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2 有关“价值”的理论研究

（1）信息价值论

“Value”一词在国外以两种方式存在：第一是以动词的形式存在，指对信息的价值评估；第二是以名词的形式存在，指信息的价值所包括的内容。国外学者大多数偏向于对具体信息的价值评价活动进行研究，因而，在总体的价值论方面所获得的资料不多。

尼库利切夫认为，“信息社会”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信息对社会发展现阶段具有重要决定性意义这一理解基础之上的，从而将“信息社会”论与信息价值论结合起来，强调利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从物质的、总体的方面来断定社会整体。卡尔·波普尔将知识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认为“存在着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包括物理实体和物理状态的物理世界（世界1）；第二世界是精神的或心理的世界（世界2，包括意识经验世界）；第三世界是客观知识的世界，即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它是可能的思想客体的世界：自在的理论及其逻辑关系、自在的论据、自在的问题等的世界（世界3，包括书、图书馆、计算机存储器以及诸如此类事物的逻辑内容）。前两个世界能相互作用，后两个世界也能相互作用。因此，第二世界即主观经验或个人经验的世界跟其他两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作用。而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能相互作用，除非通过第二世界即主观经验或个人经验的干预”。卡尔·波普尔将他所理解的客观知识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他的论断中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丹尼尔·贝尔强调理论知识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后工业社会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本身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在形成决策和知道变化时，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同时，他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论著为西方信息社会理论奠定了基础，对西方相关信息社会理论思潮造成了深远影响。汤姆·斯托尼尔在其论著《信息财富——简论后工业经济》中认为“每一件物品或材料在投入信息后就会增值……物质的交易会导致竞争，而信息的交易更可能导致合作。信息是一种可以真正分享的资源……信息不仅可以使其他投入物，如土地或劳力等增值，而且会使其本身增值”。他还在第四章从各行各业的角度对知识创造财富进行论证。他的观点撇开了生产劳动这一关键因素而孤立地谈论信息和知识的增值作用。爱德华·莫拉夫斯基经过多年在许多领域与信息进行“拼杀”，总结出了用来解锁信息价值的方法、过程和技能。此外，还有里卡特·科斯塔等所写的《信息价值来源》、玛丽·菲尼和莫林·格林福斯所著的《信息价值与影响》、贺利·迪金森所著的《参考书目选择：信息价值》等。

为了将信息价值论深入具体领域中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通过对信息类型的划分，讨论不同种类的信息的价值，如地理信息价值、检测信息的价值等；另一方面，通过对价值的类型进行划分，讨论特定信息不同种类的价值，如信息的经济价值、信息的适用性价值、信息的军事价值、信息在决策与解决问题方面的价值等。

（2）对信息的社会价值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信息资源社会价值的论述不多，一般多谈论具体某一类信息的社会价值，其中，有些信息属于信息资源的范畴。例如，米歇尔·希尔论述信息对社会的影响，重点关注新的技术信息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程度。库克尔与格里格瑞对于公共信息的披露在生产和交换经济中的社会价值进行探讨。汉斯·格斯本奇对比研究了当所有选民有机会获得信息时，私人信息价值与社会信息价值的状况。理查德·伯纳克诺普夫对地质地图信息的社会价值进行了评估。卢卡·科伦坡、赞布罗塔·费明尼斯认为，在一个选美比赛框架中，公共当局决定公共信息评估的准确性，评估主要针对对个人行动和私人信息采集的影响程度而进行，并认为，无论公众信息的边际成本是否超过私人信息，更加准确的公众信息都将促进福利的增加。凯斯·克罗克和阿瑟·斯诺讨论了逆向选择中隐藏信息的社会价值。史蒂芬·波拉斯基开发了一个探索产量的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得到可耗竭性资源的存储规模与位置信息，这些信息在两个方面有价值：首先，在生产之前，必须通过探索来获得储备资源的位置——这是基本前提；其次，在探索的早期时间内，生产者获得真实库存量的信息比尽快决定如何快速开发储备资源显得更重要。哈苏纳·穆萨和村田武将赫舒拉的赛马的例子引申至具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框架中，定量检测在何种条件下公共信息可以成为积极的社会价值。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认为：信息社会中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必将被“知识价值论”取代。

国外研究原生数字资源社会价值的文献尚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