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谁得到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_边界渗透与不平等：兼论社会分层的后果-QQ阅读男生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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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谁得到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

按照伦斯基在《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一书中的经典阐释，“几乎所有在这一领域中的大理论家们，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偏向，都试图在回答基本的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这个问题是所有讨论阶级和阶层，以及它们的结构性联系时的基本问题” 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66］1988，第8页。。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十多年里，国内社会分层研究重点回答的就是以下两个基本问题：（1）“谁得到了什么？”（Who gets what?）——社会分层结构和分层框架；（2）“为什么会得到？”（Why?）——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机制。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描述当代中国的分层结构。（1）“断裂”论。孙立平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从资源配置的扩散趋势向重新积聚趋势转变，即出现了社会财富和其他各种社会资源越来越向上层社会或少数精英分子集中的趋势，而相当规模的社会弱势群体开始形成；当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的差距越拉越大时，有一部分社会成员被甩出社会结构，最终导致了“断裂社会”的出现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6, 59～63页。。（2）“结构现代化”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十大阶层、五大等级的社会阶层结构，虽然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差距，但正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演变，应该说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在中国已经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总报告》，载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0～26, 43～47页。。（3）“碎片化”论。李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disorganization）、重新组合（reintegration），因此，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概念就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载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3页。，整个社会呈现“碎片化”。不过，到了2005年左右，他又指出，中国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倾向，阶层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型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而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李强：《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5年第4期。。有学者总结指出，该论断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多维化和交叉化，且没有出现界线分明的阶级或阶层，具有一致利益认同的阶级阶层未必会出现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0页。。（4）“结构化”论。李路路在工业化—功能主义和反工业化—功能主义的理论传统以及“关系论（阶级论）”和“分配论（等级论）”的理论传统下，提出在中国由再分配经济朝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具有“双重再生产”的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结构化的机制随着制度转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1～14, 200～221页。。

以上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总体判断陆续被提出后，有学者对它们做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发现在这些不同观点内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力上，既有共通性也存在差异，而且在预测发展趋势上各有所长周建国：《金字塔还是橄榄球？——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趋势探析》，《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9期；方长春：《断裂、碎片抑或结构化：对当前中国阶层分化的再认识》，《人文杂志》2008年第3期；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虽然学者们对当代我国分层结构的描述分歧较大，但他们几乎都立足于再分配向市场转型这个大背景，没有将社会分层的结构及变化简单地认作是经济—技术理性的重构结果，而是强调阶层结构在社会和政治的过程中被形塑，它是中国特定制度环境和变革过程的结果李路路：《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模式变迁》，《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以上梳理的四种论断都是在2000年前后提出，近年来很多分析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化特征和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李路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社会》2008年第3期。。

如果说上述观点更多侧重于客观阶层结构，那么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转向客观阶层结构和主观阶层结构并重。张翼基于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CGSS2008资料的分析，发现中国的主观阶层（认同阶层）与客观阶层区别较大，农民阶层进入工人阶层的通道被打开但社会上层的开放性不高，越是年青一代越有机会进入非农阶层张翼：《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全国性CGSS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与早先学者局限于通过横向跨国比较发现中国的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 刘欣：《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赵延东：《“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5期。相似，最近有学者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CGSS）和“中国社会变迁调查”等纵贯性观测数据的分析，发现认同“下层”或“中下层”的比例偏高，而且还逐年攀升，主观阶层呈纵向“向下偏移”态势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陈云松、范晓光：《当代中国人的阶层认同——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十年追踪研究》，未刊稿，2014；高勇：《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社会》2013年第4期。。

第二，建构符合中国社会的分层框架。如前所述，对当代中国分层结构，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多数经过了经验资料的检验，而少数仍停留在理论“想象”层面。在笔者看来，对分层结构研判的不一致性，譬如到底是“倒丁字型” 李强：《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5年第4期；张翼、侯慧丽，《中国各阶层人口的数量及阶层结构——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做的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6期。还是“洋葱头型”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郑杭生主编《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其中的“罪魁祸首”在于缺乏一个科学严谨和统一的分层框架（schema of stratification）。正如李路路等指明的那样，“……实际上，很多研究在经验分析中往往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分层图式的选择或构建，或者更准确地说，并没有把社会分层图式放到一个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而仅仅把它作为众多可选自变量中的一种” 李路路、陈建伟：《国内社会分层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07～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2页。。

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分层框架除此之外，学者们在界定中产阶层时所采用的分层框架更为丰富，具体可参见刘欣、马磊：《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07～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9～37页。有四个。

（1）陆学艺框架（LXY）。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提出由十大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分层框架。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总报告》，载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8～10页；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53～127页。。

（2）李路路框架（LLL）。基于中国特定制度结构特点，按照阶级阶层与权力、资源多样性和权力多样性、结构多元化的原则，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分层框架，提出了五分类的框架：①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中高层管理人员；②专业技术人员；③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④体力劳动者（工人/农民）; ⑤自雇佣者/个体户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93～102页。。最近，李路路等人又以权力—支配关系作为阶层分析的基本维度，基于对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关系的直接测量，得到了十个阶层位置和四个阶层（雇主、自雇佣者、非体力雇员和体力雇员）的分层框架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3）刘欣框架（LX）。LX框架以公共权力和基于资产产权的市场能力为基础，依据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行政管理等级制、公有资产的委托—代理制、劳动人事身份制、技术等级制等次级制度，划分出两对基本阶层，十七个具体阶层位置，并以此提出由社会上层、新中产上层、新中产下层、小业主和自雇者、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六个阶层构成的中国城市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刘欣：《公共权力、市场能力与中国城市的中产阶层》，载周晓虹、谢曙光主编《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21～129页。该分层框架的理论架构和操作原则在此前的文章中有过详细的阐述，例如，刘欣：《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基于研究目的考虑，刘欣的研究与早先的框架有细微的变化，但是其背后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4）林宗弘—吴晓刚框架（L-W）。根据所有权的排他性、获益性和生产关系的反向依赖性三大特征，把户籍制、单位制、身份制和所有制作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生产性资产，进而根据这四种资产将阶级位置分为六大类：农民（受限的劳动力/无技术无权威）、农村干部（受限的劳动力/有技术或权威）、集体单位工人（无组织资产/无技术无权威）、集体单位干部（无组织资产/有技术或权威）、国有单位工人（有组织资产/无技术无权威）和国有单位干部（有组织资产/有技术或权威），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分层框架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社会》2010年第6期。。

在以上四种分层框架中，除了LXY框架更接近阶梯模型（gradational model），其余则属于关系模型（relational model）。在笔者看来，LX、LLL和L-W框架在理论推演方面更为缜密，背后的理论渊源和前提假设更明晰，并且较好地把握了转型过程里中国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地位指标。在最近的相关文献中，一些学者不再生硬照搬从西方学界“舶来”的分层框架，开始运用经过“本土化”改造的框架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问题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刘欣、朱妍：《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李春玲：《如何定义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学海》2013年第3期；仇立平、肖日葵：《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秦广强：《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2011年第4期；宗媛媛、范晓光：《从妻居抑或从夫居？中国城市居民的初婚代间同住研究》,《社会学》2013年第2期。。

第三，转向阶级分析范式。在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是两大主要理论流派，经过各自追随者的重新阐释和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两大阵营 Grusky, D. B.,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3rd）（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8）, p.74-158. 。到了90年代初，西方的阶级分析遭受了后现代理论的“重创”，所谓的阶级在许多研究中已经被种族、性别、国家和职业等变量所“解构”。

也正是受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方面，在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之外，格伦斯基等 Grusky, D. B., and J. B. Sørensen., “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998）: 1187-1234; Weeden, K. A., and D. B. Grusky., “The Case for a New Class Map,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2005）: 141-212. 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中汲取理论灵感，发展出了新涂尔干主义，试图通过职业群体来代替传统的阶级概念。另一方面，不同于共属结构主义取向的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和新涂尔干主义，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社会分层领域中来。总体而言，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理论边界日趋模糊的同时，西方社会分层界理论取向多元化趋势明显。

与西方社会分层研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冲突，阶级分析在中国仍然是一种有效的理论工具。除了20世纪80年代何建章先生主持的关于中国阶级结构的研究外，曾经在很长时期内，阶级分析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在学术界几乎销声匿迹李路路、陈建伟：《国内社会分层研究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07～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1页。。2000年以来的十几年间，在理论分析层面，国内学者对重返阶级分析，尤其是重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呼声日益高涨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仇立平：《阶级分层：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另一种解读——基于学理层面思考的中国阶级分层》，《社会》2007年第3期；仇立平、顾辉：《阶级结构与阶级再生产：结构紧张与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社会》2007年第2期；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秦广强、李路路：《从“经济决定”到“权威支配”：阶级研究的理论转向及内在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在实证研究层面，越来越多的学者直接利用阶级分析的工具或视角讨论当下中国的社会运动、投票行为、社会态度和冲突应对等论题。

第四，探寻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机制主要回答分层研究中的第二个基础问题——“为什么得到”，它一直是国内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目前，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市场转型”争论的影响，制度因素、政府政策、官僚博弈、利益对抗等因素都被开始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过程李路路、陈建伟：《国内社会分层研究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07～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3页。。笔者将社会分层机制主要归纳为两条主线：（1）制度视角。刘欣提出了有别于市场转型论和权力维续论的“权力衍生论”来解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刘欣：《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他认为，基于国家政治结构的公共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除了以再分配权力的形式发挥作用外，还衍生出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从而影响了人们生活机遇的分配，最终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共同构成阶级分化的动力基础。李路路认为，虽然市场化给原来的资源分配过程带来了变化，但是中国转型期的阶层继承性与阶层间的流动仍然是封闭的，或者说继承性代际流动模型仍然是主导模式，其背后是社会集团或社会群体的再生产机制、统治权力机制李路路：《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不过，近年来中国阶级阶层关系的变革，呈现出从“决定性”转向“交易性” 李路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社会》2008年第3期。。（2）国家视角。李强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中，“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三个重大历史时期的国家政策都显著地影响社会分层结构，但具体的影响机制又存在一定差异李强：《试分析国家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结构的具体机制》，《社会》2008年第3期。。在经验研究层面，大量学者均发现再分配时期的社会、政治逻辑仍然在市场转型时期对收入、权力的分配、职业的获得和代内代际流动发挥着重要，甚至是主要作用梁玉成：《社会变迁研究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03～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86页。。总体而言，相关研究涉及的国家政策主要包括教育扩招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刘精明：《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社会》2006年第3期；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吴晓刚：《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社会》2009年第5期。、住房改革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蔡禾、黄建宏：《谁拥有第二套房？——市场转型与城市住房分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刘祖云、毛小平：《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文化大革命” 郝大海：《去魅化与市场转型——1949年后中国大陆理性化过程的历时性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Li, Yu, Towards a Meritocratic Society?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Urban China（1966-2003）（Ph. D. dis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Zhou, Xueguang, and LirenHou,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1999）: 12-36。、城乡户籍制度郑冰岛、吴晓刚：《户口、“农转非”与中国城市居民中的收入不平等》，《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吴晓刚：《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胡建国、李春玲、李炜：《社会阶层结构》，载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李骏、顾燕峰：《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