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良朋相与志春秋——《蒙古游牧记》成书考

朱玉麒

提要：中国西北边疆史地学，以祁韵士、徐松为创始，蔚为风潮于嘉道之际，已然成为清代学术史与地理学史研究的共识。作为学科标志的西北史地著作，多由未亡的同志和朋友编纂遗稿，续补未竟，刊刻印行，“续成”成了这一学科著作流传的常态。这一学科的中坚人物张穆，一生似乎都在忙碌师友的著作编辑、出版。他的西北史地力作《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十年心力，也是得到何秋涛再度十年校补、续成之后，由祁寯藻集资刊成。张穆曾经撰联“驽马定应勤十驾，良朋相与志春秋”，正是这种对于自身勤奋的鼓励、对于同道相互支持的期许，成就了他们心中的名山事业。本文钩稽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续书的过程，并以流散在海外的《蒙古游牧记》稿本为中心，集中描述其成书在撰述、续补、刊印等不同阶段的艰辛历程，旨在彰显一个自发的学术共同体如何保障了一个学科的薪火相传。

关键词：西北史地学 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 续成

引言 “续成”——嘉道西北舆地著述的常态

中国西北边疆的舆地研究，以祁韵士（1751-1815，字鹤皋）、徐松（1781-1848，字星伯）为创始，而蔚为风潮于嘉道之际，已然成为清代学术史与地理学史研究的共识。这一在乾嘉朴学的积淀基础上通过经世致用的转型而形成的学科，经过晚清、民国学者的接力，始终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显学。

从事嘉道西北史地学学术史研究的工作者，一定会注意到那些成就了这一学科薪火相传的大多数著述，都系作者毕生未竟的事业。中国学术讲求“名山事业”的精神追求与清代学术的朴学风气，使得从事西北史地研究者往往就一部书稿而生死以之，频频修纂，多历年所，不知老之将至；此外，生存的困顿、突然的疾病，都造成生前的著述未及付梓而赍志以殁。未亡的同志、弟子等编纂遗稿、续补未竟、刊刻印行，这种身后的“续成”，是嘉道西北舆地著述的成书常态（见图1）。

嘉道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祁韵士于嘉庆九年（1804）充宝泉局监督，因户部亏铜案而受牵连，于次年遣戍伊犁。之前在任国史馆编修期间，他曾历经八年，编成《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一二〇卷，为其流放后从事西北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基础。祁韵士遣戍西域赐环后远离京师学坛，他在嘉道史地学上的影响，主要通过其著作表现出来。这些著作，均在身后由于其子祁寯藻（1793-1866，字叔颖）的后援，而由张穆（1805-1849，初名瀛暹，字石州、石舟、诵风，号斋）等人代为编辑完成。如祁韵士纂《西陲要略》、《西域释地》，道光十六年（1836）刊刻，由张穆“厘定体例”，书末署作“张瀛暹覆审”；《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皇朝藩部世系表》四卷，道光二十六年刊刻，都署有“平定张穆覆校”字样，而《世系表》则有“大兴徐松重订”的题署，可知徐松、张穆在帮助完成祁韵士著作出版中的贡献。特别是，后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张穆批校的《皇朝藩部要略》稿本，证成了张穆在该书付梓过程中付出的精力。

嘉道西北史地学另一位开创者徐松于嘉庆十七年在湖南学政任上，以“发卖书籍渔利”而遣戍伊犁。在戍八年，以《西域水道记》等著述而成为西北史地学的翘楚；其后在京师近二十年，成为道光前期的学术领袖。他的西域著述，在身前得到邓廷桢等人的帮助而付梓印行，而中国古代科举史、都城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如《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均由其门人如张穆等协助编辑、付梓。《唐两京城坊考》在徐松去世当年由张穆校刻，辑入《连筠簃丛书》，故署“大兴徐松星伯撰、平定张穆诵风校补”。《登科记考》则由王先谦（1842-1917）于光绪十四年（1888）刻入《南菁书院丛书》第一集而行世。其余散佚未成如《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等，则又不可计数。其《顾亭林年谱》写定稿本，则又以择条汇入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中的方式存世。

从嘉庆二十五年徐松赐环京师以来，道光前期在宣南逐渐形成了一个切磋学术，尤其是以西北史地为中心的文士集团，沈垚（1798-1840，字子惇）、张穆、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是其中坚。沈垚道光十五年顺天乡试后，即受邀移居徐松家中，帮助整理西域文稿，其后又为姚元之（1776-1852）、徐宝善（1790-1838）所邀协助编修《国史地理志》、《大清一统志》，自身长才则未及施展。沈曾植（1850-1922）以为“使其书成，固当轶出于石洲（州）、默深、愿船以上”（《落帆楼文集序》）。其文稿由张穆、汪曰桢（1813-1881）编辑为《落帆楼文稿》、《落帆楼文集》，先后于道光二十九年、民国七年（1918）由《连筠簃丛书》、《嘉业堂丛书》刻版印行。其间还有章寿康（1850-1906）、刘世珩（1874-1926）编辑《落帆楼文集賸稿》二卷，光绪二十二年由《聚学轩丛书》付梓。

一 张穆著作的续成及其《蒙古游牧记》的撰作

张穆的一生（见图2），似乎都在忙碌师友的著作编辑、出版。何秋涛《斋文集序》云：

先生一介寒士，而以流通古籍、扬扢前贤自任，其于师友著述，表章尤不遗余力，若俞氏理初、沈氏子敦（惇），皆同志之友，先生尝钞其所著《癸巳存稿》、《落帆楼稿》藏箧中，及其人殂谢后，悉为谋诸有力者校刊传世……其笃于风义如此[注2]。

[注2]《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影印咸丰八年（1858）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37页。

如上所述，正是因为张穆笃于师友的情谊，感染了自己身边的同道，因此他的著作也由其友人和门人在其身后被裒辑、刊刻，如上揭何氏《斋文集序》言：“今先生是集，亦赖友朋、弟子，庶几成编，而又得寿阳祁相国为之醵金开雕，先生九原有知，亦可稍慰生平坎之志矣。”

根据祁寯藻的《斋文集序》，张穆去世之后，关于他的遗稿处理，同志之间是有分工的。

其遗稿，则属之何子贞太史及何愿船比部。愿船既撰石州墓志，复为补辑《北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记》二书成帙。又以子贞检出之诗文杂稿，属其门人吴子肃、子迪昆季裒辑、缮写。……石州与余，兼直谅多闻之益。其没也，余方奉使甘肃，不及见，心常歉然，以刊布遗书为己任。……《地形》、《游牧》二书，余既序之，其文诗集先刊就，复为缕述其生平，以质世之知石州者。咸丰八年岁在戊午八月，寿阳祁寯藻序[注3]。

[注3]《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第236页。何秋涛、吴履敬、吴式训：《斋文集序》也有类似记录。

其中提及的《斋集》的成书，民国时期，郑天挺先生曾经根据所见稿本做过研究[注4]。大致情况是：文集八卷、诗集四卷，由张穆的门人吴履敬（?-1860，字子肃）、吴式训（? -1860，字子迪）兄弟裒辑，并经由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祁寯藻、何秋涛的勘校，咸丰八年（1858），由祁寯藻刻于京师（见图3）。

[注4]郑天挺：《张穆〈斋集〉稿本》，《益世报·读书周刊》1936年1月8日；收入作者著《清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4，第249-265页。

诗文集之外，他的史地力作《魏延昌地形志》二十卷、《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多年心力，也是得到何秋涛的多年编辑整理之后，得以成书。所惜《魏延昌地形志》未能及时刊印，至今只有残本流传。而《蒙古游牧记》在何秋涛十年磨勘、续成四卷之后，由祁寯藻出资刊成，得以完帙流传。

张穆撰写《蒙古游牧记》的原因，祁寯藻《〈皇朝藩部要略〉后记》曾经提及：

逮寯藻奉命视学江苏，驻节江阴，武进李申耆前辈见而好之。因属宝山毛生甫先生为参考编辑、江阴宋勉之补表，成书二十二卷，题曰《藩部要略》，从《西陲要略》例也。又越七年，平定张石州复为校补讹脱，乃墨诸版。石州又以先大夫之创为各传也，先辨其地界方向，译出山水地名以为提纲。而是编疆域未具，读者眩之。爰以《会典》、《一统志》为本，旁采各书，别纂为《蒙古游牧记》若干卷，它日卒业，将附梓以行。道光二十五年岁次乙巳五月男寯藻谨记。

《皇朝藩部要略》（以下简称《藩部要略》）前有道光十九年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的序言，可知其书经由李兆洛在江阴组织的编辑、补表等工作，在道光十九年即完成。其言“又越七年，平定张石州复为校补讹脱，乃墨诸版”，正是祁寯藻后记的道光二十五年。因此，张穆动议《蒙古游牧记》的著作，当即《藩部要略》付梓的道光二十五年。

根据以上的后记，《蒙古游牧记》的著述，本来是打算作为祁韵士《藩部要略》的一个地理纲要，附录其后以便阅读的。后来，祁寯藻在咸丰九年为《蒙古游牧记》所作序言对这一动议做出了进一步的叙述：

始余校刊先大夫《藩部要略》，延石州覆加校覈。石州因言：自来郡国之志与编年纪事之体相为表里。……今《要略》，编年书也，穆请为地志，以错综而发明之。余亟怂恿，俾就其事。杀青未竟，而石州疾，卒以其稿属何愿船比部整理。愿船为补其未备。又十年，始克成编。

张穆在为《藩部要略》作校刻的过程中，意识到地理之书与编年史书相为表里的价值，决定以蒙古地理志的方式来与《藩部要略》做出“错综发明”，并且很早即确定了《蒙古游牧记》这样一个既符合蒙古部落生活习俗又具有诗意的书名。这一点，在张穆给友朋的书信中，也有表露。其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写给许瀚（1797-1866）的信中提及：

弟近因为祁太公校刻《藩部要略》，自成《蒙古游牧记》数卷，其书恰好补星翁《水道记》所未及。现尚未卒业，今年必了。大农意欲将拙著附骥以行，即为付梓。弟意尚未决，卒业后更商量耳。

此外，收录于《斋文集》、在后来的《蒙古游牧记》同治刻本中遗漏了的张穆自序，也论及受到《藩部要略》影响而“相辅而行”的著书动因：

昔吾乡祁鹤皋先生著有《藩部要略》一书，穆曾豫雠校之役。其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兹编或克相辅而行。异时为舆地之学者，倘亦有取于斯也夫[注1]。

[注1]张穆《蒙古游牧记序》，《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第281页。序言“致力十年，稿草屡易”，即以去世之道光二十九年为序而言，则《蒙古游牧记》的撰著也当前推至道光二十年，与上所考证起于道光二十五年有异。“十年”之数，或虚指也。

但是，由于《蒙古游牧记》并没有像张穆本人所意料的那样在道光二十五年当年完成，而是拖到了其身后，才由何秋涛“又十年，始克成编”，所以这部著作最终也没有随《藩部要略》而“附骥以行”。没有“附骥以行”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蒙古游牧记》作为西北历史地理学的重要著作，最终的完成品已经具备了独立成书的体量和质量。这在祁寯藻的序言里有非常高调的表彰：

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余详为披览，究其终始，见其结构则详而有体也，征引则赡而不秽也，考订则精而不浮、确而有据也。拟诸古人地志，当与郦亭之笺《水经》、赞皇之志《郡县》并驾齐驱，乐史、祝穆以下无论已。……然则是书之成，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因醵金付梓而序其纲要，以谂观者。咸丰九年夏四月，寿阳祁寯藻。

学术与现实意义的并重，至今都是我们对历史学著作的最高期许。祁寯藻将这一理想的学术境界赋予了《蒙古游牧记》，可见张穆身后，其体大思精的著作最终的成品，不仅具备了独立成书的价值，也成了年寿不久的张穆一生的代表作，成就了他在西北历史地理学上的重要地位。

张穆自身在写作《蒙古游牧记》的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学术的自信，对这部著作的独立存世，抱有高度自许。如他在《复徐松龛书》中，言及：

示读大著《瀛寰志略》已刻前三卷，考据之精，文词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近数十年来，惟徐星翁《西域水道记》有此赡博。拙著《蒙古游牧记》非其伦也[注5]。

[注5]张穆《复徐松龛中丞书》，《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69页。

虽然对于徐继畬（1795-1873，字松龛）《瀛寰志略》的出版，表达了只有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可以媲美的赞誉，而认为自己的著作《蒙古游牧记》“非其伦”，其实在内心中，还是有将自身的著作方驾以上二书的追求。这在与挚友许瀚的信中，流露无余：

整理《游牧记》已完三卷，今年未必能卒业，与星伯《西域水道记》可以抗衡。敝帚自珍，亦可嗤也。

徐松与《西域水道记》，始终是作为后学的张穆仰慕的对象，前引《与许印林书》其九“自成《蒙古游牧记》数卷，其书恰好补星翁《水道记》所未及。……大农意欲将拙著附骥以行，即为付梓。弟意尚未决”云云，已经表达了接续徐松《西域水道记》、不甘“附骥以行”的愿望，与这封信件所言“与星伯《西域水道记》可以抗衡”，都表达了成就史地名篇愈益强烈的信念。

然而，张穆在《蒙古游牧记》的撰写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立言之理想、名山之事业，却因身世的困顿与年寿的不永，虽然只剩下最后的收尾工作，却功败垂成，赍志以殁。在其去世之后的第十年——咸丰九年，何秋涛完成了续补的工作；再八年的同治六年（1867），终于由祁寯藻醵资付梓，独立行世（见图4）。

《蒙古游牧记》的稿本，如今有部分保存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内藤文库”中，我们得以有机会如郑天挺先生研究《斋集》那样，根据这一残缺的稿本，探讨其成书的经过。2013年12月1日，笔者受邀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有幸得到阅览“内藤文库”图书资料的机会。因以其所藏《蒙古游牧记》稿本为中心，对其成书略作探讨，以见嘉道西北史地学续书事业之一斑。

二 《蒙古游牧记》的续成

张穆最终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蒙古游牧记》的写作，与其不及中寿而夭、晚年困顿有相当大的关系。他在上引与友人的书信中，都在表达不能如期完成著述的焦虑。这样的心情流露，在给许瀚的信中，最为频繁，如：

弟撰《蒙古游牧记》已毕《内外喀尔喀》，《厄鲁特》尚未动手，人事间杂，心不纯一，以致作辍不恒，深可叹也。

弟《游牧记》尚缺二卷未具，拟具稿后且置之，俟《延昌志》成再检点也。

以上二信均写于道光二十六年。《厄鲁特》即正式成书时题作“额鲁特蒙古”、为后来印行的全书的最后部分——卷十一至卷十六。这些部分，张穆都准备了相关的资料，但是未及收拾成篇，特别是最后四卷。而张穆晚年的境况，在其给伯父张映棂的书信中有所表达，言“侄自丁未冬来，叠遭骨肉惨变，尤非常情所能堪”，这个“惨变”，是指道光二十七年伯兄开暹、二十八年三兄丽暹相继亡故事。在他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进行校补的笺条上，更写到了道光二十八年妻丧子殆的惨痛。卷五“洛阳陶化坊”之河南府参军张轸宅所用吕岩说撰《张轸墓志》下，有张穆注记云：

穆案，星伯先生卒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此条则将属纩之前四、五日手书示穆，令补入书（稿本作“考”）中。时穆新遭妻丧、儿孝兰疾亦垂殆，仓皇摧割之际，宝持手迹，幸未遗失，附注于此，以志痛也。

最后的两三年内，“人事间杂，心不纯一，以致作辍不恒”，是张穆不能静心完成著述的根本原因。

好在这部垂成的著作，最终由何秋涛代为完成了。何秋涛是张穆最为期许的三位年轻学者之一，他与许瀚的通信曾经提及：“弟年来得少年好学可跂大成者三人：一为汉阳刘茮云传莹，一为光泽何愿船秋涛，一则伯山也。”以上通信提及的三人，刘传莹（1818-1848），字椒（茮）云，号实甫，别署通糜生。湖北汉阳（今属武汉）人。道光十九年举人，授国子监学正。工诗文，精考据，对舆地有深研，也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惜英年早逝。有《孟子要略》传世。何秋涛，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历官至刑部主事、员外郎，卒于莲池书院山长任。有《朔方备乘》、《一镫精舍甲部稿》等传世。伯山即刘毓崧（1818-1867），字伯山，江苏仪征人。道光二十年优贡生。长于经史之学，有《通义堂笔记》等传世。

上述三人，刘传莹、刘毓崧皆少年通才，较张穆年轻十三岁，故信中有“少年好学”之谓；而何秋涛较以上二人又年轻六岁。根据张穆的记载，何秋涛在道光二十四年进京会试，初识之后，张穆就以当时编辑的《阎若璩年谱》相托付，不久这部年谱就顺利问世[注6]。道光二十六年开始，何秋涛频频出现于张穆和何绍基所创建的慈仁寺顾亭林祠的祭祀活动中。何秋涛在道光二十八年完成《王会篇笺释》，也得到了张穆以自己心仪的阎若璩（1638-1704）相比拟的高度赞许，为之欣然作序[注7]；而道光二十七年，又将从徐松处抄出的谬误难读的《元圣武亲征录》委托校正，在其临终的道光二十九年，专门为何秋涛的校正本做序，称其为“史公（笔者按，指司马迁）之所愿见而不可得者”[注8]。这些都足见张穆对于何秋涛的学术期许，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正是何秋涛的出现，张穆晚年的未竟事业才有了托命人。

[注6]张穆《潜邱年谱题词》：“洎交光泽何愿船比部，复以此谱相诿，愿船为析疑弥罅，又不下数十事。……爰与愿船更事讨论，密又加密。”《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第283页。

[注7]张穆《王会篇笺释序》：“杜于皇赠阎诗有云：‘不贵子博观，贵子秉确识。吾子必自爱，如子实难得。’余曩谓斯语非潜邱不足当之，亦非于皇不能言之。至今日可转为愿船赠矣。”《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532册，第284页。

[注8]张穆《校正元圣武亲征录序》，《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79-280页。

《蒙古游牧记》同治六年刻本，卷一至卷十二，署名“平定张穆（石州）撰，光泽何秋涛（愿船）校”；卷十三至卷十六，署名“平定张穆初稿，光泽何秋涛补辑”（见图5）。

这种署名，毫无疑问是继承了前辈史地学者祁韵士、徐松的著作在续成付梓时候的方式。它既是一种承担，也是一种权利，留下了学术先后继承的清晰证明。

以上的署名，表明前十二卷已经由张穆基本完成了著述，何秋涛参与了校订的工作。今存京都大学的稿本，保存了卷一至卷五、卷七总共六卷的内容。于此我们可以窥见前十二卷中张穆完成的基本情况以及何秋涛的参校程度。

稿本第一册的封面有何秋涛红笔题识三处：“秋涛按，此为最后所抄清本。”“以上三卷有石州丈亲校手迹，则此为第五次稿矣。”“校毕。”可知张穆在世时，因为《蒙古游牧记》的撰著多次加工，所以不断有誊清之本，而目前的稿本，因为前三卷上还有张穆亲笔校正的部分手迹，因此判断是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次也即第五次誊清稿本。何秋涛就在这个最后的本子上进行了校订，并以此为定本，付梓印行。在第二册卷五末，也有红笔题识“辛亥愿船手校讫。壬子再校”，说明他在咸丰元年、二年两次校订的时间点。而在卷七的卷首，又有其题识“此本镌而未校。丁巳十二月愿船记”；与卷五的题识比较，可见其校勘《蒙古游牧记》并非一时仓促完成，而是到了张穆去世后的第八年——咸丰丁巳（八年），仍在持续这一工作，这个工作最后的完成是在咸丰九年，所以前揭祁寯藻当年的序言会有“又十年，始克成编”的说法（见图6）。

从稿本的校订来看，何秋涛通校全书，从三个方面完成了稿本的刻印工作。一是对其中有疑问的文词贴浮签提出意见，或者在天头地尾补正缺漏。今录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些校签内容，对比如下（见表1）。

表中的这些订正，后来大部分都被刻本所接受。如1-6、9、12-23条。其中有些订正心细如发，非常出彩。如第9条“似脱‘克什克腾’一部”的浮签，张穆原稿实际上是沿袭了《钦定蒙古王公表传》的文字脱漏，何秋涛是根据昭乌达盟所统部落的总数，发现了这一缺失，从而纠正了连后来的《清史稿》也沿袭了的错误。又如第12条“鱼海子”的注文，原作“唐高适诗‘洗兵鱼海云迎阵’”，这是《嘉庆重修一统志》中的原注。但是这首诗并非高适诗作，因此张穆原文在“唐高适诗”下有“检达夫集无此句”（高适字达夫）的注。何秋涛校订至此，在“是也”下注明说“此二句小字夹注‘疑《一统志》偶误’”，说明原句引自《嘉庆重修一统志》，而非张穆的错误。不过他后来查检到“洗兵鱼海云迎阵”的诗句出自岑参诗歌《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之四，因此将张穆和他自己的补注删除，径自在“高适诗”的正文上粘改了“岑参诗”三字，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有些浮签没有被接受，但是帮助我们了解刻本没有准确到位的地方。如第7条，原稿作“哈儿兀歹为都挥同知”，何秋涛浮签“疑‘都’下脱‘指’字”的意见是正确的，根据这个意见改订的刻本，却仍然发生了修订错误，将“指”误刻成了“督”。又如第10条，原稿作“朕巡所经”，何秋涛的浮签提示“‘朕巡’下疑脱一字”，可能是根据语感，觉得文意不全；这个意见在刻本中没有被接受，对照《清实录》中几处康熙圣谕的词句，确实应该作“朕巡幸所经”，才词完意足。

何秋涛校改的第二项工作，是在逐字逐句阅读过程中，校正错误的文字、不规范的异体乃至用重文符号表示的文字。有些是行间径改，如稿本卷一第十四叶正面“山海関”正作“山海關”、卷三第二十五叶背面“佐嶺”正作“佐領”、卷四第八叶背面“腾夷思”正作“滕夷思”、卷七第十叶正面“松多泉羙”正作“松多泉美”和第二十二叶正面“化行”正作“殷化行”，等等。有些是以凡例式的识语提出统改，如稿本卷二第十二叶正面“大甯、大寕不畫一”，卷四第十二叶正面“貯字并缺笔作贮”，卷五第一叶正面“书中凡寕字俱作甯”，卷七第一叶正面“凡卷中尔字俱改作爾”、第四叶背面“蛮俱改蠻”、第六叶正面“礼皆改禮”，卷七第十五、十六叶间红笔浮签“書中尔字俱改爾，寕字俱改甯，礼字改禮，軍台改軍臺、餘台字不改”，等等。

何秋涛校改的第三项工作，是以浮签和天头地尾凡例式的校记，对于从稿本成为刻本而在排版方面的指导性意见。凡例式的意见如表2所示。

以上这些凡例式的题识，有的是要求刻工按照他所计算过的每行、每页字数排版，避免“落字”；有的是统一卷首、版心和标点的体例。这些要求，保证了全书刻本最终的整齐划一以及从稿本到刻本没有文字夺漏的高质量。

此外，还有些针对个别款式的浮签和题识，也都是在刻本形式上提出的要求，如遵循避讳，在卷七频繁出现的“谕字上空三格”、“御营俱空三格”、“诏字上空三格”、“报闻上空三格”字样，以及刻本第十九叶正面第五行“案，果必即戈壁”、背面“案，古尔半即古尔班，译言三也”处理为注中注的双排形式，都是题识要求的修订意见。

从字迹和改正的程序上来看，以上的校正可能还不是何秋涛一人之功。除了他的一校、再校之外，每卷卷末，还可以看到后来添入的覆校人名，如卷四末红笔添补“祁世长覆校”、卷五末墨笔添补“杨枢孙覆校”、卷七末红笔添补“吴式训覆校”等字样。但是，这些覆校遵奉的条例，都是由何秋涛制定的，如粘贴在稿本天头地尾类似“此下每行那（挪）前三格”字样的大量浮签，多是在何秋涛前此要求的“如原底本有数错之处，即于本行贴条注明‘此后每行挪△字’”体例下覆校完成的。从前面所引何秋涛的浮签多次提及“查原底”、“再查原稿”来看，当时除了这个誊清本之外，张穆自身的手稿底本也还存在，所以覆校者的工作，可能还有在何秋涛的提示下核对原底的任务。总之，最终十六卷《蒙古游牧记》刻本的完成，是在何秋涛总体策划下，与多名覆校人员合作的结果。从完整的同治六年刻本来看，这些覆校人员多是与张穆、祁寯藻有着师承、亲属关系的后人，也与《斋集》的校订人员有着大量的重合关系，兹列表如下，其间关系容另文详考（见表3）。

《蒙古游牧记》后四卷的续成，在署名上与前十二卷不同，张穆成了“初稿”的作者，而何秋涛则改原来的“校”者身份为“补辑”者。虽然后四卷的稿本未见流传，在同治刻本上，大量阴刻的“原”、“补”、“原注”、“补注”黑底白字的提示文字，比较清晰地划分出张穆与何秋涛的工作比例（见表4）。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在写作体例上，是远承《水经注》、近接《西域水道记》，以自为注记的方式建构了该书的框架。该书的正文大字是全书各卷的纲领性文字，而双行小字注文则是对于各个环节的细节补充。从表4的统计可知，张穆的后四卷已经基本完成了体大思精的结构性文字，因此，何秋涛对于正文的补正，所占比例不到2/5。但是，细节的注文，张穆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从容写定，何秋涛的补辑文字，超出了原来注文的两倍以上。

张穆的门人吴履敬兄弟在《斋集序》中，提及其师书稿情况时，称：“《游牧记》末四卷尚未排比，《地形志》‘夏州’以后未得草稿，皆赖愿船先生编校缀辑，约略完善，与诗文集可相继付梓。”[注9]“《游牧记》末四卷尚未排比，幸有愿船师任其补缀。”[注10]其中关于《蒙古游牧记》书稿的未完成情况，无疑是与今所见刻本后四卷的情形相符合的。何秋涛在后四卷上付出的心血，成就了全书的完整性，无愧于一位“补辑”的合作者身份。

[注9]吴履敬《斋集序》，《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8页。

[注10]吴式训《斋集序》，《斋诗集》卷末，《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95页。

三 《蒙古游牧记》的刊刻与稿本递藏

何秋涛完成《蒙古游牧记》的整理，花费了十年的时间，祁寯藻的序言所谓“愿船为补其未备。又十年，始克成编”。而其间艰难的过程，何秋涛没有留下任何序跋文字的记录。倒是张穆的入室弟子吴履敬、吴式训兄弟在编辑《斋集》的序言中，记述了何秋涛南北宦游、保存稿本于“洪波海雾”中的艰难困苦。

师殁于己酉冬，同志诸前辈命训检点遗书，无任散佚。因取师所撰《蒙古游牧记》、《延昌地形志》、《说文属》及诗文手稿、友人书札，锁置一笥中。……检既毕，谨呈何子愚先生，以俟子贞世丈典粤试旋清厘校订。已而贞丈甫归，即持服南下。先以《游牧》、《地形》二书付何愿船师，其余杂稿权封置京中。事会难齐，有非意料所及者。至壬子秋，贞丈起复入都，旋又使蜀，于是举杂稿并付愿船师，斋遗集始萃一处。不数月，愿船师亦从军吾省，行期甚迫，乃许以杂稿付训兄弟编次。又言《游牧》、《地形》二书已录副本，可存都中。数日后，军事益急，忽改行期，仓皇南下，训不及追送，仅从杨缃芸世丈处取得杂稿及书札一束，于是师之遗文遗书又判然两地矣[注11]。

师既殁，所箸书稿辗转归于子贞世长及愿船先生处。越三年，诗文、杂稿始归余兄弟，余悉为愿船先生携出都。又越四年，丁巳季春，贞丈再入都，闻诗文稿编成已久。……又越四月，愿船先生由闽北上，携师所撰《蒙古游牧记》、《延昌地形志》及《说文属》并残稿数种。浮舟于洪波海雾中，行李尽弃，独与书俱达。时贞丈尚未去，方图觅斋遗书，闻其已至，相与欢慰，以为殆从天而降也[注12]。

[注11]吴式训《斋集序》，《斋诗集》卷末，《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94-395页。

[注12]吴履敬《斋集序》，《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8页。

从以上的记载看，道光二十九年张穆去世之后，其遗书草稿由弟子吴式训检点归置，提交给何绍基处理。按照分工，何绍基整理文集类书稿，何秋涛整理《蒙古游牧记》和《魏延昌地形志》两部书稿。但是因为典试、丁忧、使蜀等公私事务，何绍基不得不于咸丰三年（壬子）将一切事务交付何秋涛处理。当年年末，刑部侍郎李嘉端担任安徽巡抚，何秋涛受邀入幕南下，因此将诗文杂稿的整理交给吴履敬、吴式训兄弟，自己带着《蒙古游牧记》、《魏延昌地形志》等书稿出都。这个时候的江南，正是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的时刻，何秋涛到达安徽，后又告假回福建光泽老家省亲，经过了四年的颠沛流离，直到咸丰七年（丁巳）重又回到北京。那些书稿，如上序所云“浮舟于洪波海雾中，行李尽弃，独与书俱达”。

何秋涛何以要带着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稿本南北颠簸？我们在今存何秋涛写给曾国藩（1811-1872）的书信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六日，时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的曾国藩在抗击太平军前线的东流大营里，在从前的幕僚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那里接到了何秋涛于咸丰十年、十一年先后捎寄的书籍、信札。信中提及：

兹又因前所进之《朔方备乘》书在圆明园被毁，得旨再缮写以进。现在张罗抄写，百凡拮据，未知何日可竣。……又秋涛前为亡友张石州明经校补《蒙古游牧记》、《延昌地形志》二书，因系石州一生精力所在，加意珍护，从戎南下，浮海北来，未尝顷刻去手。兹《地形记》尚未付梓，《游牧记》凡十六卷，前十二卷石洲（州）原稿，后四卷秋涛所补，经寿阳祁相国醵资发刻。因去年八月寿阳回籍就医，剞劂无资，遂以中止；然前十三卷已竣，所未刻者末三卷耳。今既未知何时可以复刻，故将已刻、未校各卷寄呈。

何秋涛返回京师后，其所著《朔方备乘》被陈孚恩（1802-1866）推荐给咸丰皇帝，但毁于圆明园大火。从上面的信中可以了解到，此时他正忙于奉旨重新缮写进呈。即使如此，他还是不忘记推荐张穆的两部著作，希望得到有力者的资助。他在信中提到《蒙古游牧记》和《延昌地形志》是张穆“一生精力所在”，因此自己珍护备至、须臾不离，才会使得这些著作有了“从戎南下，浮海北来，未尝顷刻去手”的辗转。张穆的著作，正是在何秋涛的珍视和不断地增补下，得以完帙面世。

总之，在张穆去世十年之后的咸丰九年，何秋涛参校、补辑《蒙古游牧记》的工作基本完成，祁寯藻因此撰写了序言，表达了“因醵金付梓而序其纲要”的内容。

然而，《蒙古游牧记》并没有在张穆去世之后十年的咸丰九年付梓行世。今天的一些图书馆著录和研究者提及的《蒙古游牧记》咸丰九年本，其实是将祁寯藻序言所署“咸丰九年夏四月”当作了版刻完成的时间。

咸丰九年未能印行的原因，也依赖前引曾国藩保存的何秋涛书札而得以明了：原来在“寿阳祁相国”即祁寯藻咸丰九年写序并“醵资发刻”之后的咸丰十年八月，祁寯藻“回籍就医，剞劂无资，遂以中止”。在何秋涛寄书给曾国藩的咸丰十年（参下引曾国藩书信），《蒙古游牧记》已经完成了前十三卷的刻版，第十四到十六卷尚未付梓。这一段时期祁寯藻的仕历情况，据其自编年谱记载：咸丰三年以来，其“晕眩头摇之疾”加剧；咸丰四年十一月，获准开缺致仕，因为“畿辅军务未竣，病体方剧，是以谢恩折内不敢遽请回籍”，由东华门外移寓宣南。至咸丰十年，以兄长、侄子的去世，“恸念骨肉，思乡更切，自是头眴之症又数数发”，因而具折回籍山西寿阳。正是这样的一个变故，使得《蒙古游牧记》遇到了付梓流传的瓶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自身也穷困潦倒、百计莫施的何秋涛只好给过去的旧识曾国藩寄上了委婉求助的书信。

如前所述，戎马倥偬的曾国藩在接到何秋涛的来信之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如此一笔：

莫子偲交出何愿船二信，内有张石洲（州）《蒙古游牧记》四本，又《朔方备乘》凡例数页，信为当世积学之士。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进士通籍以来直到咸丰初年出京，就与张穆、何秋涛先后在京师交友。在其文集中，还留下了《题张石舟烟雨归耕图》的长篇歌行。其《苗先簏墓志铭》对自己熟悉的京师学界的描述是：

道光之末，京师讲小学者，卿贰则祁公及元和吴公钟骏，庶僚则道州何绍基子贞、平定张穆石舟、晋江陈庆镛颂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泽何秋涛愿船。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张穆、何秋涛的学术水平是平素所熟知。当他接获何秋涛来信及张、何的著作时，才会在日记里写下“信为当世积学之士”的激赏。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幕僚写就的回信之中，亲自加进了自己的复信，其中提到：

再者，上年十月二十日由莫子偲处惠寄之书，本年由吴桐云舍人便寄大函，均以七月初莫君面交。……《朔方备乘》前闻周志甫略述端绪，兹读凡例，益得仰窥纂述之精。意重缮一通，纸本、工资所费不乏。又张君《游牧》、《地形》二记，刻资无以取给，兹特寄百金，稍助缮刻之需，惟希存纳。其《朔方备乘》之表七卷、图说一卷，国藩思钞一分以启蒙昧，可否分手另钞，觅便寄南？

信中提及的何秋涛《朔方备乘》，因为重新缮写是获得圣旨而进奏，所以“纸本、工资所费不乏”，并不用担心缮写的费用；他所担心的，正是何秋涛提及的张穆著作“刻资无以取给”，所以专门寄送了百金以“稍助缮刻之需”。对于《蒙古游牧记》价值的认识，从曾国藩即使在与太平军激战的时刻仍然资助出版事宜的举措中，可见一斑。

但是，《蒙古游牧记》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百金之举而顺利付梓。推想其中最关键的原因，除了经费之外，还与何秋涛在不到一年之后的英年早逝有关。其好友黄彭年（1824-1890）所撰墓表称：

君还京师，益究心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为《北徼汇编》六卷，复增衍图说，为八十五卷。陈尚书孚恩言于上，命以草稿进。上览而称善，更命缮进，赐名《朔方备乘》。召见，晋君官员外、懋勤殿行走。庚申之变，书亡，上询副本。黄侍郎宗汉尽取君所藏稿，将缮写重进，而侍郎居焚，是书遂不复存；君亦以忧去。君故贫，至是饔飧或不继，而讲诵不倦。彭年去莲池，荐君自代，不虞君之奄逝也。君卒以同治元年六月四日，年三十有九。

从墓表的记载可知，最后不到一年之中的何秋涛遭遇惨酷：先是原来还在犯愁重缮的《朔方备乘》由于黄宗汉（1803-1864）家居焚毁，将何秋涛交付给他的底稿也焚毁殆尽；然后是丁忧离职，不再有生活资助。来年的同治元年，他在得到莲池书院院长黄彭年荐以自代之后，即离开北京到了保定，并在不久未届不惑之年，即不幸亡故。贫困、抑郁、离京、早夭，是其生前虽然完成了《蒙古游牧记》的补辑整理却不能完全付梓的重要原因。

《蒙古游牧记》最终的付梓以行，仍然是由于祁寯藻的起复回京，才终于在一波三折之后成就正果。《观斋行年自记》记载：同治皇帝登基之后，即下谕给祁寯藻“来京听候简用”。祁寯藻遂于同治元年二月由寿阳返回京师，就任大学士衔礼部尚书，直到同治四年八月以大学士致仕；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祁寯藻卒于京师寓中，享年七十四岁。正是在祁寯藻重返京师的最后时段里，《蒙古游牧记》的刻印再度启动。今存京都大学《蒙古游牧记》稿本前所夹两片红色便签纸上的信柬，是我们了解其中再度刊印的重要资料（见图7）。

其一

敬禀太老夫子中堂大人钧座：《蒙古游牧记》誊清本十二卷、刊本十一卷，并交原手带呈，谨乞詧收。惟自敝东去世后，一切书籍，令堂太太珍如鸿宝，此书于校成之后，万乞赐还，并求将刻成者印赐一二部以慰九京。至要至祷。嘉定陈小莲夫子为照之业师，照因留京待试，假馆吴宅。敝徒幼稚无知，用敢越俎代禀，缓日诹吉，再行踵请崇安，面求钧诲。先此禀复，敬求赐电。

其二

制吴保诚，吴子肃（履敬）之子、子迪（念祖、式训）之侄。

信柬的收信人是第一纸上的“太老夫子中堂大人”，中堂是明清对内阁大学士的尊称，这里无疑指的是拥有大学士衔的祁寯藻；具名写信人是第二纸上的“吴保诚”，名字下面注明了他是吴履敬字子肃的儿子、吴式训一作念祖字子迪的侄子，而名字上面的“制”字，说明吴保诚当时正在为父亲守制尽孝。

从信中的内容可以推知，是祁寯藻打算重新开始完成《蒙古游牧记》的刻版，因此请人捎信给吴履敬、吴式训兄弟，询问保存在他们那里的稿本和刻本情况，以便校勘之用。这个时候的吴履敬已经亡故，于是由吴保诚作为代表来回复，但是这个孩子年幼无知，便由一位自称为“照”的吴宅塾师代为书写了这一封信件。

吴履敬、吴式训兄弟，是清代学者冯志沂（1814-1867）的外甥。志沂从张穆受汉学，后又命吴履敬、吴式训兄弟投业张穆门下，吴履敬《斋集序》称：

师初于吾舅氏处识敬兄弟数面，后即许列为弟子，且召子迪躬自督教之，请业质疑，昕夕无间，偶妄有所作，辄蒙过许，以为有可造就。二年中，非惟冠婚丧祭之事赖师营庀，即子迪之日用琐屑、一衣一饭之间，亦皆体念周至，不啻子弟。噫！追忆吾师相待之厚，今日之所得尽力者，仅此雠校编订之勤，不自禁其感愧涕零也，尚何言哉！[注13]

[注13]吴履敬《斋集序》，《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38页。

吴式训的《斋集序》也回忆云：

训自总角即闻师名，尝於尊酒间睹豪纵磊落之概，心窃慕之。成童而后，猥蒙奖励，许列门墙，欣感之情，殊出望外。方冀仰窥豪末，以稍慰提命之苦衷，而寒暑再经，顿晨永别。逝者如斯，天邪人邪！……训从师未及二载，姿性鲁钝，未窥堂奥，师亦念训亲老家贫，勉以业举，根柢之学未及多授也[注14]。

[注14]吴式训《斋集序》，《斋诗集》卷末，《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394-395页。

吴氏兄弟的回忆，可以看到在清代嘉道时期傲岸兀立、豪纵磊落的张穆对于弟子循循善诱、提携备至的长者情怀。因此程鸿诏（1821-1874）的张穆小传记载说：

青阳吴履敬、弟训，皆少孤，鞠于舅冯，爱古修学，张先生资给之，使从学。张先生卒，吾师冯子芳（方）夜饮，闻信覆其羹，两吴尤悲。

正是这种真挚的师生情谊，不仅在《斋集》、《蒙古游牧记》的刻本中，可以多次看到他们司事“编次”、“覆校”工作的具名；同样，也使他们成为张穆身后遗物重要的看护人，即使英年早逝，他们的母亲、子侄，仍然看护着这些遗物，直到它们为《蒙古游牧记》最后的刊刻作出校订之资。

吴氏兄弟的生平，今尚未见相关的传记史料。好在时人徐景轼（1828-?）的自订年谱记录下了他们的踪迹，为我们考订祁寯藻再度经营《蒙古游牧记》的版刻时年提供了帮助。这部年谱在两处提及了吴氏兄弟的事迹：

（道光二十九年）夏间，张石州师为媒，字妹于清（青）阳吴子迪名式训。后中咸丰乙卯科举人，遽卒。年少博学，负用世才，石州师升堂弟子也。

（同治五年）是年秋间，请同邑京官在都察院具公呈，以亡妹有金刲股疗亲事，援案请旌。……妹之卒也，吴子迪之母请归其柩于吴。余以嫁殇非礼，犹豫未之许也。子迪与其兄子肃名履敬少孤，有大志，潜心古学，名噪一时，识者谓其所造未可量。余以其家贫亲老，微规以习举子业。子迪天分过人，不数月而所为时文已居然中程式，辄就余讨论。岁乙卯，乃广贷于亲友集资，援例纳监应京兆试。……子迪遂以是科举于乡。迨庚申年，京师大疫，子肃、子迪不数旬相继逝。有才无命，天道何知。其母以青年抚孤，甫有成立，而复如此，亦可哀也。余为遍告同乡，厚赙其丧而恤其家。

徐景轼在京师未曾通籍之前，也在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的引导下，师事张穆，后来《斋集》的校订，也列名参与（见表3）。以上年谱中的记载，是因为记载其妹妹徐有金的婚嫁事宜和卒后旌表，而提及了吴履敬、吴式训兄弟。确实像吴履敬上引序言所说“冠婚丧祭之事赖师营庀”，徐有金嫁给吴式训，是由张穆亲自作媒。吴式训于咸丰五年（乙卯）中举，未及有所作为，便与其兄长吴履敬在咸丰十年（庚申）京师的瘟疫中先后病殁。他们的母亲“以青年抚孤，甫有成立，而复如此，亦可哀也”，这也是为什么上述信柬提及“惟自敝东去世后，一切书籍，令堂太太珍如鸿宝”的原因，爱屋及乌，吴太夫人将对两个儿子的挚爱寄托在了他们的遗物之上；“将刻成者印赐一二部以慰九京”的要求，也体现了她对吴氏兄弟夙愿——以包括《蒙古游牧记》在内的张穆著作刊布为终身事业——的理解。她是早夭的儿子们真正的知音。

现在更加明确地看到，上述的信柬在吴履敬之子吴保诚名前冠“制”，正是为其父守孝之举。根据守孝三年的礼制，祁寯藻是在同治元年二月回到北京之后，就立即写信给吴家索求《蒙古游牧记》的誊清本和印本，开始了该书刻版的完竣工作。这种为了《蒙古游牧记》的问世而迫不及待的心情，也体现了祁寯藻晚年将其看成了自己重要的使命。

从今天我们看到的《蒙古游牧记》刻本的题记“同治六年春寿阳祁氏刊，洪洞王轩署”来看，刻版最后竣工之际，祁寯藻也已经去世。为了《蒙古游牧记》的续成而付出心血的何秋涛、祁寯藻以及吴履敬、吴式训兄弟，都没有能够坐观其成。这部伟大的著作，经由他们的接力，奉献给了同治、光绪以来国势衰弱而亟待振兴的新时期。

其实，保留这些珍贵信息的两片红色便签还不是稿本信柬的全部。因为其中的代笔者“照”字，在以上的两片便签纸上，无法得到解读。果然，笔者在“内藤文库”浏览期间，翻阅紧邻《蒙古游牧记》的清代刻本《回疆通志》时，又发现了另一片相似的便签纸（见图8），其上红色的正面书写了以下文字：

小门生陈辉照

在该页背面的白色纸边右下角，还印有红字楷书“寓教场五条胡同中间路西夹道内朝北大门吴宅”字样。毫无疑问，这是吴履敬兄弟的居住地址，而这一纸片，也是清人出具便签的惯常做法：在出具多张便签的最后，留下具信者的地址，以便于书信往还。字迹和纸片形式的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小门生陈辉照”就是前面信柬中的“照”。它们被分离在两处，可能是复制图片者在工作的时候因疏忽而挪动。至今在前揭“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究センター”网页上《蒙古游牧记》的图版中，也遗漏了陈辉照的一页，可能就是把它搁置在了《回疆通志》的图版系列中所致。

陈辉照的生平尚未检得，根据信柬的内容：“照因留京待试，假馆吴宅。”可知陈辉照如一般的清代士子一样，因为进京赶考，所以在京师逗留，一边在吴宅担任塾师，一边温习举业以待来年会试。他的信中提及了“嘉定陈小莲夫子为照之业师”，这是与祁寯藻表述师友之谊而尊称“太老夫子”、自称“小门生”（即再传弟子）的因由所在。陈小莲即陈瑑（1790-1848），字恬生，号六九学人、小莲，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精于书数、小学，有《六九斋馔述稿》等传世。祁寯藻于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担任江苏学政时，以之为通省经学之冠。今祁寯藻文集里的《祁大夫字说》中，仍附有陈瑑的题跋，可见其是被祁氏列于门墙之内的。陈辉照代笔而保留在《蒙古游牧记》残稿本中的信柬，不仅记录了《蒙古游牧记》在同治年间的刻版过程，也记录了吴氏兄弟及其亲属保护遗物的至诚之情，可谓弥足珍贵。

保存了信柬的《蒙古游牧记》残稿本一函二册，凡六卷，是作为“内藤文库”的藏书，于1952年3月31日入藏京都大学的（参图9藏书印）。“内藤文库”是京都学派的奠基人、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的旧藏，他曾任京都大学教授。在其身后，他的以满蒙档案史料为主的图书资料最终入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在内藤湖南入藏之前，这本书的归属，可以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学者、收藏家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松翁、雪堂、永丰乡人等）的记载中找到：

又张石舟《斋文集》稿本八册、《蒙古游牧记》稿四册、《落帆楼稿》一册，上有石舟手校并何道州评语，何愿船批校至精，为士可作缘，以廿二金得之。（《松翁剩稿》卷二“丁未消夏记”）

丁未当光绪三十三年（1907）。这一时期的罗振玉于1906年由江苏师范学堂监督调北京，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同样是藏书家的同事陈毅（1871-1929，字士可）的介绍，获得了流散出来的张穆、沈垚的著作稿本，《蒙古游牧记》残卷亦在其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至日本京都，他的图书收藏也都运载东去。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些藏书寄存在京都大学图书馆内，直到1914年自建“大云书库”而迁出。这一期间，他编写了《罗氏藏书目录》以便双方检点。保存在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的这一目录抄本，也记载到了这部图书（见图10）：

《蒙古游牧记》十卷，阙卷六，稿本。三本。张穆撰，何愿船秋涛手校。书衣有何氏题：以上三卷有石州丈亲校手迹。则此为第五次稿矣。又云：秋涛按，此为最后所抄清本。

从以上目录的描述来看，它就是“内藤文库”中的《蒙古游牧记》，其中的“十卷”，是由于第七卷末误书“蒙古游牧记卷之七”为“卷之十”所致，事实上还是“内藤文库”今藏的原缺了第六卷的六卷。现在的二册，当时是三本，可能后来做了重新装帧。

罗振玉是内藤湖南交谊最深、时间也最长的中国学者。他们于1899年初识，此后多有往来。罗振玉的东渡，主要得到了京都大学的旧友内藤湖南、狩野直喜（1868-1947）、富冈谦藏（1873-1918）的邀约，于1911年10月由天津首途，此后居住京都八年，与京大的中国学家之间形成了一个延续多年的学术共同体。因为感谢内藤湖南的帮助、又有感于内藤湖南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所需，罗振玉将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稿本转让给了内藤湖南，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事情。《罗氏藏书目录》在这部书著录文字前后的括号，可能就是将其另外处理而未入藏的标记符。

内藤湖南生前，曾在其《支那史学史》中提及该书：

由于张穆死得较早，此书（《蒙古游牧记》）在他生前未能完成，他的晚辈后学福建人何秋涛整理、校正了张穆的草稿。我手头有何秋涛掌握的草稿的一部分。看来张穆的草稿大体已经完成，何秋涛进行整理，也只是稍稍有所补订而已。

由于作者没有比对后四卷的内容，根据前六卷的残稿本认为全书中“何秋涛进行整理，也只是稍稍有所补订”，是不确的。但内藤湖南对于这部《蒙古游牧记》稿本的重视，还表现在1918年把它著录于《满蒙丛书刊行概要》中，想要通过这个稿本来校正世间刊本讹误的计划。

不管怎样，《蒙古游牧记》的稿本在完成了刻版的底本校订使命之后，其残卷流散东瀛，能够在内藤湖南研究清代西北史地学的书稿中派上用场，并最终保存完好，公布世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余论 良朋相与志春秋

清代西北史地学在嘉道年间的学术群体中，何秋涛堪称殿军。身当咸丰国势更加微弱之际，何秋涛撰《北徼汇编》六卷，专注北部边疆与俄罗斯的关系研究，而受到时人关注。如前所述，这部著作受到陈孚恩的推荐，增编为八十卷，进呈咸丰皇帝御览，得赐书名《朔方备乘》。其书未及刊行，而遭第二次鸦片战争，毁于圆明园战火，副本也毁于黄宗汉宅中的回禄之灾。今所见《朔方备乘》的刊本，则是在何秋涛去世之后，其子何芳徕将家中残稿呈交直隶总督李鸿章（1823-1901），在李氏过问下，由黄彭年与畿辅通志局编修诸人据家存残稿及目录补缀排类，历经十年，而于光绪七年刊行。仿佛是一种宿命，何秋涛《朔方备乘》的成书过程，也承继了嘉道西北史地学著作的“续成”传统，成为那个时期的终结。作为嘉道史地著作的后期代表，《蒙古游牧记》与《朔方备乘》的面世，仿佛是一支接力棒，将经世学术的火炬传递给了同光时期的后来者。

在“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历史长河中，嘉道西北史地学的续成现象，也是中国学术传承的一个缩影。这一个个自发的学术共同体，保障了一个个学科的薪火相传。《蒙古游牧记》的作者张穆曾经在晚年撰联言志：“驽马定应勤十驾，良朋相与志春秋。”[注15]正是这种对于自身勤奋的鼓励、对于同道相互支持的期许，成就了他们心中的名山事业。

[注15]张继文《先伯石州公年谱》“道光二十八年”条：“嘉平月，先伯撰联，索何子贞书。联云：‘驽马定应勤十驾，良朋相与志春秋。’子贞题曰：‘斋居士同年联句属书，既自勉，兼相策励。濡笔作此，良用愧儆。’”《年谱丛刊》152册，第120页。

（朱玉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