1988）为“污染避风港”假说提供的经验支持显示，在1973~1982年间美国进口商品的污染含量增长率高于出口产品，这意味着，美国在这一时期的贸易活动趋于更多地进口污染密集型商品。Hettige等（1992）、Lee和Roland-Holst（1994）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从事“肮脏行业”（Dirty Industries）的生产，出口产品也多属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品，而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出口清洁产品。如巴西和亚马孙地区为生产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森林曾遭到了大肆砍伐，在另一些外向型经济国家如韩国，环境也曾一度恶化。

Mani和Wheeler（1999）为“污染产业迁移”假说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他们研究发现，1960~1995年，北美、欧洲和日本等OECD国家污染与非污染产业的产出比率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污染产业的进口与出口比率却逐年上升，而且被认为是最具污染性的产业——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化工、非金属采矿业，正是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有害物品详细目录中的前5项，而相应的拉美、亚洲（不包括日本）等发展中地区的污染与非污染产业的产出比率趋于上升，而污染产业进口与出口比率却趋于下降，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富裕国家苛刻的环境标准迫使污染产业向环境管制较为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迁移，发展中国家不断被沦为“污染避风港”。

世界银行（2000）认为，FDI会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更多的工业污染。

Jaffer（1999）的研究结论说明，国家间环境标准差距与FDI的选址决策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表明环境标准与污染产业转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Xu（1999）研究了1965~1995年的情况，得出没有证据表明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在污染产业方面获得了竞争优势。

3. “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假说

Esty和Geradin（1997）、Dua和Esty（1997）等的研究指出，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各国会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来吸引国际资本，维持或增强其产业国际竞争力，竞争压力使相对不发达国家政府有降低环境保护标准或放松环境规制的动机，出现所谓“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的现象。Markusen, J. R.（1995）把这种在环境标准上存在一种竞次态势称为“竞次效应”或“触底竞赛假说”（race to the bottom）。Barrett（1994）也指出，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损害很低时，生态倾销（ecological dumping）会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而产生。

自由贸易的批评者担心“向底线赛跑”会令某些国家的环境标准崩溃，因为污染者有可能将其生产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污染避风港”，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益是值得怀疑的。但Eliste和Fredriksson（1998）等学者指出，“向底线赛跑”的论断缺乏足够的证据。Eliste和Fredriksson（1998）考察了出口竞争国家（export competing countries）的贸易自由化和策略性贸易政策对环境管制标准的影响。在对农业部门的经验分析中，他们没有发现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的论断。Wheeler（2000）的研究也为“向底线赛跑”的论断提供了否定的经验证据。

4．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

就环境管制（或政策）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而言，学术界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基于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传统学派（conventional school）的观点认为环境管制的实施会降低本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因为较高的环境标准将导致国内厂商生产成本上升进而损害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且严厉的环境管制所产生的环境收益（如环境质量的改善等）甚至有可能随着国外市场的丢失而抵消，因此采用较高的环境标准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而修正学派的代表人物Porter（1991, 1995）认为，环境管制压力就像市场竞争压力一样，鼓励清洁生产或清洁产品的创新，这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抵消规制的费用成本，可以改进污染控制技术，使FDI产生环境正效应，在竞争中获取明显的优势。

5．战略性环境政策对FDI的影响

不同国家环境标准的差异源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资源禀赋、环境偏好、需求以及文化、制度等的差异。然而，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伴随着传统的贸易措施的逐渐消除，环境政策逐渐成为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它旨在促进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不是控制污染，这就是战略性环境政策。战略性环境政策是指依靠降低自身环境标准来获得贸易利益的贸易发展策略。Rauscher（1994）将其定义为“没有把环境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政策”。由于各国环境标准和环境政策存在差异，产品的生产成本迥异。实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的产品生产成本较低，因而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相对增强。人为降低环境标准获得竞争优势的国家，就有可能占有更多的世界市场份额，提高自身福利水平。

战略性环境政策对于FDI的流向有了一种新的解释，即发达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国（主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资本输出），在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投资时主要选择那些在母国生产不能取得战略性贸易利益的产业进行投资，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比较宽松，所以更能获得国际竞争力。由此可见，FDI的流动不仅仅取决于引资国的环境政策，更重要的是战略性贸易利益获得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