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到思想：黄宗羲思想文化研究反思片论

顾家宁

【摘要】 黄宗羲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现代性话语的过度使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思想现实功用的同时，它同样限制了我们从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理解其思想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方法上需要充分回归传统思想的整体语境。一方面，是将其思想的各个部分置于学术整体脉络中加以把握；另一方面，需要尽可能地回归历史思想自身的发展脉络。这一基于“传统—现代”连续性与差异性的双重理解视角，或能对黄宗羲乃至明清之际思想研究带来新的启迪。

【关键词】 黄宗羲 明清之际 时代话语 学术思想 传统与现代

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明季思想家群体，自近代以来一直是思想、学术乃至文化场域中的多受关注的焦点。这一殊荣与魅力，一方面缘于华夏陆沉之际，明季诸子拼将毕生心力迸发出思想力度；另一方面，“明清之际”在近世中国历史脉动中的独特地位，同样赋予了它更加复杂且丰富的价值韵味与文化期待。

思想史、文化史意义上的“明清之际”，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时间范畴。明清易代的历史早已定格在17世纪的风烟之中，然而它的流风回响，却一次次地穿越时空的巨幕，在历史的下一个十字路口，激发出后人无尽的文化想象。晚明思想的多重角色与想象空间，在清末中国的近代转型进程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呈现——“残明遗献”之复活与传播，构成了清末思想变迁的重要助力。自近代以来，明季诸子及其思想在民族主义、民主先声、理性启蒙的现代性文化意义上获得了新的理解维度与话语标识，其影响散射于哲学、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中。晚明与晚清，两个剧烈的变革时代跨越了200多年的时空，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对撞的思想世界中发生了奇异的交融。

当下的问题意识与时代关切，决定了历史世界中的哪些角落将被后来者的目光持续照亮，正如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后视视角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或许正是思想史研究的最大魅惑，对于学者而言，这既是研究的意趣所系，当然也是其危险所在。后视视角固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历史思想蕴含的时代潜力，然而今古之间过于轻易的语境移植亦不免带来新的困难——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经过后人拣择与现代透镜折射之后的思想影像，它们是点状、片段、零散的，而非完整、一贯、有生命的历史思想本身。在现代视角下，明清之际思想似乎日渐成为一种现代性文化的话语符号，而非立足于其自身的内在体系与意义世界之中的真实完整呈现。在有关黄宗羲的研究中，这种符号性特质无疑有着最为集中的反映。

回顾300年来的学术史，可以看到黄宗羲思想形象在不同时代的巨大变迁。清初人将黄宗羲、孙奇逢、李颙并称“海内三大鸿儒”，是从明代理学传统中确认其学术地位。随着清代学术范式从理学向朴学的转移，黄宗羲学术中“考据实学”的面向获得凸显，乃至被尊为乾嘉朴学先驱。至于晚清以降，维新、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其思想中的经世面向被强调，时人往往将其描述为传统异端与批判者的形象，进而将之塑造为接引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的桥梁。

上述面向，无疑各自抓住了历史人物思想的某些片段与要素，然而若就“知人论世”而言，皆不能免于一种外在化的视角。转型时代的思想家群体广博丰富的学术形态，使得后人在理解与追述之际往往不免各取所需而得其一偏，个中原委，并非全然缘于学者个体的才性之殊，更是时代环境的变化使然。清代高压的政治环境，“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之中”，自不复鼎革之际学人的恢宏气象。明清学术的转型，亦使多元通脱的晚明思想文化戛然而止，进而转向谨严拘执的清学传统，其影响自然及于学术评价的立场与视角。比如即便对黄宗羲景仰有加的全祖望，亦不免有“文人之习气未尽，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流连于枝叶”的微词惋惜，这正是学术风气的转变使然。

黄宗羲本人“连珠合璧”融贯心性、经史的学术形态，客观上的确起到了转移一代学术风气的作用，不过，倘若仅仅从狭义的朴学视野中理解，未免拾小而遗大。就学术思想的终极指向而言，明清之际“天崩地解”所引致的文化、政治、价值焦虑，无疑才是推动其学术生命的内在真实动力，就此而言，真正值得措意的，就不仅仅是其中包含的某种学术面向，而是蕴藏于此多重面向背后的根本精神与问题意识。

时至近代，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清季维新革命思潮的风起云涌，再度激活了明季诸子的思想潜力，使其从“故纸丛碎”再回时代舞台的中心。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代西方思想的强势压力使得这种回归从一开始就是在外来的文化体系与知识架构中展开的，从而呈现出强烈的话语性特征——清末语境中，明季思想的价值乃是借助近代西方的强势话语而获得高扬与确认的，在这里，传统作为一种话语资源，实际上充当了近代西学思想接引者的角色。正因如此，一个颇为吊诡的事实是，清末“残明遗献”的重彰，其实伴随着强烈的“反传统”气质：在“近代性”的现实诉求与话语塑造下，被着意凸显的是那些与传统断裂的面向，比如制度的批判、欲望的释放——上述种种，无疑都是明季诸子思考的题中之义，然而现代话语体系的覆盖，却使得这种“异代相感”不免失其中节。晚明思想与近代潮流之间无疑存在着诸多值得认真对待的共通性，然而它们是否应当且必须在西方版本的近代萌芽之中来获得理解，则是另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

话语本身是无法持续而缺乏真正生命力的，除非它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明季思想在经历了近代的短暂喧嚣之后终又重归书斋的冷寂。当然，这种沉寂并不意味着它们至此变得不再重要，相反，身处于今日种种思想、文化与价值焦虑中的我们，也许比100多年前的先辈们更加期待一场基于自身文明传统的复兴与再造，那个保持着传统文明的底色，又似乎已经非常接近“传统—现代”思想转捩点的“明清之际”，于此是否有可能绽放出新的活力与潜能，同样值得我们期待。

由此，我们所需要的或许是一种视野、方法上的调整与重构。如前所述，清代以来对于黄宗羲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其实存在着某种“二重抽离”的问题：一方面，是侧重于其思想的某些部分，而对于整体脉络的抽离，如表现为对理学、朴学、政治等面向的凸显；另一方面，则是思想本身相对于历史脉络和语境的抽离，尤其表现为现代性话语的强势塑造。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原本具有“旁错交通，连珠合璧”的多元特质，我们有必要在更加宽阔的文化视野中来对其加以一种整体化的理解，如是方有可能摆脱层层累积的话语蔽障而回归于历史思想的自身脉络，进而寻找到一种最为恰当的历史定位。

钱穆先生曾谓，“梨洲为学，门路虽广，而精神所注，则凝聚归一。盖欲以驳杂多方之学，融成精结纯粹之知，以广泛之知识，造完整之人格，内外交养，一多并济，仍自与后之专尚博雅者不同也”。这正说明，黄宗羲“杂而不越”的学术形态背后乃有其“万殊一本”的中心指向，此即士人精神的重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制精神之革新。政制的反思与文化精神的再造，原本是宋学精神的一体两面，在黄宗羲那里，士人精神的重塑，正是一个关联此二者，同时也是连缀其多元学术形态的连接点。

士人阶层无疑构成了黄宗羲整体政治构想的主体的，这一从皇权向士权的转换固然能够部分满足后人基于现代性立场的话语期待，然而二者之间毕竟存在着重要区别，正如士人经世意识的昂扬未必等同于现代民主的激情。事实上，我们大可不必将其简单置于“现代”抑或“复古”的二元对立之中，相反，倘若沿着历史与思想的自身脉动，从古人身处的历史语境与问题意识本身出发来进入其思想世界，或可发掘出一些更加完整，也更具价值的问题。

明季思想的意义是需要在晚明文化背景，乃至近世文化整体走向之中来理解的，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植于传统、因应于时代的内在新生，而有别于后人想象中激越的现代性颠覆。在今人的视角看来，他们也许不够现代，然而这种基于传统内在的反思与创造性，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超越“传统—现代”二分视角的可能，进而带来某种新的文化启迪。正视这种传统的连续性，亦可使我们摆脱过度的后世话语遮蔽，而以一种贴近的视角，如其所是地观照其思想的真实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暂时疏离于某种过于强烈的现时关怀，而息心于原始文献的通读细绎，在斋定式的神思中尽可能地还原前人身处的历史语境与真实的思想世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欲达此境，不仅需要穿越古典思想的叠嶂，而且更须抵御各种时代新潮的魅惑。

黄宗羲尝谓：“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明儒学案发凡》中的这段文字，既是黄宗羲的自我期许，自然也同样适用于今人对其思想的理解。如此方能避免以一种各取所需的后视态度过于随意地剪裁历史思想。当然，以笔者有限的学力，完整梳理黄宗羲“连珠合璧”的思想整体只能有待来日。精神文化层面的探讨，乃是理解黄宗羲明清之际政治—文化整体重建的内在基础——比如心学批评中一与多、个体性与伦理性的整合，文学思想中对性情展现与承载道理之间的张力，这些问题的厘清，无疑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评价其外王经世构想，从而更完整地理解其整体学术思想。

面向思想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回归，是黄宗羲及其所代表的明季思想研究从“话语”复归于“思想”的前提。“三代之治真可复，七篇之外岂无为”,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明季诸子的文化探索与精神力度，激发于天崩地解时代深刻的文明、价值与秩序焦虑，今日读之，依然能够获得一种痛彻而清晰的在场感。时代命运的激荡与世道人心的叩问，从来都是思想学术发展的源泉，而回向历史的沉潜，则是感通古今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