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性概念

第一节 现代性概念辨析

近几十年来，尽管现代性研究呈现蓬勃姿态并不断增添新的动力，然而对于现代性的概念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共识。原因在于：一方面现代性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社会文化属性，另一方面现代性涉及经济方式、政治制度、文化表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内涵庞杂。同时，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态度，也存在不同的理解视角、政治动机和利益关联。因此，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复合概念，在经受不同历史观的观照和一切行动主义的管控。

对现代性的辩解与批判，呈现斑斓而多姿的学术繁荣。这既缘于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齐头并进，更在于当下学术本身的现代性支撑。勘误于国内外对现代性概念繁杂的理解和内涵的释放，一个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概念必须确立。这种解释优势并不预设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话语凌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场强，这主要是立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现代性批判本质。

一 作为生产方式的现代性

在危机主义者看来，现代性的特殊性在于现代人无法从历史中获得经验而无所适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年～）在《现代性后果》中认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其生活形态。”即现代性概念不能用过去的社会经验格式化。即使如此，现代性（modernity）还是可以与古代性（antiquity）和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区分开来。现代性可以包括中古时代，即从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

对现代性的起源，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 ～1973年）把现代性解释为“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人们不再希望天堂生活，而是凭借人类纯粹的自我能力在尘世上建立人间天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年）认为清教徒的宗教理想孕育了世俗的资本主义精神。基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性获得了成长的动力，并首先从生产方式的转变开始。

现代性生产方式以资本的扩张为唯一目的。国家和政府层面表现为以GDP为中心，资产者层面表现为追逐资本扩张和增值最大化原则，无产者层面表现为摆脱无产者的地位成为资产者或中产者，其共同特征为资本扩张。从具体经济行为上看，推动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促进人的自由，而是获取更多的利润和资本积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不是资源可持续、生态可持续，而是要资本增长可持续。持续不止的生产安全事故，引发动物灭绝的商业化捕杀，早已司空见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明知烟草对身体有害，但仍在继续生产卷烟。

在现代性资本逻辑运行下，政府遏制房价、地价都是二律背反，因为各级政府都希望房价上涨推动GDP上涨。2003年以来，政府10年颁布43个调控政策，房价上涨10倍。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不断增加投资，采取大量印制钞票等手段，引发物价持续攀升。产能过剩也要投资，用高出GDP增速2～3倍的货币投放才能保住GDP的增长率。如果不能保持增长，失业率上升，受到损害的社会群体就会形成反对者联盟，精英们也会丧失凝聚力，对政治稳定的贡献会更加脆弱。危机没有引爆，坏账没有暴露，是在靠多发货币掩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投放量和物价水平已经远远超出市场的承受能力，市场冲突正在向初期和蓬勃的资本主义市场转移。

以资本增值为动力的生产方式，内在性地充满矛盾。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就必须增加投资，过量投放货币就必然引发产能过剩和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就会引发劳动力成本上升，产品失去竞争力就失去了市场，最后引发经济停滞。为了挽救停滞，就再增发货币，最后再停滞，直到经济完全崩溃和完全死寂。这种资本推动的内在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并日趋明显。恩格斯对此谈道：“这种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的趋势正是这类矛盾之一。”现代性的矛盾运动，并不能遏制资本的原始动力，直至整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全面崩析。

除了物质生产方式外，文化生产也同样运行资本模式。各种文化表演、艺术展示、体育游戏都是商品，一切为了产业的资本增值，接受市场规律的考验。现代性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属性，古代有现代性，现代社会也有反现代性的力量。至于现代性名称中的“现代”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和现代化冲动下，现代性表现得更加执着和繁殖性更显著。

二 作为政治序构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的显著特征是以权力为中心。政治人物的目标不是如其所说，为了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而是一切为了权力的增加和级别的提升。至于尽心尽责仅仅是为了获得提升的手段，体恤百姓也是为了进行更持久的统治。统治者主导的重大公共建设工程，也主要是为了他们自身统治的需要。隋炀帝兴建大运河，是为了更好地把物质集中起来便于统治和自己的享受，并不是出于对民众的人道主义考虑。20世纪冀朝鼎考察历史上河南的水患时谈道：“只要这数百万人民所受的苦难，还没有严重到迫使他们需要造反的地步，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的疾苦是不会过问的；而如果财经紧张且需要维护他们对经费的使用权时，他们才会心急如火。”而大运河工程建设的完工，进一步刺激了统治集团的挥霍和奢侈，人民被剥削的程度也进一步加深。

现代性指引下的当代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无不是政府官员为了自我政治资本的积累而发动的。公共工程仅仅是树立了官员的自我道德形象，为进一步升迁提供政治准备。子张问于满苟得曰：“盍不为行？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所以，现代性政治制度始终蕴含着对GDP政绩的内在需求。经济增长率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就是其生命线。有了经济增长率的底线就有了稳定的底线，有了稳定才有统治的基础，才有权力的不断增持。因此，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是因为在保护环境和保经济增长率彼此相冲突的时候，宁可损害环境，也要保增长，把今天的危机后移。

现代性政治制度为了保住现有权力结构的永恒，在过去世袭制公开化退却后，隐形世袭制继续演绎着权力的代际传递。因此，权力场对于外来的权力入侵总是联盟性地予以抵制。作为政治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权力的守护者和排他者，在制度建构上总是以法律的权威来为自身的权力设置保护屏障。社会底层、权力场外的权力入围必须遵守有利于现有权力控制者设计的游戏规则。因此，现代性政治制度并不对外开放，而是为既得利益和权力者提供法律保护。政治制度以国家意志的强大外表表达现代性游戏的共相，和其他体育游戏、儿童游戏的存在方式和规则是共享的。作为现代性政治制度中最广泛的话语“民主”，不过是政治游戏中的一种制敌策略，至于其准确内涵或实现仅仅依赖于使用者的解释。因此，在资本运作下的政体，专制体制和民主体制并不重要，都仅仅是一种游戏策略，一种可以彼此识别和接纳的游戏。

尽管目前世界上有很多民主体制的政体，但统治方式始终没有改变由上至下的垂直管理模式。国家最高统治者、地区最高行政首领、具体行业管理部门都是以首领为中心向外扩散的权力分布结构和金字塔式权力操作规制，边缘化和底层化意味着权力的微小。这样，政治集团和个人则以向上攀爬和进入权力中心地带为根本目的。对此，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那种认为国家必须作为权力的源泉为所有组织权力的机器负责的观念，在历史上并不是很有效的，或者说是它的有效性已经被穷尽了。”福柯的判断解释了权力的繁殖性，具有一定的卓见，它作为一种对强大中央集权体系的忽视，就异化了。

三 作为文化矢量的现代性

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当代社会，等级文化、官本位文化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官本位文化表现为全社会的人都以官为尊、以官为荣，不同行业都按照官位被划为不同等级，人的价值全部以个人在社会上的官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中按照“品”划分的官阶在今天不过更替成部、厅、处、科等级别，不同等级法定有不同的俸禄和其他待遇。古代法国有皇帝、国王、太子、亲王、公爵等其他爵位和骑士，现在有大区区长、省长、市长、镇长，其中本土省长就有96个。古代俄国有皇帝/女皇、沙皇/女沙皇、公爵/亲王等其他爵位，现在有共和国、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和民族自治区组成的各级行政级别。这些不同的行政职位表征着一种政治级别，其他社会地位都要向其看齐。和过去很多象征性级别不同的是，现在的官本位文化直接以当政者的权力价值为中心。

现代性文化的场域是官本位文化。企业界、学术界、艺术界等所有公共生产与服务领域也充满官场的等级和官僚化。在等级文化中，处处会表现出论资排辈，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一切提升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年限、级别。各个单位热衷于升级升格，全社会处于贪大升格的文化热浪之中。对自我集团、个人身份地位提升的追逐近于疯狂。现代性文化本质上是与私有制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以自私为动机的社会行为方式建构了现代性文化的主流。

文化现代性表达了一种身份资本的积累，一种追求身份符号的文化心理学迅速声名鹊起。主体的符号代替了主体本身，消费符号代替了消费本身。现代人在进行经济资本积累的同时，尤为关注文化资本和身份符号积累，广义的资本积累成为文化风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做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从金钱、住房到权力、名誉、社会资历等，一种全民的资本积累文化得到主流价值的确认。对于财富、爵位或等级、权势和个人功绩四个方面的不平等，卢梭认为：“在四种不平等中，个人身份是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根源，财富则是最后一个，而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因为财富是最直接有益于幸福，又最易于转移，所以人们很容易用它来购买其余的一切。”可以说，现代性文化就是等级文化、积累文化和身份符号文化。有了积累文化就有了遗传文化，代际的文化身份传递成为现代性保护的重要内容。一种推动身份固化的文化密码成为现代性延续的精神支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等级文化中，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和成熟，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竞争性、敏感性、危险性，使得坐拥权力者以种种后现代性策略进行形式上和外在性的弱化，以蒙蔽企图进入权力竞争的对手和公众。他们通过其他非权力角逐文化，比如游戏文化、娱乐文化进行渲染，转移公众注意力。这种注意力的转移不是转移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而是转移公众目光对这种事务背后权力的分配的停留，从而削弱外界对权力控制者进攻的危险性。因此，意识形态充满诡秘，以欺骗与麻痹为手段掩盖统治者的特权事实。政治活动、外交活动成为表演和游戏。

官本位文化的历史悖论在于，民众在敬畏和厌弃特权的同时，在内心对权力又有着极度的迷恋。因为在“权力文化”的社会里，权力就代表着荣耀、财富、幸福。这种悖论表达了底层民众无法抵制强大的政治制度时，采取的一种妥协和权宜。

四 作为关系浸润的现代性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年～）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谈道：“现代性的首要特征是主体自由。”这种自由表现为合理追逐自己的利益以及平等参与国家建构政治意志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国家法律保护。这种自由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人的社会资源的展现与自由兑换，即人与人的交往运行价值规律，即等价交换法则。个人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转化为使用价值，即被他人利用的价值。社会成员通过交换获得个人社会资源的流动或社会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其中，“身价”表达了个人资源的社会价值总和。

2013年10月28日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公告称，53岁的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廖在遵义任职1年，9次主持参加反腐会议。就在2013年6月6日遵义市召开的全市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月”活动启动大会上，廖少华提醒领导干部：要把好“思想关”，筑牢思想防线；把好“欲望关”，警钟长鸣；把好“权力关”，正确使用权力；把好“小节关”，始终廉洁自律。当天，廖少华还带着与会人员到忠庄监狱，听取服刑人员剖析思想蜕变、走向犯罪的过程，接受警示教育。他说：“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多看那些正在狱中服刑的职务罪犯的境况，想想自由的宝贵；多读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纪实，想一想任何自以为隐秘的伎俩随时都可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思考一下假如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前途又何在？”廖少华曾感慨送礼的人无孔不入，自己并不缺钱。

2013年下半年，全国多个县市进入干部集中调整期，安徽省某县需要对多个县直部门和乡镇党政主要干部进行调整，《半月谈》记者就此对县委书记进行了专访。该县县委书记说：“仅我收到打招呼的条子就可以装满一抽屉。”这说明，关系资本化的社会交往模式已经侵入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难以设防与清洗。对此，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述道：“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可谓是一个人生在其中的广漠的宇宙，它对这个人来说，至少对作为个人的他来说，是一种他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

在现代性全球化的时代，侵夺公共资源、攫取公众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已成为难以抹去的社会关系印痕。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将自称为民主化榜样的中国台湾列入“重度贪污地区”，称过去一年有36%的台湾民众曾向政府行政机构人员行贿，远超全球26%的平均水平。关于现代性全球化的趋势与特征，英国现代性问题研究学者吉登斯说：“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征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得很明显。”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脱域的过程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对于腐败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卢梭说：“不难证明：任何一个政府，假如它不腐化、不败坏，总是严格遵循着它所负的使命前进，那么，这个政府就没有设立的必要。”也就是说，通过政府来治理政府腐败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政府就是为了腐败而存在的。

现代性左右了我们的经济生活，也左右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它通过适者生存的原理选择其主体。同时，现代性使社会资源配置全面市场化，在资源交换过程中，在没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其他可支配的资本时，可以用尊严、人格和身体等进行交换。

2011年6月11日，在开封市委全体会议上，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当场宣布开封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被“双规”，与会者顿时目瞪口呆。2009年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45周年纪念日。5月20日，李森林在当地报纸上撰文称，学习焦裕禄精神，要在党性原则上突出坚定信念，在道德修养上突出陶冶人格，在组织纪律上突出严于律己。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呼弘扬焦裕禄精神的李森林由于在官员升迁上甚具影响力，多名男下属为求升职，主动“贡献”妻子作性贿赂，也有部分女公务员自动献身。李森林在受贿后，无意提拔下属，违背交换法则，遭下属举报，由此落马。由于涉及行贿官员众多，开封官场处于瘫痪状态。后来谈及腐败原因，李森林说：“我就是水中的那只青蛙，水温慢慢升高，自己却浑然不觉。开始时还觉得很舒服，等到水温高了受不了想跳出来时，四肢已经半熟，无能为力了。”李森林实际上解释了现代人已完全陷入“既对权力无限向往，又对人情往来无法抗拒”的社会交往困境。

五 作为学术写作的现代性

在现代性语境下，真理是在权力安排下的一种建构。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也运行资本增长模式。资本的增值成为学术生产的根本动力，学术产品也是商品。由于学术资本同样遵循积累原则，以学术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学术霸权主义、权威主义、垄断主义、学术派系、学术血统、学术同盟等控制着学术生态的生产环境和生长环境。2013年11月，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向工作了一辈子的中国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的意思，结果，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放。“他们说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院士不仅等同于真理，也等同于权力，即事实是被建构的、真相是被隐藏的、话语是在场的、真理是依附的、主体是符号化的。

浸淫在资本化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或文化生产者在抵制资本的力量失效后，最终屈从于资本的强大引力场。布尔迪厄说：“尽管知识分子反抗那些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但他们却忠于资产阶级秩序。”文化生产者现在已成为社会资本化，特别是文化资本化的最忠实的力量。因此，类似于物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制假售价、欺行霸市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学术生产同样呈现违背公平竞争和学术秩序的越轨乱象。学术抄袭、学术批发、粗制滥造等学术不端现象愈演愈盛。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进行资本交换的过程中，由于行政权力更具通用性、更具可兑换性，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占据学术权力或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结成政治—学术同盟已成为学术创作的基本形态，也就是说，整个学术系统已经被国家权力机制所渗透。针对美国政治状况日益恶化，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他逝世前5个月（1954年11月）答《记者》杂志问时说：“你们问我，对于你们那些有关美国科学家处境的文章有什么意见。我不想去分析这个问题，而只想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如果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为此，爱因斯坦受到美国相关政治组织的谩骂，在他逝世前几小时最后一次谈话中还重点谈了美国政府对公民自由侵犯的问题。

现代性主导着宏大叙事的写作方式。“进一步”“深化”“推进”“加强”“加快”“提高”“完善”“改革”“创新”等“加强型”词语已经完全演化为一种现代形而上学。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竞选的关键词就是“Change”，四年下来，却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改革。若非要说改革，那就是失业率上升了；在民众认识到“Change”仅是一个美国梦，一个虚幻的梦时，奥巴马第二任竞选的关键词更新了：“美国永远是No.1。”不难预料，奥巴马第二个美国梦面临和第一个美国梦同样的结局。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中国出席《财经》2014年年会时建议，中国不要重蹈美国之覆辙。之前美国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主要是金融业、房地产业，但这些行业并不提供多少工作机会，大多数的经济收入集中在了少数人手中，会限制经济的增长。如果贫富差距太大，国家的发展能力就会受到限制。21世纪的核心在于如何创造一个有活力、有创造力的经济，同时又使经济成果得以被全民所分享，实现真正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福利。克林顿的告诫表达了晚期资本主义改革空间的狭小和美国现代化梦想的失落，但其“顶层设计”仍没有摆脱现代性写作的宏大叙事范式。

统一于“改革”写作模式，“逐步取消大学、医院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这种“逐步”式的写作方式表达了作者“无边界、无确定性”的写作技艺。现代性还表达了“不怕过，就怕不够”的“广告式”创作模式，将欲望、表演和性感演绎到极致。过度消费、过度治疗、过度透支、过度投资、过度解释等过度性创作成为“发展”“进步”的初始条件。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学术和哲学等方面的片面逼近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统摄的总体性的现代性概念可以简述为：源于前资本主义，发动于资本主义，膨胀于晚期资本主义，伏匿于社会主义，运行资本逻辑和价值规律，遵循资源被充分利用和利益最大化原则，渗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学术、艺术、语言等各种人类知识产品和实践活动的制度建构、行为方式与社会心理。

需要指出的是，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则在于：前现代性放任了自然主义，现代性张扬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后现代性则退却为创作上的小叙事。科学兼具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波的消解，宗教则在现代性磐石中泄漏出后现代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