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本书力图从工人的生活经历与社区生活实践讨论世界工厂的劳资关系，分析社会关系与生产政体如何影响工人的生活与抗争行动。
裴宜理、韩起澜等人的著作，已经关注到植根于乡土的文化、血缘、地缘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民国劳工的抗议政治，比如，由各地移民形成的帮派、行会，成为劳工运动动员所能借助的基础性力量。而当今中国，在城乡之间往返迁移的农民工群体，其抗争政治是否与工厂之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同样也是劳工研究的重要聚焦点。
作者的研究表明，地缘网络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中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动员资源，甚至在有些企业，在工作岗位安排、职位升迁等方面的竞争及劳资冲突中也交织着地缘群体的激烈对抗，这与裴宜理笔下分裂的团结颇为类似。但本书的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现代化、市场化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地域之间的差异，行会、帮派在社会主义政权下的生存空间也极其有限，反而是经济、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地改变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境遇与生活方式，因而代际差异成为塑造工人关系形态及其抗争政治的重要维度之一。
围绕新生代工人的研究都注意到了代际生活经历的变化给世界工厂带来的可能挑战。改革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为方式、生产体验、发展期望等方面与老一代非常不同，但是城市和企业并没有为他们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空间，这成为近年来劳工抗争不断兴起的重要根源。本书作者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与老一代长期从事艰苦的农业劳作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直接从学校进入工厂，超过半数受过中、高等教育；他们对手机、电脑等信息技术产品的运用程度也是老一代工人无法比拟的。相对较长的教育经历不仅为新生代工人提供了朋辈同学网络，更给他们带来一整套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和新的交往方式。他们会将大量的工休时间投入与朋辈群体的玩乐中，当然更普遍的情形可能是，他们独自在玩手机、上网。在集体抗争行动中，作者发现，一方面，如潘毅预言的那样，相比老一代工人，新生代工人更有可能提出增长型的利益诉求，包括增加工资、组建工人自己的工会、落实集体谈判制度等；另一方面，他们的行动往往是线上（QQ群、论坛、微博、微信动员）与线下（同事、同学、同乡联络）相结合，这与老一代工人的地缘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大部分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仍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无论老一代还是新生代工人，“野猫式罢工”仍然是最常见的集体抗议形式。在此，本书作者引入工人社会生活形态的另一个决定性维度——生产政体。工人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正常的社区生活只有在如南海本田那样的“准专制工厂政体”中才有可能出现。这类合资或外资企业或在日常管理和再生产安排中照顾工人的社会需求，或在劳动过程中保留一定的技术含量。反之，在一般的世界工厂中，工人往往出于对“专制工厂政体”下薪酬待遇、劳动体验、管理文化、工作环境、发展空间等方面的不满而离职，从而形成“短工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人难免成为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他们缺乏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区生活，他们的行动缺乏默契与策略，迅速聚集又迅速瓦解。有时候非人性的生产管理制度甚至引发工人的极端反抗行为，如富士康反复出现的跳楼自杀和群体性骚乱。
从生活领域和社会关系角度探讨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动力，其意义在于：首先，在国家制度和工厂管理体制中，工人并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组织资源，生活领域则更有可能为工人自主行动和自组织力量发育提供空间，虽然其不能完全避免权力与资本的影响；其次，城乡往返迁移、社会转型、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等要素，共同造就了农民工群体在工厂生活中复杂多变的体验、诉求、认同、关系形态、互动方式，这与布洛维提出的“霸权政体”下的美国工人非常不同——稳定的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弱化美国工人群体间的差异，而中国的劳工政治远非“生产政体”框定下的“自足游戏”；最后，在极端异化的劳动体验中，工人更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寻求“修复”或“补偿”，无论是集体性的社会交往还是原子化的信息消费，都将给工人的行为与行动方式打下烙印。
工人的抗议行动也进一步在制度层面对世界工厂产生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和省、市层级的工会开始顺应工人的抗争浪潮，推动一些企业重组工会和落实集体协商制度。例如，深圳市总工会在近几年推动数百家工会直选，其“职业化工会干部制度”、自下而上“推动企业民主工会建设”的实践值得学界持续关注。就企业层面而言，许多企业在工人各种形式的抵抗下，开始部分收起其专制的面孔，在工作和生活场所给工人让渡更多的自主空间。工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信息媒介的帮助下，工人越来越善于扩大行动的社会影响。劳工NGO、律师、学者、学生等社会团体也开始不断介入工人的集体维权行动。
当然，作者并没有对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前景持盲目乐观的态度。由于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劳工群体和劳工研究者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情势，这也是以往劳工研究理论不曾面临的挑战。正如我在《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一文中指出的：“中国劳资关系的紧张冲突和劳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与资本的强强联合，在这一权力格局中，工人的极度弱势恰恰缘于他们公民权利的缺失，这些权利包括最基本的知情权、结社权和表达权。农民工不是作为公民而存在意味着整个社会公民权利的缺失，劳工的制度性位置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与表达方式，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正式抗争，利益诉求的表达缺少正式和有效的渠道，工人往往只能采取例如以脚投票等相对消极的反抗，甚至自杀这种极端方式的表达。”
在本书中，上述结构性制约下劳工抗争政治的张力随处可见。比如，老一代工人的地缘关系为新工人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宝贵的团结纽带，但又限制了工人阶级的认同，甚至使其内部矛盾更加复杂化；新生代工人频繁的消费活动促进了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提升了其信息技术动员能力，强化了其在城市发展的期望，但是消费文化同样可能缓解工人生产领域的紧张，并降低其社会化需求和批判反思的能力。这种张力更体现在作者对工人团结文化的分析中。针对“守法抗争”与“阶级团结”两种判断，作者认为，一方面，工人的行动能够借助日常生活的经验、关系资源、信息技术形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洞察利用，并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抱团、相互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简单地将自身的利益等同于抽象的阶级利益，其抗争行动总体上是一种务实的、为改善生活境况的斗争，并不寻求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家制度和全球资本体系。但是，“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同样能够为世界工厂劳资关系的转型注入强大的动力。即便是以改善生计为目的的朴素行动、以落实国家法律文本为旨趣的制度诉求，也足以对世界工厂的秩序构成颠覆性的挑战。恰如斯科特所言，即便是“向后看”的保守观念和行动也同样可能导致革命性的后果。
从工人的日常生活经历和社会生活形态出发，本书作者力图寻找“中国特色”世界工厂转变的动力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出路。这一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对一位青年学者而言无疑是值得嘉许的；而作者也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包括较长期的田野工作，大量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以应聘方式进入工厂参与观察，与工人们工作生活在一起进行直接互动交流等。探讨工人的微观生活形态与宏大的抗争政治、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作者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若能在行业和地区层面进行拓展，并且有更为深入细致的民族志研究作为基础，则更能进一步说明工人的社区生活形态与劳工抗争政治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形成与社会建设的关系。
概而言之，中国的新工人不再是被指定的“领导阶级”，而应当是能够主张自身权利的“自为阶级”；不是“未完成”或者已完成无产化的弱势群体，而是逐步成长为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社会力量；不是被组织或未组织的劳动人群，而是能够自组织并且在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抗争中成长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
2014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