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拍摄到纪录

第一节 为什么是纪录片？——从一部历时二十年的纪录片说起

镜头的先天性格就是被迫要进入一个现实的场域，而且这个现实的场域往往涉及他人生命的现场，或者说是生活的现场。越是深刻的照片，摄影者对他人生命场域的介入，越是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到一般所谓的私生活领域里面去。

——关晓荣

这段话是台湾纪录片导演、纪实摄影师关晓荣在2007年，也就是他的纪录片作品《“国境”边陲：1997岛屿上的人类》拍摄制作完成，雪藏十年，终于得以公映后的一段演说。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美工科毕业的关晓荣做过工人，当过老师，也开过出租车，在五年半的中学教师生涯中，他对摄影萌生了兴趣，辞职到台北《时报杂志》担任摄影师和文字采访记者。20世纪80年代，台湾政治环境变革，社会运动萌发，整日跑文艺新闻的关晓荣疲于对大众消费性新闻的报道，不愿成为商业资本的附庸，渴望亲临事件现场。198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关晓荣在基隆八尺门采访时，有感于当地阿美族渔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此时恰巧发生的矿难中又有许多阿美族人死伤，于是，关晓荣断然辞去杂志社的工作，拿起摄像机和照相机，以镜头作为观察记录生活的工具，以纪实影像和照片作为阐释生活的媒介，跟踪采访、拍摄记录了原住民劳工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以及他们的抗争经历，并以报告文学《2%的希望与挣扎》的形式，发表在《中国时报》和《人间杂志》上，同时也开始了他的“摄影纪实之旅”。几年后，关晓荣又深入台湾少数民族达悟族人世代居住的“国境边陲”地带——兰屿地区，针对当地凸显的原住民文化衰落与核废料问题展开深度追踪与报道，《关晓荣兰屿纪事系列》报道文章自1987年4月起连载于《人间杂志》第18期至36期。

1997年的3月到6月间，关晓荣再次来到兰屿，拍摄了纪录片《“国境”边陲：1997岛屿上的人类》，为当地原住民留下丰富的影像纪录，全片从创作者前期采访、介入，到拍摄，并最终制作完成，前后共历时20年，然而影片在台湾地区公映时，其所涉及的反核废料运动、原住民族文化的日渐消解和没落、外来资本的涌入与本地劳动力流失等各种关切到整个台湾社会乃至全球发展的相关议题却并未过时，反而显得愈发迫切与突出。影片中的“男主角”之一——台东县兰屿乡朗岛村村民、达悟族反核废料运动的发起人郭建平说，“这是一部很悲伤的纪录片”。

关晓荣导演从进行社会报道、撰写报告文学，到拍摄纪录片的历程，恰好可以反映出一部分台湾纪录片导演进行纪录片创作与拍摄活动的初衷与缘由：这些怀抱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与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转型时期，敏锐地洞察到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纪录片成为他们追寻探索与讨论反思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法之一。

艺术创造是社会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作品始终都无法在社会现实之外独立存在，在诸多的艺术表现形式中，纪录片可以说是最能交汇艺术实践与社会现实的创作形式之一。许多如同关晓荣一样的影像工作者，深入田野，以影像画面展示台湾这座岛屿的独特风貌，用镜头语言阐发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而纪录片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从多个角度和多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状况，也试图在最大程度上真实表现或再现社会现实及其更深层意义，同时融入创作者对于社会问题的观照、诠释和阐发。另一方面，纪录片在拍摄和制作过程中也势必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场域的影响，因此，纪录片在生产过程中的确会受到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使其所谓“客观真实性”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但其拍摄手法、剪辑技巧、制作流程、题材取舍、内涵挖掘，乃至美学诉求，都不同程度地从多个侧面展现了纪录片在拍摄和制作当时的历史环境及某些重大的社会、文化氛围；而纪录片在社会文化场域中所产生的影响与讨论，以及来自多方的理解与阐释，也可以充分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环境与风貌。纪录片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某个时代纪录片的独特样貌，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脉络相互交织，更能真实凸显该社会文化场域中的各种重大议题。

台湾当代纪录片与台湾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台湾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从“戒严”时期体制内的政令宣传、民心教化，到自然风光、风土民情的朴实纪录；从“党外运动”时期的政治对抗，到瓦解威权体制叙事的小众传播；从对边缘弱势族群和小人物的关怀，到自我内心的挖掘与抒发……台湾纪录片一直紧紧跟随着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动，在“忠实记录”的同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1987年，台湾社会结束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体制，“解严”时期到来。在社会环境逐步转向宽松的同时，台湾社会变得日趋复杂多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纪录片的生产也丰富起来，制作者日益关切台湾的历史论述与社会现实问题，历史、族群、性别、政治、家庭、教育、殖民现代性、底层劳动者、集体创伤记忆等社会议题都在纪录片中得到展现。

近30年来，台湾社会政治环境日趋开放与自由，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物质文化生产的丰富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台湾社会的格局打破了经济起步初期的原有平衡，社会矛盾也逐渐被激化，这些社会现实问题都为台湾纪录片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带来了契机。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台湾纪录片在数量、内容、题材、形式上都有了更为丰富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5 ～1999年，由官方出面主办的“地方纪录摄影工作者训练计划”，培养出一批基层纪录片从业者；1996年，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所成立，培养专门的纪录片工作者，并对纪录片展开专门的学术研究；1998年，第一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举办，这不仅增加了台湾地区的纪录片在全球范围内的可见度，同时也开始促进台湾纪录片界国际视野的培养；1999年，公共电视台《纪录观点》节目开播，又为台湾纪录片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展示平台。到了近些年，台湾纪录片甚至一反以往人们对纪录片“非主流”“非商业”的刻板印象，不仅进入电影商业院线，还请来政治人物“站台”宣传推广，取得了不可思议的票房成绩……这一切都让纪录片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塑造了全新的面貌，也直接促使各相关领域的学者开始注意纪录片蓬勃发展的现象，并对此进行各自的阐释、讨论与研究，无怪乎纪录片工作者李道明在2002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上说：“纪录片在台湾突然变成一门显学。这是个令人兴奋但也有点莫名其妙的发展。”

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发展以至盛行都并非偶然，就好像中国唐代的诗歌创作、宋代的山水画、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戏剧以及欧洲18世纪下半叶“古典主义”时期的交响乐……都是在物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社会文化的整体提升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台湾的纪录片历经了将近几十年的沉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突然迸发并大量涌现，时至今日在整个台湾社会成为一门“显学”，也绝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现象，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严肃面对、认真思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台湾“解严”前后的一段时期内，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台湾纪录片与政局变化相伴、与经济发展相伴、与文化潮流相伴，繁衍出驳杂的主题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剥开所有这些影片所呈现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外部表象，便能透析出台湾社会前后数十年所经历的转型过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回看台湾这座岛屿，在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因为它独特的命运，成为联系中、日、美等各国关系的关键结点，台湾可以成为一面镜子，折射出东亚，甚至全球各国发展过程中所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而台湾纪录片正是我们透析这些问题的重要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