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文化与选举制度:以政治家后援会为中心的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与比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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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代日本政治家后援会形成的直接原因

尽管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关于二战以前日本政治家的后援会的资料非常有限,但我们仍旧能够通过一些资料的碎片,找到一些后援会形成的原因:如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等。

(一)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

1925年《普通选举法》导入了日本独特的中选区制,即每个选区选举产生3~5名议员。导入中选区制,与其说是出于理论的原因,不如说是出于现实的需要。1924年日本发生了以实施普选、建立政党内阁为目标的第二次护宪运动,并于当年6月成立了由加藤高明担任首相、由护宪三派(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组成的护宪内阁。《普通选举法》正是在该内阁时期制定并在议会获得通过,兼顾了当时执政的护宪三派的利益。这一点,正如当时内务省地方局事务官所言:“因为是护宪三派内阁,所以无论如何要使三派都觉得自己能够在选区中当选。但是在3人区,就难以做到这一点。也有4人区的地方。例如在鸟取县之类的地方,如果把全县分成两个选区,就只能选出2人。因此,在那些地方采用4人区。再如在岛根县或山梨县,就不得不采用5人区……由于这种缘故,决定采用3人至5人选区制。”《狭间茂氏谈话速记录》,第73~75页,引自〔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政党的凋落、总力战体制》,董果良、郭洪茂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573页。

尽管中选区制满足了当时护宪三派的利益,却给日本的政治发展留下了无穷的后患。1925年5月,革新俱乐部发生分裂,犬养毅等人并入政友会,从而使政友会在众议院的议席增加。〔日〕北冈伸一:《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王保田、权晓菁、梁作丽、李健雄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03页。〔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政党的凋落、总力战体制》,董果良、郭洪茂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574页。众议院中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三足鼎立的局面就此结束。1927年6月,宪政会与政友本党联合,组成立宪民政党,〔日〕北冈伸一:《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王保田、权晓菁、梁作丽、李健雄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03页。由此开启了立宪民政党与政友会两大政党长期对立的局面。由于每个选区的议员定额为3~5名,立宪民政党和政友会为了在议会中比对方占有更多的席位,就不能满足于在每个选区只争得1个席位的状况,因而开始在每个选区内支持2名或2名以上的候选人。这样,在一个选区内,出现了同一政党的两位候选人互相竞争的状况。由于从政党处得到的选举资源难分伯仲,候选人为了在选举中脱颖而出,就开始积极组织属于自己的支援团体——个人后援会组织。在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下,后援会作为候选人的个人选举资产成为他们赢得选举的重要保障。

(二)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

在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体下,中央政府以税收作为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再依据全国的总体情况对各个地方进行财政拨款,〔日〕石原信雄:《日本新地方财政调整制度概论》,米彦军译,尹晓亮、王美平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5~18页。而各个地方所得款项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当选议员在中央的活动能力。

活动能力强的众议院议员,通过从中央争取财政资金发展地方的基础设施等方式,给地方带来了切实的福利,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同。作为报答,民众愿意成为这样的候选人的支持者——在未来的选举中继续投票给该议员,加入他的支援团体,甚至是加入其所在的政党。

地方议员希望在其任期内,通过当地选出的国会议员为当地争取到更多的财政拨款,为自己的连任奠定基础。也就是说,地方议员希望取得当地选出的国会议员的帮助。与此同时,国会议员在当选以后要将一部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国会的事务中去,对维持同家乡选民的关系往往力不从心。对这些国会议员而言,与自己选区内那些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地方议员保持密切关系不仅有利于稳固自己的票田,还对其在下一届大选中获得连任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国会议员逐渐与其选区的地方议员们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很多地方议员成为国会议员的后援会的骨干力量。

由此可见,在日本近代选举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等因素共同催生了政治家的后援会组织,成为近代日本政治家后援会形成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