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对象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的问题。民族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种族矛盾、民族冲突加大，民族分立主义运动普遍高涨，而所有的地区冲突、局部战争和国内动乱或多或少与民族问题有关。实践证明，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筑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科学表述，是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自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后，任何政治思想都未能提出复杂的思维和远大的目标。”[1]在解决和处理民族问题方面亦然。虽然距离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当今时代已相当久远，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依然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南，“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2]。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品格。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包括民族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内容和形态都需要随之而发展。当今时代的民族问题，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有新的时代特点。新的时代给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造就了新的环境，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需要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生命力也正是在回答时代课题中显示出来的。每个时代、每个阶段都有民族理论创新的现实必要。民族理论研究理应不断深入，民族工作也需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和时代要求。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具备必要性和现实性。

二 核心概念阐释

问题自概念始。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一种科学，每当有新解释提出时，总不免要在这个科学的术语上发生革命。”[3]人类关于民族问题的认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深化的。目前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没有哪个学科的术语像民族理论这样在概念和术语方面争论不休。讨论本身是还原和接近真实的过程，有益于我们廓清思路。

（一）族群

“民族”是目前最常用的中文词之一，与英文中的“nation”相对应，而新近出现的“族群”一词在英文中则与“ethnic group”或者“ethnicity”相对应。民族和族群出现的时间和具有的内涵完全不同，它们代表着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完全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形态。

“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文中的“民族”概念与西方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这导致它与英语nation在含义所指上出现很大的不相符和不对等现象。中文中使用的“民族”术语主要涉及英文中的“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多个术语，同时也包括“race”“tribe”等词汇。而“nation”和“ethnic group”在英文语境中是迥然相异的两个概念。“民族”术语自近代从西方引进以来，在多层次意义上的使用所产生的最大困惑是在“中华民族”和多元族群两种意义上，中文都使用了“民族”一词，并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述，乃至有了“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这种脍炙人口，但在逻辑上和语言学上存在明显矛盾的表达。当“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的提法同时使用时，由于中华民族包含了56个民族，那么就意味着两个层面上的东西被用同一个词来指称和表达，二者在概念层次上的不同被忽视和混淆，由此也引发了关于“族群”和“民族”概念的新一轮争论。实际上，多数使用族群概念的学者都意指“族群”的文化性和“民族”的政治性，强调使用“族群”一词的较自由和宽泛的学术取向。因此，“族群”一词的流行也反映着学术界对传统“民族”概念的反思和解构。“族群”概念的引入恰好可以解决“民族”概念分层次的难题，因为无论是否经过国家的认可，只要具有共同文化特征和共同认同意识的人们共同体，都可称为“族群”。“族群”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尽管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看法不一，但都不影响它构成了人类构建共同体的一个基本模式。那到底什么是“族群”呢？

族群，它的英文对应词是“ethnic group”。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英语中不存在它的名词形式，而使用“ethnic group”这个复合词指称“族群”。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ethnic group”这一概念和术语开始流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领域。“ethnic group”这一概念和术语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一术语传入中国后，汉语将之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族群”等，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和常见。

准确地说，“族群”（ethnic group）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在美国学界被较多使用，用来指称多族群国家中起源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同（包含语言、风俗习惯、宗教等），甚至体质特征也不同，但与此同时又维持内部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被视为和归类于民族国家中的“亚文化群体”。作为国族之组成部分的族群主要涉及民族国家。这种意义上的族群，具有更多的文化、地域、血缘、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它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但对于以一定方式进行自治的民族群体而言，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其最典型的特征是构成了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下一层的单位，即它具有包含在某一国族定义内的含义。

（二）民族

“民族”的定义可以说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分歧和争议最多的。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对此众说纷纭。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关于民族的定义。正如国外学者瓦尔特·白芝皓所言：“我们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民族是什么，也很难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4]我国学者王缉思也说过：“什么样的社会群体可称为民族，是在政坛上和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5]在汉语中，“民族”这一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往往具有多重含义。

第一，表示政治独立体即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概念意义上的“民族”，也就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族”意义上的“民族”。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等，英文对应的词汇是“nation”。

第二，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民族”，族群概念意义上的“民族”，这类意义上的民族相当于英文中经常使用的“ethnic group”“ethnicity”“nationality”等。

第三，指血缘和人种意义上的人类群体，如“部族”“种族”“部落”等，这大致与英文中的“race”“tribe”等相对应。

第四，根据历史阶段的不同，指不同时代和历史演进中的人类群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等。

第五，根据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指某种具有共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某种人类群体，如“狩猎民族”“游牧民族”“农业民族”等。

第六，指与居住地之间的历史相联系的人类群体，如“土著民族”“世居民族”“外来民族”等。

第七，指汉族以外的少数族群，如“民族地区”“民族干部”“民族同志”等。

国内外学术界对民族的定义五花八门，大体可分为主观派、客观派与主客观结合派。时至今日，得到一致认可的还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民族理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和《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等文章，提出以“四要素”为特点的民族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6]。斯大林对“民族”所下的定义，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赞同，也为西方一些民族学家所认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广泛使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被译为中文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和运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民族定义被作为制定民族政策和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依据。2005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民族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六要素”为核心的新的民族定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

本书是在国族意义上使用民族这一概念的（约定俗成的表述除外）。在这种层面上，“民族”与“国家”具有相同的含义，即民族与国家有互为表里的关系，民族即国家，国家即民族，如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从现在国内外学界使用“民族”一词的情况来看，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往往更加强调它的政治含义，着眼于它的政治性，也就是只对享有国家主权的民族才使用这个词去指称。在这种层面上，“‘民族’即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一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国家乃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现”[7]。

（三）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由“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两个单一概念组成的一个复合概念。在明晰“民族”“族群”等概念的基础上，必须对民族国家的含义做出明确的界定。为了避免陷入烦琐的学术考据，力求概念清晰简明，在此对这一概念的讨论仅局限在不同学科的比较和使用上。

“民族国家”是在民族学、政治学、国际政治、法学等诸多学科中频繁出现并处于重要地位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历史演变和新的方法论的引进而不断变化，又因不同学科而各异。

各个学科在使用这一概念时，都对它的含义进行了具有自己学科特点的界定，致使“民族国家”成为一个内涵十分丰富、较易引起歧义和混乱的概念。在此，为厘清这一概念的含义，有必要对它的歧义和争端进行简要的梳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一概念之所以产生很多定义，引起歧义和争执，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民族学学科和政治学学科在界定和使用它时各有侧重。

民族学学科在定义和使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时，偏重于这一概念中的民族因素，强调民族与国家在形式上的结合，主要从民族成分、民族结构上来界定民族国家，认为民族国家“一般是指单一民族的国家”，是“民族和国家达到同一”的“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突出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构成上的单一性，民族与国家的同一性，以及民族与国家政治界线的一致性。从学理上看，这种定义是合理的，但这样一种在学理上看似合理的概念界定却与现实相去甚远。事实上，民族主要强调种族、心理和文化的特征，而国家则纯粹是一个法律和政治概念。要使这两者完全吻合，即一个法律和政治实体的国家全部是由种族、文化、语言乃至宗教都完全一致的国家公民组成，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今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族群国家，即使在某些被认为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也依然存在着一些数量极少的少数族群。按照这种界定，在当今世界上是不存在这样的民族国家的。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是不现实的，近似于单纯的单一民族国家也寥寥无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生活着多个族群。

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在使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时，偏重于这一概念中的国家因素，通常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界定民族国家，其着眼点在于国家的政治权力以及独立的主权，强调民族国家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而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弱化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对建立世界体系具有奠基性的历史意义。迄今为止的国家关系，都是在民族国家主权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该学科认为只要具有独立的主权，不管其民族结构如何——不论是单一的民族结构，还是具有比较复杂或十分复杂的民族结构的多民族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这样一种在政治学中尤其是在国际政治学中被广泛使用的“民族国家”概念，将“民族国家”概念的外延扩大了，于是，当今世界上的所有的主权国家都被视为民族国家，不再强调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分。显然，“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基本完全等同于主权国家概念，完全可以与主权国家的概念通用。

事实上，“民族国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民族国家”包括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相当于主权国家；狭义上的“民族国家”仅指单一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在民族学学科和政治学学科中的不同侧重，反映了不同学科对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理解。本文是在广义的层面上使用“民族国家”概念的。

笔者认为，现实中的民族国家与“民族和国家达到同一”“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的理想状态并不一致，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现实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不是由单一民族构建的，民族的界线与国家的界线不总是吻合，总是存在着程度上的不一致。即使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被看作民族国家之典型的国家，在民族构成上也不是完全单一的和同质的。因此，在确定“民族国家”的含义时，不能仅仅顾名思义，从概念出发；更应该从现实出发，将现实大多数国家的现状结合起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确定民族国家的本质。

三 研究意义

在当今世界，解决民族问题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民族理论创新势在必行。现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使民族理论时代化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给予关注的重大课题。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化，日益显现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

1.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项政策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滞后于时代，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不例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化，对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给予理论上的概括、总结和推进，使新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理论政策更加富有针对性、时代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创新、丰富和发展。

2.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

自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来，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好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关乎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同样离不开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财富。为了进一步解决好我国的民族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地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因此，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些理论财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建设任务。

3.我国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理论学科成绩斐然，民族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而言，目前民族理论研究存在滞后性，理论瓶颈尚未突破，与当代世界和中国民族问题发展变化的实际需要尚有差距。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无论国外还是国内，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现象、民族过程、民族关系的深刻变化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怎样看待这些变化，怎样解释这些现象，并探究其本质和规律，既是民族理论学科的任务也是挑战。因而，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化，无疑将使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登上新的平台，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实践意义

1.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长久以来，民族关系问题始终是国际政治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敏感的问题，它不仅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影响国与国之间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具有复杂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重大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之一，地区冲突或战争往往都与之相关。世界形势常变，但民族问题成为国家或地区冲突诱因的本质丝毫未变。许多多民族国家并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仍然是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之一。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观点的研究和科学推进，不仅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稳定，而且有助于人类社会这个民族大千世界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从而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2.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团结稳定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日益突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带有民族和民族特点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民族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民族理论政策面临新的挑战。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化，创新和发展民族理论，调整民族政策，对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的未来影响。

3.有助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的实现

总体而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较之过去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和可喜的进步。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差距较大。我国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目前最大的差距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针对我国民族地区和民族问题的现状，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有助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整体跃迁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我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登上新的台阶。

四 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有大量的学术论著和研究论文出版和问世，这些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这一专题，目前尚没有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一些研究大都散见于国内学者的相关著作、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之中。

1.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上达成了一致共识，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从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的新变化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重大意义，如王希恩的《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上着力论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必要性，如赵健君的《试论民族理论基础理论的更新》；罗树杰、徐杰舜的《世纪之交中国民族政策调整的思考》《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下）》等，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等视角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必要性，认为“在世纪之交，少数民族地区在走向市场过程中 ……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民族政策已滞后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制度改良，所有制结构改变，许多学科的科研体制摆脱了苏联的影响，也有所改变，但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基础理论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话语”；还有学者从中国民族理论前现代化的局限和照搬苏联理论观点的误导性方面去思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化，如范向东的《论中国亟待重建有自己特色的民族理论》等。

2.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方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方向，目前学界存在较大分歧。马戎教授首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和思路》《“文化化”民族关系》《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上）》《联邦体制对苏联解体的影响》《民族研究的创新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等，提出在民族问题研究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提出了民族理论政策问题时代化的“新思路”——以“文化化”取代“政治化”。马戎教授在对民族识别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问题、民族优惠政策问题和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上的苏联模式的评价方面均采取了否定和批评的态度。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希恩教授为代表，在《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一文中对马戎教授四个方面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评。此外，也有学者撰文参与争论，如陈建樾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陈玉屏的《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郝时远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杨建新的《中国民族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马守途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等，从“政治化”与“文化化”分类的悖谬，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等不同侧面对这一分类及其相关的论点做了分析和批评。这场争论还未尘埃落定，它反映了对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反思、评价和选择，内含着未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路径设计，所以引起了民族研究领域和关心民族问题的人们的广泛关注，激发了人们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深入思考。

3.关于中共几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贡献

目前，有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思想和理论大都蕴含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研究中，专门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论著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提供了研究大框架。这方面的理论成果比较多，较为突出的有：金炳镐等的《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以及《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与实践》、杨荆楚的《毛泽东民族理论研究》、刘绍川和张炯的《邓小平民族思想研究》、李瑞的《江泽民民族观研究》、龚学增的《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理论》、刘先照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等。在学术论文方面，围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理论及民族观进行研究和论述的论文居多，也有些论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毛国庆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发展的里程碑》、关桂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几个问题》、龚学增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六十年》、张建新撰写的《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以及赵学先的《中国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等。

4.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思路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如何时代化，许多学者做了深入的思考。有的学者探讨了民族理论创新所应遵循的政治立场和标准，如王希恩的《关于民族理论学科创新的问题》《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思考》，认为“理论创新是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民族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族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当代民族问题实践；民族理论创新必须体现中国特色”。部分学者着力论述民族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实质性内容，如金炳镐、熊坤新、彭谦的《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思考》，认为中国民族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需要做实实在在的工作，特别是需要在方法、体系、结构、内容等方面做实在而又具体的创新。王希恩的《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三个生长点》则认为对中国现代化推进对民族问题影响的说明和预测、对世界民族问题现状的概括和理论提升、对相邻学科的理论吸纳是中国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三个生长点。还有的学者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如杨乃初的《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等。

尽管新时期以来国内有关民族理论时代化的相关研究一直在进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有不足和欠缺，存在着不深入、不充分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个专题，专门研究的成果和专著还没有见到。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化研究仍有较大空间。在现有这些专题论文和论著中，很多论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较为肤浅，学者们大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和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方向和现实性方面尚有很多盲点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形成共识。三是研究方法亟须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视角尚有局限，忽视对社会科学的其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入、借鉴和应用。

（二）国外研究现状

在民族理论研究方面，不是只有中国才有民族理论学科，国外也有民族理论。国外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们所讨论的问题和领域与中国民族理论关注的问题和领域基本上是重合的；国外和我国民族理论研究对应的部分，被他们纳入“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说，国外“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围，与中国民族理论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大体一致。

目前，还没有发现国外学者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成果。就搜集所能查阅到的研究材料来看，国外学者只是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相关的课题上有所研究和探讨。

第一，民族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埃里·凯杜里的《民族主义》、〔英〕厄内斯特·格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法〕吉尔·德拉诺瓦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美〕菲利克斯·格罗斯的《公民与国家》以及〔德〕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等。这些成果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相关概念、研究范式等基本理论问题做了厘清、挖掘、界定和梳理。

第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与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理论政策与实践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澳〕伊恩·卡明斯的《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美〕沃克·康纳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战略中的民族问题》、 〔美〕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最后的帝国》、〔法〕爱莲娜·唐科斯的《分崩离析的帝国》。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实践的价值判断。

第三，中国共产党民族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美〕德雷尔的《中国的四千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融合》、〔美〕麦克若斯的《中国的少数民族：20世纪中的融合与现代化》、〔美〕王海的《中国及其少数民族：自治还是同化》、〔美〕沃克·康纳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战略中的民族问题》中相关的论述等。这些著作使我们能够了解西方学者对我国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态度和看法。

国外学者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探讨，有助于我们对国外学者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动态有个基本的把握，使我们了解当代西方民族学界关于民族理论的基本学术观点，对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但是，西方的研究也存在着严重不足，一是对民族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仅仅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展开，缺乏多学科综合的研究，而且其成果也是散见于各个学科之中，没有形成专门的民族理论学科规范。二是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五 研究方法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本文同样把此方法作为探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基本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分析和研究民族以及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问题的实际，辩证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实践需要相结合的过程，着重于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内容。

（二）比较研究的方法

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和国内外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材料充分、全面掌握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对以美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大熔炉”模式和以苏联、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大拼盘”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出两种模式处理民族问题的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民族理论和实践经验教训做出合乎逻辑的分析、归纳和总结。

（三）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观点和结论从对事实和数据的分析中产生，事实和数据的分析佐证观点和结论，唯此，研究才具有科学性。本研究将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尽可能多地通过数据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论证问题，以使结论更具准确性和科学性。在分析、借鉴和反思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模式方面将较多使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综合学科性质的领域。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宗教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单纯从一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出发研究民族理论，很难做出科学而全面的判断。本研究主要立足于以民族政治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研究方法为主，同时对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广泛的吸收和借鉴，进行多视角综合研究，增强理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基础的广泛性，致力于理论上有所创新。

六 创新之处

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进行研究，带有开拓性研究的性质，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并做出了论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结合时代和实践需要，在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体多源（元）”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理论纲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新探索和尝试。根据“多元一体”理论，中国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本文提出“一体多源（元）”，与“多元一体”理论有所不同的是，认为不同层次的认同不是简单的并存不悖的关系，强化和塑造高层次的认同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第二，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时代定位做出判断和回答，提出当今的时代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时代，是考察和研究民族问题的新视角和新观点。本文认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处于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形态这个民族发展阶段上。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均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来自各个领域的挑战。然而，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的衰落，当今的时代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时代。

第三，针对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的核心和着力点在于加强多民族国家统合，体现了理论推进应为现实提供学理支撑的意识和研究思路。本文认为既然当今的时代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时代，多民族国家统合为目前维护和巩固国家所需要，因此，多民族国家统合仍将是各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和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