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井冈山斗争与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经济工作研究》一书是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2012年重大科研项目“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研究”的结项成果。全书共十个部分，包括绪论和九个章节，对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斗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九章的主要内容分别是：第一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经济斗争时的社会背景；第二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第三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农业生产；第四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工业生产；第五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发展的商业贸易；第六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发展的财政金融；第七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经济建设的思想，以及中央苏区合作社运动情况；第八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的主要政策、重要举措和取得的成就；第九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绪论主要运用数字化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性、概括性分析，并对这两个时期开展经济斗争、发展生产的特殊背景、取得的成就和启示等进行了客观的阐述，对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及其作用、历史地位、时代价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归纳。

一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情况的数字化综合分析

对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领导经济斗争的综合分析（文献资料、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等搜索情况综合分析），通过数据处理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传统文献综述和研究往往是以主要文献、代表人物、代表作、主要学术观点等梳理、归纳、评析等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本书对井冈山斗争时期（1927～1930年）党领导的经济建设进行研究，通过利用超星搜索平台，并确立其搜索方向，再整理强相关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关键字、常用词组、学位论文和期刊文章载量等方面。从梳理、归类、比较分析搜索结果的情况来看，揭示一些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这为进一步做好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与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强相关的人名、地名、机构、专用词组的搜索情况

我们通过超星发现（ss.zhizhen.com）对“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专题进行了学术辅助分析，分析与“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强相关的关键字搜索结果（见图0-1）后发现：“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多与“毛泽东”“井冈山精神”“启示”等主题强相关；与“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经济思想”等主题相关；与“党的建设”“思想政治”“革命斗争”“延安精神”等有交集。

（二）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相关机构和人员

对“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研究相关机构和人员进行分析（见图0-2和图0-3）发现：主要的研究机构有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井冈山大学、南昌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江西区域内的院校，开展研究的相关机构一般都分布在江西附近或周边，或历史上与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强相关的机构和科研单位或高校。

相关的作者主要有张友南、刘付春、黄惠运、马永红、陈雄、文尚卿、周榜师等，他们不少是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研究人员。相对活跃的作者中，郭向荣、王竹、黄兆坤、李忠也都曾供职于井冈山地区的井冈山大学等相关研究机构。相关的期刊论文有《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经济建设及其历史经验》（周榜师，《求实》2005第2期）、《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研究综述》（张友良，《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第6期）、《井冈山时期的经济建设》[刘付春，《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探索》（蒋伯英，《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探索及其历史经验》（梅宏，《党史文苑》2007年第8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圩场》（吴晓荣，《党史文苑》2009年第8期）、《井冈山时期的反经济封锁斗争及其历史启示》（文尚卿，《消费导刊》2008年第12期）等，大多都是江西本省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有外省研究者对这一主题进行的阐述，如硕士学位论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群众工作思想及实践研究》（张国丹，西南大学，2016）。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研究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分布情况

经超星搜寻，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的硕博论文共有12篇，其比重分布如图0-4所示。

超星搜寻1986～2016年，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的期刊论文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为17篇（见图0-5）。

（四）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研究的相关关键字和期刊文章分布情况

从学科分类角度，统计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研究（见表0-1）。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中的主题及关键字主要集中在政治、法律、历史、地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军事等方面。

二 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情况的数字化综合分析

对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经济斗争的综合分析（文献资料、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等搜索情况的综合分析），通过数据处理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传统文献综述和研究，往往是以主要文献、代表人物、代表作、主要学术观点等梳理、归纳、评析等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本书对中央苏区时期（1931～1934年）党领导的经济建设进行研究，利用超星搜索平台，并确立其搜索方向在整理强相关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关键字、常用词组。学位论文和期刊文章载量等方面。从梳理、归类、比较分析搜索结果的情况来看，揭示一些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这为进一步做好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工作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与“中央苏区时期·经济建设”强相关的人名、地名、机构、专用词组的搜索情况

我们通过超星发现（ss. zhizhen.com）对“中央苏区时期经济建设”专题进行了学术辅助分析（见图0-6），发现：

“中央苏区时期·经济建设”多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等主题强相关，与“中国政府”“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赣南”“陕甘宁边区”等主题相关，与“社会主义”“启示”“革命斗争”等主题有交集。

（二）研究“中央苏区时期·经济建设”相关机构和人员

通过对与“中央苏区时期·经济建设”研究相关的机构和人员的分析（见图0-7和图0-8），可以看出：主要的研究机构有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南昌大学、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理工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江西区域内的院校，开展研究的相关机构一般都分布在江西附近或周边，或历史上与中央苏区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强相关的机构、科研单位或高校。

相关的作者主要有余伯流、蒋寒迪等，他们大多是或曾经是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专职研究人员。相对活跃的作者中，张雪英、许世健、汤家庆也曾供职于井冈山的相关研究机构。其中专著有《中央苏区经济建设》（余伯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期刊论文有《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余伯流，《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创新思维》（蒋寒迪，《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基于创新思维视角的中央苏区时期的经济建设》（蒋寒迪，《中国经贸》2011年第2期）、《中央苏区时期领导者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与启示》（蒋寒迪，《消费导刊》2009年第13期）、《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领导者的经济建设思想精髓》（蒋寒迪，《中国经贸》2009年第10期）等，这些大多是江西本省的专业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也有外省专家学者对这一专题进行研究的，如硕士学位论文《略论中央苏区时期的税收工作》（陈建军，湘潭大学，2014）。

（三）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研究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分布情况

运用超星搜寻，发现研究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的学位论文共有360篇，其比重分布如图0-9所示。

超星搜寻1986～2016年研究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的期刊论文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为210篇（见图0-10）。

（四）中央苏区党领导的与经济建设相关的关键字和期刊文章分布情况

从学科分类角度，统计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的研究（见表0-2）成果。统计结果告诉我们，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中的主题及关键字，主要集中在政治、法律、历史、地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军事等方面。

三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领导经济斗争的特殊背景、主要成就和重要启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白色恐怖的时代背景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异常艰辛，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党领导的经济斗争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党领导经济斗争的特殊背景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湖南两省边陲的罗霄山脉中段。它包括江西西部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东部的茶陵、酃县6个县，鼎盛时期根据地面积达到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井冈山广大军民度过艰苦的岁月，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支撑。

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条件

（1）恶劣的自然条件，无法有效地满足自我供给。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以前，大小五井一带是“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穷乡僻壤，而整个湘赣边界地区也是山多田少，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一般生产的粮食基本上只能保证自给，富余很少。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此地以后，特别是当朱毛红军会师以后，山上的工农革命军一度达到万人以上，随着人数的增加，各方面的供给出现了问题。当时大小五井的物价为：肉4斤要1块银圆；鸡1斤要200钱；蔬菜如萝卜、冬瓜、南瓜、青菜之类，1斤要100钱；米虽然比较便宜，但1石也要3块大洋；盐1元钱只买得4斤或2斤不等；茶油1元钱6斤多；布匹、花及日用必需品因由小贩自酃县偷贩过来，供不应求。

（2）国民党当局严厉的经济封锁，造成吃饭、穿衣困难，食盐、医药等严重短缺。国民党当局在对根据地实行频繁的军事“会剿”的同时，在经济上进行严密而又残酷的封锁，断绝井冈山根据地同外界的任何物资及经济来往，妄图把井冈山军民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经济封锁后造成以下几个问题，它们分别是：

一是吃饭的问题。从毛泽东到伙夫，官兵的伙食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还把红薯、南瓜切成丝晒干合起吃，有时吃这样的东西也很困难，一天只能吃一两顿。南瓜汤里既没有油，也没有盐，很难吃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和毛泽东动员部队到山下运粮上山，供给伤病员和留守在山上的老弱人员。朱德挑粮的故事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

二是穿衣的问题。红四军下山以后，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当时正是1月份，最冷的天。部队没有“棉衣棉被，士兵们都是穿些单衣，赤脚穿草鞋。晚上睡觉，铺间烧一堆火，身上盖些稻草，有些同志用夹被装上稻草，就要算是最漂亮的被子了”。红色歌曲“红米饭、南瓜汤”里面的“黄丝被”就是这样来的。

三是食盐的问题。盐在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当时根据地最为奇缺的物资，宁冈、永新两县甚至一度食盐完全断绝。最困难时期，一块银圆能买200多斤南瓜，却只能买到四两盐，而且还十分难买到。井冈山上的官兵长期缺盐，尝不到咸味，身体日益虚弱，别说打仗，就连爬山越坳都不行。

四是药品问题。由于敌人封锁，药品同样紧张，在井冈山上，中药都用不上，那时伤病员的痛苦难以言喻。当时我们所需要的药一部分是从敌人那里缴过来的，一部分是地下党组织筹集的。但由于红军医院伤病员多，医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3）根据地初创时期的“左”倾政策，严重影响生产和经济发展。攻下县城圩镇，往往“把商人、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甚至连药铺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上了井冈山”，过“左”的政策在实践中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策略

为了有效地解决根据地内的经济问题，党领导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积极开展各项经济活动，实施了土地革命、农业发展、工商业政策、税收政策、早期工业化实践、商贸经济、货币金融等策略。

1．制定和实行了《井冈山土地法》，调动了农民革命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边界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地区后，就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进行了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

毛泽东在引兵井冈山之后，就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井冈山斗争的基本问题。为全面掌握湘赣边界的土地状况和阶级关系，深入宁冈、永新作调查，为制定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依据。充分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开展分田试点，为全面开展土地革命积累经验；从点到面，全面铺开边界各县的分田运动；制定并颁布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形式把边界土地革命的成果固定下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所得土地的渴望，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但是，由于无先例借鉴，加上分配土地的时间较短，又因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井冈山土地法》有三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即提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土地没收后归政府所有而农民只有耕种权没有所有权；禁止土地买卖。对这些不足之处，毛泽东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进行纠正。如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就去掉了“没有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到1939年春，毛泽东确立了土地分配给农民私有，并允许买卖的政策。

2．制定了符合根据地生产力水平的农业政策

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生产的工作十分重视，是我党最早提出“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观点的领导人。毛泽东和边界党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策略有：颁发布告，动员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组织红军参加农业生产；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耕田队，调剂劳力与农具耕牛余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等。如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在1928年5月就颁布“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良田。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的布告。

3．创办了军需工业，发展了生产合作社

（1）创办了军需工业。根据地工业极为落后，没有现代化工业，只有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和手工作坊，无法满足战争环境下的军需民用。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与军事“双剿”，根据地先后兴办了一些军需工业，如红军军械处、桃寮被服厂、红军印刷厂等，保证了前方作战的需要。

（2）开办生产合作社，引导小工业生产者。边界政府大力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合作社，并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将个体小工业生产经济组织起来。开办生产合作社，主要是为了增进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免除个别生产的不利。

（3）减免工（商）业税，提供财政、金融支持。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与边界存在的税种有盐税、田赋、鸡鸭屠宰税等。为鼓励民间和社会团体积极兴办各种合作社组织，边界党在这一时期采取了种种工（商）业减免税优惠政策，如“取消盐税、田赋厘金、印花烟油税、鸡鸭税、屠宰税、硝磺税、百货捐等一切苛捐杂税，规定适当的土地税的资本税”。同时，边界党对根据地工商户在经营活动中碰到的财政困难提供大力支持，如通过“开办信用合作社，使工农平民得到低利无抵押的借款，免除资本家地主的重利盘剥”。

4．根据根据地实际，积极探索商业发展新路径

（1）发展公营商业。当时的公营商业有两种经济形式：一种是以公营的形式存在，如井冈山茨坪公卖处。创立公卖处，主要是为了抑制不法奸商的中间盘剥，克服敌人经济封锁带来的生活困难。同时，在大陇圩场也办起了区政府公营商店，直接为群众排忧解难。公卖处和公营商店的物资去掉了中间剥削，进价比较便宜，出价也不贵，买卖公平，深受群众欢迎，这是国有经济的雏形，也是我党国营商业的最早实践。另一种是以集股的形式存在，如大井、下庄、罗浮等地的公卖处，资金全由群众自愿入股筹集。

（2）繁荣私营商业。在井冈山斗争初期，过“左”政策在实践中受到了巨大的挫折，毛泽东和边界党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对小商、小贩等私营商业者在经济上采取保护政策，鼓励私营商业发展。“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保护工商业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的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

（3）建立合作社商业。所谓合作社商业是群众自愿集资兴办的具有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商业，形式有消费合作社和贩卖合作社。它们通过收购和销售两方面的活动，使群众得到实惠。“开办消费合作社，使工农贫民得到廉价的货物，免除商人的剥削。开办贩卖合作社，使农民及工业小生产者的出品得到适宜的价钱。免除行栈等奸商的操纵……”

5．打破敌人封锁，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毛泽东和边界党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拓展外贸领域，打通赤白外贸交通线。根据地的对外贸易首先是为了自给，解决军民的吃、穿、用问题，其次才是出口。一般说来，对外贸易活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改造和恢复草林圩场。草林圩场是遂川县境临近井冈山的一个农村集市，但由于当地土豪劣绅的摧残，圩场日渐萧条。红四军到达遂川后，废除了苛捐杂税，采取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迅速打开了草林圩场的局面。每逢圩日，商人和群众纷纷而至。毛泽东在其《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道：“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

（2）开辟大陇圩场。1928年5月下旬，毛泽东和边界党在靠近湖南县边界的大陇开办一个红色圩场，以此沟通赤白贸易。7月15日大陇圩场一开圩就出现了空前活跃、繁荣的景象。圩场上货物堆积如山，土特产、中草药、家禽野味、布匹食盐、粮食油类，样样齐备，价格公道，秩序井然。

（3）成立竹木委员会。井冈山盛产竹木。1928年底，边界工农兵政府在根据地设立了竹木委员会。通过有组织地、有渠道地向国统区输送各种根据地盛产的竹、木、油、茶等物资，建立起赤白贸易线，活跃了根据地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到中央苏区时，发展为对外贸易局，成为我党外贸的先声。

6．根据武装割据的需要，制定金融货币政策

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井冈山上井村创办了红军造币厂，它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个造币厂。为使银圆与历代官府生产的“鹰洋”有所区别，造币厂工人在银圆上凿上了个“工”字。因此，“工”字银圆是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发行最早的一种货币，成了井冈山根据地主要的现金来源之一。红军造币厂建好后，为了使根据地的金融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边界党、政、军机关，对根据地内的金融货币的流通采取了多种措施。

（1）规定发行“工”字银圆为根据地内货币流通的主币，“工”字标志代表着红色政权所发行的货币与其他的银圆有区别，但可向白区流通。

（2）确定银毫、铜板、制钱为根据地内流通的辅币，以此保持和国民党统治区能通用。

（3）主币与辅币、辅币与辅币之间的换算因地而异，根据地内每枚“工”字银圆等10枚单毫或5枚双毫（单毫亦叫“一角”或“一毛”，“双毫”叫“贰角”或“贰毛”，按十进位到一元）；1枚10文铜板等于10个制钱。

（4）在军队和地方实行严格的薪饷及经济管理制度。

（5）在各地开办的红色圩场中，广泛宣传推广“工”字银圆，用于交易、结算和流通。

7．制定税收政策、对专业技术人员实行特别津贴

（1）制定了根据地内的相关税收政策。根据地内的税收政策，是伴随着湘赣边界土地革命的逐步深入开展而制定并实施的。从《井冈山土地法》、“二七”土地法，到《苏维埃土地法》，以及中央苏区时期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毛泽东对农业税、工业税以及商业税等不断加以修改完善，并最终用法律加以固定。

（2）为建立地下交通线提供经费。为了确保根据地与上级党组织的通信联络，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井冈山与湖南省委（驻萍乡）和江西省委（驻南昌）的两条地下秘密交通线，并承担地下交通的全部费用。

（3）对专门技术人员实行津贴的优惠政策。井冈山根据地内的造币厂、医院、军械处、被服厂等集中了一批有知识有技术的专门人才，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根据他们的技术水平发给一定的特别津贴。例如，技术好的医生每月发五到十块钱，枪工每月发三至五块钱，等等。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制定了勤俭节约的措施，严格规定部队各级开支项目和数量。例如，规定部队的每月办公费：连部六元，营部十元，团部二十元；每支长枪的擦枪费为五分。

（三）党领导的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成就

1．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边界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

在根据地初创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县的中村和桂东的沙田领导当地农民进行小范围的插牌分田，摸索了方法，积累了经验。两军会师后，随着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各地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边界全面开展了土地分配。至7月，根据地内各县土地分配完毕，数十万农民群众喜气洋洋地第一次分到了自己的土地。1928年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形成了土地革命时期第一部土地法规，为边界土地斗争的深入，提供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律、法令规范。《井冈山土地法》解决了土地所有权问题，虽然还有一些错误，但它保证了农民占有和使用土地的权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鼓舞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使得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有了坚实的保障。

2．制订正确的工商政策和拓展边界贸易的措施，调动商人做生意的积极性，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

面对井冈山地区封闭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和边界党因地制宜制定了正确的工商政策，积极沟通内外贸易，活跃根据地经济，从经济和军事上保障了战争的需要，维系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例如：“保护工商业和中小商人”政策的执行、遂川草林圩场的建立、宁冈与县交界大陇圩场的建立，均获得了很好的效果。1928年5～6月，红四军接连三次占领永新县城，同样严格地执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向他们乱征收一分钱，更不会闯进店铺没收一样东西。对于那些大土豪兼大老板，由苏维埃政府配合清算其属于剥削范畴的资产，而且方式方法上合情合理，让这些人心悦诚服。

3．铸造“工”字银圆，沟通了红色区域内外的货币流通，活跃了根据地经济

红军造币厂制造的“工”字银圆，是我党早期领导的工农兵政府首次铸造的、与历代官府有别的红色政权银圆。尽管它从数量到质量都还处在最原始的阶段，但是，它为根据地内军民克服资金短缺、给养困难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工”字银圆沟通了红色区域内外的货币流通，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为繁荣集市贸易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湘赣两省内扩大了红军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影响。“工”字银圆的铸造与流通，成为中国新型人民币的萌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的强大经济生命力。

（四）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历史作用

其一，毛泽东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和根据地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面对困难的经济现状，制定了正确政策措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实事求是地发展根据地的金融经济事业，领导根据地军民度过了中国民主革命初期的艰难岁月。

其二，尽管当时现金来源十分困难，但毛泽东十分注意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以夺取全国革命政权为目的，毛泽东主张把极有限的资金用于创办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所必需的如红军医院、被服厂、硝盐厂、红军学校等各种事业，以及解决军民求生存、求发展的各类生活必需品，从而达到团结内部、打击敌人、最终取得井冈山斗争伟大胜利的目的。

其三，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军民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办起来的红军造币厂，其铸造的“工”字银圆是代表工农兵政府首次发行的第一批金属铸币。“工”字银圆从问世伊始，就充分显示出红色政权具有强大的金融发展潜力和伟大的经济生命力。因此，它在全国革命政权的货币发展史上起了奠基作用。

其四，毛泽东在井冈山为发展根据地的金融经济事业所制定的各种政策，为建立中国式的金融经济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政策、措施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金融经济事业依然不失其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依然闪烁着它的历史光芒。

（五）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的历史启示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1．经济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保障

井冈山斗争时期，虽然当时的中心工作是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但经济斗争则是其他各项斗争的基础。因此，井冈山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摇篮。如果不开展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资供应就没有保障，人民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和改善，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只有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军事上的进攻，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才能更有力地去扩大红军队伍规模，才能使根据地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和生活上的改善，而更加积极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

2．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敢为天下先”是经济建设出现超常规发展的前提和关键

井冈山的英雄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打破陈规陋习，敢于做老祖宗没有做过的事，敢于走别人没走过的路，终于开创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路，这条道路的取得是相当不易的。

3．民主平等是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法宝

井冈山时期，男女平等，官兵平等，军民平等。为了支持边界的农业生产，特委、军委还要求红军指战员在发动群众之际，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政治上的民主，地位上的平等，经济生活中的同甘共苦，使红军队伍充满了真正的民主主义内容。

4．经济是凝聚民心强有力的黏合剂

红军初到井冈山时，因没有注意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不仅部队生活艰苦，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后来，党和政府设法进行了补救，如组织边界委员会、竹木委员会售卖竹木等，逐步恢复了边界的经济力，这样便控制住了农民的逃亡并且使逃亡的农民重回故土，重新致力于伟大的土地革命。

5．民主的中庸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有效策略

井冈山时期，红军要长期生存，要吃要穿，不能一口气把地主打光。幸存的红军首领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就谈到过基本不打驻军附近的土豪，逼急了，远袭他乡去打别处的土豪的事。后来红军、八路军在陕甘宁时期，也不提倡打土豪，到土改前，一直以减租减息为过渡。用这种平稳过渡的办法，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维持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

四 中央苏区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时代条件、主要成就与经验镜鉴

中央苏区，包括江西东南部和西南部（赣江东岸地区）和福建西部（及闽西北部分）的广大红色割据区域。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正规红军。从1931年11月7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开始，到1934年10月中旬红军长征，中央苏区开展了近三年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历史背景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扩大，尤其是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颁布了封锁苏区的办法，对苏区施行物质封锁、交通封锁、邮电封锁。凡粮食、食盐、汽油、洋油、电料、信件报纸、药品器材以及可供制造军用品之材料等严禁向苏区输入；苏区生产的货物绝对禁止输出。另外，还对食盐的销售运输实施严格控制和监督，一律禁止自由贩卖，施行公卖办法，购买食盐需持购买凭单，每人每月食盐限制到四钱至五钱。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苏区的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这些“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主持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毛泽东主席认为，发展革命战争必须进行经济建设，并明确提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合作社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二）中央苏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1．以革命战争为中心，进行一切可能和必要的经济建设

当时党和红军干部中存在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另一种观点则忽视革命战争，强调经济建设是一切任务的中心。毛泽东批评了两种观点，提出了“一要打仗，二要建设”的思想，指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毛泽东阐明了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

2．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第一位

由于敌人对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疯狂掠夺，农业生产遭遇许多困难，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为了解决这些困难，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

（1）组织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和劳动互助社。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力离开家乡参军参战，农业生产落到妇女和老人身上。如闽西上杭县才溪乡，有88%的青壮年男子外出参军支前，全乡只有69个男劳力。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和劳动互助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它不变更个体所有制，但调整了生产关系，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2）以粮食为主，发展多种经营。苏维埃政府指出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是谷类，第二是杂粮，第三是蔬菜，第四是棉花，第五是竹木，第六是木梓，第七是烟叶，第八是牧畜，而这些生产“一半是人民的粮食，一半是工业原料”。

（3）领导农民兴修水利，进行农业基础建设。苏维埃政府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在苏区三年经济建设中，“福建仅长、宁、汀三县就修好陂圳2366座”，“粤赣全省，修好陂圳4105座”，“江西仅兴国一县就修好陂圳820座，水塘184口”。

（4）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由于土地分配后重新确定了地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大批妇女也投入农业生产。1934年春耕，福建有1600多名妇女学会用犁耙，兴国、瑞金等县成百上千的妇女学习用犁耙。妇女参加生产，既满足了生产，也使妇女自身得到解放。在政府提出“开发四十万担荒田”“彻底消灭荒田荒土”的口号下，中央苏区的许多县、区、乡超额完成了开荒计划：江西方面，开垦荒田3万多担；福建方面，开垦荒田18948担。在苏区农民冲天的干劲下，“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1934年，中央苏区在敌人加紧“围剿”和严重干旱造成的极其困难的农业生产条件情况下，粮食生产仍比1933年增长10%左右。

（5）开展竞赛，表彰先进。为了推动生产，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了农业生产竞赛。他们订立竞赛项目，进行检查评比，优胜者给予耕牛、农具、种子等奖励。如1933年春耕时，瑞金武阳区石水发动的农业生产比赛，取得了很大成绩，毛泽东还特意表扬了这个先进典型。

总之，由于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农业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有效措施，中央苏区的粮食产量连年获得丰收，农民生活获得改善，红军给养得到补充，根据地政权获得巩固。

3．发展军需为导向的工业

为了保障战争的军需和维系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央苏区兴办了一批军需工厂和民用工厂。其中比较有规模和影响的军需工厂有中央军委兵工厂、中央被服厂、中央印刷厂和中央造币厂。中央军委兵工厂是当时中央苏区最大的兵工厂，工厂成立之初，管理人员和工人共有两百多人，当时工厂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都很落后，只有锉刀两百多把、老虎钳一百多把、四座打铁炉，生产过程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流程，工人基本上是靠经验生产，面临着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生产原料短缺问题。为了确保顺利完成生产任务，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1）引进技术人才。为了吸引人才，开出了两倍于中央苏区工人的工资。

（2）发动群众收集原材料。1934年5月16日专门发出了《为收买子弹、子弹壳、铜、锡、土硝、旧铁供给军事用》的布告，群众热情响应，在两个月内，据统计，共有：“铜59283斤（原定41200斤），完成144%；子弹壳10305斤（原定36000斤），完成28%；铁钵75220斤（原定95200斤），完成76%；锡26431斤（原定45000斤），完成59%；洋油桶2247个（原定9000个），完成25%；子弹87792发；白硝7078斤。”

（3）完善和健全管理制度。为了解决工厂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浪费现象严重等问题和弊端，刘少奇提出关于“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的主张”，主要内容包括：组成“三人团”（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管理工厂；建立统一的分级负责的管理系统；建立和完善劳动定额、质量检验和经济核算制度；实行按劳计酬、等级工资。尽管面临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广大兵工厂的干部和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凭着高昂的斗志和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顺利完成了生产任务。据统计：“我们一共配制了四万多支步枪、四十多万发子弹，修理了两千多挺机枪、百门迫击炮，造了六万多枚手雷、五千多个地雷。这些武器弹药，装备了红军，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同时在民用工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批必要的民用工厂纷纷建立并投产，其中主要有造纸厂、樟脑厂、织布厂、弹棉厂、草鞋厂、石灰厂、锅厂、碗厂等，这些工厂极大保障了工农群众的生活所需。

4．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

苏区的合作社是根据地经济建设战线中的“主要之一环”，是“党与农民的连锁”，是苏维埃政府抑制奸商盘剥和广大工农群众赖以调剂生活需求的集体经济组织。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合作社事业十分重视，曾先后颁布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合作社工作纲要》《合作社标准章程》等，对合作社的组织原则、社员权利、民主管理、盈利分配等方面，作了明确、统一的规定，使苏区的合作社事业大规模地蓬勃发展起来。据1933年9月江西福建两省17个县的统计，时有各种合作社1423个，股金30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

5．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

“一苏大”时，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就明确规定：苏维埃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现尚保留在旧业主手中，而并不实行国有。1932年1月又颁布了《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鼓励私人资本的投资，在法律上保护私人营业自由。“二苏大”时，毛泽东在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经验时指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

6．开放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搞活根据地的商品流通

由于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出现工业品奇缺、农副产品滞销、价格上涨和剪刀差扩大的现象，根据地军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为了打破这种困境，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对外贸易局，开放赤白贸易，搞活商品流通。1933年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国民经济部设立了对外贸易总局，随后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在1933年2月《关于设立国民经济部》的第10号训令中，规定对外贸易总局的任务是：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在当时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对于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

对外贸易总局下设赣县江口、闽西汀州、会昌筠门岭、寻乌罗塘四个外贸分局，在赤白交界地带组成了一个对外贸易网络。对外贸易网络建成后，大力组织货物进出口，沟通赤白贸易，以苏区富余的生产品如谷米、钨砂、木材、茶叶、烟、纸等，换回白区的工业品如食盐、布匹、煤油、火柴、药材等。据统计，自1933年2月对外贸易局成立以来，仅半年内就以1万余元货币和2000余担谷子为资本，完成了32万元的商品流通额。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中，大宗出口的是粮食、钨砂，每年大约有300万担谷子出口，300万担钨石出口；大宗进口的是食盐、布匹，每年买进价值900万元的食盐和价值600万元的布匹。为了平抑粮价，成立了粮食调剂总局，其主要任务是收购粮食，储存粮食，调剂粮食，组织出口。据1933年统计，“粮食调剂总局，从四月到八月的五个月中，有二十七万元的商品流转，并得到七千余元的盈余”。

7．实行发展国民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厉行节约的方针

根据地初创时期，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敌，靠打土豪筹款和战争缴获。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色政权的巩固发展，以及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党和苏维埃政府为广开财路，依靠政权的力量，运用财政杠杆，通过对根据地各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增加苏维埃的财政力量。主要渠道是：向一切剥削者筹款、捐款；建立人民税收；发行公债；征收外贸关税；发展公营经济等。通过这些财政手段，为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战争提供可靠的财政基础。

8．实行正确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膨胀

在根据地初创时期，苏维埃党和政府就创办了东固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等，这些工农银行印制发行纸币，组织货币流通，为活跃根据地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创立，银行基金为一百万元，来源于红军攻打漳州时的缴获、筹款，由国库于预算案内拨给。苏维埃国家银行于1932年7月7日开始正式发行统一的新纸币，称“苏维埃国币”。苏维埃国币由中央造币厂负责印刷，纸币面额有一元、伍角、二角、一角、五分五种。苏维埃纸币的发行，主要用于为根据地工农业生产提供信贷服务，有计划地组织商品流通。

9．初步建立系统的财政制度，为战争和经济发展提供财政支持

（1）统一财政收支，建立预决算制度。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颁布，统一了财政收支制度和建立预决算制度：“一切国家税收概有国家财政机关（中央及各省、县区财政部及城市财政科）按照临时中央政府所颁布的税则征收。地方政府不得自行规定税则或征收。”“各级财政机关所收入之税款及政府经营事业的入款或罚金或没收的财产以及其他收入等款项，概应随时转送或直送中央财政部或中央财政部所指定之银行。”“各级行政经费、各军伙食杂用等经费，统由各该部分的财政机关造具预算，交它的上一级的财政机关审查，并报告中央财政部批准。”“中央财政部，在批准它的直接下一级财政机关之预算后，依据预算发给该财政机关的发款通知书，该财政机关依次批准它的直接下一级财政机关的预算，并依次发给通知书。”“苏区财政的支出，主要用于供给红军和革命战争所需费用，同时保障各级苏维埃政府行政开支费用及发展文教卫生等公共事业，适量用于发展生产。”

（2）建立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加强财政监督。“节省每个铜片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1932年12月，中央政府财政部发出《统一会计制度》的第十二号训令，要求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把收钱的、管钱的、领钱的、支配的四个机关分开，不再混在一起；要把各级的收入与开支分开，收支两条线。1934年2月20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中字第2号命令”，颁布《审计条例》，规定“各级苏维埃收入的预算决算”必须“经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对于下级苏维埃财政收支认为有必要时，派遣审计员实地调查；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随时检查各种机关现有簿记等”。

10．发放公债，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发展筹集资金

“经济建设中资本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资本”。吸收的具体方法是：“经过经济建设公债及银行招股存款等方式，把群众资本吸收到建设国家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与帮助合作社事业等方面来，同样是要紧的办法。”1932年6月25日，《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六十万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9号》指出：“现本政府为了充裕革命战争的经费，以保障革命战争的继续胜利与发展，特举行募集短期的‘革命战争’公债六十万元，专为充裕战争的用费，规定以半年为归还期，到期由政府根据所定利率偿还本息。”同年10月21日《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一百二十万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7号训令》规定：“临时中央政府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特再发行公债，以裕战费，故定名为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933年7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行经济公债300万元，除一部分供给目前军事用费外，以最主要的部分用于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及扩大对外贸易等方面。

（三）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主要成就

中央苏区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为改善苏区的人民生活，支持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巩固红色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改善了民众的生活

经过苏区人民的努力，苏区农业生产出现一派兴旺景象。1933年，江西、福建开垦了21万石荒田，闽浙赣开垦了11万石荒田。粮食产量，在赣南闽西区域1933年比1932年增加了15%，在闽浙赣区增加了20%。粮食增产，解决了苏区民众的吃饭问题，改善了百姓生活。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提到，“今（1933年）春莳田前，竟有80%的群众缺粮，要向东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远地方办米”，但“明年则不怕……可保证明春不荒”，“生活好起来，柴火少出卖”，“雇农的生活改良了”。

2．为红色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物质保障

一是为红军的日常供给提供了支持。如果没有中央苏区的经济支持，红军的生存都大有问题，更不用说壮大和发展了。二是为红军提供了武器装备。苏区的军工企业生产枪械、子弹、炸药、地雷、军服、医药等，为保障战争需要和维系新生的红色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中央苏区开办了采矿业，通过输出钨砂到白区，换回大量的现洋和苏区急需物资。苏区还开办了造纸厂、通信材料厂等，生产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些都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

3．为共和国的建立储备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中央苏区在经济发展中，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培养了人才。这包括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如在军工企业，培养和造就了很多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财政金融领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开始涉猎运用财经手段治理国家，探索经济发展的规律，这些都为新中国的建立做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经验。

（四）中央苏区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的经验启示

中华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国共产党首次短暂的局部执政，经济建设无疑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极大地巩固了革命政权。其间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举措，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1．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的关系

中华苏维埃政府作为一个政权存在，它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党、阶级等方面的工作，而当时中央苏区的很多同志都只强调军事斗争，忽视经济方面的建设，认为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是两条战线，经济建设是革命战争胜利之后的工作，不能同时进行。就当时情况来看，明显低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建设？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建设与其他方面的工作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没有经济建设，其他方面建设就将缺乏物质基础；同样忽视其他方面的建设，经济建设就会缺少必要的外部环境。从经验上看，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政权的主要领导者，其在中央苏区时期选入《毛泽东文选》的文章共有七篇，其中就有两篇是专门论述经济工作的，他们分别是《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从中可见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鉴于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任何政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经济工作，更不能放弃经济工作，但由于它又与其他方面工作紧密相连，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工作往往跟军事斗争联系紧密，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军事特色的经济；在和平年代，经济发展更多是与民生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民生特色的经济。

当前，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它包括了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的条件，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同时，要用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反哺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这是因为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制度保障。

2．必须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社会实践中，人的因素自始至终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建设也不例外。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关键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要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让群众自觉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就必须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正是因为共产党心中装着群众，所以群众才会不惜以生命来捍卫苏维埃政权和拥护红军。据不完全统计，仅赣南地区13个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33万之多。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可以看作是我们党关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初步表述。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场景随时都在变化，但是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利益诉求是永远不变的，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革命的事业还是改革的事业，我们党都非常注重维护群众利益和调动群众积极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中央苏区将经济建设与发动群众紧密结合起来的做法和经验，无疑是党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生动教材，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反思和借鉴。

五 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

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毛泽东同志从整体和长远的视角关注当时党和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并逐渐形成毛泽东经济思想，使党在领导井冈山和苏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了艰苦岁月最迫切的经济问题。虽然这一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并没有成熟，但对后世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仍有宝贵的时代价值。

（一）现代化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经济建设经验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需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践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需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这是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正是实事求是、敢创新路的大无畏精神，才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才能转变观念，才能不唯书、不唯上，敢为天下先，才能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二）现代化经济建设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当年，“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其苦更甚……”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朱德的扁担”就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象征。现代化经济建设同样离不开艰苦奋斗，全党同志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要坚持不懈地用艰苦奋斗精神来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而共同奋斗，永远不自满，永远不懈怠，通过一代代人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三）现代化经济建设必须服从党的工作大局

在战争年代，需要通过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建立稳定红色政权，才能保证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战争的胜利，红色根据地的巩固，是开展经济工作的先决条件。否则，经济建设无从谈起。今天，我国正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有像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先贤们那样，大胆地去闯，大胆地去干，才能摸索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真正找到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因此，认真学习党领导经济斗争的历史经验，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对于做好当前的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读史可以明智。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创造的历史经验都具有宝贵的借鉴作用。读懂读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我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具有重要作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是我党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重要阶段，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我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紧要关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党的十八大做出的两个重要的战略性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面临的矛盾、问题、压力、挑战与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领导经济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样艰巨和复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论，既是新形势下应对新挑战战略布局总体思路，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落实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效推动改革创新和经济转型发展，不断为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镜鉴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