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通常很少有人会在打开新一期报纸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报纸对当日信息的报道并非仅持续一天，也不是一星期或一个月，而是数年甚至数十年。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我们越远，当时人们对事件的记录便越具价值，我们通过这些旧报纸所记载的内容便能知晓当时所发生的事。
《俄罗斯之声》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受众最广的报纸，其负责人В. М．多罗舍维奇
曾谈论道：“当您清晨坐下品茶时，报纸像个亲切熟悉的来访者，它引人入胜、妙趣横生地向您讲述当前新闻，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人感到苦闷无聊，您能饶有兴趣地聆听着本来极枯燥却很重要的事情。报纸向您陈述自身对事物的看法，虽然其言论经过了深思熟虑且具说服力，但您无须全盘接受其观点。有时您对其虽不赞同，但仍愿仔细听取其观点，并将其视作充满智慧又令人愉悦的思维对手。它将您引向当前热点——如战争、议会、庆典、剧变、刑事诉讼程序、戏剧、学术会议以及某地发生的某事件。它让您关注到这些事件，并向您讲述其如何进展，您似乎能够身临其境，成为事件全过程的目睹者。您通过它对周围事物了解半个小时后，便会进行全面的思考、感知，并产生情绪波动。——这便是报纸。”
马克思认为，报刊作为一种定期出版物，“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报刊或快或慢的发展进程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新刊物不断出现，旧刊物会中止发行，新旧刊物就某一问题的报道不具连贯性，各刊物的观点也是不断变化的。报刊“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像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
马克思强调道，报纸类刊物本质上是传播共同智慧的工具。他写道：“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中的一小部分……每篇文章的作用——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
马克思还阐释道：“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全部工作，而是由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负担一件不大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
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都会对该时期的报纸内容产生影响。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俄国与其他国家同时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
列宁在描述“帝国主义各个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时写道：“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分析和历史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当这种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垄断。半个世纪后，列宁在撰写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著作时，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早就在各国经济发展的诸多事实中得到证实。
列宁指出：“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还是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期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引起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现阶段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俄国的独特性在于：它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将19世纪70年代作为垄断组织形成的最初时期，80年代初才是俄国垄断组织发展的初始阶段。之后10年，俄国一直处在工业垄断的起步阶段，它充分利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前得出的经验，并借鉴了他国垄断联合公司的组织形式。因此，尽管19世纪末俄国工业领域中出现了不少最简单的卡特尔协定，但这并非俄国垄断组织发展的初始时期。俄国垄断组织的形成并非始于最简单的价格卡特尔协定，而是始于具有接受订货、完成订货等职能的高水平卡特尔联合组织，这种典型的联合组织才是垄断组织发展的萌芽阶段。1900～1903年的危机加快了俄国垄断组织的形成，并使之成为俄国整个经济生活的重要基础。
垄断组织是通过不同途径形成的。以往在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企业通过产品销售协定所组成的垄断联合组织被称为卡特尔或辛迪加。康采恩和托拉斯这两种垄断组织则是通过如下方式形成——为了扩大生产和击败竞争对手，“各种工业部门联合成一个企业，其中有些部门依次对原料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铁，把生铁炼成钢，可能还用钢制造各种成品），有些部门对另一些部门起辅助作用（对废物或副产品加工；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列宁将托拉斯描述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特殊形式。托拉斯的主要特点是：董事会能够对组织内所有企业进行支配，拥有绝对权力来对这些企业进行统一管理。托拉斯的形成基础是：组织内各企业在生产上相互联系。建立托拉斯组织通常必须借助于银行，取得垄断地位的大型工业公司朝这类组织发展时也离不开银行的帮助。银行为工业公司提供资金并对企业活动进行监察，这便为那些以股份制为基础的企业进行联合创造了无限可能。列宁指出：“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并且通过‘参与’小企业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等等来‘联合’小企业，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集团，用术语说，就是加入自己的‘康采恩’。”
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前提和制度前提只有在资本主义金融关系发展至成熟形态后才能逐渐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资本主义金融关系迅猛发展，垄断组织也随之进入最后发展阶段。
列宁在描述1917年秋季的俄国局势时认为：“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与以往相比，帝国主义时期的报纸具有了新的特点和功能。列宁写道：“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这便是列宁在研究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和定期刊物间相互关系时所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曾说道：“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他的这一思想指导我们在对定期刊物进行研究时，不能忽略每种刊物发展的独特性。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定期刊物中与其相关的报道越来越多。俄国各家日报登载的诸多即时报道都是与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及其发展趋势相关的信息。这些日报必须依据相关法律的要求来宣传股份制公司的相关信息，当时的人们只有通过报纸渠道才能了解到这些信息。
然而，读者对工业类报道的需求，尤其是对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类报道的需求超过了法律所限定的数量。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资本主义关系迅速发展，公众非常想了解工业、商业贸易、交通、保险及银行领域的公司有哪些行为活动；另一方面是因为，报纸具有公开性，资本家想利用这一点谋取利益，他们不仅在报纸上吹捧自己的产品，还为资金周转打广告。企业主除了将报纸作为广告工具外，还通过它了解最新的证券交易行情及商业新闻；公司股东关注与预期红利相关的信息；有闲置资金者关注那些能帮助自己进行有益投资的权威观点；知识分子关注专家如何解读国民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普通民众则关注那些批评辛迪加组织，并揭露金融资本大亨以非法手段获取巨额利润的丑闻报道。这些信息都涌现在报纸中，成为当时信息媒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报纸登载的内容有：与股份制企业的商业活动相关的日常新闻；大型企业每日的股票交易行情；股东大会的详细报告；某些公司进行业务扩张的相关信息以及报纸撰稿人所做的预测、评价和论述等。读者通过报纸可以知晓与公司联合兼并及生产集中相关的信息，了解辛迪加的行为活动以及银行参与工业拨款的情况。总之，报纸报道能使人们认识工业垄断的发展进程和趋势。
在苏联历史编纂学中，对俄国垄断资本的研究实际上是研究俄国帝国主义的最核心内容之一。当对该问题的研究达到一定阶段时，有关俄国工业垄断及金融资本形成过程的专门史料学著作便应运而生。这类著作向读者阐明了垄断组织与商业银行如何处理文件，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活动做宣传。С. В．沃伦科娃正确地指出：这类著作为进一步研究俄国垄断资本史提供了实际条件。
А. П．科列林对一系列“能够代表当时俄国帝国主义史研究趋势”的著作进行了研究后，又对新研究阶段做出如下概括：在当前所能达到的研究水平下，“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需要对积累的资料进行总结，除了运用史料著作中的传统方法外，还要利用新的分类法、整理法及分析法，并借助这些新方法来揭示所研究现象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以及各种现象间的相互关联。将这些方法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不仅会使研究任务更加艰巨，还会牵出新的研究问题和史料学问题”。他的观点客观地说明了俄国垄断组织研究的历史编纂学处于何种状况。
20世纪初，垄断组织在俄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不同形式、不同来源的史料从多个层面描述了它们的产生和活动。工商业公司、银行及国家机构的成套文件中包含的垄断组织公文资料是当前用于研究该题目的核心史料。这些资料还是俄国垄断资本史料学研究的首要对象，这方面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由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股份制形式是垄断组织的核心体制，所以俄国各股份制工商业公司的公文内容便是垄断组织的活动依据。我们知道，垄断组织或由一些生产相似产品的企业就销售条件达成协定而形成，或由大企业、银行对一些形式上独立的企业实行财政控制而形成。弄清名义上独立实际上联合的各股份制公司如何构成垄断组织是一项专门的研究任务，若不究明这一点就不能对公文资料进行充分研究。
将垄断组织中所有联合企业的文件资料整合起来便构成了该组织的整套公文资料，但其中部分企业的文件已经遗失，俄国各时期股份制工商业公司的所有档案资料中只有不到1/3被保存在苏联国家档案中。因此，仅靠垄断组织的文件无法全面刻画俄国的工业垄断进程。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司档案的缺失，研究者会在国家机构和银行公文处理文件中寻找与各公司相关的资料。
只有研究公文资料才能认清垄断组织的本质，究明其活动宗旨和运行机制。然而各公司的内部文件总披着“商业机密”的外衣，以往的研究者接触不到。虽然当前档案中保存的股份制工商业公司及银行的公文资料总量不少，但研究表明这些资料依旧十分浅薄。
当研究中严重缺少保存至今的垄断组织文件资料时，利用经常论及垄断组织发展进程的文献（包括统计资料、参考刊物、定期刊物）便十分具有科学现实意义，国内定期刊物上登载的大量此类信息反映了俄国整个工业垄断历程（从垄断产生到具有垄断性质的联合企业被社会主义国有化后终止其活动）。历史学家对统计资料、参考刊物、定期刊物这三种文献的研究并不均衡。目前研究前两种文献的学术专著已出版，而针对定期刊物的研究实际上才刚开始。研究资本主义时期定期刊物的史料学专著少之又少。“定期刊物内容复杂、形式多样且带有深刻的历史印记，这三个因素均是对期刊进行全面的史料学研究时所面临的客观障碍。”因此，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很少将定期刊物作为史料，而是将其内容作为令人信服的实证、事例等”。
定期刊物按条件可分为报纸和期刊两大类别。报纸类刊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的大众传媒工具，但针对它的研究甚少。С. С．德米特里耶夫的如下观点值得赞同，他认为“报纸史研究明显落后于期刊史研究。探讨俄国报纸的著作是非常缺乏的”。当前只有少数专著研究了20世纪初的几家大型报纸，如А. Н．巴哈诺夫、Е. Г．卡斯特里科娃、Н. А．齐莲诺娃的学术著作，通过它们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帝国主义时期俄国报纸的内容、结构及工作机制。
利用刊物研究俄国垄断组织的方法由来已久，当前只有对俄国垄断资本史和刊物史做专门的史料学研究，才能更加成熟地使用该方法进行系统研究。
1984年，В. И．巴维京研究了《工商业报》和《证券交易新闻》中与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活动相关的报道，他谈道，这些报道在整体上反映了1899～1903年的危机如何影响俄国的资本集中联合进程。他总结道，尽管报纸中有关国内垄断组织的报道“不全面也不严谨……但俄国工业垄断的动态、主要趋势及重要表现形式都必然会反映在报纸中”。他还认为，在研究俄国垄断组织时，必须要广泛利用以往的刊物资料，尤其是20世纪初的俄国报纸资料。
1984年，С. Я．马霍妮娜发表了专门研究20世纪初俄国定期刊物史的文章, А. Н．巴哈诺夫则发表了该方面的专著。这两项学术成果都说明：历史学家对俄国资本主义时期刊物的研究出现了新趋势，即由片面分析某些期刊转为整体地研究某一时期的定期刊物。
С. Я．马霍妮娜在《系统研究1905～1917年俄国合法刊物》一文中写道，长久以来，俄国期刊史领域习惯于“研究那些最进步、最大众化且在报刊界最具影响力的刊物，并明确各刊物的倾向及其在当时俄国社会的主流政治观念体系中所占的地位”。社会及公众需求会对刊物的发行产生影响，С. Я．马霍妮娜还对20世纪初俄国的报刊体系进行了描述，并对当时各类刊物的总数进行了统计。她在该文中还研究了俄国刊物在该时期历史事件的作用下如何发展。
С. Я．马霍妮娜在文中还收集了有关各类定期刊物发展动态及其相互关系如何变化的信息，并运用一定方法对其分类。她指出，这一时期内各刊物在数量上出现不均衡的跳跃式变化。同时她得出如下重要结论：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刊物在俄国的大环境下难以长久存在。她在文中还指出：与定期杂志相比，报纸的种类数呈极速增长趋势，日报种类数的增长尤为明显。该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尽管各省定期刊物的种类数都迅速增多，但圣彼得堡的刊物“总是最具影响力”。圣彼得堡的刊物对全俄性事件进行的报道也最具代表性。
А. Н．巴哈诺夫对俄国帝国主义时期的刊物进行了多年研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将资产阶级报纸和巨额资本间相互依赖的问题作为讨论核心。在以往很长一段时期内，该问题在苏联历史编纂学中都不突出，他认为：“研究者在论述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时很少利用资产阶级报纸，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利用这类报纸的情况则更少。”他指出：“要想定位和评价某定期刊物，就要知道该刊物在某一问题的研究中起何作用，更要弄清该刊物是由何人支持发行、记者和编辑如何收集整理报道信息、哪些读者会被该刊物影响，此外，还必须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组织原则和该刊物影响读者的方式进行分析。”如上观点正确无疑。А. Н．巴哈诺夫还明确表示，在进行此项研究工作时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
必须指出：关于20世纪初俄国所有定期刊物的完整参考资料迄今都没有。С. С．德米特里耶夫认为，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国家公共图书馆出版的四卷本《1901～1916年俄国定期刊物编目》中只是收录了部分刊物的简要信息, А. Н．巴哈诺夫认为，该书收录的那些定期刊物“只能大致反映俄国工业垄断的整体情形”。
国家对定期刊物的归档保存工作做得不尽如人意，故现代图书馆收藏整套定期刊物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А. Н．巴哈诺夫将《新时代》、《俄罗斯之声》、《言论报》和《证券交易新闻》列为一级大型资本主义刊物，《俄罗斯之晨》、《莫斯科之声》、《日报》和《当代之声》等则被他列为二级刊物。他认为，图书馆对一级刊物做了较好的收藏，但对二级刊物就保存得不太完整，对专门性刊物，尤其是对证券交易类刊物的保存就更差了。笔者赞同他的观点。
图书馆对各时期的刊物做了不同程度的保存，它对同一级别内各种刊物的保存也不均衡。若某图书馆的某套报纸缺少某些期号，研究者可以利用其他图书馆收藏的该报纸来补充。总体来看，苏联图书馆对十月革命前俄国各种报纸的收藏是较为完整的。我们在研究1914～1917年发表的成套报纸时，将以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中的资料为主，对于该图书馆缺少的资料，则将利用苏维埃联邦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公共历史图书馆及苏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图书馆所收藏的资料来补充。上述三家图书馆中的报纸资料便是本书研究的史料基础。
А. Н．巴哈诺夫对19世纪末至1914年发行的大量报纸进行了系统研究，这项工作为其研究该时期俄国定期刊物如何发展提供了代表性素材。他指出：报纸中有多少关于工商业、金融、证券交易、股份制等问题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19世纪末出现的工业高涨和由之引起的创业热潮及证券交易热潮使“资产阶级报纸对金融证券交易类话题的兴趣与日俱增。在工业高涨时期，股份制实际上成为大部分私营日报的重要话题之一。19世纪90年代末是工业繁荣、证券交易盛行的时期，从那时起，报刊界与金融、工业界的联系非常密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迎来证券交易高潮并进入金融繁荣时期，报纸与资本家之间的联系自然就更为紧密”。
在战前的工业高涨时期，普通刊物登载了大量的经济类报道，其中许多报纸定期登载证券交易牌价、经济领域评述、股份制新闻，并对工业垄断进程及银行在其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专门性刊物在这一时期亦有发展，其中，证券交易类报纸得到较为显著的发展。此外，主要报道商贸类、工业类、信贷类企业的私营日报也开始发行。
А. Н．巴哈诺夫认为，研究某报纸时，研究者若缺乏相应的编辑出版信息，也没有与该报相关的回忆叙述性资料，他就需要“对现存的报纸资料进行分析，并尽可能将其他文件资料和用于研究的报纸资料进行对比”。
我们要想利用好报刊中登载的信息资料就必须研究俄国报刊史，还必须将报刊作为史料进行研究，并总结经验。20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曾提出研究报刊的方法论问题。
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研究报刊类史料：其一，对与报刊类史料紧密相关的课题进行长期研究；其二，对报刊类史料进行专门研究。下面我们列举几种此类学术文献，它们涉及不同的历史问题。
众所周知，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国内报刊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信息传播作用迅速增大，因此报刊成为该时期的重要史料。列宁曾将1905～1907年的俄国报刊报道作为史料进行研究，1977年А. Д．斯捷潘斯基在其发表的文章中详细深入地剖析了列宁所总结的经验。А. Д．斯捷潘斯基主要探究了三个问题：其一，列宁关注哪些刊物；其二，列宁所利用的刊物资料有什么特点；其三，列宁用哪些方法分析这些资料。
历史学家在利用报刊资料时一般会根据研究任务去筛选代表性信息作为研究的史料基础，但是许多著作和文章的作者通常不会向读者说明他们选择刊物的标准是什么。要知道，在20世纪初的俄国有几百种报刊同时发行，研究者通常无法迅速认识到这些报刊中的信息在某问题的研究中起何作用，所以在研究前必须根据研究任务选择刊物，然后在这些刊物中筛选出所需信息。
列宁每天查阅数十种刊物，历时10年对俄国报刊资料做了系统研究。据А. Д．斯捷潘斯基的统计，列宁在其著作中提及100多种发行于1905～1907年的俄国报刊，当时Г. В．普列汉诺夫的作品中只提及20种刊物，П. Н．米留科夫的作品中论及的刊物约为50种。
А. Д．斯捷潘斯基认为，列宁在选择要研究的刊物时遵循了以下原则：其一，选择俄国当时各主要政治派别主办的刊物；其二，优先选择报纸进行研究（“革命时期国内形势动荡不安、风云剧变，报纸能够非常广泛、详细、准确地反映出阶级斗争的复杂变化……此外，列宁还关注了某些政治派别主办的非日发刊物”）；其三，优先选择圣彼得堡的刊物（“首都的刊物在全俄都具有影响力，通过它们可以把握国内的整体形势”）。他遵循上述原则是为了从所选史料中进一步筛选出有代表性的信息。
列宁从各种报纸杂志中选择的资料有：文章（尤其是社论和编者文章）、简讯、书信往来、采访报道、读者来信、专访、会议报告及文件公告等。他根据不同的报道内容将所选资料划分为消息性报道与议论性报道两大类，在划分时他并未考虑这些报道的体裁。1906年末，列宁评论了孟什维克成员Ю．拉林所写的小册子——《对政党和工人代表大会的广泛研究》，他认为：“这本小册子的意义就在于作者的真实，而不在于他的逻辑；在于他的消息，而不在于他的见解。”由此看来，列宁是根据报刊的整体风格和报中登载的信息来研究每一篇报道，并且将事件本身与对事件的议论区分开来。
列宁认为，对报刊信息进行派别划分是非常重要的，论敌之间就某一事物所做的分析最有助于阐明历史现象的本质（当然，论战各方不能是极度愚蠢之人）。因此，他十分关注代表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政治论调的刊物。
列宁还将报刊作为了解客观事实的信息来源，他在研究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刊物时得出的经验对历史学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俄国报刊中消息最灵通的就是资产阶级刊物，它们会对国内外的许多重大事件进行报道，这些刊物都具有广泛的信息来源、井然有序的报道机制以及业务娴熟的新闻记者。列宁从政治学和新闻学的角度出发，在所有资产阶级报刊中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进行研究。此外，他还根据各资产阶级刊物所报道的不同内容来选择。
А. Д．斯捷潘斯基十分关注列宁筛选报道资料的原则，他指出：“他（列宁）将逐期查阅主要刊物作为分析报刊的必要原则。”他的研究明确解释了列宁用何种方法来选择和分析报刊报道。在历史科学当前的发展水平下，若要在研究中取得实际进展，就要掌握所有的现存史料并充分挖掘其中的潜在信息，更要明确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研究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史时运用报刊资料可以取得重大进展。可惜，研究该问题的大部分人仅将报刊资料用作例证。
А. С．卡昂在其史料学文章《以报刊为史料研究国际关系史（以1941年前半年的瑞典半官方刊物为例）》中表达了一系列观点，其中论及了报刊类史料的特殊性。他认为，对报刊进行史料学研究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点：报刊中信息的连续性；报刊能否为历史学家所用；报刊的内容（包括报刊中各类报道的特征）；出版者及主编对政府的态度等。
И. С．雷巴切诺克以报刊为史料基础对俄国20世纪最后25年的对外政策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文章，他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方法既实用又具说服力。他认为，选择何种报刊取决于研究任务，被选报刊中的报道要有益于研究。同时，还要根据研究任务来选择各报刊不同专栏中的报道。选择报道时，首先要着重考虑消息性报道（对具体事件和实际情况的报道）；然后要考虑报刊对具体问题所持有的立场；最后要考虑到各种报道的不同体裁。有必要指出的是：无论研究的角度和目的是什么，研究者在收集所需信息时都要逐期连贯地查阅所选报刊。И. С．雷巴切诺克对所选报刊中关于20世纪最后25年俄法关系的报道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比较了这些报道的出处，在此基础上他选取了不同刊物登载的一系列报道来研究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由此可见，И. С.雷巴切诺克十分关注各报刊在俄国对外政治立场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报道俄法关系。
Е. Г．卡斯特里科娃在其副博士论文中专门对20世纪初俄国各家大型资产阶级报纸的信息报道机制进行了研究。她仔细分析了报纸记者的工作制度、选择信息的方法，以及编辑做最终选择的原则。她指出：报纸中的大多报道是真实可靠的（但不排除一些由未经核实的信息源所导致的错误报道），这些报道与报纸的整体政治路线相一致（这是因为记者的立场受到报纸主办者的监督和管控）。对这些报纸进行具体的历史学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对研究统治阶层各派别的对外政治立场十分重要。通过史料学研究，历史学家能从整体上把握报纸所登载的信息。
历史学家在描述研究任务的过程中能够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他们如何选择报道决定了如何使用报道。因为客观实际有时与报道信息不一致，所以在选择报道时，必须考虑到报刊资料反映客观实际的特点。此外，定量分析法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历史研究中，所以选择有代表性的报道进行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И. Д．阿尔汉格尔斯卡娅在《以内容分析法研究报刊》一文中深入剖析了“筛选报刊资料的普遍原则和专门方法”。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电子计算机的专家们认为，И. Д．阿尔汉格尔斯卡娅采用的研究方法独具优势，她对报刊资料的系统化分类有利于电子计算机对这些信息做进一步加工，她对报刊所进行的史料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观点值得借鉴。但是研究者们并未充分重视这些优点，也未充分应用她选择报刊信息的方法。
И. Д．阿尔汉格尔斯卡娅认为，对报纸报道进行选择时，“可以按照连续性、随机性及整体性的原则选择A、B、C三类信息。以《工商业报》为例，A类信息为1910～1911年的报道，它们具有连续性，每年年初（2月的第一个星期）、年中（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年末（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报道被用于研究。B类信息为1912～1914年（截至一战开始前）的报道，它们是随机选择出来的，只占所选报道的1/10。C类信息为1913年10～12月的报道，它们是按照整体性原则选择出来的。采用这些原则的前提是：所选报纸为连续发行的大众型日报，在此基础上才能分析某时间段内（例如，1910～1914年）各报纸报道的主要特点”。И. Д．阿尔汉格尔斯卡娅在统计了各报纸所载报道的数量后认为，“研究一定时间段内的史料时，采用选样原则比采用整体原则更合理”。可惜，该结论是在比较了明显不具可比性的数据后得出的，因为虽然这是对同一种报纸所选资料进行的比较，但这些资料是根据不同原则在不同年份的报道中被选择出来的。
И. Д．阿尔汉格尔斯卡娅欲机械地将统计分析报纸资料时所用的方法照搬到研究中，她这样做并不恰当。因为报纸报道作为史料在时间分布上是极不均衡的，所以研究时仅用选样法根本无法找出报纸中与某一问题相关的所有资料。只有研究了全部刊物后才能筛选出与所研究题目相关的代表性资料。
我们认为，要想将报纸作为史料进行研究就要遵循以下几点。第一，历史学家应该首先根据具体研究题目来选择刊物及其各专栏中的报道，然后深入分析所选的报纸及相关报道。第二，在筛选报道时必须连贯地查阅报纸的所有期号，而不能进行随机选择。第三，必须对筛选出的报道进行辨识，将分析事实的史料与直接反映事实的史料区分开来。第四，在分析报道时要根据具体研究任务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
俄国报纸发行的连续性、反映事件的高度时效性及保存的完整性都说明这些报纸类史料中包含着丰富的信息。
众所周知，史料是信息的载体，研究者要以此为基础才能还原历史事实。然而，很多情况下史料直接反映出的信息并不是历史学家需要的信息，所以历史科学中经常需要提高史料的信息输出量。И. Д．科瓦里钦科依据当代信息学说详细研究了一系列提高史料信息输出量的理论方法。他所持的基本观点是：“当代信息学说为提高史料信息输出量奠定了理论依据和客观基础。客观世界当中的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无限而多样的固有联系，所以尽管史料有选择性地反映现实，但实际上其中包含着无数能说明客观现象间相互联系的潜在信息。以史料直接反映出的信息为基础分析各现象间的相互联系，便能够得出潜在信息。这样既能极大提高史料的信息输出量，又能突破史料直接反映实际时所局限的范围。”当前历史科学高度发展，提高史料信息输出量的最有效途径是对其进行专门的史料学研究。
在广义和狭义的历史学及史料学中均有“信息”这一概念。从广义上讲，“信息”包含了史料中的所有数据和资料；从狭义上讲，“信息”就是史料中所有用于研究某些具体现象和进程的数据及资料。本书中使用的是“信息”的狭义概念，即俄国报纸中刊载的所有关于俄国工业垄断进程的数据和资料。
众所周知，探究如何提高史料的信息输出量是应用史料学的主要任务。通过以下两种具体途径可以完成这一任务：其一，在科学研究中引入早前未使用过的新史料；其二，从已使用过的史料中提取早前未被研究人员应用的其他信息。20世纪初的俄国报纸是俄国工业垄断相关资料及数据的来源，在当前历史科学的发展水平下，使用上述两种途径可以提高这些报纸的信息输出量。
寻找和应用新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通常非常重要，因此研究者必然会关注定期报刊中的资料。然而，迄今为止只有一小部分报刊资料已被研究或正被研究，由此可知，俄国垄断资本史相关专著的作者所利用到的报纸种类和其中的报道是很有限的，而且他们在选择报道时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在本书中遵循如下原则：要有针对性地在所有于1914～1917年连续报道俄国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莫斯科日报及圣彼得堡日报中选择报道资料。经过选择，我们发现有些报纸完全没有被之前的研究者注意到，还有些报纸中的信息资料未被充分利用。
要想获得所述事物的相关潜在信息，并找出这些事物间的固有联系就要提高所用史料的信息输出量。当前，定量分析法是厘清历史进程及历史现象中各显著特征间相互关联程度的最重要工具。利用该方法分析各进程和各现象的特征时，定量指标体系是最具代表性的衡量方式，但只有研究对象在本质上属同一类型时才可使用这种方法。按照定义来看，本书所研究的大多数史料都属同种类型。
С. В．沃洛科娃在其史料学专著中得出的结论是：“某些类型的刊物可以作为研究资本主义时期的史料，尤其是这些刊物中有关资本主义题材的报道。”
我们既然将报纸作为史料，就要对报纸中与某些客观现象和事件进程相关的大量报道资料进行研究。这些报道本质上属同一类型，因此可以用定量分析法对其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在所选报纸中筛选出与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相关，且能说明俄国工业垄断实际趋势的同类型报道，然后利用定量分析法研究了这些报道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找与该进程相关的潜在信息。
最后，笔者在总结报中信息（包括明确表述的信息和潜在信息）的基础上力求重现一战时期俄国工业垄断化的情形。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是俄国主要的金融、工业中心，银行和超大型工业公司的董事会都集中于这两个城市。因此，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报纸对全俄及地方经济生活中重要事件的报道最具代表性。故笔者利用了一战时期发行于这两地的日报资料来进行研究。
报纸发行具有一定周期性，因此能够将它们作为研究事件发展进程的一手史料。从事件发生到报纸报道事件所间隔的时间很短，故历史学家会忽视这一时间间隔。
本书对1914年7月20日（俄国参加一战的时间）至1917年10月25日（作者所研究的多数报纸被苏维埃政权关停的时间）期间所发行的一系列报纸进行了研究。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俄国工业垄断的特殊阶段，这一时期内有众多日报同时对大型公司持续进行了报道。
研究20世纪初的报纸类刊物时所面临的任务和研究状况决定了本书的框架结构。书中第一部分论及各家报纸与报中报道。因为要想专门系统地研究报纸中有关垄断组织的报道，就必须先明确哪些报刊连续登载了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相关报道。该部分详细论述了选择报纸的原则，分析了所选报纸的特点。由于笔者在文献中很难找到所选报纸的相关信息，且大部分报纸未被归档保存，所以研究任务着实困难，然而这种困难并非无法克服。И. Д．科瓦里钦科指出：“史料创造者不仅是反映现实的主体，还是被表现的客体，这点在史料学中非常重要。总之，史料蕴含着双重信息，它一方面通过主体意识间接地反映客体，另一方面又直接反映主体，首先反映的是主体认识客观实际的方法和目的。”因此，历史学家在分析报中资料时还能从这些史料中获取与其相关的其他信息。报纸中直接刊登的内容提要、编辑公告及订阅广告等便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这些报纸的相关信息，然而报纸中的所有此类信息并非都与自身相关。此外，一种报纸中虽含有自己的全部报道，但缺少其他报纸刊登的信息。本书将从上述观点出发，深入分析所选报纸中与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联合行为相关的报道，并在此基础上以整体法和分类法对它们进行研究。
书中第二部分对俄国报纸如何反映本国工业垄断进程做了研究。一战时期垄断组织迅速扩张，垄断组织中各公司所存储的档案是保存最好的俄国工商业公司文件资料。研究发现，报纸中也有很多与垄断组织相关，但在垄断组织公文资料中没有的信息。虽然垄断组织公文资料中有关自身行为活动的信息明显比报纸中的此类信息更全面，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文件资料已丢失，所以研究者还需借助报纸来寻找此类信息。科洛姆纳—萨尔莫瓦联合公司是由金属加工工厂、冶金工厂及各辅助型工厂联合组成的托拉斯，笔者在本部分研究中以其为例，将股份公司在报刊中所登的法定公告作为研究资料，对垄断组织公文资料中记载的信息及报纸所刊登的信息进行了分析。
虽然一战时期俄国垄断组织的文件档案已丢失一大部分，但当时的报纸中含有许多与俄国工业垄断相关的报道。本书对报纸中与大型工业相关的分析型报道进行了系统研究，掌握了当时俄国工业垄断的整体情形。同时，本书以与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联合行为相关的事实型报道为基础分析了工业垄断的趋势，分析所得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分析型报道中针对工业垄断进程所做的整体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