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行业研究

2016年信托行业发展综述

郭慧子

一、2016年信托行业发展外部环境

（一）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

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中枢继续下行，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6.7%、6.7%、6.7%、6.8%，全年平均为6.7%。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一方面使在高速发展时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更为凸显；另一方面也反向刺激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在三大需求中，出口与投资动能不足，消费渐有成为中流砥柱之势。2016年海外需求不振，全球经济复苏相对乏力，全球化进程受挫，因而外贸疲弱依旧。全年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进口微弱回升至0.6%。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8.1%，而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从2014年的13.5%降至4.2%。基建和地产投资在对冲经济下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基建投资增速维持了17%～20%的高速增长，房地产在2016年总投资规模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6.9%。消费方面，2016年社会消费品名义总额全年逐步提升，增速为10.4%。2014～2016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速的贡献率分别为48.8%、59.9%和64.6%，消费占比的稳步提高一方面映衬出传统经济动能的渐退，另一方面也是在经济增速边际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正逐步靠近成熟市场国家的体现。

经济增速的放缓使经济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同时为我国的增量改革带来了挑战。改革任务更为艰巨的同时却也更为迫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增速放缓会倒逼改革深化。本届政府在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中显现出锐意坚决的态度，2016年上半年“三去一降一补”坚定推进，下半年防风险政策亦逐步完善。供给侧改革效果初显，去产能、去库存带来上游采矿到中下游原材料、加工业的库存同比增速均呈下降趋势，上游行业量价环境逐渐改善，部分行业进入补库存阶段；地产去库存政策带来2016年上半年地产市场呈喷发式增长，对于化解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泡沫化趋势。

除高库存外，高企的企业杠杆也是藏在金融系统中的风险点。在增量放缓的情况下，风险事件带来的波动在高杠杆环境下易引发连锁踩踏和系统性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降杠杆政策指引企业杠杆逐渐向政府和居民部门转移，在化解企业高杠杆的同时也带来政府和居民杠杆的快速攀升。政府通过基建投资加杠杆，2016年随着政府投资支出的大幅增加，政府杠杆率达到45%，在过去七年内上升幅度居全球前列。居民购房杠杆率在年初的刺激政策下显著攀升，2016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占商品销售额的比重已接近50%。尽管“930”地产调控以来，政策对热点城市按揭贷款进行了严格限制，《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落户意见》等地产长效调节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居民部门加杠杆能一定的延续。另外，企业在增减杠杆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失衡。国有背景企业在融资获取上具有更多优势，使其杠杆水平平均高于民营企业；同时在降杠杆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紧迫性和敏感度亦低于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的降杠杆力度更强。在这种不均衡的背景下，民间投资占固有资产投资的比重显著降低，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1%，其中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速仅有3.2%，国有企业投资增速却接近19%，民间投资占固有资产投资总额从66%降至60%。显示了在实体经济回报率低迷状态下，民企具有降杠杆的意愿，同时也体现了国企在金融资源获取优势下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

在防风险的政策靶向中，债市降杠杆和房地产调控是2016年的主要方向。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央行及“三会”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力度是中央经济改革工作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金融改革的长期工作方向。我国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风险点主要在于房地产市场局部过热，金融体系如银行、保险、信托、券商间的同业资金链，多层次高杠杆快速发展，债市高杠杆、非金融企业部门去杠杆对金融体系可能产生的冲击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过高等。

2016年第三季度债券牛市终结，债券市场泡沫起因于银行理财委外业务的野蛮生长，非银机构被迫采取期限错配与加杠杆操作导致境内“资产荒”，而非银机构为了收益考量优势忽略流动性头寸。在人民币汇率贬值期间，银行间流动性容易受到冲击，非银机构的同向交易模式也放大了流动性冲击的结果，使“资产荒”逐渐演变为“负债荒”。2016年债市泡沫提前泄压，释放了部分金融风险。

2015年到2016年上半年，地产去库存政策带来了地产市场喷发式的增长，地产购置土地、新开工面积、开发投资增速均高位运行，一、二线城市住宅的旺销带动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对于化解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泡沫化趋势，对整体金融安全造成威胁。自2016年9月30日开启的新一轮地产调控政策意在控制地产迅速泡沫化的趋势，以防可能的外部冲击带来地产行业骤然转向的风险。由于地产行业呈现出较大的行业分化，因而政策强调因城因地施策，意在引导库存去化从一、二线向三、四线城市的转移，防风险的同时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去化疲弱的问题。而短期的行政手段只是暂行之策，更多的供给测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户籍改革、房产税等税制改革的长效机制的建设方能促进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稳定。

总而言之，尽管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问题，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其根源是结构性失衡，根本解决途径仍是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配合锐意革新的执行力度，将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二）货币政策回归中性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多以“稳增长”为首要目标，为配合实现“稳增长”，货币政策总体宽松。中国的货币创造经历了引进外资、出口导向、“商业银行+企业”三个阶段。截至2016年末，M2余额总量为22.3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日本的13.28万亿美元、8.19万亿美元之和。宽信用下企业更易获得低成本资金从而抬高整体杠杆率。又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而实体经济回报率低迷，缺乏投资机会，资金多被用于投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使得部分资产金融属性得以凸显，出现“泡沫化”趋势。意在稳增长的宽松货币政策让经济付出了资产价格上涨、金融风险上升、资金流出压力加大等代价。因此自2016年第三季度起，货币政策逐步回归中性、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并逐步收紧，经济政策中“防风险”被提到了重要位置，而“防风险”必然要求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

2016年中央经济会议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中性”，这也是中央第一次用“稳健中性”来表述货币政策。2016年4月后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体现为中性，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的7天回购利率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货币政策边际收紧，但存量流动性仍然宽裕，在“稳中求进”的精神指导下，货币政策将基于市场预期进行相机抉择，同时也在经济面临较明显下行压力的阶段予以政策支持。

2016年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12月19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由6.4936下降至6.9312，贬值约6.7%。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人民币兑美元、欧元与日元的月度汇率分别贬值了6.0%、5.1%和19.4%，同期内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均贬值了6.6%。与2015年12月31日相比，截至2016年12月16日，中国央行公布的人民币兑CFETS、BIS与SDR货币篮的汇率指数各自贬值了5.9%、5.3%和3.1%。美联储在2016年最后一次FOMC会议上宣布加息，即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移25个基点至0.50%～0.75%，这也是2015年12月启动加息政策之后的首次加息。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息差收窄或扩大，资本从其他经济体流出并流入美国。中国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差距逐步缩小，中美利差的缩小将会给国际收支持续带来压力。2016年12月，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已经下降到30105.17亿美元，自美联储退出QE以来已经下跌了接近1万亿美元。国际收支的压力持续带来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增加了资本外流的压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以多目标导向的央行在货币政策中的相机抉择。

总而言之，随着流动性过量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以宽松货币刺激经济的政策将逐步退出，取而代之的将是平稳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供给侧改革的稳步推进与美元加息预期确定，使自2016年8月起我国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利率波动上行，市场重心由资产端向资产与资金并重的方向转变。

（三）信托行业规范监管与管理机制

2016年，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监管思路由促发展、调结构逐渐转变为控风险。防止系统性风险的指导思想越发明确，统一监管的导向凸显。监管政策进一步趋严，以杜绝监管套利，意将金融体系内空转的资本挤出到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2016年在监管规范的进程中，信托行业自身管理水平也日趋完善。

行业基础制度建设更加健全。信托行业的基础制度建设在2016年获得了进一步健全。在信托登记制度方面，中国信托登记公司正式宣告成立，未来信托的财产独立、破产隔离及信息披露等问题将进一步完善；在专业子公司方面，近两年来监管层已在多个场合和文件中鼓励信托公司设立专业子公司，目前也已有20多家信托公司设立了专业子公司，成为其开展股权投资业务、投贷联动业务的重要载体。

行业风险管理机制不断完善。2016年4月，银监会下发了《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58号文”），对信托行业的风险监管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自2014年“99号文”实施以来，随着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恢复与处置机制、信托业保障基金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的实施，信托行业已基本建立起完备的系统性风险防范体系。“58号文”是对“99号文”既有成果的完善和深化，体现了“控风险、强监管、促转型”的宗旨，持续引导行业稳健深化变革，同时也是对信托行业风险管理机制的全面提升，不仅强调对各类风险的防范，更注重强化风险的实质性处置。

信托行业评级正式实施。2016年底，银监会办公厅印发了新版《信托公司监管评级办法》。监管评级办法更强调资本实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将信托公司分为创新类、发展类、成长类，三大类六个级别，监管评级结果直接挂钩信托公司的未来发展和业务开展。短期而言，行业内优胜劣汰的格局将有所强化，但长期来看，或将激励排名后列的信托公司根据评级办法要求进行更多的补强完善。在这一评级体系中，信托公司之间各方面能力，尤其是风险管理能力的差异将被放大，信托公司的异质性进一步显现。

业务分类体系逐步成型。于2016年底召开的信托行业大会中，监管层从信托资金运用端，将信托业务分为八大类，包括债权信托、股权信托、标品信托、同业信托、财产信托、资产证券化、公益（慈善）信托及事务信托。这标志着行业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业务分类体系、监管体系和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帮助信托公司优化内部治理、提升管运效率、拓展业务空间、重塑商业模式，同时也有利于统一和规范行业通用概念和风险监管，引导信托业务新品种的开发与创新，完善各类信托产品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推动信托行业的转型升级。

二、2016年信托行业发展概况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正式迈入20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4.01%，增速比2015年提升7.39个百分点。新增信托规模为12.46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了38.36%。从收入角度看，信托公司的营业收入在2016年总计实现1127.52亿元，较2015年下降6.98%，多年来首次出现下滑。其中，固有业务收入同比减少22.33%，这是固有业务收入近两年来首次下降，而信托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98%，比2015年略有提高。信托业务收入与固有业务收入增速间差距的背后，体现了2016年资本市场的波动影响，信托行业长期发展需回归信托主业。新增信托规模增速与信托业务收入增速之间的背离放缓，原因是过去一年信托行业整体对规模的追求，对通道业务依赖加重，在规模扩张的同时牺牲了部分营收效率。

（一）固有业务收入拖累营业收入小幅下滑

2016年全行业信托资产规模突破20万亿元，实现同比增长24.01%，结束了自2011以来连续5年的增速下滑趋势。信托公司的营业收入在2016年总计实现1127.52亿元，较2015年呈现下滑。虽然信托业务收入增速实现6.98%，创三年来新高，但固有业务收入的回落拖累了营业收入表现。信托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65.72%，固有业务收入占比约为34.28%。自2013年以来固有业务收入占比稳步上升，受益于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于2015年达到了峰值41.62%（见图2），信托公司营业收入也随之扩张。2016年全行业的信托公司的固有业务收入总额为386.51亿元，同比减少了22.33%，对营业收入造成负面影响。

行业内各公司信托收入占比两极分化明显。2016年共有14家信托公司固有业务收入超过信托业务收入，而固有业务收入不足信托业务收入一半的也多达42家信托公司。信托业务作为信托公司主业，其收入与公司的展业能力和管理能力密切相关，资本占用低，赢利具有可预测性、持续性以及稳定性，是信托公司长期成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是衡量一家信托公司优质与否的重要标志。与之对应的，固有业务受到资本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因而公司在固有业务和信托业务方面的定位差异对其未来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固有业务收入中平均81.73%来自投资收益，致使固有业务收入依赖投资环境变化，波动较大。投资收益主要由股权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和其他投资收益构成。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投资收益中的证券投资收益波动较大。2016年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是造成全年固有业务收入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2016年固有业务收入排名前十的信托公司的平均固有业务收入为18.73亿元，相较于2015年的25.67亿元下降了24.07%。全行业只有21家信托公司固有业务收入实现增长。其中，中江信托由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实现了26.13亿元的股权投资收益。除此之外，在固有业务收入前十的公司中，仅有平安信托实现了增长，增长率为18.97%，其固有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75.55%，从2015年的2.65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27.32亿元。固有收入的大幅提升使中江信托的总收入位列全行业第六名，成为年度黑马之一。而证券市场在2016年表现欠佳，上证指数从3501下挫至2975，行业固有收入总额中证券投资收益由2015年的103.75亿元降至26.6亿元。而去年在证券投资中取得超过十亿元证券投资回报的华信信托、重庆信托等公司，2016年均辉煌不再。尽管固有业务可以提升和平滑信托公司业绩表现，甚至帮助个别信托公司在一些年份实现弯道超车，但其自身的波动性使其收益不具有长久的持续性，难以带来持续的竞争力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2016年信托公司增资数量显著增多。全年共22家信托公司完成增资，行业净资产规模达4408.22亿元，同比增长18%。由于固有资产规模的增长主要依靠自身净利润的积累和股东注资，因而股东增资将进一步增厚固有规模。增资扩股的公司得到资金实力的加持，或将在短期实现营收表现和行业排名的跨越，但由于固有业务收入中的投资收益对外部环境波动更为敏感，波动性大于信托业务，因此增资举动也可能为信托公司的营业收入带来更大波动。长期来看，信托公司的营利性和成长性仍需依托信托主业这一内生动力的修炼和提升。而对于在信托业务上已经拥有更强竞争力的公司而言，无论是固有业务赢利能力的强化还是资本实力的提升，将与信托主业协同作用，进一步提升竞争优势。

（二）转型与机会型业务显背离，主动管理能力仍是行业分化的筛选器

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超过20亿元，同比增长24.01%，增速比2015年提升7.39个百分点。2008～2016年，信托资产规模实现复合增长率高达42.06%。2016年新增信托规模较2015年增长了38.36%，但信托收入增长6.98%，净利润方面合计实现612.84亿元，同比增长2.96%，为近三年新低。总体而言，相较信托行业在2016年取得的新增信托规模增速而言，信托业务收入增速表现疲弱，两者呈现背离。增速差距拉大的背后，体现的是增长质量的降低，原因是过去一年的规模发展中对通道业务的依赖加重。

2016年下半年，通道业务回流信托。主要原因是银监会银行理财对接非标债权资产只能走信托通道，以及证券会提升券商资管净资本压力。信托行业素有反应灵活的特点，许多公司利用机会大力扩张通道类业务。一方面，2016年，68家信托公司共新增实收信托财产规模为12.46万亿元，较2015年增加3.46亿元，增长38.42%，较2015年提高近14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2016年，信托行业共实现新增主动管理类信托规模3.28万亿元，同比下降14.92%。相比之下，新增被动管理信托规模为8.83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7.03%，占全年新增信托规模总额的71%。相对于信托行业“去通道化”、增强主动管理能力的整体转型方向而言，这无疑是进步中的一种退步，这或可理解为同业业务作为“八大业务”之一，在信托业务板块中有所回归。

图5 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增长

然而依靠差异监管带来的通道业务机会，可持续性并不乐观。“一行三会”统一监管的政策方向会将三大监管体系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下，其中禁止多层嵌套，严格“穿透监管”等举措，将在长期对传统通道业务造成冲击。因此，尽管通道回流带来短期的机会性业务，但长期将受到竞争加剧和监管趋严的压力，信托报酬率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行，届时以通道为主的公司将承压。比较而言，主动管理业务具有信托报酬率优势，也需要更高的专业资管能力，因而主动管理能力仍是信托行业长期分化的筛选器。

2016年，将68家公司按照信托业务收入排名，排名前十的信托公司的信托业务收入占全行业的40.22%，比2015年的37.49%略有提升，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增强。而其中有7家连续两年排进前十名，说明这些公司在行业中具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行业的竞争格局逐渐成形。前十名与后十名信托公司的信托业务收入增速之差为41.26%，进一步深化了2014年以来的两极分化格局（见表3、表4）。

在业务竞争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长期决定信托公司竞争力的因素仍是主动管理能力。尽管机会型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考验信托公司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但通过年报数据可以发现：相对于排名较后的企业，领先企业一方面在主动管理能力、赢利能力、创新能力方面表现更突出。

经过对2016年年报的分析，可以看出：排名领先的信托公司的主动管理能力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和排名靠后的信托公司。如表5所示，信托业务收入排名前十信托公司集合类信托占总业务存量比重近半，为47.8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38.71%，更高于业务收入排名后十的信托公司均值24.22%。说明面对机会型业务，排名领先的信托公司更愿意坚持向高附加值、高回报的主动化方向转型。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全年新增业务中被动管理类业务占比最多的15家信托公司中，有7家在存量信托业务的被动管理类占比也进入前15名。考察这7家被动管理业务为主的公司，可以发现：这些公司的存量信托资产大幅高于行业平均值，但净利润、信托业务收入等营收指标方面的表现弱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被动管理业务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带来的信托报酬远低于主动管理类，因而这些公司的增长质量有待提高。由于主动管理业务对风控管理和募集能力有更高要求，因而部分公司在主动管理业务的展业中存在一定阻碍，抑或由于部分公司在被动管理业务中具有较为明显的资源禀赋优势（见表6）。

值得一提的是，银行系信托公司充分利用了银行股东背景所带来的展业便利，在2016年以被动管理类业务为主要展业方向，银行系信托公司继续保持了规模扩张的优势，信托资产规模前十的公司中，银行系的建信信托、兴业信托、上海信托和交银信托均位列其中，而光大兴陇信托虽然2015年基数较小，但高速增长势头明显，规模增速达121.38%。

（三）信托资产投向体现行业的多元发展和差异化竞争

信托行业相对于银行、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行业而言，最大的特点是业务方向呈多样性。因此信托公司各自需要根据监管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禀赋差异，寻找适合其发展的主营业务方向。尽管多数信托公司仍在摸索期，但未来信托行业将朝着多元化格局发展，规模型信托公司发展方向更均衡，而其他公司则走差异化经营的专业化路径。

如图7所示，从信托资产投向分布看，行业最大投向仍为工商企业，占比为26.12%；投向金融机构的占比为18.15%，而投向基础产业和房地产的信托资金则略有走低。

如图8所示，从行业内部看，在投向工商企业和证券市场的比重上，信托规模排名靠前的信托公司明显高于排名靠后者；而投向房地产类的比重上，前者则小于后者。

在各项业务类别中，房地产信托因其较高的收益率，一直以来是信托业务的主要方向之一，2016年房地产在信托资产投向占比为11.06%，由于通道业务中无法完整体现资金投向，因此实际投向地产的信托规模应更大。地产行业在2015～2016年经历了一轮快速上行期，并在部分城市出现了过热的倾向。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引导下，2016年9月30日起部分城市开始了新一轮地产调控，并在第四季度政策逐步趋严、范围逐步扩大。监管机构对流向地产的资金步步收紧，地产公司的可用融资工具迅速萎缩，信托公司作为仅存的几种融资渠道之一，是历来调控政策中的缓冲机制，也是信托公司的业绩增长方向之一，迎来较大的展业机会。但一方面，2014年新设房地产信托处于高位，2016年集中到期。另一方面，前三季度得益于去库存政策的红利和低利率环境，地产公司普遍拥有较为通畅和低成本的多元融资渠道，因而全年新设立地产信托规模增幅有限。预计随着地产公司融资渠道的收缩，后续地产信托规模占比将出现新一轮上升。

2016年信托资产投向地产占比最大的三家公司与2015年一致，分别是杭工商信托、长城新盛信托和中建投信托。前五名公司在2015年也均位列前十，意味着这些公司在地产领域走出了差异化竞争路径。通过与全行业数据相比，地产投向前三名企业的平均信托报酬率为1.9，显著高于行业平均信托报酬率0.73，初步形成了地产投资领域的专业优势（见表8）。

投向证券市场占比前五名的信托公司分别为华润信托、中海信托、江苏信托、外贸信托、建信信托。但值得注意的是，证券投资在信托行业内集中度很高，证券投资占比前十的公司一共投资了全行业证券投资总额的72.4%，而有近七成信托公司的证券投资占总信托资产投资比重低于10%。

（四）资本实力优化营收表现，增资潮将强化行业分化

从年报的分析得出，信托行业竞争格局尚未固化，除了修炼内功提高专业化水平外，资金实力的扩充对信托公司竞争力具有提振作用。

2016年较往年相比，信托公司增资数量显著增多。如表10所示，68家信托公司中，共有21家信托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而2015年共有12家信托公司增资扩股。2016年末，信托行业注册资本为2012.67亿元，相比于2015年的1646.51亿元，合计增加约366.16亿元，增幅与2015年的260亿元相比显著提高，信托行业资本实力进一步提高。信托公司增资潮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随着信托公司主动配置资产能力的提高，将出现更多投贷联动的机会；其二，信托公司增强资本实力以应对于监管层对信托公司资本金要求及公司分类评级对净资本充足率的考核；其三，政策对信托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支持为行业上市打开窗口，上市公司通过受让或定增购买资产的方式获得信托公司股权，信托公司实现曲线上市。

从结果上看，净资产增速较快的信托公司，营收增速也较快。按照净资产增速排序，可以看出，随着净资产增速的提升，信托公司净利润、信托业务收入以及固有业务收入的增速也得到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固有业务收入规模的增长主要依靠自身净利润的积累和股东注资，因而股东增资将进一步增厚固有规模。固有业务收入波动性大于信托业务，因此增资在助信托公司营收增长的同时，也可能为其带来更大波动。

从已增资公司的角度来看，资本金排名靠前的信托公司更有意愿继续扩张资本。2016年公告增资计划的27家信托公司中，15家原资本金规模已大于20亿元，8家原规模大于30亿元。可解读为资本金排名靠前的信托公司更有能力和意愿增资，通过资本扩张为进一步业务拓展和转型提供充足空间。而信托公司增资热潮将在增厚固有业务规模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行业分化。

（五）成长期信托公司的利润增长也伴随着人力扩张

如表11所示，2016年信托行业整体呈人员扩张态势，总从业人数达18388人，较2015年增长8.74%。其中第一名中融信托以1943人的规模容纳了行业10.6%的从业人员，超过了位列第二的平安信托（972人）与第三名四川信托（725人）的总和。不同公司人员增长亦有分化，人员增长前十名公司的平均增长率达35.97%，但同时也有21家出现了人员负增长。在这21家公司中，有13家的信托业务收入亦呈负增长，15家净利润和固有业务收入出现负增长。

通过比较人员增速前10名和负增长21家的公司，可以发现人数增长前十名的公司人员规模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更多处于成长期。而且人员增速与营收表现提升具有一定正向关系。如图11所示，员工人数增幅前十名公司的平均净利润较2015年增幅超过100%，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1.73%，而员工数发生负增长的公司平均净利润较2015年亦负增长了6.13%。初步判断，经营向好并处于快速成长期的信托公司更倾向于人员扩张，而减员的公司或面临更多经营问题，收入或利润呈收缩状态。

（六）股东背景对信托公司营收表现亦有影响

如表12所示，以股东背景划分信托公司，大致可分为金融机构控股（11家）、中央国企控股（16家）、省级政府控股（15家）、市级政府控股（8家）、地方国企控股（5家），以及知名民企控股的信托公司（13家）六类。市级政府控股和地方国企控股的信托公司在注册资本和净资本方面弱于其他四类；而金融机构控股和知名民企控股的信托公司在信托业务收入和利润率增速方面均优于其他类型公司，尤其是金融机构控股的11家公司在各项经营指标中均表现优异，说明金融机构股东对信托公司产生了较强的协同效应。金融机构控股类信托公司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信托公司，股东的资金支出和业务平台更有力，且其资产处理能力、筹资能力更强，风控体系也更为完善（见图12、图13）。

三、信托公司持续探索创新业务

2016年68家信托公司中有39家在年报中披露了创新业务的关注与实施情况，比2015年的44家略有减少。在公开披露的创新方向中，有资产证券化业务、权益型投资基金、消费金融领域、PPP项目、公益信托、绿色信托以及家族信托等。据统计，2016年信托行业最为关注的创新方向是资产证券化、家族信托和PPP，三者在68家信托公司年报中被分别提到31次、15次和14次，这三方面已有实质探索的分别有26家、9家和8家。而2015年频繁提及的“互联网金融”热度明显渐退。

（一）资产证券化业务

自2014年末资产证券化新规的实施起，资产证券化市场蓬勃发展。面对巨大的市场机遇，信托公司纷纷积极参与，希望尽早建立相关领域的比较优势。2016年约51%的信托公司在其年报中提到资产证券化，15%的信托公司在战略规划中将资产证券化明确为重要转型方向。其中，26家企业主动披露了其在2016年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情况，除了传统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CLO）外，信托公司还积极参与了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证券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RMBS）、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抵押型商业地产资产证券化（CMBS），以及银行间市场的新型资产支持票据（ABN）和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的私募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在不良资产证券化领域，华润信托、金谷信托、苏州信托、外贸信托、兴业信托均在年报中有所提及；在住房抵押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方面，建信信托、中信信托、交银信托、上海信托和湖南信托在公司年报及银行间市场公告中有所提及。

参与类REITs（主要是CMBS）的信托公司在产品结构中通过构建双SPV，帮助平整资产的现金流并更好地实现破产隔离，苏州信托、华宝信托、昆仑信托、方正东亚信托、西部信托、华润信托、中航信托等参与了此类业务。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实践有：方正东亚信托参与的“高和招商-金茂凯晨资产支持专项计划”（40.01亿元）、昆仑信托参与的“北京银泰中心资产支持转向计划”（75亿元），西部信托参与的“国金-金光金虹桥国际中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78亿元），以及中航信托参与的首单由信托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的类REITs产品“中航红星爱琴海商业物业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14亿元）。

除了交易所的ABS市场外，值得信托公司关注的是，2016年12月由交易商协会发布的《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修订稿）》，明确将信托（特定目的信托）作为ABN的发行载体之一，并且信托公司作为主要的SPV机构，在基础资产受让管理、信息披露、发行载体运营管理等多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新指引”的发布开启了信托公司从参与传统“抵押型ABN”向“信托型ABN”转变的时代。新型ABN与交易所ABS在基础资产上具有较高的重合性，监管层面对审批要求具有一定差异性，为企业选择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市场提供了新的选项。

2016年发行的信托型ABN产品有：平安信托参与的“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中诚信托参与的“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兴业信托参与的“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华润信托参与的“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以及中航信托参与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除此之外，中信信托亦在年报中提及对ABN业务的参与，但未详细披露。

资产证券化业务，尤其是信托型ABN业务领域，将成为未来信托行业的新战场之一。尽管目前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费率水平尚难以成为信托公司的赢利支撑点，但随着参与程度的加深，信托公司可尝试寻求突破，从最初单一的受托人“通道”角色，到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发行人、发起人等多元角色，以产品的形式设定标准，也意味着能够延展更多业务机会。未来或将找到新的、有质量的规模与利润增长点，实现行业内的差异化竞争和比较优势。

（二）PPP业务与消费信托业务

随着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的下发及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的清理甄别工作的完成，使信托行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业务受到严重影响。而2016年国家宏观政策从货币领域转向财政发力的方针，又带来政府融资的大量需求，因而信托公司积极寻求PPP项目的融资合作。2016年信托公司年报中，国元信托、湖南信托、华鑫信托、江苏信托、交银信托、兴业信托、中信信托和紫金信托简单披露了公司参与PPP业务，但未均未披露详细信息。在PPP业务方面，信托公司热情较高但落实较少，主要原因是PPP项目有期限长、融资成本低，现金流收入处于项目后期等特点，传统信托融资模式难以契合。未来随着PPP项目的增多，信托公司也在寻找可切入该业务的新模式，或将在进入政信合作新时代。

在中国逐步迈入消费大国，消费升级市场急速扩张的背景下，消费金融成为信托公司探索创新的另一重要领域。2016年，华润信托、国投信托、天津信托、外贸信托、中建投信托、中泰信托、中信信托、中原信托、重庆信托和资金信托均在年报中披露了对消费金融领域的探索。其中外贸信托披露其个人消费金融存量规模已突破300亿元，另外行业中也涌现出华润信托的“招联2016年个人消费贷款财产信托”、中建投信托的“娱乐宝影视消费财产权信托”和陆家嘴信托的“陆家嘴信享消费（有车有家）系列信托”等消费信托项目。然而，尽管消费信托法律构架完善、产品设计能力也较强，但对信托公司后端管理和运营水平提出较高要求，因而至今消费金融类产品的总规模仍然受限，展业路径也有待成熟。

（三）家族信托与慈善信托

作为私人银行与家族财富管理的核心工具，各类形式的家族信托近年来在亚太地区蓬勃兴起，其未来业务重心将放在中国。预计2020年中国本土家族信托规模可达6275.5亿元。2016年北京信托、华宝信托、华能信托、华鑫信托、厦门信托、山东信托、外贸信托、中信信托和中原信托在年报中披露了家族信托方面的创新探索。其中山东信托披露其家族信托业务共签约50多单，总额为24.64亿元，其余未披露详细信息。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落地实施，明确了慈善信托采用备案制且须向民政部门报备，解决了公益信托发展的最大瓶颈。慈善信托具有独立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征，可以满足财富总量大、类型复杂、传承周期长的慈善信托委托人在风险隔离、利益分配、信息保密和连续稳定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因而慈善信托近年来也渐被重视。2016年共有12家信托公司披露了慈善信托方面的探索，分别是安信信托、北京信托、国投信托、国元信托、建信信托、平安信托、山东信托、万向信托、兴业信托、粤财信托、中诚信托和中航信托。其中万向信托开创双人分别履行财产管理和慈善的全新模式，另有兴业信托的“幸福一期慈善信托计划”（养老助学）、“粤财信托-德睿慈善信托计划”、中诚信托的“中诚2016年度博爱助学慈善信托”，以及中航信托首单航空背景慈善信托“爱飞客”等。

与传统业务相比，尽管创新业务在规模、收益等方面对信托公司业绩影响较小，尚不能成为信托公司的营收支点。但传统业务竞争日益激烈、收益率不断下滑的趋势促使信托公司积极探索转型，尝试创新，争取在未来的业务蓝海中抢占市场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