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随笔
缘结天方一甲子
编者按 仲跻昆先生，1938年生，辽宁大连人，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文学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为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仲跻昆先生撰写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阿拉伯文学通史》（两卷，译林出版社，2010）、《阿拉伯古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15）等著作，填补了我国在阿拉伯文学史领域的空白，上述研究成果荣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仲跻昆先生还翻译了黎巴嫩、埃及、沙特等国的大量阿拉伯文学名著。2009年，仲跻昆先生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仲先生曾获得北京大学、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埃及高教部等多次表彰。2011年，获“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图书奖之第五届年度文化人物奖（2010—2011）”与“沙特两圣寺之仆人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翻译奖之荣誉奖”。本刊邀请仲跻昆先生撰文介绍自己治学与学科建设的经验，以便为我国的中东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论说起来，我算是孔子的弟子仲由（子路）的后代。我们仲姓“跻”字辈的是仲由之后第72代。我于1938年生于大连，祖籍是山东黄县（现属龙口市）。我们家不能算是书香门第，也谈不上有家学渊源。祖父从山东“闯关东”到大连，在旅顺龙王塘黄泥川当护林员。父亲先后在杂货铺、鞋铺、眼镜店当过学徒，学过手艺，后与人合伙开眼镜店，算是手工业主。父亲在家乡置下房产，由两位伯父经营，他们三兄弟没有分过家，算是中农。父亲念过私塾，没有正儿八经上过学。但他勤奋好学，记得他会背诵一些古诗文，特别喜欢读《聊斋》。家里藏书不多，不过《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列国演义》等一些古典名著还是有的。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父亲似乎特别喜欢老舍的作品。记得小时候他让我们读朱自清的《背影》，我印象颇深，常会想起父亲的背影。母亲个性很强，幼时不肯缠足，硬要读书，结果读了师范学校，在当时大连的“沙公”“秋月”等小学当过多年教师。父母特别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记得老家故居的大门镌刻的门联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他们大概就是以此为家训来培养后代的吧。我们兄弟姊妹多，家庭不算富裕，应属小康。但父母尽力供我们上学，兄弟姊妹多受过高等教育，只是后面几个弟妹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念成大学。兄弟姐妹中有七个是在大学或中学当教师的，加上母亲，若说我们是“教育世家”，大概也是当之无愧的。
在1945年抗日胜利前，我的家乡大连在日寇统治下称“关东州”，地位相当于当时的朝鲜和台湾，受奴役的殖民地色彩比所谓的“满洲国”还浓厚。抗日胜利后，大连是苏联红军帮助维护红色政权，没有国民党插手。因此，除了幼年受过几天日本的奴化教育外，我基本上是在红旗下受党的教育成长起来的。那时的学校不像现在这样的应试教育，学生要成天拼命忙于应付考试、升学。当时我功课可以应付，喜好文学，很喜欢读课外书，爱去书店、图书馆。上中学时，除了学校的借书证外，我还有中苏友好俱乐部和旅大图书馆的借书证。当时看的多是苏俄小说和译制影片。这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为我以后的中文水平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基础。我在初中的时候，旅大文工团（后称大连话剧团）排演苏联著名话剧《曙光照耀莫斯科》，团里缺少戏中需要的儿童演员，便调我去演了剧中的沃夫卡一角，连排带演有半年多，使我一度迷上了戏剧。所以中学时的理想是当作家或演员。中学时还有一点特长，就是喜欢朗诵。除了学校外，当时中苏友好俱乐部每周有文学讲座，差不多每次都让我朗诵一段，如高尔基的《海燕》、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等。这对我后来译诗时掌握节奏感颇有帮助。
1956年，我毕业于大连一高中（后改为大连第二十中），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如前所述，我本来的理想是当文学家或演员，为什么会学起东语了呢？北京大学东语系多是些小语种，不像西语系和俄语系那样为人熟知，是热门专业好招生。但又由于一些外事等方面需要，国家要保质、保量地培养一批能掌握东方语言的干部。为此，就在高考前，在一些重点中学经审查、协商，推荐一些应届毕业生，再通过高考，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实际上带有一定的保送性质。高中的班主任希望我报考，我便答应了。
北京大学东语系是1946年由留德十年归国的季羡林先生领衔创办的。全系有大大小小十多个专业，所以我一到东语系就面临选专业的问题。日语当时是个热门，大家都去报。但是从我个人的好恶来讲，就觉得别的可以学，但日语坚决不学。因为我幼年在日寇的铁蹄下尝过亡国奴的滋味，对日语有一种过度的反感。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当然也不对。我先是想学“印度语”，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叫印地语。当时尼赫鲁搞“不结盟运动”，他算是领头人，中印关系也好，所以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印地语，第二志愿才是阿拉伯语。当时1956年的形势是埃及总统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随之抗击“三国侵略”，气势还挺大。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热火朝天，学阿拉伯语自然也是个热门。再说小时候读《天方夜谭》，对那片地方也颇有兴趣。当时每个人要填三个志愿，我不想学太小的语种，于是就使了一个招儿，就是把日语放在第三志愿，第一、二志愿分别是印地语和阿拉伯语，因为日语很热门，所以肯定不会把我选录为日语专业，而只能把我录为前两个专业之一。就这样，我被选上学了阿拉伯语。中国有句俗话叫“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我的行当选的没错，我至今都不曾后悔。现在是精力不够，如果可以从头再来，我还是愿意干这行。
我国的阿拉伯语教学最早是在清真寺经堂里，学员多是回民、穆斯林。直到1946年阿拉伯语教学才分别在南北两边进入高校课堂：北边是季羡林先生邀请马坚先生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创办了阿拉伯语专业；南边则是刘麟瑞、王世清等先生在南京东方语专创设了阿拉伯语专业。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又把南京的东方语专并入了北京大学。最早教阿拉伯语的老先生都是20世纪30年代在开罗爱兹哈尔大学学的阿拉伯语。他们都是穆斯林，当年不是公派，而是靠一些民间资助去留学的。当时正是国内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回不来，在那里学的时间比较长。这拨人的优势是发音、语法不错，所以我们国家阿拉伯语后辈的基本功就比较扎实，发音、语法都比较好。那些老先生们虽然没有在国内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都勤奋好学，在学问上各有特点。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就听说阿拉伯语比较难学，这一点现在也是公认的。为什么说难学？过去我看过一个材料，说原来东欧国家的外交官，如果懂一门外语，工资可以加10%，但是如果懂汉语或阿拉伯语的话，工资就加20%，从这点来看，阿拉伯语和汉语就算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了。那时候我们去拜访马坚先生，马先生就说，“你要说它难，也难；说它不难，也不难。要说它难，俄语有六个格，阿拉伯语只有三个格，这样一比，阿拉伯语也不过如此”。马坚先生还说，“难能可贵”，只有难，学出来才算有本事。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觉得还是应当把阿拉伯语学好的。而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恰逢阿拉伯国家、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形势的鼓舞下，我们的学习劲头还是蛮大的。
不过从学习条件来讲，那时无法同现在相比。不像现在这样有着丰富的图书资料、现代化的传媒器材、电化教学设备。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时在校学习的氛围也与今日大不相同。众所周知，当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强调的是“政治挂帅”，要走“红专道路”。所以在求学的道路上，我不敢过于“钻”，过于“专”，怕被认为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为此，我在学生时代，为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曾编写剧本《火烧赵家楼》，后又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编写木偶戏《白宫丑史》，用活人演木偶，我演美国总统。因为其形式有些像时事活报剧，要不断更新，所以在学生时代，我一直是一集一集不断地又编又演，直到毕业才交给下一任。这个剧颇有些影响，曾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过会演，获奖后又被摄集于文艺纪录片《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歌唱》中。我说这些是想说明，若从专业角度看，我当年似乎有些不务正业。不过，尽管如此，我的专业成绩在班上还是名列前茅的。这是因为，我觉得学习阿拉伯语当然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但是培养自己对学习阿拉伯语的兴趣也非常重要，我就是对阿拉伯语越学越有兴趣，欲罢不能。除此之外，我觉得还要有好的学习方法：认真做好课前的预习，遇到不懂的在课上请教老师或者课下自己查阅资料；多朗读、多背诵；多看书，由浅入深进行阅读，并通过大量的阅读记忆单词，提高自己的阿拉伯语水平。
我在大学读了五年阿拉伯语专业。我认为无论搞专业研究或是翻译，都必须有较好的中外文功底。否则，资料看不懂，原文理解得不深不透，下笔表达不清楚，文笔不流畅，那是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好的科研工作者或翻译家的。而中外文功底的练就，我认为基础在课堂，深造靠读书。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入门基础是靠课堂上老师指点，但进一步深入、修行就靠自己了。自己靠什么？靠读书。我觉得在我一生求学的过程中，让我获益最多、最好的老师大概就是书籍。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中国古人则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据我所知，古今中外有不少人没有上过大学，却成了著名作家、大学教授，如高尔基、沈从文、启功等。但若说有人没读过书，却成了作家、教授，打死我我都不信。在我看来，书籍就是世人最好的老师。读什么书可以由你选；读书的场所、时间也不受限制，悉听尊便：你可以半夜醒来读上一会儿书，也可以坐在马桶上读一卷书。若是上课听讲，当然不能这么随便。如前所述，我的中文功底主要是靠中小学读课外书打下的基础，而较厚实的阿拉伯文功底则是大学五年打下的基础。
1961年，我毕业留校任教。人们常开玩笑地说自己是“三门”干部，即家门、校门、单位门，我则只有两门——家门与校门。在国外，只要是教授，人们很自然地给他加一个学衔，称其为博士；而我则颇为惭愧，虽然忝为教授、博导，但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似乎把博士、硕士这些学衔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据我的记忆，“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教育，似乎没有学位制度。不过那时大学本科毕业后，倒还是有研究生这一说的。我们那时毕业后都是要听从组织分配，记得当时有一个研究生的名额，我就申报了。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没学够，能有机会做研究生，再在学校继续学两三年是再好不过了。不过因为当时教研室青年骨干教师陈加厚先生要跟马坚教授“对号入座”进修，就没让我当研究生，而让我留校任教，直接教二年级。
能当教师，我也很高兴，但颇有些诚惶诚恐。汉朝的杨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法言·学行》）；唐朝的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所以，初执教鞭，我既感到荣幸，又有些忐忑。因为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可以自行选择的话，可以设法去当“大款”；也可以去从政当“官”。但是要做教师，就必须要做好。因为搞别的，好坏很大程度只关系你自己。但是做教师，面对的是一些学生，教好了，这些人就是国家的栋梁，教不好，就是误人子弟。所以做教师必须有责任心，必须要全身心地投入，因为不投入就做不好。误人子弟，从某种意义来讲等于犯罪。你想，我才学了五年，却要教二年级。学外语的大概都知道，学好学坏二年级最关键。况且，我接手的这个班的学生很多原是留苏预备班的，因当年“反修”而让他们到北京大学改学阿拉伯语，不少人年纪都比我大，我的压力可想而知。《礼记》上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对此，我深有体会。当年马坚先生也谆谆叮嘱我说：“—个教员，就像一口井。井越深，水就积得越多，打水的人才会越感到方便。要想让人家能提上一桶水，你井中至少要有十桶水。如果你井中只有一桶水，打水的人恐怕只能喝上点儿泥浆了……”怎么办？还是《礼记》上说的好，“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我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相长的确深有体会。在教的过程中学，在教的过程中成长。每次在上课前都认真备课，查词典、查资料……当然，最好的老师、最有益的救助者还是书籍。当教师后让我觉得最得意、最开心的是可以进书库开架读书。我有空就常钻图书室。陶渊明老先生在《五柳先生传》里讲自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有些人往往把“好读书，不求甚解”当成贬义。其实，读书，有时要求甚解，有时就可以不求甚解。求甚解是精读，不求甚解是泛读。无论是提高中文水平，还是外语水平，两者都需要，缺一不可，关键在“好读书”。
总体来看，我从1961年留校任教到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是搞阿拉伯语语言教学的，而且至今我仍认为自己更擅长语言教学，虽然后来主要是搞阿拉伯文学教学与研究。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没教出几届学生。如“文化大革命”前带六五届那个班，自己很努力想教好，每天晚自习提两个暖水瓶去外文楼辅导，但只教了8个月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也同学生一起去串联，搞大批判。后来去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走五七道路。其间曾编了一个对口诗剧《传家宝》（又叫《一根扁担》），是一出所谓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忆苦剧，剧中三个角色，我演两个。随后又被调回北京来参加北京大学的文艺小分队，我是演员兼创作。演剧、说相声……若从专业角度看，当然又是不务正业。后来搞复课闹革命，我就忍不住想搞业务了，在小分队里就有点“消极怠工”，他们就把我放回系里了。开始时教研室接了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要出两本书，让我校译，一本是《阿拉伯半岛史》，一本是《科威特简史》。再后来，1972～1974年，我到苏丹做了两年援外翻译。
当时我们国家给苏丹援建公路，是江苏省的援外项目，要求北京地质队水源队去为修公路找水源、打井，需要翻译，就让我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我也知道苏丹很苦，但是我从来没出过国，很想出国，因为觉得自己这个学外语的应当在外边见识见识。再说那时能出国简直就是一种政治待遇，因为当时我们都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能出国就好像在政治上算合格了。苏丹是世界三大火炉之一。我们虽说是专家，但似乎是把“五七道路”走到了国外，每天穿着工作服，背着大水壶，戴着大草帽，顶着大太阳，在荒郊野地里测量、奔波，住的是简易活动房，热得要命。那时候虽然生活很苦，但是两年下来，我的口语、口译水平都有所提高，对当地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
1974年从苏丹回国后，学校让我教75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同他们一起到北京远郊的昌平太平庄搞“开门办学”。与“工农兵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起摸爬滚打，虽被批“只抓教学，不抓阶级斗争”，但我至今不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1980年我到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进修了两年。因为我觉得人家好像都出国留学镀过金了，我还没有，一直都是在国内学。在苏丹走了两年“五七”道路，好像也不算数。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就出去了。那时新章未立，旧章未废，出国进修的待遇很低。当然，国内工资照发，在外吃住也没问题。但第一年一个月的生活费、零花钱就10块人民币，买书也包括在内。第二年发给40块了，还是没有多少钱买书。不过这次进修对我的学术生活还是很重要的，其间我的进修主要就是文学，包括比较文学、阿拉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课，都去听。我有意识地一方面想搞翻译，一方面想搞文学研究。我在开罗还有意识地接触、访问作家，像陶菲格·哈基姆、纳吉布·马哈福兹、尤素福·伊德里斯、舍尔卡维、阿卜杜·库杜斯等当代有名的文学家我都去拜访过。那时埃及最有名的教授的课我都去听，虽然生活艰苦，但是学业收获很多。当时埃及文艺和社会科学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尤素福·沙鲁尼先生曾提供给我一些书，我找一些作家可以要到一些书，再跑旧书店、小书摊能买一些书，这样想方设法收集资料，利用闲暇时候积累资料，为后来的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1983～1985年我在也门待了两年。中国援助也门在萨那和塔兹建立了两所技术中学，我那两年就在萨那技校参加教学工作。1985年回国后我开始正式搞阿拉伯文学。教研室原先是邬裕池和李振中先生负责搞阿拉伯文学。我回来时，邬裕池已去世，李振中已离开了北京大学，阿拉伯文学这摊儿马上就落到了我身上。
在我国，长期以来，因为受“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介绍远不及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介绍，即使在东方文学中，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介绍也远不及对日本、印度文学的研究、介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绝大多数的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仅限于《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片段故事，大多是中国学者在20世纪初开始从英文译本转译而来。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全书上下两册，共约2200页，对阿拉伯文学的介绍只占25页，算是当时我国对阿拉伯文学最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了配合当时中东政治形势，为了表示对阿拉伯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虽也热闹一时，但多借助俄文。1966～1976年历时十年的“大革文化命”的浩劫，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自然处于停滞状态。
“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大学与其他设有阿拉伯语专业的高校多限于阿拉伯语言教学，基本上没有文学课。但开放的中国需要了解世界，阿拉伯地区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是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要让人们了解阿拉伯民族，不能不向他们介绍阿拉伯文学。此外，随着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新时期的东方文学教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一些综合大学，特别是在各高等师范院校都开设了东方文学史课。一些新改行从事东方文学史教学、研究的同志也迫切希望能从我们这里多“趸”些东西。还记得1986年我参加“烟台中青年翻译经验交流会”，上千人多是搞俄文、英文的，搞东方语言的基本没有，搞阿拉伯文的就我一个。我说阿拉伯文学挺不错的，怎么会这样？人家说你们不介绍谁知道。阿拉伯文学既然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肩负的责任自然可想而知。我要给本专业的本科生开设阿拉伯文学史、文学选读等课。20世纪90年代初，我申报的博士点批下来后，要指导本专业的研究生。此外，还要为全校其他系科的本科生、研究生、进修老师等选修的或专修的“东方文学史”讲授阿拉伯文学史部分的课程。一些有关的科研任务，诸如《简明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比较文学史》《东方文学辞典》《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辞典》《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外国抒情诗赏析辞典》等书的有关阿拉伯文学部分的章节、条目，自然都落在了我头上。1987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也许是“矮子里拔将军”吧，我又被推选为学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要带领这支年轻、稚嫩的队伍在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领域中探索、开拓、前进。
在其位要谋其政。如何搞好阿拉伯文学的教学、研究，全面、系统地介绍阿拉伯古今文学，无疑是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事。为了尽职尽责，我先后编撰、出版了《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阿拉伯文学通史》（两卷，译林出版社，2010）、《阿拉伯古代文学史》（两卷，昆仑出版社，2015）等。
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几本书只能算是披头散发的初稿、“粗”稿。我认为它们有如下特点。
首先，内容广泛、鲜活，时间与空间跨度大。很多《阿拉伯文学史》只论述到19世纪前的阿拉伯文学，其实那只是阿拉伯文学的古代部分，或可称“阿拉伯古代文学史”。如英国汉密尔顿·阿·基布的《阿拉伯文学简史》的时间下限是1800年；被认为是当代权威的埃及学者邵基·戴伊夫的十卷本的《阿拉伯文学史》（开罗，知识出版社，1960～1995）计5378页，也是写到现代复兴前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代为止。而这些只是我的《阿拉伯古代文学史》或《阿拉伯文学通史》上卷论述的内容。至于阿拉伯现代文学，阿拉伯世界出版的多为国别文学史，即使一些号称“阿拉伯文学史”（或应称“阿拉伯文学通史”）的现代部分，也往往只论述到埃及、黎巴嫩（包括旅美派文学），最多再加上伊拉克、叙利亚的个别知名诗人，对海湾地区、马格里布地区、也门、苏丹、约旦、巴勒斯坦的文学几乎是只字不提。此外，一般阿拉伯现代文学史的内容大都只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涉及作家及其作品也大多是已不在世、盖棺论定的。而我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或《阿拉伯文学通史》的现代部分的时间下限则是21世纪初的当今，内容则是对近20个阿拉伯国家的现代文学既有总体论述，又分国别论述。不仅对走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前头的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文学做了较多的论述、介绍；同时，对发展相对滞后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地区的现当代文学也做了相应的论述、介绍。
其次，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不外乎由两部分构成：资料和观点。阿拉伯国家出版的文学史，作者往往囿于民族、政治、宗教信仰；西方作者写“阿拉伯文学史”，又往往囿于其“欧洲中心论”及其他原因。他们在论述作家、作品时，当然都有各自的观点，但难免会有偏颇之处。我有我的价值观，我的视角，我的观点。我在论述、评价作家、作品时尽量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如在古代文学部分，除一般公认的著名诗人、作家、作品外，我还有意识地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反映当时贫苦下层生活的民间诗人及其作品。被高尔基誉为是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的《一千零一夜》，曾一度被埃及道德法庭宣布为“淫书”“禁书”，在邵基·戴伊夫的《阿拉伯文学史》中只占有一页篇幅的介绍。在阿拉伯地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流传程度甚至胜过《一千零一夜》，被西方的某些东方学者称作“阿拉伯的伊利亚特”的民间传奇故事《安塔拉传奇》，在邵基·戴伊夫的同一部文学史中也只有不足一页半篇幅的介绍。我在《阿拉伯古代文学史》与《阿拉伯文学通史》的古代部分中，分别对这两部名著设有专章以较多的篇幅论述。又如对于阿拉伯现代文学的介绍，现有的阿拉伯文学史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有一定的局限性。如黎巴嫩学者汉纳·法胡里的《阿拉伯文学史》，原书初版付梓于1960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登上文坛的作家、诗人只字未提。绍基·戴伊夫初版于1961年的《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亦可译为《阿拉伯埃及现代文学史》）亦难免有同样的局限性。如书中对马哈福兹只是提了一下，而对另一些著名的小说家如尤素福·伊德里斯、尤素福·西巴伊、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等则连提都没提。在这些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中，找不到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阿拉伯自由体新诗的先驱们及其作品的介绍，更不要说在他们之后成名的诗人了；也几乎找不到有关阿拉伯作家协会选出的105部“20世纪最佳中长篇小说”及其作者的介绍与评论。而我则不能不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或《阿拉伯文学通史》的现代部分中尽力弥补这些不足。
最后，阿拉伯民族是一个热爱诗歌的民族。诗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文献与档案。它像一面镜子，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因此，我写的几部阿拉伯文学史对阿拉伯古今的诗歌、诗人做了相当篇幅的论述。为此就要引述、译介部分原诗。译界公认“译事难，译诗尤难”，有人甚至认为诗不可译。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翻译，且要本着自己在翻译时的一贯主张——“既要对得起作者，也要对得起读者”，译出的诗句既要基本忠实原意，中国读者读起来还要像诗，有诗的味道。同样，阿拉伯有些散文，也颇具艺术特色。如古代的一些讲演词，特别是阿拉伯的“玛卡梅”，讲究音韵铿锵、文辞骈俪，为便于我国读者对这些诗文特点有一定的感性认识，我对书中引用诗文的翻译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也算是几本拙著的一个特点吧。
谈起翻译，我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我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翻译史。因为文化发展的规律是“传承—借鉴—创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借鉴靠什么，当然要靠翻译。谈到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我常想起古代楚国那个为献玉璞被人讥笑，又被砍去双脚的卞和。他的悲剧主要在于所献的是璞，未经雕琢，难免被人误认为是石头。后经雕琢，成了璧，不就价值连城，为那个蔺相如成为英雄创造了条件吗？在我看来，阿拉伯文学也不啻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块瑰宝，我们要想方设法把这块璞雕琢成璧，献给中国人民，而这种雕琢过程就是翻译。歌德说过：“翻译家好比是热心热肠的媒婆，他们极口称赞那个半遮半掩的美人，赞赏她的姿色，以便引起人们对原著的不可抑止的思慕。”其实我早就想做一个热心热肠的媒人，竭力撮合，将自己眼中最美心中最爱的两种文学联姻成亲；竭尽全力，把璞雕琢成璧。
我最早发表的译文是叙利亚著名女作家乌勒法·伊德丽碧的短篇小说《最亲爱的人死了》，那是1961年，即我毕业任教的那一年，发表于《世界文学》上，还曾在电台广播过。不过如前所述，那时搞翻译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我不敢招惹是非。我正式搞翻译也是在改革开放后，诗歌、散文、小说都译过。先后发表有（部分为合译）:《努埃曼短篇小说选》（〔黎〕努埃曼，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难中英杰》（即《我家有个男子汉》,〔埃及〕库杜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沙漠——我的天堂》（〔沙特〕赛义德·萨拉赫，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泪与笑》（〔黎〕纪伯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米拉玛尔公寓》（〔埃及〕马哈福兹，《世界文学》1989年第2期）、《本来就是女性》（〔科〕苏阿德·萨巴赫，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库杜斯短篇小说选》（〔埃及〕库杜斯，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阿拉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纪伯伦散文诗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一千零一夜》（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等。其中《阿拉伯古代诗选》选译了130多位阿拉伯古代诗人的400多首诗歌，其中有两首“悬诗”。每首相当中国的100左右联句，都是一韵到底。
诗歌讲究三美：意美、音美、形美，古体诗尤甚，中阿诗歌皆然。译出的诗歌既然想要让中国读者读起来也像诗，那就得也按这个标准去努力、去衡量。那本诗集我自认为译的还可以。只不过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交的稿子，过了十多年于2001年才得以问世。从量上来讲，我觉得还远不够。我现在已将七首“悬诗”都译出来了，手头尚有不少译出的阿拉伯古今诗稿有待发表。《一千零一夜》是散韵结合，情节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就像中国古典的话本，或是武侠小说、演义之类。照理读起来应是津津有味，令人爱不释手，但很多译本达不到这种效果。我也出了一个选译本，效果似乎还不错。我是纪伯伦的粉丝。他是作家、画家、诗人，更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写散文诗，也写小说，作品译成五六十种文字。联合国把纪伯伦作为世界文化名人，黎巴嫩有他的博物馆，美国有他的塑像，阿拉伯、美国开过好多次关于他的纪念会、研讨会。他的作品富有深邃、隽永的哲理。他的《泪与笑》，原文是无韵的散文。我尽力把每篇译成有宽松韵律的散文诗，读起来更上口，更美一些，其中有些译文被选作初中语文的教材。
我觉得严复提出翻译的“信达雅”这一标准是有其背景的。那时书面语和口语是脱节的，翻文要修饰成典雅的文言文，才叫“雅”。现在的翻译标准，我认为能真正做到“信”就够了。所谓“信”就是忠实。如果译文在内容、风格等各方面都能做到“信”，即忠实于原文，让译文的读者能有与原文的读者一样的理解、体会，那才真正叫作“信”。做到“信”却不“达”，这没道理。至于“雅”，要看原文的风格，它雅你就雅，它俗你就俗。我还认为一个翻译应当像演员一样，最好的演员俗称“千面人”，要演什么像什么。我们做翻译，译诗歌就要像诗歌，译散文诗就应当是散文诗，译小说、戏剧就应当是小说、戏剧。而且小说或者是戏剧里边的人物，小孩儿该讲什么话，乡下人该讲什么话，老太太该讲什么话，都得像那么回事，不能一道汤，全是一样的味儿。
我认为搞翻译，首先必须把作家、作品的文化背景、来龙去脉研究透。搞阿拉伯文学，写阿拉伯文学史，更要首先把阿拉伯文化吃透。季羡林先生提出“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从希腊、罗马起始的西欧文化体系”。
有的学者认为“‘阿拉伯文化’亦称‘伊斯兰文化’或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名称虽不同，研究范围基本是一致的，这就是阿拔斯五百年时代的文化”。我则在多种场合论述，认为不能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同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混为一谈。实际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一术语包括了两个不同且密切相关的概念，即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化是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文化，而阿拉伯文化则应是说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的文化。只是自公元610年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后，伊斯兰文化一直是阿拉伯民族的主流文化，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叠印在一起，形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源远流长，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同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尼罗河流域文明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在中世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大帝国与雄踞东亚的中国，随着政治、经济达到鼎盛，文化也像擎天的灯塔，在丝绸之路两端交相辉映，彪炳于世。“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话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火炬主要的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前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我除了在阿拉伯文学史中的相关章节与有关的专题论文中论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外，还在我主编的《阿拉伯：第一千零二夜》（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中写有《总论——阿拉伯传统文化与复兴、现代化》。此外，我还写有专文《丝绸之路长 长城通天方——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集于何芳川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古今中阿文化在各方面的交流及相互影响的情况。
当代是一个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的时代。毋庸置疑，中国—阿拉伯两大民族之间的文明对话、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交流不仅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对话的平台不仅在国内，也要在国外。作为有关学界的学人，我知道，这也是自己分内的事。
除了如前所述曾在苏丹援外、在埃及进修、在也门教学皆达两年的较长期的出国，我还应邀或随作家代表团、文化代表团先后出访过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利比亚、突尼斯、阿曼、卡塔尔、埃及等阿拉伯诸国。曾参加“杰纳迪里叶”（沙特）、“米尔拜德”（伊拉克）、“杰里什”（约旦）等文化节。其中曾四次访问沙特阿拉伯。1999年于利雅得纪念沙特王国建国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现代诗歌是其百年发展的明镜》; 2010年于法国巴黎为第三届沙特阿卜杜拉国王国际翻译奖集会作《翻译及其在增进文化间相互接近的作用》的主旨讲话；2011年于北京为第四届沙特阿卜杜拉国王国际翻译奖集会作《翻译对增进各民族间文化关系的作用——以中阿关系为例》的主旨讲话；2013年于塔伊夫“欧卡兹集市文化节”作《中阿两民族间的翻译活动》的讲话（集于利雅得阿卜杜拉国王为阿拉伯语服务中心出版的《阿拉伯语在中国》）。2004年应阿曼宗教基金、事务部邀请分别于卡布斯苏丹大学与卡布斯苏丹清真大寺作《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翻译、领域范畴、问题》与《伊斯兰文化复兴及其现代化》（载《宽容》杂志）报告。应阿联酋“研究探针中心”（Markaz al-Misbār Liddirāsāt wa albuhūth）约请，写有《中国的阿拉伯学活动》载于该中心出版的《中国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迪拜，研究探针中心，2015）。在随作家代表团或文化代表团出访阿拉伯诸国时，在诸多相关场合宣传介绍我国对阿拉伯语言、文学、文化的教学、研究、翻译等情况。
若说我自1961年毕业后对中东或阿拉伯世界学术尚有些什么贡献的话，我觉得大概也就是在以下五个方面：（1）搞阿拉伯语言教学，培养了一批相关人才；（2）搞阿拉伯文学教学、研究，撰写了阿拉伯文学史；（3）搞阿拉伯文化研究，撰写了部分论著与论文；（4）搞阿拉伯文学翻译，有些译著与论文；（5）参与中阿文明对话、文化交流，对外宣传、介绍我国对阿拉伯文学、文化的教学、研究、翻译情况。
我于2001年获“正大奖教金”，算是对我在教育方面工作的肯定。我曾任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后任名誉会长，我写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与《阿拉伯文学通史》分别于2006年、2013年获第四、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算是对我在阿拉伯文学方面科研成绩的肯定。我曾任中国翻译协会文学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于2009年获译协“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这是对我在翻译方面成绩的肯定。2011年获“北京大学卡布斯苏丹阿拉伯研究讲席项目学术贡献奖”, 2015年获北京大学东方学创新发展基金奖励评审委员会颁发的“北京大学东方学学术研究贡献奖”，是对我在阿拉伯文学、文化研究工作成绩总的肯定。2011年获中阿（拉伯）友协颁发的“中阿友谊贡献奖”是对我在中阿文明对话、文化交流方面工作成绩的肯定。在国际上，2005年获“埃及高教部表彰奖”;2011年获“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图书奖之第五届年度文化人物奖（2010—2011）”与“沙特两圣寺之仆人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翻译奖之荣誉奖”则应视为我的工作成绩也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认可与肯定。
我的治学经验是：年轻时要伸开两手抓，要广、要博、要泛，如金字塔，要铺好底盘，打好基础；中老年要逐渐收拢，握紧拳头，要高、要精、要尖、要深、要细。写论著，要像下围棋，事先要有周密的布局。开始是化整为零，一部专著可分若干小题目；然后化零为整，成书。要由点连成线，由线连成面，由面结成体。
我希望青年学生多读书，精与泛结合起来。要努力治学，向高、精、尖发展，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不要成“半瓶醋”。记得拿破仑说过，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我套用一下，认为不想超过自己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我还认为不愿让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不是好老师。老师要腾出自己的肩膀，让学生踩着，向上攀登。
仲跻昆
2017年3月25日 于北京马甸寓
[责任编辑：闫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