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传说看近代中国穆斯林的皇帝观

——以《回回原来》为中心

〔日〕山崎典子

一 本论的目的

19世纪后半期，由于欧美列强的侵略与太平天国等国内乱象，清朝的统治体制开始出现衰退迹象。20世纪初叶，汉族知识分子、政治家就新的国家体制与爱国主义应有的状态、满汉关系、“民族”等新概念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侃侃谔谔之论。汉族以外的族群集团也不例外。尤其是被历代政权认为属于汉人的宗教集团，即一般被称作回民的使用汉语的穆斯林（相当于现在的回族）上层人士就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 “民族” “宗教”“教育”等主题展开了颇有意思的讨论。当时穆斯林精英发行的定期刊物中，最著名的是名为留东清真教育会的留日青年穆斯林团体于1908年在东京创办的《醒回篇》（阿拉伯语的标题是Istīqāz al-Islām）。如今许多学者已经从各个角度对留日穆斯林学生的活动与《醒回篇》进行了研究。作为穆斯林创刊的第一份期刊，《醒回篇》被作为理解近代中国穆斯林的国家观和历史认识的无双史料。然而，由于其在创刊号发行后就停刊了，可以说它并不能代表在20世纪初叶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言论。因此，本论以《回回原来》等各地的穆斯林社会长期以来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为主要资料，试图阐明近代中国穆斯林的国家观和历史观之未知的一面——特别是他们如何认识历代中国政权与位于权力顶峰的皇帝。

《回回原来》是一部在讲汉语的穆斯林之间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著作，是讲述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传说的文字化资料。该传说普遍被认为是清朝初期著名伊斯兰学者刘智（约1655～1745）之父刘三杰所编纂，但关于成书年代，亦有“大清康熙岁次壬寅仲夏”（即1662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编，1985）等各种说法。其背景则如后所述，存在数种版本，各版本因刊发的日期和地域不同，所以在记述上也有出入。关于《回回原来》的成书过程和叙述倾向，许多学者在文学研究、神话研究方面已发表有详细的成果（马，1987；哈，2005；钟，2009）。除此之外，Ma（Ma, 2006）通过分析《回回原来》等民间故事的历史背景指出这些传说反映了清朝征服新疆的事实。本文将对先行研究（以回族为重点）中并未言及的事实，与清末新疆突厥语历史书中提及的该传说的内容进行对比，考查这二者之间的记述差异。同时以此为起点，本文将近代穆斯林的网络、对辛亥革命的回应，以及他们的国家观和历史观作为研究目的进行讨论。当然，如同许多学者指出的一样，一般来说，民间传说未必能正确反映史实。实际上，关于下文将要介绍的《回回原来》中的内容，也被许多研究中国伊斯兰历史的中华民国时期的回民学者批判其与史实有分歧（钟，2009）。然而，比起单单指责民间传说的谬误和一味否定其史料价值，笔者认为更具建设性的方法是调查传说流传下来的含义，这样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的世界观。

而且，在笔者所能确认的范围内，《回回原来》存在数种版本，本文所使用的版本如下。第一，为《回族典藏全书》第63卷所采录的两个版本（1894年版、清代手抄版）。前者的卷末记载着“光绪甲午年重抄奉求山东莱州府□县鲍闲廷老先生代笔”，而后者的准确刊行年代地域则不明。第二，为日本大阪大学外国学图书馆所藏版本（1919年版），根据封面记录，为民国八年（1919）北京牛街万全书局发行，虽然上面写着著者为将佛教和儒教用于阐述伊斯兰教义的回儒先驱人物，被称为中国伊斯兰之父的王岱舆（约1590～1657），但其本意不明。第三，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两个版本（1927年版、1930年版）。两者均为位于北京穆斯林聚居地牛街的清真书报社发行，是中华民国时期在中国各地实施对回民传教活动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Claude Jr. Pickens藏书群Pickens Collection的一部分（该收藏详见，村田，2000）。

二 《回回原来》的内容和再版

关于中国伊斯兰传来的历史定论，大概有以下几种（田坂，1964等）：永徽二年（651），大食国（现阿拉伯半岛）使者来夏，阿拉伯裔、波斯裔商人在宋代中国南部各都市定居。到了元代，中亚的色目人开始活跃于政坛。在明代，外来的穆斯林和土著进行通婚，形成了现代回族的直系祖先群体。另有，中国新疆于10世纪的喀喇汗王朝，14世纪的察合台汗国时期分别进行了伊斯兰化，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已经广泛普及。

另外，虽然《回回原来》据版本不同记述略有差异，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大致如下：唐贞观二年（628）三月十八日夜，唐王梦妖怪入宫被“西域缠回”所退，即向西域“天方国”派遣使节，觐见当地的圣王、先知穆罕默德，召穆罕默德重臣“缠头人”（宛葛思为首三人）平妖。除宛葛思以外的两人于前往唐途中病亡，宛葛思受命退妖，并对唐王晓以伊斯兰教义。唐王对伊斯兰教的“两世之道”“天外之天”称赞不已，感叹曰：“清真可谓正教”，敕封宛葛思“钦天监”之职。并为独居异国无依无靠的宛葛思调3000穆斯林士兵移居大唐，同时派遣3000唐兵常驻西域。综上内容，《回回原来》主要涉及的时代是唐代，这应该是其以“唐记”作为副标题的理由（1894年版）。全书由12段构成，唐王与“西域缠回”采用吟诗体对话，也就是“诗话”的形式。因为含有平妖治怪的神魔色彩，一些先行研究也指出《回回原来》与《西游记》 《封神演义》具有类似性（马，1987）。而且，由于版本不同，1919年版以后的版本，将前文所说的王岱舆和佛教僧侣的教义问答、名为“王公岱舆谈道记”的章节毫无征兆地插入卷末（1919年版：12下 ～14上；1927年版：15上 ～17下；1930年版：44～52）。由于通常王岱舆的事迹并不会被记入《回回原来》，所以这有可能是出版该书的回民知识分子借王岱舆之名的贴金之举。

有趣的是，《回回原来》的文字资料重复再版的时期（1894～1930），正好与回民内部发起的寻根认祖，“爱国爱教”情绪高涨的时期重叠。实际上，清末至中华民国期间，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书中也数次提及《回回原来》。例如，主张回民形成单独民族的“回教民族说”的提出者金吉堂，在其著作《回教民族史研究》中，引用了张亮丞和张援庵的《回回原来》内容并非史实的观点，并最终得出了伊斯兰教于唐贞观二年（628）传入中国的结论（金书：22～27页）。另外，著名的达浦生阿訇在其著作《伊斯兰六书》中断言，《回回原来》的年代有误。尽管如此，至少在20世纪初的穆斯林社会，已经有人将《回回原来》视作史料。例如，根据清末在中国旅行的俄罗斯鞑靼人乌拉玛·阿卜杜拉·伊布拉西姆（Abdürreşid I brahim, 1857～1944）的说法，中国的穆斯林认为在大量的中国伊斯兰书籍中，正是《回回原来》讲述了非常详尽的历史。而当时以北京牛街为据点，伊布拉西姆所采访的穆斯林，据推测是他在北京的介绍人中国伊斯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王宽阿訇。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活动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Marshall Broomhall（1866～1937）也留下了记录。他说1910年时许多穆斯林相信《回回原来》这个故事。

这样，虽然对于《回回原来》在内容上是否为史实仍有分歧，但毫无疑问，在20世纪前半期，《回回原来》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已经有一定的分量。而且，在中国各地进行过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传说的口头文艺的调查（马，1987），调查显示：《回回原来》及与其类似的传说（《宛葛思的故事》《西域回回》《回回的来历》等）在云南、宁夏、甘肃、新疆等地已被确认有十六七种之多。其中，《西来宗谱》在清代后期被文字资料化，常常用来与《回回原来》做对比。初刻本是光绪二年（1876）有去麦加朝圣经历的云南人马启荣在广州怀圣寺做阿訇之时，从当地的民间传说中整理并刊行。笔者并未见过。而且，《回族典藏全书》第35卷中收录的光绪八年（1882）的复刻本（1882年版），以及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民国七年（1918）的版本（1918年版、卷末印有“江苏镇江城西大寺”）已经被确认。《西来宗谱》的内容中，虽然“回回”于唐贞观二年（628）来到中国这一点与《回回原来》类似，但挽个士（宛葛思）来华的目的并非除妖，而是传播伊斯兰教。就像钟亚军（钟，2009: 45）指出的一样，比起讲述受唐皇帝之命除妖降魔的《回回原来》, 《西来宗谱》则强调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适当性和必然性。然而，究竟以《回回原来》和《西来宗谱》为首的民间传说是各地回民社会自发的口口相传，还是由于近代以后出版媒体的发达而导致在回民形成“想象共同体”的过程中的有意扩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从与《回回原来》内容几乎相同的清末新疆突厥语历史书来看，至少该传说对新疆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 对新疆的传播

这里所说的突厥语历史书，即新疆历史学家毛拉·穆萨·赛拉米（Mul-la Musa Sayrami）的代表作《安宁史》（Tarikh-i Amniyya, 1904）。该书记述了以19世纪后半期穆斯林叛乱为中心的历史，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作者以东干人（新疆操突厥语穆斯林对回民的称呼）的传闻，如下介绍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经过：

中国皇帝Hakan-i Çîn过去皆为穆斯林的事实。东干人移居到了中国皇帝的国家经过。中国人和东干人发生了纷争，中国皇帝的国家dölet被殃及的情况。[…] 在过去，中国有一位公明正大勤政为民的[人物] Tang Wang [ =唐王？] 做了可汗。有一天，可汗夜晚梦见一条龙出现在宫殿，盘在柱上，欲将可汗吸入腹中。这时，在上面出现一位身着绿色大袍chapan [ =长衣] 缠着白色头巾的威严人物。他持杖击打了龙一下。龙顿时变成两截气绝身亡。可汗突然惊醒。翌日，可汗召集大臣和宫中官吏，把梦里见到的事情细细道来，命众人解释。[…] 大臣中有一位贤者说道：“近日在吉卜拉的方向正有一位与陛下梦中相似的人物出现，自称为先知。应该就是陛下梦中见到的那个人。可派人将他请来。”可汗表示同意，并准备了大量的丝绸、茶叶和礼物，在官员中选取一名有能力、值得信赖的人做先锋，给予许多金银作为路费让他把 [自称先知的人] 请回来。这些 [人] 从一个帐篷[ =地方] 到另一个帐篷，从一座镇子到另一座镇子，在长途跋涉之后，终于见到了可汗梦中的人物，也就是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使者详细的说明了情况，并告知了来到此地的理由和目的。[…] 中国皇帝的使者们将宛葛思Vakkâs和剩下的8人带到了可汗的都城附近时，可汗派人到他们面前以礼相待，并把他们带入城中接见。然而，可汗却非常失望地说道：“朕期待的本尊并没有来。”之后，[可汗] 就关于皈依并成为穆斯林的是非对错与大臣们进行了商榷。可汗的12名大臣中，有数名赞成成为穆斯林，也有数名反对。然而，可汗瞒着大臣们进行了皈依，享受了成为穆斯林的荣誉。[…] 数年后，可汗驾崩。他的儿子继承了汗位。之后的几代子孙也继续发展伊斯兰教。但是，最后一位可汗偏离了正途而回归了原来的宗教。宛葛思也逝世了（那座麻扎[ =圣者庙] 非常有名）。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拉·穆萨（Mulla Musa）明确记载着唐王和他的子孙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在数年后发表的史书《安宁史》增补修订版以及有一定地位的《哈米德史》（Tarikh-i Hamidi）中，作者也在该章节中做了同样的叙述。

另外，内地重复再版的《回回原来》和《西来宗谱》中，虽然也强调了唐王理解、保护伊斯兰教，但根据“缠头吟有意提醒唐王奈唐王只有今世洪福后世轻福无分没以妈尼 [意思是信仰，阿拉伯语的汉语音译] 全不追思此言内有何意见”（1894年版：24上），得出了唐王并未皈依伊斯兰教的结论。其他的版本也得出了一样的结论：“缠头吟诗有意提醒（台头）唐王只有今世私福后世清福无分别以妈呢全不追思此言内是何意见”（1919年版：11下）、“缠头吟诗有意提醒唐王只有今世私福后世清福无分别以吗尼全不追思此言内是何意见”（1927年版：14上）、“缠头吟诗、有意提醒唐王、惟唐王无依吗尼之真光、故未能入教、诚可惜也！”（1930年版：41）。如此，《安宁史》与《回回原来》描述了不同的唐王形象与中国皇帝形象。其中有几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新疆的回民与内地的民间传说不尽相同，也可能只是Mulla Musa对回民的口述内容有误解。然而，由于作者听命于清朝，之所以援引说汉语的穆斯林的民间传说，有强调非穆斯林对新疆进行统治的正当性的意图。

四 穆斯林的辛亥革命

当时，承认清朝对新疆统治的操突厥语穆斯林，并非只有Mulla Musa一人。1910年，据在俄罗斯奥伦堡发行的穆斯林杂志Vaqit 报道称，当时中东流行的是“哈底斯”中呼吁“爱国爱教”ḥibb al-waṭan mina l-īmān的章句。而且，1912年5月下旬，在克里米亚的巴赫支沙莱发行的土库曼报纸上，介绍了喀什和伊宁的穆斯林反对共和制，并希望清朝恢复对新疆的统治。这些杂志和报纸的读者，正是20世纪初在新疆开展教育及社会活动，也就是新式教育 Usul-i Jadid 的突厥语穆斯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他们偶尔也会向这些媒体投稿，抒发己见。前文所说的Vaqit，在1913年进行了如下报道：

中国政府，关于选举北京议会代表一事，对喀什附近的穆斯林进行了数次公告。进一步，北京的穆夫提Van Ahun“Abd al-Rahman和北京伊斯兰教协会会长Abū Bakr Ahun也围绕此事对喀什 [的穆斯林们]写了数封书信，这些书信给予了喀什的穆斯林们很大的影响，最终成为 [他们] 行动的契机。

这封书信，很有可能是由1912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穆斯林组织中国回教俱进会为了呼吁赞同“五族共和”和为国尽忠而向新疆各地的突厥语穆斯林当权者发送的。Van Ahun“Abd al-Rahman和Abū Bakr Ahun据推测分别是受到设立该会的中心人物王宽、中国回教俱进会会长马邻翼的指示。这样，辛亥革命期间，以王宽为首的回民精英，为了提高因19世纪后半期在云南、西北发生穆斯林叛乱而衰落的穆斯林的地位，在与孙文、黄兴接触的同时，也积极请求新疆的穆斯林协助国家（山崎，2011）。那么，如同片冈一忠说明的一样，清末民初的新疆进行了教育、军事方面的改革。1912年6月，新疆全省正式承认共和的同时，杨增新就任新疆总督。辛亥革命的末期，乍一看为新疆带来了和平的局势。然而，操突厥语穆斯林民众由于对清朝官僚和统治者的压榨感到不满，在清末民初期间不断揭竿而起（片冈，1991: 307～365）。这样，虽然不知道穆斯林民众是否对共和制抱有期待，但至少穆斯林知识分子中有人表明支持共和制。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仍希望清朝复辟对新疆的统治。关于新疆的操突厥语穆斯林如何应对辛亥革命，今后仍有讨论的余地。而且，关于本文涉及的《回回原来》和与其类似的民间传说，在新疆的回民和操突厥语穆斯林之间被怎样认识和理解，有必要进行更加详细的调研。然而，就著名的历史学家毛拉·穆萨（Mulla Musa）在继续承认清朝统治时期将回民的民间传说《回回原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写这一点来说，无论从对执政者时时尽忠的操突厥语穆斯林的“盐的义务”（滨田，1993）的理想状态上，还是从民间传说的影响力上，都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事实。

让我们再回到《回回原来》的内容，1919年北京牛街发行的版本中，突然出现了美化康熙皇帝的记述。比如，有章节提到康熙皇帝向其重臣、青海出身的穆斯林马进良（? ～1717）赐赠书籍《回回原来》。

大清康熙皇上自口外驾还到马总兵衙门歇宿一夜君臣相谈讲论道理问曰你回回之道亦知明命之意么对曰臣不知不敢妄奏又问为又名清真对曰臣亦不知又问曰为何自西域来中国始于何代因何缘故对曰臣更不知（台头）皇上曰朕有一本书取来你看你自晓得急取书赐。

（改行）马进良总兵曰臣不识字愿受此书令通字意讲解而敬知（台头）皇上甚喜嗣后来马总兵将此书差人抄写一本送与怀庆府间定国总兵素系恪守教规者一见此书遂留门下乃知回回原来之根也。

这与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汗统率的准噶尔时，将《回回原来》惠赠“回教徒总兵马某”的传闻一致。而且，书中接着记载了康熙三十三年皇帝下达的保护回民的诏书内容：

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奉（欠字）上谕朕评汉回古今之大典自始之宏道也七十二门修仙成佛诱正归邪不法之异端种种生焉已往不咎再犯者斩汉诸臣分职时享君禄按日朝参而回逐日五时朝主拜圣并无食朕俸亦知报本而汉不及于回也通谕各省如汉官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民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真不可违命勿负朕恩有爱道之意也钦此钦遵。

这与“回民奸细案”，也就是因回民窝藏噶尔丹汗派往北京的操突厥语穆斯林间谍，而引发的谴责回民事件发生时，皇帝下达的诏书内容相一致。就算这些关于康熙皇帝的记述与史实并不一致，但1919年版《回回原来》的编辑者，对于宽待回民的康熙皇帝（余，1996: 169～171），是抱有善意的态度的。这一点对理解回民对清朝的评价方面富有启发。

五 结语：民间传说与历史的关系

本文以《回回原来》等各地的穆斯林社会长期以来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为主要资料，试图阐明近代中国穆斯林的国家观和历史观之未知的一面——特别是他们如何认识历代中国政权与位于权力顶峰的皇帝。虽然《回回原来》存在各种版本，且版本间记述有出入，但各版本共通的内容是，唐朝皇帝虽然理解了伊斯兰教义最后却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在中国属于绝对少数派的穆斯林，在高度评价康熙皇帝等历代执政者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接受活在非穆斯林的统治下的现实。

然而，毛拉·穆萨（Mulla Musa）的历史书在援引这段民间传说的同时，却阐述为皇帝改变了宗教信仰，其子孙也信奉了伊斯兰教。清朝同蒙古、西藏的关系，被说成是和文殊菩萨化身的清朝皇帝、佛教团体的施主关系（中见，2002）。至少毛拉·穆萨（Mulla Musa）认为清朝皇帝是穆斯林的后裔。因此，即使皇帝不是穆斯林，他对居住着众多穆斯林的新疆的统治依然具有正当性。这样一来，可以说民间传说有时也会作为“历史”，被政治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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