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康德以法权和道德为目的的先验历史观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理化的模式，这种先验的历史观对于当代的合理性问题研究依然发挥着一种范式的作用，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人的交往理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交往理性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康德式的历史哲学：一方面，近代以来出现的自然的祛魅化，使得现代人的世界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世界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杂多、一个物质世界，而不再是一个具有规范性和目的性的意义整体，我们不可能再从世界本身和我们在世界中的自然存在那里获得任何关于我们行动之规范和生存之意义的指导（guide）与定向（orientation）；另一方面，传统的宗教教义和政治权威也失去了它们的示范与规训作用，理性的自觉促使人们摆脱一切外在的、传统的约束力量而从自身的理性出发来确定世界的秩序与人生的目的，人们对于至高存在者和无上权威的想象必须与人的理性协调一致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正当性，对于宗教所抱有的那种历史的信仰必须逐渐转化为出于道德目的理性的信仰。在抛弃了大写的真理和善之后，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需要一种与人类有限的经验条件相适应的历史目的论。虽然人类未必能够最终达到那个理想的共和状态，但是通过理性对话我们可以不断地接近这个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人要不断回到康德的先验哲学来寻找他们建构合理性模式之基础的原因。以实用主义真理观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必须依赖先验理想这个设定，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潭。对于现代人来说，恶是一种力量，善是一种希望，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以恶致善的进程，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这是理性本身所提出的要求，否则世界的存在将变得混乱而不可理解。在这个后形而上学时代，康德关于历史性与规范性之关系问题的讨论，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