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公共外交的理论探索

中国叙事、公共外交与时代博弈

刘德斌

摘要：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习近平新时代”的开始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以一种新的充满自信的领袖国家身份伫立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公共外交也承担起了更为重大的责任。这就是在直面西方中国政治叙事的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的中国叙事体系，并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不确定的世界”之间，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与“冷战思维”的两种时代博弈中占据上风。归根结底，中国的公共外交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改革性、开放性、全球化、超大规模和社会主义特性决定了中国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必然发展，也决定了中国引导世界走出“不确定”状态的责任和动力。

关键词：中国叙事 公共外交 时代博弈

世界局势正在经历一种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突出标志是西方学界和媒体所说的“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即非西方大国乃至整个非西方的崛起。与此同时，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下降，“西方”作为一个阵营也正在“消解”之中。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旗号当选为美国总统，并且其把美国的利益置于其与盟国共同利益之上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的凝聚力的丧失。面对全球化进程所遭遇的“阻滞”，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美国领导的西方正在失去“领导”世界的意愿和动力，而中国则越来越表现出大国的担当和胸怀。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方案和举措，承办了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等主场外交活动，并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The Asian Int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启动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首次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观念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为这个纷乱和焦躁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中国“习近平新时代”的开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提出，更使中国以一种新的领袖国家的面貌伫立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变化与世界的变化似乎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对自己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加自信，中国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也更有主见，而这个世界则变得越来越“迷茫”，似乎失去方向。如果说过去中国以改革开放之后的迅速发展和崛起而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兴大国，那么现在则更以对自己的未来最有方向感的大国而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个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迅速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作为一个几乎与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形成了依存关系的全球性经济体，中国的命运已经和这个世界的命运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中国已经“逃脱”不了作为一个“领袖”国家的责任。但中国是否已经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可以“兼济天下”？中国能否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引领方向？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发挥什么样的“领袖”作用？中国对这个世界抱有什么样的“企图”?这些问题一直是人们观察的焦点，也是西方学界和新闻界“曲解”和“抹黑”中国的重点，影响着不同国家包括非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的发展造成强大的压力和阻力。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中国有关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的理念、计划和倡议的提出，在赢得人们广泛认同的时候也给“中国威胁论”、“中国统治论”或“中国阴谋论”的鼓吹者们提供了新的“口实”。逐步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负面”形象，化解和消除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压力和阻力，是中国在崛起为世界大国和强国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笔者认为，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原因所在，也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因所在，更是十九大之后中国步入“习近平新时代”的一项战略任务。在这其中，直面西方的中国政治叙事、构建中国的中国叙事体系和赢得与“冷战思维”的时代博弈，是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

一 直面西方的“中国政治叙事”

中国公共外交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讲好中国故事”。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关系的形态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不同社会、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甚至能够对一国的对外政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由此，赢得他国人民的了解、理解和认同也就成了一国外交特别是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国际关系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对于中国这样迅速崛起的非西方大国，公共外交尤其任务艰巨。因为迄今为止，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叙事体系，一直掌控在西方学界、媒体和智库的手中。本质上讲，所谓的“非西方”都是西方文化想象和构建出来的，是一个与真实存在不尽相同的非西方。西方的非西方想象体现了西方对他者的控制和重构，是西方表达自我优越意识的一种霸权话语。可以说，“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前提，就是破解一直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

但是，破解西方的中国叙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在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优势地位由来已久，这是与近代以来西方在世界上的综合优势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许多在一战和二战后获得民族独立的非西方国家都是借助于西方的话语体系来构建自己的叙事体系的。当今世界的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大多集中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学），它们塑造和演绎了亚洲叙事、非洲叙事、中东叙事和拉美叙事并传播到全世界。举例来说，在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里，有关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很难发现是由中国人编写的。更有趣的例子是，许多中国的莘莘学子到西方国家大学深造，所学专业就是与自己国家相关的国别或区域研究。西方的影视产业特别是美国的好莱坞，更是演绎不同国家故事的高手。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媒体在国际舆论和国家形象的塑造上呼风唤雨，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上处于弱势地位。其次，西方的中国叙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涵盖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历史到现实，西方学界都有多年学术积淀，中国学界要想构建一个能够与其竞争的叙事体系尚需时日。再次，不可否认，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中不乏严谨和严肃的学术作品，它们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有益的参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同时，一直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学术界的先进成果。“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其中多为西方学者的作品）能够畅销中国几十年，实际上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但西方中国叙事体系中的政治叙事对当今中国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实际上，西方在政治上对“什么是中国”的探究从未停滞，一个“不真实”的中国也如影随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世界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的种种定义和预判也越来越多。从“中国崩解论”、“中国威胁论”到“中国机遇论”、“中国阴谋论”和“中国统治论”，此类观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细，成为西方中国叙事体系中最有炒作价值的一部分。“中国崩溃论”以章家敦的《即将崩溃的中国》为代表。新的中国崩溃论的代表人物是沈大伟。2014年，沈大伟在《中国权力的幻想》一文中承认中国是崛起的大国，但同时指出中国在文化、军事、外交等指标方面的影响力远远不够，中国是“21世纪的纸老虎”，“不应盲目认为中国未来将展出过去三十年的活力”。2015年，沈大伟发表《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声称中国的政治体制将是中国崩溃的根源，中国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很多人把米尔斯海默、伯恩斯坦和芒罗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他们认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竞争必然导致冲突的“悲剧”，中美之间也不会例外。但实际上，“中国威胁论”已经升级换代，或者说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统治论”的“新观点”。斯蒂芬·哈尔波可以被视为这一“理论”代表人物。此公曾经在尼克松、福特和里根等几位美国总统的白宫任职，现在是剑桥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他2010年出版的《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成了畅销书。他认为中美之间是模式之争，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幻想已经不复存在，不存在G2中美共治可能性，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中美之间最后将是“孔夫子和杰斐逊”的对决。实际上，即使像马丁·雅克这种对中国的崛起持比较赞赏态度的人，也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偏好强加给世界的霸主。

中国学界对“中国阴谋论”关注不多。近年来有西方学者和媒体人发表长篇大论，认为崛起的中国有着征服和支配全世界的“预谋”或“阴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新闻记者卡德诺和阿罗鸠2013年发表的《中国悄悄占领世界》。他们认为中国人正在按照北京的意愿扩张势力范围，最终目的是征服全球。西方的“中国机遇论”着重从经济、政治和国际三个层面展开，我们可以将之分解为“经济机遇论”、“政治机遇论”和“国际机遇论”。“经济机遇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一种面向现实的描述。“政治机遇论”认为中国终将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化，布鲁斯·吉雷在《中国民主的未来》中更是做出了中国“异教徒”最终会皈依西方的判断。“国际机遇论”认为中国将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不仅应该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且还应该承担起更大的国际责任。

“西方的中国政治叙事”在世界上建构了一种极为负面的中国形象。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中国崩溃论”逐渐失去了市场，但“中国威胁论”、“中国统治论”和“中国阴谋论”一直存在，并且在不断发展。“中国威胁论”的叙事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威胁和侵害他国利益，离间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制造对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的不信任感。“中国统治论”和“中国阴谋论”比“中国威胁论”更为极端，核心观点是认为中国正在通过精心谋划，静悄悄地把全世界各个领域揽入怀中，取美国而代之，成为世界的新主人。西方的中国政治叙事所暗含的逻辑是：“西方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安全提供者”，而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外来者”，中国对世界的领导也就成了“僭越”。“中国机遇论”看似对中国的解读较为积极，但从本质上来说，其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对中国的解读，是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与真实中国存在着偏差。“中国机遇论”话语背后隐含的是西方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具有“超前性”和“优越性”，因此有能力影响中国，把中国纳入西方的轨道，变得更像“我们”。

“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目标是破解西方中国政治叙事的影响，超越西方故步自封的道德优势，让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以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为此，中国学界首先要与西方的中国政治叙事展开学术辩论，把中国和平崛起的原因阐释清楚并传递出去。同时还要利用中国崛起作为世纪变局的有利时机，为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深入研究和体会中国的发展变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有学者认为，从事当代中国学研究的海外学者们的角色正在转变，即从纯粹的“观察中国”（China watching）到“体验中国”（China experiencing/China practicing）。这些海外的中国学者也亲身体验和参与着中国的发展，而非仅仅作为旁观者。这经历无疑对所在机构的中国教学和研究有直接的帮助。在破解西方的中国叙事、构建中国的中国叙事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学界应该积极寻求与他国中国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当然，实现对西方中国叙事的超越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学界自己的努力。

二 建构中国的“中国叙事”体系：探索与问题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必须完成的一项战略任务。为此，不仅需要破解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而且还要构建中国的叙事体系，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更为坚强的理论基础和学术资源。实际上，中国的发展进步也已经抵达了这样一种时刻，这就是重新梳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将其与中国的现实追求和探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为世人塑造一个完整、统一和生动的中国形象，不仅有助于中国人向世界解说自己，也有助于中国人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形成更为坚定和自信的身份认同，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在这个世界上更加发扬光大。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并且身体力行，在许多重要场合亲自向海外听众讲解中国。习近平2014年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的演讲尤为重要，为“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演讲集中阐释了“中国故事”的五个显著特点，这五个特点实际上决定了当今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系、精神世界和民族自信心；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所以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复探索和尝试的结果，并且取得了成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经济建设依然是中心任务；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所以不仅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量，而且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五个方面向世界回答了当今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为建构“中国叙事”体系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基本的逻辑起点。

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媒体和学界思考和探索的课题。实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针对西方学界、媒体和智库对中国的误读，同时也包括对西方学界中国叙事影响力的梳理。就学界的探讨而言，“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确立中国的主体性，也就是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出发来构建中国的叙事体系，从而破解西方中国叙事的话语霸权。随着中国一步步地崛起，中国正在告别近代帝国主义“受害者心态”，满怀信心地宣布了一个敢与西方大国比肩的“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新时代所显示的新的历史定位和身份认同，为中国学界超越西方的中国叙事，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国本身是一个多元、复杂、庞大、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国家，拥有许多特质和传统，成为一个不同力量介入的场域。以往的革命叙事、现代化叙事只是提供了解说多样中国不同的角度和切面，还不能够展现中国故事的全景。例如，从传统和现代的因果关系来看，中国社会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变，在中国迅速崛起之际，如何解释、理解和传承这种崛起的“历史文化根基”，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是中国学界一直未能解决的重要课题。只有构建整体的中国叙事体系（包括中国的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才能解释“何以中国”、“中国为何崛起”等国际关注的问题，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事实上，“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研究和反思的系统梳理，也是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贯通实现对中国软实力资源的挖掘和整合，无疑需要学术界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

事实上，自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体系以来，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观念破灭了。一代又一代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反思和追问便从未停止过。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对于中国的解说具有了新的意义。近年来，华人学术圈不断地就如何解说“中国”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赵汀阳通过研究古代东亚区域秩序和中国人的“天下观”，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观念。葛兆光提出“从周边看中国”，强调对中国的认知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还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察中国的时代”，是研究视角的更新和拓展。汪晖着重考察中国思想界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知识与制度的互构，通过分析中国思想界的“科学主义”观念来阐释中国的现代转型。许倬云从源头入手，细数中国的历史变迁，认为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是错综复杂的，从传统中国到当代中国已经经历了数次大变迁。许纪霖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入手，研究近代中国人国家认知的变迁及其背后的历史布景，阐释了超越民族主义和传统天下主义的“新天下主义”;等等。这些学者对“中国”的反思和追问为“讲好中国故事”扩充了新的视角，也为定义“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创见。

学界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可能还没有与构建中国人的中国叙事体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需求联系起来，与中国公共外交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笔者所在的学术团队曾经在2013年推出10卷本《解说中国》系列丛书，力图构建一个多侧面解说中国的体系，但这些努力都还是初步的。中国叙事体系构建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需要解决创新中国本土化的理论、搭建中国学的大数据平台、实现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再到“后学科”时代的转型等多维度的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不仅要考虑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经济崛起，同时还有中国的理念和世界的关联；不仅要说明中国的独特性，也要展示出中国可以和世界对话和共享的理念与价值观。因为任何一种知识体系只有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对话和沟通才有生命力，只有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才能避免中国叙事成为自说自话的体系。

无疑，“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构建中国的中国叙事体系，需要雄厚的学术基础，需要对西方中国叙事体系深入的研讨和批判，需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协同作战，需要纳入国家文化战略，而目前学界的建构还是分散的，零碎的，还没有有机地组织起来，还难以满足中国新时代的需求。

三 公共外交的时代博弈

中国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并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领袖作用，而世界依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大国之间的力量正在处于一种新的平衡之中，国家之间、种族之间，宗教和教派之间、贫富之间的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世界秩序风雨飘摇，前途未卜。如何解读中国的“新时代”与世界这个“X”时代之间的关系，成了中国公共外交不可逾越的课题，实际上也是解读何以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成为“稳定之锚”，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出发点。

中国“习近平新时代”的提出不仅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而且着眼于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着眼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中国作为一个冷战后世界新兴大国的担当。中国所提出来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着眼于当前世界所面临的诸种问题，又兼顾了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价值追求。中国与美国正在形成鲜明的对照。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正在践行“美国优先”的外交原则，把美国的利益置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盟国的利益之上。而中国则提出“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强调在与他国交往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实际上，环顾当今世界，能够把东、西、南、北不同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追求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或许只有中国。中国多次表示并不想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但要推动这个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在美国把头“转向国内”，欧洲自顾不暇，中东区域秩序解体，非洲、东亚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局面的情况下，中国的主张应该给世界带来了希望，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大公无私”和“高风亮节”引来无数喝彩，但也招致疑虑和误读。印度前任驻华大使就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体现出中国通过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全方位的利益诉求，逐渐体现出扩张与单边主义的特点，并且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中国谋求大国雄心的第三个阶段。尽管中共十九大提到了多边，“但我们怀疑中国在亚太乃至全球恢复等级制的体系”。还有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席卷世界的威权主义新潮流的主要行为体和倡导者，未来会长期成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主要挑战者。不难看出，世界上许多人还在以“冷战思维”，甚至以19世纪大国权力政治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外交新理念的产生。中国的“新时代”与这些人的思维方式明显存在着“落差”。这些人的观点与“中国威胁论”、“中国统治论”的观点如出一辙。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就是让中国“新时代”的理念在这一个有形与无形的“时代博弈”中占据上风，引领世界脱离“零和”世界，向着一个“合作、包容、共享”的方向发展。

要想在这样一个“时代博弈”中胜出，除了耐心地向全世界解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之外，归根结底还是要让世界了解和理解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中国为什么与那些先前崛起的大国有本质的不同。首先，中国是一个开放型的国家，并且通过深度融入全球化而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逐步形成了广泛的互利关系和依赖关系，乃至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与近代以来世界上相继崛起的新兴大国不同，中国并不是通过战争赢得今天的国际地位，而是通过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尤其善于与“守成大国”美国通过不断地创造、巩固和扩大共同利益来消除矛盾，化解分歧，从而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中美关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了两个大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和互利共赢。中国与俄罗斯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并且通过在能源、安全、区域和全球议题上积极配合，构建起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关系成为大国伙伴关系的典范。中国还通过愈益深入的经贸关系与周边国家构建起利益共同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利益关系，同时通过积极参与G20峰会和APEC峰会多边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欧亚大陆、东南亚和非洲的资源整合，通过倡议建立亚投行为亚洲国家基础建设筹措资金等一系列行动，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协同发展。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时有波折甚至倒退，但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一直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作为“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中国没有也不会有武力征服他国和世界的计划或“阴谋”。

其次，中国是一个改革型国家，不仅通过改革实现了与时俱进，而且还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比冷战结束后的“转型”国家至少提前了十年时间，这为中国赢得了先机。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蔓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解放思想，摒弃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势不两立的教条主义，不断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努力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几十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是由中国国家形态的逐渐变化决定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已经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演变成一个全球性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全球化了。中国在不断改革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同时，也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出建议方案，并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多年来，中国一直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愈加密切地依存在一起，中国不断以实际行动推进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改革。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家发起成立的金砖五国合作机制，中国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中国提出来的一系列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设立发展基金的建议（例如丝路基金、非洲共同增长基金、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都是推进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改革的有利步骤。中国提出来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原则，更是为冷战之后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实际上，中国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就改革现有国际秩序提出理念、方案和与他国共同采取行动最多的国家。中国提出来的理念、方案和采取的行动，不仅表达了中国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愿望，也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也弥补了现有国际秩序的不足。在世界陷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不确定时代”，在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率先强调“美国优先”的形势面前，中国表现出来的改革精神，不断推出的改革方案和采取的实际行动，为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加入到中国倡导的改革方案中来，这为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也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发言权和影响力。

再次，中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展型国家，不仅在开放和改革中实现自身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为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地创造新的机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中国的潜力依然没有充分释放出来。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拥有庞大、优质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是因为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形成了日益强大的制造能力，日益发展的全球经济合作网络和日益增长的庞大消费市场。中国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实际上也是最主要的贡献者之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矿石和农产品消费国，最大的留学生和游客来源国，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必然与他国形成不同层次和领域的竞争关系，但更为不同产业取向的国家提供了投资来源和消费市场。中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展型国家，中国经济的起飞必然产生许多人们预想不到的影响，其中包括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畅销全世界，“南腔北调”的中国游客漫步在各国首都的街头，中产之家的子女涌向世界各大名校，也包括中国遍及全世界的能源、矿产和粮食采购，中国与日本在高铁建设项目上的激烈竞争，中国不时与“空客”和“波音”签下的巨额订单，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大笔投资和慷慨援助，等等。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3.2%，居于世界首位。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发展型国家，中国实际上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协作发展，共同起飞的历史性的机遇。中国市场的放缩对世界经济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愿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军作用，不仅事关中国利益，也与他国人民的福祉直接联系在一起。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还是当今世界上唯一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大国，公开声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这在东欧剧变，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历史进入“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为什么依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经过百余年前仆后继的探索与奋斗得出来的结论，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没有陷入教条主义泥潭，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焕发了新的生机，不仅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成功地实现了和平崛起，让这个曾经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文明古国，再一次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当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构成猛烈冲击，当愈益广泛和深入的资本、技术、商品、人才和信息的流动让几乎所有的国家治理模式都疲于应付的时候，中国却能够处惊不乱，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优化国家治理，创造和发挥中国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有效地协调内政和外交两个大局，不断地发展进步，不断地化险为夷。实践证明，在全球化对所有的国家形态都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表现出特有的效率和优势，如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和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即使那些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西方的媒体、学者和政治家，也不得不对中国的成就表示钦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表现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强烈的国际责任感。1997年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造成重创，正是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成为挽救亚洲经济的中流砥柱，赢得了亚洲邻国和整个世界的广泛赞誉。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更是通过加大国内基本建设投资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长，表现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感，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以邻为壑，千方百计转嫁危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倡议成立的亚投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的经济援助，中国提出来的“新型大国关系”、“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观念和主张，不仅包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追求，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真实写照。对比特朗普“美国优先”旗帜下的美利坚合众国，中国无疑表现出更为强烈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

中国并不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但中国正是与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有着强烈优势互补关系的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融入了这个世界，同时也给这个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就科学技术而言，中国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但中国却能够为这个世界不同国家的合作与发展提出了最为先进和最为可行的理念，这种理念根植于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也根植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现代蜕变。中国在呼唤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

四 结语

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习近平新时代”的开始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以一种新的充满自信的领袖国家身份伫立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公共外交也承担起了更为重大的责任。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讲好中国故事”，而“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在于构建一种能够赢得他国人民理解的中国叙事体系。中国虽然崛起了，但西方中国叙事体系依然在世界高等教育和国际媒体中占据优势地位。中国首先必须应对西方学界、媒体和智库有关中国政治叙事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威胁论”、“中国统治论”和“中国阴谋论”的蔓延，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的中国叙事体系，并在中国新理念与西方冷战思维的时代博弈中占据上风。新时代的中国迫切需要中国的公共外交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叙事、公共外交和中国的新时代之间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中国的改革性、开放性、全球化、超大规模和社会主义特性决定了中国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必然发展，也决定了中国引导世界走出“不确定”状态的责任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