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论框架

自习近平主席将中国外交战略从韬光养晦调整为奋发有为之后，许多国外国际关系学学者对这次战略调整的结果做出了不同预测。然而，这些预测未能充分考虑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两种战略各自产生的国际环境，也没有分析它们对世界政治的战略影响有何不同。要搞清楚这两种战略究竟哪一个能够为中国在国际格局两极化趋势中的崛起提供更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需要明确它们各自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将以道义现实主义为理论框架，重点分析奋发有为战略给中美、中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

（一）道义现实主义：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本文的分析基于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假定：第一，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的自然属性，安全困境不可避免。由于一国对自身与他国的相对实力差距十分敏感，因此，在两极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世界第二大国难以隐藏其实力。第二，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利益，而国际权力是大国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一国的国际地位决定该国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对第二大国来说，要制衡头号强国，增加战略盟友比获取经济利益更加重要。第三，权力竞争是零和博弈，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当兼并战略不可用时，战略竞争将转向获得更多的盟友。

本文的假设是，与韬光养晦战略相比，奋发有为战略能够吸引更多的盟友，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民族复兴战略目标。大国崛起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建立起基于自身的可靠战略信誉的国际领导力。如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不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提供安全保护和经济利益，它将无法建立起自己的国际战略信誉。韬光养晦战略只着眼于通过经济合作带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奋发有为战略则旨在通过让他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来结交更多的战略伙伴。因此，奋发有为战略更有助于实现中国的民族复兴战略目标。

本文将首先分析韬光养晦战略和奋发有为战略的差异，然后评估二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我们很难精确地界定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从哪一天开始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的。2012年11月，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在此之前已经参与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2012年2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美时首次提出中美应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同年7月7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届世界和平论坛上，习近平发表了关于中国安全政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新型大国关系和共赢的理念成为他提出奋发有为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3年3月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当年有三篇重要文件全面地阐述了奋发有为战略，一篇是外交部部长王毅7月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的演讲，一篇是国务委员杨洁篪8月发表在《求是》期刊上的文章，一篇是10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的习主席关于周边外交工作的讲话。习主席讲话中提出的奋发有为，从逻辑和语义上都与韬光养晦没有关系。笔者并非主张以习主席的讲话作为中国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的标志，但认为这次讲话为中国的外交转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要理解奋发有为战略的内涵，就需要认真分析解读上述三份文件。

笔者首先将辨析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的区别，然后用4个案例来检验本文的假设。这4个案例分别是2012—2013年的中美关系、中国与欧洲主要大国的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与日本的关系。2012年2月，习主席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因此，本文将用2012—2013年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来检测奋发有为战略的影响，用2000—2011年的双边关系来检测韬光养晦战略的影响。中美关系的案例将用来检验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两种战略在崛起国和霸权国的结构性矛盾中维持双边关系稳定的有效性。中欧关系的案例将用来检验奋发有为战略在巩固中国与其他主要大国的战略合作中发挥的作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案例将用来检验奋发有为战略在降低实力相对较弱国家对崛起国家的恐惧方面的效果。中日关系的案例将用来检验奋发有为战略和中日关系恶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将对中美、中欧、中日关系做定量分析，分析所引用的中外关系数据选自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数据库。遗憾的是，该数据库目前还未包含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数据。因此，本文只能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做定性分析。

（二）战略信誉与国际道义

笔者认为，中国建立国际战略信誉是为民族复兴塑造更好国际环境的关键性因素。在过去的20年里，韬光养晦战略成功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而非民族复兴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1992—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0.02%提高到10%，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并未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战略朋友，也未能帮助中国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威胁论”长期存在。如果没有一个建立在国际战略信誉基础之上的正面国家形象，中国将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因此，为了创造有利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强调战略信誉的奋发有为战略显得非常重要。

战略信誉是低层次的国际道德。荀子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根据荀子的观点，一国要获得被他国认可的国际领导权，最低要求是要有战略信誉。一些学者称笔者是道义现实主义者，因为笔者认为，除非施行王道战略，中国将在提升国际领导力的战略竞争中无法胜过美国。很多人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不应该考虑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对于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可能的确如此，但对于古典理论主义者来说，却并非如此，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之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提出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中，就有两项与道德相关。在摩根索最广为人知的《国家间的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有专门章节讨论国际道德。在书中，他提醒人们，国际道德在国际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有可能会因不良动机被错误地利用。他还提醒读者，关于国际道德的讨论必须防止两个极端：一个是过高估计伦理道德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另一个是过低估计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否认政治家和外交官会受物质权力之外的其他考虑的驱使。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国际道德是美国自称的或者是被摩根索定义为“假装遵守的”或“声称应当遵守的”道德规则，所以他认为，当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更多道德考虑时，其他国家会觉得中国更具威胁性。与米尔斯海默和摩根索所说的那种“假道义”不同，本文中的“战略信誉”和“王道”两个术语是指国际社会实践的道德规范，而非那些用来掩盖军事侵略的假道义。与自由主义通过军事实力对外输出民主和自由贸易等意识形态不同，道义现实主义遵循“来而不拒，不往教之”的信条。毫无疑问，将一种意识形态或道德强加于人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际冲突甚至战争。但是，当道义成为一种自律原则时，冲突将不会发生，取而代之的将是形成文明规范。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采取自律外交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塑造一个好的道德形象，而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国际支持。针对中国所倡导的国际道义原则，习主席告诫外交工作者们，“这些理念，首先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

尽管古典现实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都认为道义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影响，但也认为两者有三点不同：第一，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道义的作用在于保护人类的生命，道义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道义还有助于增强政策的合法性和国家实力。有关国际道义的这两种作用将在下文继续讨论。第二，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如果外交政策遵循国际道义，事实上会牺牲国家利益。而道义现实主义则认为，有道义的外交政策将有利于崛起大国获得战略利益。崛起国的最高战略利益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如果崛起国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违背国际道义，其崛起目标将无法实现。第三，古典现实主义认定民族主义缺乏人道主义，而道义现实主义则认为，在“有天下”思想的指导下，民族主义的王道政策仍可以是人道的。王道是中国古代关于最高层次的世界领导权的政治理念，它建立在物质实力和道义两者之上。道义现实主义用现代语言将王道归纳为公平、正义和文明三个原则。

（三）权力与实力

为理解道义在奋发有为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需要区分政治权力和物质实力的含义有何不同。本文中的“权力”指的是一国对他国行为的影响力，这与摩根索的定义相近。“实力”指的是国家能力的组成要素，该定义与摩根索书中“国家权力的要素”相近。在语言学上，英文中的“power”有几种含义，包括“拥有控制力、权威和影响力”, “行动的能力、物质的力量、精神或道德的效力”。摩根索用“power”一词交替表达“影响力”和“能力”两个含义，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惑。在汉语中，“权力”和“实力”是两个含义不同的词语，没有英文中因“影响力”和“能力”都用“power”而容易混淆的弊端。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主导地位，“权力”与“实力”这两个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常常被混淆。

在分析韬光养晦战略和奋发有为战略时，为了避免混淆，本文将“权力”作为实施外交政策的目标，将“实力”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工具。在国家实力的组成要素中，政治领导力是关键因素，而它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道义的影响。荀子认为，王道是最高层次的世界领导力，这种领导力是以强国领导者的道德为基础的。

遵循国际道义可以使一国的行为合法化，并由此增强该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与缺乏道义的国家相比，一个讲道义的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盟友和国际支持。总体而言，当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获得国际支持而不是经济利益时，这种政策就会重视道义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奋发有为战略提出了“新型义利观”和“命运共同体”两个概念的原因，它们最早出现在2013年6月王毅的演讲中。他指出：“中国将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自此，“新型义利观”和“命运共同体”频繁地出现在官方的演讲和文件之中。

（四）民族复兴与联盟

笔者认为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理念导致了奋发有为战略的提出。习主席指出，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最高的战略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字面含义是指恢复中国在唐朝（公元618—907年）贞观时期（公元627—649年）的那种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历史地位，现在则特指中国在综合国力和国防影响力上赶超美国。当中国政府把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奋发有为战略的目标时，中美两国在世界领导权上的角逐将不可避免。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把世界主导权作为其外交政策服务的最重要国家利益。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对国会讲，“我绝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中美之间为争夺世界领导权而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将促使两国在争取更多战略盟友方面展开竞争。

自古以来，结盟就是大国确立世界领导权的一个传统战略。历史上，联盟和兼并是大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两种主要战略，但1945年《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允许兼并他国领土后，联盟成为唯一可使用的战略。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失败也说明兼并战略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成立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同盟阵营。为维持其世界领导权，2010年美国采取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与传统盟友巩固合作，与新朋友建立非北约联盟，与非盟国开展战略合作。对中国而言，只要将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改变自1982年起执行的不结盟原则。本文接下来将讨论以“交友”为目标的奋发有为战略与以“赚钱”为目标的韬光养晦战略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