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总结与展望
沙特与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两个传统大国,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双方关系始终不睦。近年来,双方在中东事务中的竞争与对抗渐趋公开化,也门内战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场域。现有研究虽然对也门局势及大国干预有所关注,但鲜有文献具体分析外部大国在干预也门内战中的战略互动行为。鉴于此,本文运用博弈论模型对沙特和伊朗在也门内战中的软对抗以及具体的战略互动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沙特与伊朗在也门内战中的博弈类似于一场“胆小鬼博弈”。以2015年4月21日沙特宣布停止在也门的空袭为时间节点,可以划分为两个博弈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博弈中,沙特采取了对胡塞武装组织发动空袭的“强硬”策略,而伊朗则选择了对胡塞武装组织提供消极支持的“软弱”策略,博弈的结果是沙特“获胜”,伊朗成为“胆小鬼”。在第二阶段的博弈中,沙特一改前一阶段的选择方案,采取了对胡塞武装组织继续进行空袭的“软弱”策略,与此同时,伊朗则维持了前一阶段的选择,仍然只对胡塞武装组织提供消极支持,博弈的结果是没有获胜方,双方皆成为“胆小鬼”。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或许是殖民历史,或许是族群纽带或族群敌对关系,也或许是竞争影响力的需求,大国往往更容易介入他国内部冲突。一般而言,大国在他国内部冲突中的政策取向通常相当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决定和塑造着最终的冲突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沙特和伊朗在也门的政策取向无疑是影响与决定也门局势的重要因素。根据目前沙特和伊朗两国的博弈动态与博弈倾向来看,双方改变策略的可能性不大。无论是沙特还是伊朗,在目前的中东局势下,都倾向于维持当前的策略选择,即沙特将继续对胡塞武装组织进行空中打击,最多加大打击力度,但出动大规模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伊朗也将继续仅对胡塞武装组织提供有限的支持。
仅以最新的互动态势来看,2017年11月4日,胡塞武装组织首次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虽然导弹遭到拦截,也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仍激怒了沙特。沙特因此采取了相对强硬的应对措施,例如,一方面对胡塞武装组织领导人发出高额悬赏通缉令,另一方面宣布对也门进行陆海空全面封锁,并指责伊朗向胡塞武装组织提供导弹,还表示可能适时对伊朗的这种“战争行为”做出回应。对于沙特的指责,伊朗也适时做出了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卡西米(Bahram Qasemi)指出,也门人民的举动,并非受到其他国家的唆使,而是对沙特“侵略行为”的独立反应。因此,沙特对伊朗的指责是不实、不负责任的,而且具有明显的挑衅性,其背后的分裂阴谋将在中东地区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由此不难看出,在沙特与伊朗最新一轮的互动中,虽然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息,但双方的“强硬”态度似乎更多地体现为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对于进一步升级战争,双方似乎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抑或是说并没有此种打算。
有学者在探讨外部力量介入对他国内战进程的影响时推断称,若以结束冲突来定义外部介入的成功,那么,对他国内部宗教冲突的介入更容易获得成功,族群冲突次之,对意识形态冲突的介入相对较难取得成功。若仅按照这一推论,外部大国的介入似乎有可能阻止也门战火的进一步蔓延。但也门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可以归因于外部大国的介入。因为沙特和伊朗的介入与选边站队行为在客观上调整了也门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使得冲突双方呈现出势均力敌的态势,事实上为也门内战的持续化和长期化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出面对也门内战进行干预,即无法打破现有也门内战中的力量平衡的话,也门局势仍将僵持下去。
本文通过运用博弈论中的“胆小鬼博弈”,尝试对沙特与伊朗在也门内战中的战略考虑及其互动进行分析。通过将双方在也门内战中的战略互动过程和结果用博弈论中的“策略”和“收益”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沙特、伊朗两国在干预也门内战时的策略选择。当然,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尚需改进之处。
首先,就分析框架的选取而言,博弈论作为一种模型方法,对于异常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而言,存在过于简单化的特性,这一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在国际政治互动现实中的运用,也令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信度和效度大打折扣。在本文的分析中,为了满足博弈论模型成立的条件,需要将沙特和伊朗在也门内战中采取的具体干预行为按照模型的要求,简化和归类到两个大的策略集里去。但在这一简化讨论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有目的的选取某些现实材料而遗漏其他一些现实材料,因而有损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其次,就分析框架的建构而言,“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模型方法具有极强的形式主义色彩”,博弈论模型亦然。博弈论模型最有价值的地方或许在于对博弈双方每一个策略选择所产生的收益进行计算与比较,为了使分析过程更加清晰和明确,往往需要将博弈的收益数字化,即对所有的收益进行具体赋值,以方便比较博弈双方收益的大小,并确定博弈的“获胜方”。虽然本文对沙特、伊朗两国在也门内战中的利益考虑的赋值进行了论证,但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主观选择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损本文分析的精确性。
最后,博弈论虽然有助于分析或解释沙、伊两国在干预也门局势中的互动及其策略选择,但对于预测两国在也门局势中的未来行动,其启示是有限的。这涉及博弈论与国际关系预测的复杂问题。基于非纳什均衡具有不稳定性,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如果沙特、伊朗两国关系不至于恶化到公开破裂和发生战争,那么,两国在也门的策略选择不外乎一方选择“强硬”而另一方选择“软弱”的策略组合。因为唯其如此,双方在也门局势中的战略互动才能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至于也门内战中的各方,哪一方终将胜出,也门局势以何种形式恢复平静,博弈论无法做出有效的预测,因而有必要借鉴其他理论视角或分析工具。
[责任编辑:闫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