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香港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改变

宏观情境的变化促使了香港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改变，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主要体现在对家庭互动和生活方式上。在教改的高压下，他们陷入了一种个体化、原子化的生存方式。

（一）中小学教师的日常生活改变

在高压下，工作与家庭相兼顾成了中小学教师梦寐以求的日常生活，但往往难以实现。香港中小学教师难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家庭，反而需要家庭给予很大的配合和支持。家庭压力并不是家庭对教师施加的，而往往是教师本人由于忽略了家庭而内心出现挣扎的状态。在日常生活改变中，女性比男性强度更大；壮年（30～45岁年龄组）比青年（30岁以下）和中老年（45岁以上）强度更大；家有年幼子女者比没有年幼子女者强度更大；没有家人帮忙照顾子女者比有家人帮忙者强度更大。另外，按照学校类型划分，教改对私立学校的影响较小，私立学校的教师相对于津贴学校来说也更能自主地安排个人的日常生活（8-QJ-P-XIE访谈记录）。

当我们与QJGD（津贴学校）的纪老师聊起家庭问题时，她顿时觉得很辛酸，并开始进入失控的抽泣中，觉得愧对小孩（15-QJGD-P-JI访谈记录）:“（做老师）很多事情要逼着做啦，有时候不是很乐意，我BB现在1岁几了，很可爱的。我上班很早，回到家很晚，工作时间比其他人长咯，就是我会觉得浪费时间……不是，这样说，我用了很多时间在学生那里，但我用不了时间在自己的儿子那里。”当教师工作与家庭难以协调时，学校并不会有任何纾缓教师情绪的措施，而是强调教师个人的调节，并且让教师时刻感觉到强烈的危机感，但是教师很多时候又无能为力：“其实走着走着，还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呢，那其实人的精神上呢也会累的，就算你要我走快点我都走快不了咯，就是这样咯，也会觉得挺……有时觉得……（哭泣中）”这种对小孩的愧疚感在大部分访谈中都出现，LSD小学的副校长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我根本都照顾不到他，教导不到他。教育局整天都说你要教育好学生，你要留多些时间在学校，但我们都有家庭，放那么多的时间在学校，那你有什么时间放在家庭呢？”（6-LSD-P-HFXZ访谈记录）这种悖论FJ中学的许老师也提及（26-FJ-M-XU访谈记录）：

那很多老师都不能去参加自己小孩的家长日、亲子活动、讲座，但很奇怪，我们（却）要求别人的家长来参加。很讽刺的，所以有时候跟朋友聊起也说，香港的教师承受一个很特别的待遇。举例比如，你在公立医院做医生，那我相信你自己或者家里人又或者自己身体有需要，都不用从零开始排队；但是香港的老师，自己有困难，比如说子女要有一个学额去读书，我们自己都必须一起“大搅珠”（摇珠），所以这个也是很奇特的，所以可能唯独是香港，你其他任何职业，都会因为你这个职业的专业性，你的付出而有一些相对的。

在这种状态下，中小学教师需要家庭的配合和理解，如每天加班不能陪家人吃饭等。而家庭压力不是家庭向教师施加的压力，而是教师自觉疏于照顾家庭而感受来自内心的压力。日常生活改变涉及教师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心理变化等，长时间的压力也可能导致教师心理疾病的产生。

（二）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关系改变

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压缩了社会交往、陪伴家人及休闲娱乐的时间，中小学教师难以抽取较多的时间陪家庭或朋友去旅游、度假等。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周末及假期，陪家人的时间排在第一位，平均时间为4.416小时，但第二位仍然是备课及批改作业，平均时间为3.104小时。周末及假期的时间是教师纾缓压力的重要时刻，但往往来说，他们并不能完全放松地享受生活。

因此，香港中小学教师陷入了个体化的“弱参与”状态之中。HSQ的林老师用“圈子”来形容他的社会网络，并且认为他所属的圈子很小（27 -HSQ-P-LGN访谈记录）:“生活上遇到困难通常是我自己解决，大部分问题自己处理得了的。如果像买楼这么大的事情才是我妈帮手。参加一些交流活动、旅行、社交，（但）本身我们这个圈就小……其实真是，你回家都没什么兴趣认识人了。”而大多数的教师很少跟朋友去联系和交往，JD中学的李老师除了在工作与其他同事会有联系之外，业余基本上是个体化的状态（38-JD-M-LLS访谈记录）:“（跟同事）没什么争吵，但私人联系不多。据我所知有些同事周末还是会聚在一起吃饭逛街，但我自己……有，但是少一点。工作餐就不算了，但相约吃饭还是比较少。因为平时忙，放假都回家陪家人。”因此，除了去内地或其他地方进行交流活动之外（交流本身也是工作的范畴），中小学教师群体难以有时间与其他教师和朋友交往。在问卷调查中，当提及“您是否认为教师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团体”时，同意与不同意大概各占一半，在客观情况上，有一半的人认为教师并非一个紧密联系的群体，与其工作时间过长有一定联系，中小学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外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