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于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的两种生存方式

人在世界中的生存方式通常取决于人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这里仅指西方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实质上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看法和处理方式直接决定着人在世界中所采取的生存方式。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在古代哲学中，世界对人来说属于“外在世界”，人则是世界的产物，他存在于世界之中，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man）与“世界”（world）的关系。所谓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世界作为外在世界乃是一个广阔无垠的世界，人仅仅是这一广阔无垠的世界中的一个“经验小点”，因此，人的本质（理性）决定于世界的本质（逻各斯）。在近代哲学中，人“似乎”跳到了世界之外，他站在世界的对面把自己看成是“主体”，并把世界看成是自己所表象的“对象”，从而把世界降格成了“客体”，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主体”（subject）与“客体”（object）的关系。所谓“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是：“人”似乎并不是一个生活于世界之中并且受其决定的“经验小点”，而是站在庞大的世界对面能够与世界抗衡甚至决定世界的“主体”，也就是说，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能力，不仅能够认识世界，甚至能够改造和征服世界，成为世界的“主人”。这样一来，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源自自身，甚至可以决定外在世界的本质。这种情形正如克莱尔·科尔布鲁克所说：现代哲学产生于哲学议题之适当的位置、观点或地点的问题，“这就是把 ‘主体’（subject）与更早的哲学的 ‘人’（man）区别开来。人是世界之内具有某种本性和属性的存在，主体则是这样一种存在，即：对他来说，世界乃是被表象的东西。”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这一转向始于笛卡儿哲学，他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使近代主体性哲学登上了哲学舞台，从而正式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

西方古代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两种不同理解为人类的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提供了哲学基础。基于西方古代哲学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人是在世界之中并且是受制于世界的人，因此，人是有限的人。人作为有限的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必须敬畏世界（尽管西方古代哲学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其实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走向西方近代哲学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的潜在因素，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这里不去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基于西方近代哲学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人是站在世界对面并把世界看成是可以改造和征服的“客体”的“主体”，因此，人是无限的人（意指人是具有无限潜力的人）。人作为无限的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可以藐视世界，把世界当作自己福利的工具（例如材料、能量、资源等）。基于西方古代哲学之生存方式的优点是它把人定位在一个合理的角色（有限的人）之上，并对世界采取了应有的敬畏态度，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这种局限就是它未能（通过科学技术）充分发挥人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潜力，因而不能帮助人类生活在一个福利更高的状态之中。基于西方近代哲学之生存方式的优点是它能够（通过科学技术）大幅度地提高人的福利生活，但是，它的局限则是它把人定位在一个不合理的角色（世界主人）之上，并且对世界采取了不适当的狂妄态度，从而使得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副作用。

科学，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虽然以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是，它们自身也对哲学关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解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古代哲学之所以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人”（man）与“世界”（world）的关系，乃是由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类还缺乏足够的能力去认识世界，更不用说有足够的能力去利用并且改造世界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经过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漫长孕育，人类终于不满足于人的有限性，试图通过科学的长足发展去认识世界，从而进一步利用世界和改造世界，以便增加人类的福利。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其实就是一个发展科学、征服自然的宣言。从培根的《新工具》到笛卡儿的《方法谈》，从洛克的《人类理智论》到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如此等等，哲学家们不遗余力地为发展近代自然科学摇旗呐喊。

当然，尽管科学以及技术的发展也会对哲学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哲学终究还是科学以及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随着笛卡儿提出主体性哲学以来，西方近代科学乃至它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的继承者为近代以来的科学以及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这种哲学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主体（subject）与客体（object）的关系，把世界看成是人类表象的对象，以及人类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并把科学以及技术看成是达到人类目的的最好手段。由此出发，哲学进一步发挥了古代哲学把哲学看成是第一哲学（实为第一科学）的观点，它在把自己内在化（或说“降格”）为科学的同时客观上又把科学提升成为哲学，使得哲学与科学（以及技术）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现代人在西方近代哲学（包括它的现代继承者，下同）背景之下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确实克服了古代哲学背景下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局限，它提升了人的自信，发展了科学技术，改善了人的福利。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近代科学走向现代科学以及技术，人的自信逐渐转变成了人的狂妄。正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人把自然看成是能量的贮存器，人们根据自己的目的，通过理性（科学和技术）蛮横地向自然提出获得物质财富和能量的要求，他们“……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这种生存方式的结果不仅污染和破坏了人类自己生存的自然家园，甚至也通过把人自身变成资源从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由于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人直接面对的是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诞生以来所造成的生存方式，尤其是已经暴露无遗并且愈演愈烈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副作用，因此，人们（包括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们）把抨击这种生存方式，尤其是抨击现代科学技术（内在地包含着抨击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给现代人生活所带来的副作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很多哲学家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抨击并未采取正确的态度。由于基于西方近代哲学的生存方式不仅具有自己的局限，它又具有自己的优点；尤其重要的是：基于西方近代哲学的生存方式之优点和局限与基于西方古代哲学的生存方式之局限和优点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在于：不仅要把抨击现代科学技术的副作用与肯定现代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结合起来，而且还要进一步把消除现代科学技术的副作用与肯定基于西方古代哲学之生存方式中的积极作用结合起来，并把肯定现代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与消除基于西方古代哲学之生存方式的消极作用结合起来。如果综合起来理解，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就是：我们既要承认人的有限性，以敬畏的态度对待世界，又要在承认人的有限性的基础上或范围内肯定人的某种无限性，亦即肯定人能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简单地说就是：在承认人的有限性因而在顺应世界本性乃至人的本性的基础之上利用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