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社会转型中的国家与个人

从积极意义上理解，行动者维权抗争的过程是一个由底层发起，重塑国家与个人关系，在顺应中推动转型的过程。这既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现状，又关联着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延续的国家治理形态。

本书借平城发生的都市运动，来考察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进程。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以平城的旧城改造为例，讲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城市奇迹何以发生；后半部以一起因旧城拆迁而导致的集团诉讼为例，讲述当前频繁发生的都市运动如何锻造出现代公民。两者构成一个相互呼应的过程。从我的研究历程来说，本研究是以对平城被拆迁市民的维权抗争关注为缘起，并在后续研究中回溯到他们被侵权的经过。这看似截然不同的两个故事，在近2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互为表里，从中国转型的“渐进式”过程中恰可以找到同一条解释线索——转型引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之间（即本书所聚焦的国家—个人关系）的失调。这一失调，在目前讨论较多的社会结构的失衡之外，构成转型所引发的“第二重失衡”。这种双重失衡，赋予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开发中极大的行动空间，也成为引发诸多市民维权行动的根源。因此，从本书视角来看，在过去20余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出现的都市运动，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正是由个人发起的重塑国家—个人关系的尝试，而化解这些社会冲突的关键，在于促使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结构之间重归平衡。

重塑国家—个人关系的关键在于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即现代意义的公民的生成。在此，本书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Burawoy, 2003）理论脉络下对“社会的生产”的关注（毕向阳，2006；沈原，2007），延伸到对“公民的生产”的关注。结合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和分析工具，本书将公民主体性的生成理解为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从传统的、个人被国家吸纳并对其服从的状态，转变为更现代的、个人与国家独立平等的状态；换言之，从“吸纳型”国家—个人关系转变为“平等型”国家—个人关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公民的生产”过程在当下是举步维艰、充满内在张力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心理结构转型之间步调的不一致。社会心理结构牵连着更为厚重、难以改变的一端，且并不会随国家主导的社会结构转型而主动跟进。因此，本书旨在强调，无论是“社会的生产”还是“公民的生产”，都是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前者涉及在中国历史上付诸阙如的社会如何在占据绝对主导的国家框架下从无到有，后者则涉及现代西方含义上的、试图对国家权力有所制约的公民理念如何在默认国家对个人的庇护和福祉的中国传统的国家—个人关系中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提出“社会的生产”这一理论问题，正是因为看见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脉络下生产社会时的诸多困难。

这诸多困难恰恰凸显了都市运动在中国情境下的独特性，与西方社会运动相比，它不仅缺少长期以来训练有素的自组织机制和可调用的充足的社会资源，更不具备一个允许其自然从容地发生的制度环境。在关于城市发展的宏大叙事下，市民常处于失语的一端，无力将补偿愿望和动迁创伤转化成足以抗衡城市开发合理性的正义压力（陈映芳，2008）。因此，市民维权运动要破茧而出，必须首先克服中国背景下特有的“两难困境”——行动者必须同时生产出维权的“抗争空间”和“合法性”。从国家—个人关系来看，前者对国家权威构成一定程度上的挑战，后者则是对国家权威有意或无意的内化。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在本书的案例中体现为一个维权过程中处处可以观察到的悖论：行动者对具体国家（地方政府）的抽离，始终是以其对抽象国家（中央政府）的内化为前提的。这在书中被称为一种自我边界的“选择性固化”机制，意指行动者有意识、有策略地，在继承的前提下不断缩小传统吸纳型国家—个人关系的适用范围，并以建构的姿态不断拓展现代平等型国家—个人关系的适用范围，体现了个人由自我构念转型（自我边界由渗透转向紧实）而达成的对国家—个人关系的重塑。换言之，在当前都市运动中体现出国家与个人之间，始终并存着抽离和内化这两股相悖的力量，需要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对其加以精确的掌控和拿捏。

在本书中，行动者对这两股力量恰到好处的把握和建构，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维权策略，而体现出社会转型的一种基本逻辑，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当下正在发生的，向现代国家和公民迈进的过程。但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过程并非在一张白纸上构筑而成，它始终牵连到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及现行体制中更为深刻、牢固、厚重的层面。因此，它始终是“嵌套”于当前更具有主导性的吸纳型国家—个人关系中，举步维艰地生长的。换言之，这个面向未来的、将个人从国家中抽离的过程，始终是在连接过去的、默认个人被国家吸纳的前提下，一步步推进的。这两股力量之间的拉扯，形塑了当前社会运动的独特形态，也诠释了中国转型的独特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