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意营造概念溯源

创意是创意城市的灵魂，而创意产业则是创意城市的主导产业。创意环境是创意者创造的舞台，也是创意产生的客观背景，优质的创意环境可以激发创意活力，推动产业发展。创意营造理论植根于“创意产业”“创意阶层”“社区营造”“创意城市”“创意产业集群”“创意指数”“创意扩散理论”“创意生产函数”“创意空间场所”“营造学”等诸多理论与实践成果。

一 创意及创意产业理论研究

“创意”一词古已有之，但与现代人所理解的意思相距甚远。创意，始指创出新意，也即立意上的创新。汉王充《论衡·超奇》:“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这里的“创意”指的便是创新立意。

以上是古人对创意的理解，“在中国学者的努力下，对于‘创意’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有多种定义，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类观点。这里从形式逻辑和定义规则来进行分析。

第一类观点从动态的角度将创意理解为创意思维。崔中义主编的《创意学》没有明确定义创意，仅对创意思维给出了定义，认为创意思维就是创造性思维。

第二类观点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定义创意。余明阳和陈先红认为，静态的创意是指创造性的意念、巧妙的构思，即常说的“好点子、好主意”，动态的创意是指创造性思维活动。

第三类观点从思维及其成果和方式三个方面对创意进行定义。陈初友和王国英提出，创意是人们行为中产生的思想、点子、立意、想象等新的思维成果，是一种创造新事物或新形象的思维方式，其本质是一种辩证思维。

第四类观点从文化、个体和产业角度给创意下定义。贺寿昌提出，理论形态的创意有三种含义，分别为宏观、个体和应用创意。宏观创意泛指一切可视的创作现象，这不仅包括文学艺术，而且概括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整个的人的生活方式；个体创意是指个人的情感、灵感、直觉、想象、才情、智慧等在创意作品中的自由倾泻；而应用创意则是指创意的目的不限于个人欣赏品鉴，而是与产业的目的相联系，是使创意走向产业，实现产业化。

综上来看，目前学者对创意概念的研究有以下两个特点：创意定义既具有多样性，也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多样性加深了对创意的理解，有助于对创意进行进一步研究。其一致性主要表现为，多数定义都包含了新思想新主意这一内涵。

学界普遍认为，“创意思想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的。熊彼特指出，现代经济发展并不在于资本和劳动力，根本动力在于创意的产生。文化经济理论家罗默（Romer）则认为，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会衍生出无穷多的新产品、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机会”。将创意作为核心要素投入产业中则形成了创意产业。“经济学家理查德·E．凯夫斯（Richard E. Caves, 2004）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将创意产业定义为：创意产业提供给我们宽泛的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 2001）在其专著The Creative Economy:How People Make Money From Ideas一书中把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

国内学者对创意产业的研究相对较晚。以厉无畏（2005）等人（张京成、刘光宇，2007；朱晓清，2006）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创意产业的特点表现在渗透性、高附加值性、知识产权性和需求不确定性上，在理论上认为创意产业对其他产业具有带动性，创意产业具有“精神性”价值和高风险性。

基于以上分析，创意产业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学者对其内容界定有所不同。创意产业无疑是一个历史概念，存在着巨大的争论。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以及不同的业态范围，但还是有其基本规定的。创意产业概念的提出为我们确立创意产业理念、准确把握创意产业的本质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我们从多角度理解和把握创意产业这一新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中提供了启示。

二 创意阶层理论研究

“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 2002）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认为，各个产业发展最后都会趋同于创意产业。他指出，美国社会有四个主要阶层的职业群体，即农业阶层、工业阶层、服务业阶层和创意阶层。其中创意阶层包括了一个‘超级创意核心’，由从事科学和工程学、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的人们构成，他们的职责就是创造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的内容。创意阶层还包括‘更广泛的群体’，即在金融、法律、保健以及相关领域的创新性专业人才。”

关于创意阶层，国内学者李亚夫、孙萍（2005）认为其是由原创者、创制者、制造者、推动者和孕育者五个层面构成的。蒋三庚、王晓红等（2009）在创意产业链分析的基础上，将创意人才分为创意的生产者、策划者和创意成果的经营管理者，并将创意阶层看作专门从事创意领域工作的人才，即创意人才。

“从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源看，创意人才还远不适应国家创意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据报道，纽约创意产业人才占工作总人数的12%，伦敦为14%，东京则达15%，而我国创意产业发展较好的北京、上海都不足1%。我国不仅缺少高端创意人才和策划人才，原创作品少，创新模式少，而且也缺少擅长将创意作品‘市场化’的经营人才和营销人才”，即所谓的“创意阶层”。在此背景下，创意产业要起飞，就必须集聚大批优秀的创意产业人才。

三 创意城市及创意产业集群理论研究

目前，“创意城市”的概念已经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各国以及各个学科的学者都纷纷发表自己对创意城市的看法。“最早发掘‘创意城市’思想精髓的是英国的约翰·卢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利斯（William Morris），他们积极反对实用主义经济学，大力倡导关注创造性人类活动和接受力的‘艺术经济学’。缪姆·福特（L. Mumford）将上述二人思想运用到城市研究领域，强调‘实现人们消费和创意活动的城市功能再造’。”日本学者佐佐木（Masayuki Sasaki）将“创意城市”定义为：那些通过艺术家、创造者和普通市民充满活力的创意活动去培育艺术文化新趋势，并推动创新和创意产业发展的城市。美国城市研究学者简·雅各布斯把那些特别擅长工业创新和革新的城市称为“创意城市”。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文明中的城市》一书中指出：创意城市古已有之，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等，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强调创意城市构建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大都市发展面临的诸多严峻的结构问题，如传统的经济产业衰退、缺乏集体归属感、生活品质恶化、全球化挑战等，都需要依靠创意的方法（超越传统思维的方法）才能解决，因而任何城市都可以称为创意城市，或者在某一方面具有创意。因此，“从广义上而言，创意城市指的是，在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地方城市如何能够重塑形象，重获生机，重新定位”。（1998; Abbas, 2000）

而对于创意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如陈秋玲（2006）等以上海18个创意产业集群为分析对象，利用共生模型对创意产业集群之间的形成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王洁（2007）对英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创意产业集聚发展进行介绍，认为政府推动、相关协会机构、法规制度、文化环境等是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董树宝（2008）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创意产业集聚，认为只有实现价值链上的产业集聚，才会真正实现创意产业集聚。胡黎明（2008）界定了创意产业及创意城市的概念，在分析它们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创意产业集群是构建创意城市的必然战略选择；范桂玉（2009）从实证的角度，以北京为例分析了我国创意产业集群形成所必需的条件；孙洁（2009）分析了创意产业集群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增长空间：艺术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并结合苏荷、鲁尔、硅谷和张江等案例，深入剖析国内外城市创意产业集群的增长轨迹，比较四种不同模式的增长”。总体来看，国内外现有的创意产业集群研究大多局限于实证分析层面，从理论上研究创意产业集群问题的文献还不多，且研究大多是从产业角度来探讨创新的，忽视了创意产业区的空间创新本质。

四 创意指数理论研究

创意指数（Creative Index）概念也是由佛罗里达在2002年的著作《创意阶层的兴起》中首次提出的，旨在以简化的形式反映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并为决策者的行为、评估、测量以及影响力的监测等提供一个评估指导。基于此，众多学者、组织和国家、地区分别根据自身需求提出了各种创意指数体系，下面是主要创意指数、创新指数以及竞争力指数的比较（见表1-1）。

关于具体的创意指数研究，国内学者王志成等（2007）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创意经营环境和创意资本对消费性创意产业和生产性创意产业的影响机制。张毅（2007）借鉴迈克尔·波特的产业五力模型，认为创意产业的五力分别为产业的结构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消费力、人力资源储备、研发力量、政府支持以及产业效益和竞争力，并结合国外创意产业发展的规律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创意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秦瑶、陆昕（2008）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重庆市实际情况，将创意产业分成了六大类，并在全国率先开展创意产业统计调查，对国内开展创意产业统计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贾玉花（2009）总结欧洲、中国香港以及上海等地创意指数的评价方法，认为上述这些评价指标和创意指数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我国应该从培养创意人才、促进全民创业等方面探索创意产业的发展之路。

五 创意扩散理论研究

“创意一经出现，便经常与创新（Innovation）概念混淆，熊彼特（1912）将创新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和‘一项发明的首次应用’。事实上，创意是创新的基础，即创新是创意人群和创意过程作用的结果。”

“基于创意扩散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孙光磊、鞠晓峰提出可以引入描述自然界各种传播现象的小波变换关系来对创意扩散传播的过程进行描述，可以认为人群对创意的接受过程为在时间中的一个阶跃，即可以用矩形函数进行描述，因此取小波基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根据一般描述扩散现象的小波变换原理，创意扩散的基本关系式可以写成：

其中，x表示某一时刻接受该创意的人群总量；y表示经过时间t的传播后接受同一创意的人群总量；f（x）表示创意传播渠道对创意扩散的作用，需要根据具体不同的创意传播渠道来确定；B为想象力常数，描述创意本身蕴含的想象力所具有的感染力，需要进行实证性的回归分析来确定其指标；T（x, y）表示在该时间点上，接受该创意的人数增加的难度，即创意扩散速度的一种描述。

依据描述一般扩散现象的小波变换原理，任意时刻的创意扩散速度函数之间满足如下关系式：

其中，（p, q）是任一时刻接受该创意的人群总量及其增量坐标；C是小波变换常数；T（x, y）为初始时刻的创意扩散速度函数；h（x, y）为小波变换函数。

由此，对一定时间内的创意扩散过程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实测后，即可对任意时间段的创意扩散情况进行估计，对于具体的情况可以选择不同的小波函数进行处理。

将式（2）代入式（3）整理得：

表示描述性创意扩散时空属性的创意扩散速度函数是描述创意扩散内因的想象力常数B和描述创意扩散外因的传播渠道函数f（x）的一维小波变换。

总体来看，创意扩散的概念在中国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时期提出了对创意扩散理论中的基础概念进行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在今后的研究与应用中混淆各个概念。在创意扩散理论研究中，首先，区分了作为基础概念的在汉语中一般来讲是很难区分的‘创新’与‘创意’两个概念；其次，在创意扩散理论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通过‘反思’的方法，找到其中起基础作用的根源概念进行分析，其中重点分析了时间和空间两个基本影响因素在创意扩散理论中的内涵，并根据数学理论中描述传播过程的小波变换方法建立了创意扩散的概念模型。该模型显示，创意传播的速度与创意包含的想象力水平和创意传播渠道的影响力直接相关。

六 创意生产函数理论研究

创意、知识、创新等非物质生产要素代替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品和劳动力，成为创意产业的主要推动因素，而创意需要通过持续性的创意氛围营造来实现。创意属于广义的知识范畴，关于知识在生产函数中的地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完善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的。在传统产业的生产函数中，主要投入要素为资本和劳动力，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例如，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将其表示为：Y =KαLβ。其中，Y、K、L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和劳动力，α、β为系数。在初级阶段，知识的作用并没有在生产函数中得到体现，随着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知识作为要素的增强因素进入生产函数中，如，Y=Kα（AL）β。创意作为A的一个子类，也承担着要素增强的作用，但创意的关键性仍然低于传统要素。而在创意产业当中，知识和创意代替自然资源和有形的劳动生产率成为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Florida, 2005）。Nye and Owens（1996）认为，资本、自然原料和土地作为财富的意义正在淡化，经济进入创意驱动型时代。因此，在创意产品的生产中，劳动力和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品的作用逐渐让位于创意、知识、创新等非物质生产要素。由此，学者周泳宏、李英贵提出创意产业的生产函数将类似于：

其中，B为创意，x则是其他要素，δ为促进创意实现的参数，δ0为该参数的某一固定值。该式表示，创意实现的程度决定了产出Y的水平，而创意的实现取决于参数δ，当该参数大于δ0，则大大促进创意的实现，相反，当该参数小于δ0，则δ的作用并不确定。学者周泳宏、李英贵认为，承担起δ的作用的因素是创意氛围。创意具有典型的隐性知识特征。鉴于隐性知识的不可编码性（Drucker, 1991; Nonaka, 1991; et al.），其共享与改进的重要途径是外溢效应，例如，在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氛围中工作、合作、人员流动、面对面的交流等（梁启华等，2006；潘瑾等，2007），发生知识的外部性，引发知识的获取、传播、改进等。因此，在创意氛围浓厚的环境里面，创意产品生产等人员之间的交流得到充分展开，隐性知识大量溢出，于是，他们通过思考、顿悟、灵感突现等行为产生创意。创意氛围成为创意实现、创意产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王志成等，2007）。

鉴于创意氛围的重要性，创意营造成为创意产业发展不可忽略的环节。

表1-2说明了在创意生产的各阶段创意氛围投资的内容。在初始阶段，创意氛围投资主要是创意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基本的场地、工作环境和中介服务等。在创意形成阶段，氛围投资主要为了促进创意工作者创意的形成，其内容包括逐步领会、顿悟、获取灵感等所需要的环境，因此，氛围投资主要在于持续性的氛围维持和改进等。创意实现阶段，主要是面向消费者的创意产品推销过程，此时需要举办各种展览、交流会等吸引创意产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的信息交汇并达成共识。与传统产业不同，劳动力和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品的作用逐渐让位于创意、知识等非物质生产要素，创意需要通过持续性的创意营造来实现。

七 创意空间场理论研究

在1980年的《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的现象学》一书中，挪威建筑师诺伯特·舒尔茨最早在纯建筑学研究领域内，较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场所精神”的概念。

创意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其所在城市的区位、产业基础和产业环境等。部分学者认为，城市空间提供了创意活动所需要的地方特质和环境，有益于集体创造力的发挥。关于特殊的地方性质对经济创造力的促进作用，Scott（2000）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受益于地方社区中“有个性的风格、敏感性和主题组织”。他提出了“创意田野”（creative field）概念，来突出地理靠近的场所对企业创造力协同产生重要的作用。随后Drake（2003）将地方特质分为四个方面：宜人的环境、密集的社会文化活动、地方的品牌和传统以及各种创意人才组成的社区。具有“特质”的地方，才能构成创意田野，才有可能具有创意氛围，另外地方特质也是吸引人才的基础（Florida, 2005）。创意环境包含催生创意所必需的硬软基础设施。Hall（2001）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文明中的城市》一书中阐述了包含创意环境的文化创意生活是怎样形成创意城市的。

创意场所并不是生硬地将建筑与人毫不相干地联系起来，而是将他们有机地融入一个生动有趣的内容框架之下，从而形成具有故事情节的统一整体。在创意产业越来越热的今天，粗糙的场所设计往往不能满足创意工作的开展和运行，从而使创意产业的巨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创意场所的空间营造有利于激发创意者的灵感与艺术思维。

八 社区营造理论研究

居住在同一地理范围内的居民，持续以集体的行动来处理其共同面对的社区生活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创造共同的生活福祉，逐渐的，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社会联系，此过程被称为“社区（总体）营造”（Community Revitalization）。香港将其翻译为“社区孵化”，台湾翻译为“社区营造”。所谓“社区营造”，简言之，便是对社区的“经营”与“创造”。

学者罗家德教授认为，社区营造就是要通过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帮扶，以及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解决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提升社区的集体社会资本，达到社区自治理的目的。夏铸九教授认为，社区营造，是社区培力和维权。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社区营造可以提供其整合资源、完善社区动员、有效治理社区的正当性，是建构新的政府与民间关系的一种政策手段。

社区营造的内容主要依据社区的需求而定，社区营造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自下而上实现社区参与，增强社区成员对社区事业的关心和介入，帮助他们找到最关键的问题，培养自助能力；并通过共同的工作计划或项目，推动社区发展。社区意识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民主的主人翁意识，即个人对于所属社区拥有的一种和衷共济的一体感。此种一体感植根于个人对社区的直觉和态度，同时表现出认同、关怀、参与的心理作用。这是人与社区通过互动交流所产生的一种情感表达，有利于促进社区成员或团体的自由发展和自动调适，充分发展社区居民的潜力。

九 创意生态理论研究

“创意产业创新生态理论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生态进化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生态学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活动的生物机理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规律’，而工业化的推进，也使理论界提出‘产业系统是否可以按照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规律进行重构’的质疑。特别是1972年Dennis和Meadows在《增长的极限》一文中提出物质财富增长极限这一问题后，引发了人们对产业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大讨论，促使人们认识到依靠有形的物质消耗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工业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产业系统可以‘较少地依赖原材料消耗而更多地依赖知识与信息’，而借助生态循环原理可以达到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的。1971年Barry Commoner在《封闭的循环》一文中正式提出‘现代产业行为存在生态法则’，认为生产技术可以按生态系统要求进行重新设计。1977年Preston Cloud首次提出的‘产业生态学’也表明产业可以按照生态方式运行。1983年《比利时生态系统：产业生态学研究》一书系统研究了如何运用生态学观念和方法来构建现代产业运行机制。进入21世纪以后，更多文献和实践都表明，产业发展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机制，通过向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演进的学习，产业系统中的物质消耗与能量流动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产业主体与产业生态环境相互依存，并由此形成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创新生态系统。

产业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被较好地借鉴到创意产业发展及创意园区建设中，目前，完整地将产业生态运行的行为理念运用到创意产业研究当中的情形并不深入，有关创意产业创新生态理论的研究正处于从理论研究向技术分析深入的转折阶段，特别是创意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的技术解构等相关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化。”

十 营造学理论研究

营造，指建造、构造、编造，包括建筑工程及器械制作等事宜。《晋书·五行志上》中记载：“清扫所灾之处，不敢於此有所营造。”《明史·桑乔传》中记载：“乔偕同官陈三事，略言营造两宫山陵，多侵冒。”《隋书·百官志》中记载：“太府寺，掌金帛府库，营造器物。”宋代张齐贤的《洛阳缙绅旧闻记·宋太师彦筠奉佛》:“首诣僧寺，施财为设斋造功德，为状首罪，许岁岁营造功德。”田北湖《论文章源流》:“大而一代之掌故，小而一技之营造，皆得穷理尽情，表见於著录，以收文字之功。”作家郁达夫在《感伤的行旅》中也有表述：“高而不美的假山之类，不过尽了一点点缀的余功，并不足以语园林营造的匠心之所在的。”

《营造法式》是宋崇宁二年（1103年）出版的图书，是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的基础上编成的，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图书。在《营造法式》一书中，“营造”二字就专指中国传统建筑及其建筑技法和规范，以至于后来在梁思成所著的《清式营造则例》中，营造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及其建筑技法和规范的这个意义仍被沿用。随着时代变迁及文字的演变，现在“营造”一词主要被用作人文环境、气氛氛围等方面的搭配语。虽然“营造”的传统意义不常用，现代人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意义，人们常常在“营造”后面加一个宾语，诸如气氛、氛围和意境之类，这里“营造”的对象就不是传统的可见的、具象的建筑、家具类的东西，而是一种不具象的，能让人感知的东西。此外，从文字学的角度来分析，“营造”分为“营”和“造”，在笔者有意识的选择下，分别组词，得到“经营”和“创造”两组词，因此，“营造”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用心经营，潜心创造。那“经营”的对象是什么？笔者认为，“营造”处理的是各种关系，在具体可感的建筑语境下，“营造”处理着远近、层次以及人与自然等关系，而在非具象的语境下，“营造”处理着诸如人与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营造”的目的就是经营各种关系，以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在笔者看来，“营造”二字带有东方式的美学意味，尽管“营造”的内涵从古至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它骨子里的这种美学意味一直留存。最初的“营造法式”指导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木材、竹子、斗拱、彩画等元素原本就是东方式建筑的重要元素，对这些元素加以取材、规范，细细雕琢、设计样式等让“营造”二字天生地就具备了东方式的美学意味。南方的园林就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一点，诸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有限的空间里营造出无限的想象，对意境的追求，等等，这些东方式的审美都需要靠“营造”来实现。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赵冰教授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丰富了“营造”二字的内涵。他将古代的“营造”用“风生水起”来形容，认为这个词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营造中灵动的感觉。在他的理解中，“营造是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终归还要回到开端，循环往复使营造活动不断推进。‘起’对于营造来说就是生成创意；‘承’是使设计融入营造之中，要把创意做出来，必须把设计作为营造活动来理解，必须对媒材以及媒材的构筑和构筑空间组织有所掌握；‘转’就是营造的落实；而‘合’就是公众参与营造，最后达到和合的境界。营造是一次次的起承转合的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