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放眼世界：求索繁荣成为新焦点

通往“罗马的道路”的东西方探索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东、西方各大经济体都在寻求“真实繁荣”之路，但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在探索繁荣制度和制度安排方面，历来差异性就很大。

在古罗马时期，西方有三权制衡的“民主”基础，法治和民主制衡的共和体制在当时就已经产生。在古罗马共和国，除了摄政官、独裁官、骑兵长官外，其他高级官吏均由民众大会选举出来。民众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分别掌握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种权力。公元前451年，标志着罗马法的诞生的《十二铜表法》得以颁布实施。在古罗马，法律是这个国家政策的核心和主要形式。同时，古罗马大多数官职都设有具有协议性的同僚：他们职位相等，权力相同，职责范围内的任何一项决策的做出都需要全体同僚的一致同意。此外古罗马设有监察官和保民官，监察官“握有降低骑士地位，把生活放荡而又目无法纪的元老驱逐出元老院的大权”，保民官算不上政府官员，其职位是限制官吏的权力，取消过多的权威。在共和时期的罗马，除了元老外，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有任期限制，且官吏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如执政官的法定年龄是年满42岁。这种体制造就了古罗马的繁荣。

而中国，从汉代起就提倡人治，“皇权至上”，这种非制衡的制度安排在西方看来缺乏“民主和自由”，弊端重重。但这种制度安排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并没有妨碍中国称强全球。中国过去各历史朝代，绝大多数时候GDP总量都是世界前列，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才相对较弱。

由于古代没有哪个经济体或者王朝实现过“真实繁荣”，因此，我们很难得出哪种制度或制度安排更优。

演绎到了近代两三百年以来，西方成熟经济体都继承了古罗马时期的三权制衡的“民主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秉承“开放社会”的理念，建立了可以随时“纠错”的西方式民主和自由制度，呈现了稳态和“反脆弱性”。从这段历史来看，应该说西方成熟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以发展经验为基础的发展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过去西方发达经济体繁荣的原因。

近代史上，中国走向快速繁荣之路应该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其工业化之路很多发达经济体都经历过，不过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制度安排都与西方所推崇的理论框架相冲突，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正是由于这种冲突的存在，每当中国经济遇到困难时，“中国崩溃论”就会盛行，很多研究者就想去证伪这一不符合西方发展之道的正确性。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国有银行破产论”，到2012年之后的“中国债务危机论”“地方政府破产论”等，这些在西方经济理论看来都无解的经济现象，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改革，最后都被“无形之手”或“有形之手”化解，不仅没有出现“危机” “崩溃”，相反，还迎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例如，1988年，面对市场经济的兴起，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资料价格却是管制，中国创造性地开启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体制；1996年，为解决国有银行坏账率急剧攀升，政府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同时通过中央汇金注资的方式实现股份制改造；2009年，面临金融危机需要政府投资加以救助而地方政府不能主动发债的条件下，地方融资平台应运而生，实现了政府投资的快速攀升；2012年，面对民间高利贷横行，银行理财随之快速发展，而且利率之高也属罕见；2015年，经济增速仍然延续五年来的持续下行，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三年多的负增长，但企业却仍然面临“融资贵、融资难”。

这些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大多已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在西方的经济理论框架下很难得到合理解释。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受过系统西方经济理论熏陶的研究者，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对中国特殊经济现象的解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与很多并没有受过系统经济学理论熏陶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所谓媒体资深人士相比，并没有体现多大的优势。就像中国的股市，到目前为止，海内外专业研究机构的策略分析师对市场的预测，与民间的股评师相比，也并没有体现多大的优势，因为中国股市的主导力量仍然是散户，市场的“制度缺陷”让他们更相信估值以外的故事。这也导致拥有西方成熟市场系统学习和经历的很多研究者和投资者，回国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

不但中国在探索适合国情的“真实繁荣”之路，经历了两三百年发展的西方成熟经济体又何尝不是在探索之中？尽管西方成熟经济体到目前已经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但谁又能证明中国选择的这条不同于西方成熟经济体的“真实繁荣”之路不会取得最终成功呢？人类历史发展所涉及的因素那么多，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客观环境迥异，它们的繁荣之路怎么可能只有一条？发展中经济体该怎样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繁荣之路呢？过去，全球多个发展中经济体都在不断“移植”、效仿西方成熟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或探索本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为何有的成功，有的却以失败告终？

其他经济体对“真实繁荣”的现代期待

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建立，“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指导经济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主导理论。

二战之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但美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持续“滞胀”。1979年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迅速得到推广，并把全球经济带出了“滞胀”的泥潭。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因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致使经济发展裹足不前，玻利维亚采用萨克斯开出的药方——“休克疗法”，秉承新自由主义理论，改革效果显著：玻利维亚年通货膨胀率从1985年的23000%下降到1987年的15%, GDP增速从1984年的 -12%提升到1987年的2.1%。一时间创造了“玻利维亚奇迹”。威廉姆森以此总结出“华盛顿共识”。近三十多年来，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青睐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步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潮之中。

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为打破当时的经济困境，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开始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大刀阔斧地推行。20世纪90年代，以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也在积极推行着“新自由主义”金融改革。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践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遭遇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例如，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崩溃，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紧随其后的俄罗斯、巴西、土耳其、阿根廷陆续发生金融风暴等。特别是俄罗斯的“休克式”“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倒退、国有资产遭遇权贵掠夺和三次金融危机。这些现象的出现导致全球经济研究者和实务操作者开始怀疑“新自由主义”开出的改革“药方”是否具有普适性。而同期，中国根据本国的客观情况做出的改革安排，却获得了高速发展，一时间，“北京共识”似乎取代了“华盛顿共识”。20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也秉承“渐进式”改革理念，经济实现了平稳快速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孟买共识”的呼声日渐强大，甚至有研究者觉得到2040年，“孟买共识”将会取代“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

同样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为何不同的经济体，有的走向了繁荣，有的带来的却是危机？既然历史的文化、习俗等都会影响一国国民的经济行为，那么在寻求繁荣的制度安排时，是否也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客观发展情况来确定？对于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又该怎样去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做出制度安排设计实现跨越式发展，延续经济体的繁荣？繁荣的经济体又怎样去建立制度体系实现“真实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