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视点

世界文化视野下的中华经典

陈来

【摘要】 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华经典，不是一家一派的经典，而是中华民族的原始经典，其中凝结着中华民族早期的主流核心价值。经典在现代中国仍需传承、发展，一方面要加强文化传承的自觉，另一方面必须重视典籍文本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

【关键词】 六经 中华经典 文化传统自觉

今天讨论《世界文化视野下的中华经典》这个题目，我简单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点浅见。当然，这里包含几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经典、中国古代如何象征经典、经典包含哪些精神。

一 中华古代典籍起源非常早

从中国的文化经典来讲，首先说，它应该是以汉字书写为基本特征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由汉字书写的典籍，是中华学术的一种呈现形式，也是中华文化典籍的一个基本形式。

在我国，古代典籍起源非常早，像保留在战国典籍里面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历书，也可以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种历法文献，应该说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精密的水平。

夏以后，我们看《尚书》里面讲“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文字写在竹简上编连为册，这就是典册。在殷商时代已经有典册的文献了，因为《尚书》里面明确讲了。当然，这种典册文献是否从殷代才开始，还是不一定的。

因为殷商时代的文字，应该说已经相当成熟了。在殷商之前，中国古文字有没有一个更早的发展，那个时代有没有产生相应的典册，我想这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早期的典册以记录为主，到西周和春秋时期，典册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据《楚语》记载，春秋中期楚国用以教授太子的书籍就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其中的《春秋》是一种史书，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可见各国还有不同名称的史书。墨子书中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甚至说“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各国皆有史书，编年的史书皆称春秋。据《左传》，春秋时还有《三坟》《五典》《八索》等文献，战国时代各国还有《史记》，此外还有《世本》《竹书纪年》等史书。所以这样来看，在古代中国，在这么早的时代，产生这么多文献、典册，在世界文化史上还是少有的。

二 战国时期已经有“六经”概念

如果真正讲到“经典”概念，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典”到“经”，从典册到经书的过程。

从西周到春秋，在所有的典册文献里头，有几种其实已经非常突出了，即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要性。比如说在西周，所有的典册中，《诗》、《书》、《易》、《礼》、《乐》和《春秋》，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诗》《书》《易》，在春秋时代，已经在政治、外交、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反复称引，成为当时已经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的经典了。《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六部典籍，经春秋末期孔子的整理删定，到战国时期，已经被人称为“六经”了。像《庄子·天运篇》讲：“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所以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六经”概念，把刚才说的六部书称作经。

《诗》就称为《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雅》是贵族宴会的乐歌，《颂》是贵族祭祀的乐歌，《风》大多是各地民间的乐歌。《诗经》里面大部分是西周和春秋早期的作品，也有少量商代的作品。

《书》后来称为《尚书》或者《书经》，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政治文献的汇集，分为虞、夏、商、周四部分。主体是周书，西周的政治文献是《尚书》的主体。

《易》又叫作《周易》，后来也称为《易经》，是古代周易系统占筮的典籍。占筮就是用甲骨来占卜，用蓍草来算卦的方法。《周易》的经文，是六十四卦和卦辞，三百八十六爻与爻辞，它的形成，是西周的史官依据占筮的经验积累而成，其中也包含了中国早期哲学思维。

《礼》书后被称为《礼经》，是西周春秋礼制的汇集，记述了古代的礼俗制度，比如贵族冠婚丧祭、朝聘乡射诸礼。古有三礼之说。三礼者，《周礼》《仪礼》《礼记》是也。昔人谓《周礼》《仪礼》均系周公所作，《礼记》则系汉戴德（人称大戴）、戴圣（人称小戴）叔侄所删记。《三礼》是古代中国礼乐文化之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之影响极为深远。

六经里面的《春秋》，特指鲁国的编年史书。《乐》是指关于音乐的理论与制度。

以上说的六经，成熟于孔子之前，不是一家一派的经书。以前我们都说六经是儒家的经典，这个讲法是不确切的。因为从历史根源来讲，六经成书于孔子之前，并不是一家一派的经典。六经作为夏商周三代，至少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文化的原始经典，不是一家一派的经典。

六经中凝结了中华民族早期形成发展出来的主流核心价值，像敬德、保民、重孝、慎罚等，体现了中国文明历经夏商周一千多年发展积累起来的政治智慧、道德观念、审美取向等。所以六经成为此后中华文化发展最主要的历史渊源，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总源头。

可见在“轴心时代”，中华民族的经典就已经形成，完全确立起来，这在世界文化中是少有的。

三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形态

夏、商、周三代的文明，从古至今，我们都把它叫作礼乐文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特色。礼乐文明是六经文化得以产生的丰厚的土壤，六经可以说是礼乐文明的核心成分。

在先秦，如我们刚才所说，六经不仅属于儒家，应该说“六经”是三代主流文化的经典。在六经里面，包含这样一些文化精神。

第一，六经中突出体现了人文精神。《诗经》《尚书》都把对神的信仰，转为对现实人生和事物的思考，强调远神而近人，关注政治和教育。

第二，六经也体现了历史精神。像《尚书》里面，保留了许多历史文献，《诗经》里面，也包含了许多历史情实。《春秋》本身就是历史编纂，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历史经验的高度重视。

第三，六经显示了道德精神。六经的历史记述，都含有价值批判和人格评论。《诗》有颂刺，《春秋》有褒贬，后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都显示出六经的道德精神。

第四，六经体现了协和精神。从六经里面可以看出来，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中国文明是源远流长的。《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国文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早就用“和”作为对外部世界的交往原则，“‘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传承六经为己任，儒家文化是延续、承接中华文明主流文化而来，在中华文明继往开来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古代文明中包含如此完整的具有永久普遍意义、现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以及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在世界文化中也是少有的。

四 古文今用，接陈出新

当下中国的语境，比起古代，已经大有变化。但是中国文化连续传承，不断发展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今天的中国文化发展，或者说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传承发展中华历史文化，以继承弘扬中国文化为基础而展开。

现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有很多方面，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以传承文化、发展传统、弘扬传统为基础。今天面对经典，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文化传承之自觉，使经典的传习能够纳入当代国民教育的体系，使其成为涵养人格素质的源泉；另一方面，我们在传习传承经典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典籍文本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接陈出新”。我把“推陈出新”改为“接陈出新”。

历史传承的文本，在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理解，需要不断更新它的意义。当代的文化继承，不能够仅停留在文本的训诂层次，而是要使文本，典籍的文本，能够积极地向新时代开放，把我们的思想和文本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过去和现在的一种视界融合。

当代的文化传承，包括对典籍经典的传承，不是把古代文本的意义，视作固定单一的，而是要使今人与历史的文本进行创新性的对话，对典籍文本做创造性的诠释，对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来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

我上面讲到四个精神：人文精神、历史精神、道德精神、协和精神。我觉得如果要讲现代意义，协和精神就特别值得发扬，我们讲的和谐的价值也体现在这里。如果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是最重要的。中国很早就提出“和而不同”, “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同”是单一的重复，而这个“和”，是多元的和谐，这就表达了一个很深刻的思想，也是一种智慧。

这种精神，我觉得今天，在我们面对世界上文化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当然还有政治军事冲突时，其价值就凸显出来。人类冲突不断，在这个世界上要实现和平发展，还是要回到古人的这样一种智慧。这是一种能够真正使我们摆脱冲突、走向和平的一种“和而不同”的价值观。

我觉得领会和实践这一智慧是不容易的，因为有些思想方式，它是跟价值观，跟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价值观，有些人就不太能接受。比如，“和而不同”与我们现在讲的“共赢共享”，就有密切关系。但在有些人的世界观里面，他就不相信有共赢共享，认为只能有输赢，要么就是你输我赢，要么是我输你赢，他不能想象有一种叫共赢。共赢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和”的一种形式。这个“协和”的精神，就应该是今天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一种精神。

五 全方位地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经典

我觉得要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经典，原则上来讲应该是全方位进行的。

我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经典观念，长久以来，还是那个非常老式的概念，就是中国文明中最核心的经典文本，就是五经四书这个系统。这是支配这个民族伦理生活的，支配精神信仰的，对民族生命起支撑作用的经典。

我的经典的概念，本来是这样的，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六经”，或者五经四书这个体系，这是中国最主要的经典系统。至于唐诗宋词这些文学经典，和四书五经相比来讲，是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以前我还没有思考过。

五经四书这个系统，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明特色，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为什么说四书五经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特色，因为大家认为轴心时代产生的经典最具代表性。但是，如果要全面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不能仅仅介绍像五经四书这些东西，不该把观念限制在此，而应该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诗经》有文学意义，但确实不能反映中国文学全部的内容，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还有各自的内容，唐诗宋词也可以是艺术经典的一部分，这应该得到承认。但是整个唐诗宋词不可能成为经典，只有其中一个很小的一部分才可能作为经典。另外，经典和典范不同，中国古代所理解的“经典”是圣人之言，其他的文本只是典范。

至于对经典意义的理解，牵涉语言转型问题。语言的变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文化转型，最基本的就是一个语言转型。百年来一套新的语言，成为我们的学术语言，成为我们的文化语言，变成我们基本的表达方式，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这个转型，这个变化，会不会引起“经典”的意义流失和曲解，就成为经典传承的一个大问题。

敢于翻译经典，一方面我承认用现代语言去翻译经典，不要说用西方语言翻译，就是用现代汉语去翻译那些古代经典，特别是意义比较深刻的、深奥的经典，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翻译，常常出现了很多的差错，但这不是我们放弃翻译的理由。把古代的典籍比较准确地以更接近其本意的方式表达出来，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从理论上来讲，确实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在实践上，它是要由无数的例子，不断地去接近它。所以翻译问题，不只是中国古代的经典翻译成西语，其实翻译成现代汉语也有问题，只不过比那个问题可能要稍微小一点。所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关于经典的精华与糟粕问题。如果今天笼统地讲，有可能我们已经习惯性地说“弘扬中国文化”。其实，在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心目中也不是巨细无遗、不分良莠的。我们心目中的“弘扬中国文化”，是指弘扬那些已经经过选择和过滤的，就是那些好的、优秀的、适用于今天的内容。

但是当那些反对者提出异议的时候，就会发现，不能简单地讲弘扬中国文化，他们肯定会追问你，你说的中国文化有没有糟粕，有没有过时的东西，有没有局限性。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做一个弘扬中国文化的人，必须把这话讲得严密，这就是要继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尤其是政治人物，必须要这么说，不这么说，他在政治上就会被别人抓小辫子。

中国文化里面，从今天来看，有很多不适用今天生活的内容，或者说是糟粕的部分。所以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中华优秀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经常会面临很多对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提出质疑的人，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我们讲话就要严谨，一定要说“继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讲到体用问题。有人说我们现在是坚持中国文化价值，吸收西方制度技术，体用不一致。我的观点是，体用不必一致。而且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结合起来，二者互相支持，互相补充。把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一起，就没有不一致的问题了。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的。

“用”就是所有近代以来从西方开始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一套整个外在的制度体系。而“体”就是人的精神世界。我觉得今天仍然是可以这样讲的。所谓“用”，就是我们讲的现代化的一切，从工艺制造到政治制度再到很多东西，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用”。但“体”不必与“用”完全一致。

比如说现代性，我们就没有必要追求一个跟它完全一致的体，这个体可以是跟它不一样的，而对它可以有引导和规范作用。这种不一致，反而是有利的。如在传统人生价值观里面，我们传统的价值跟现代性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对现代性由以构成的个人主义，对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等这些东西，不是加以肯定的，反而应该是有一个好的对冲、调节作用。

所以我不觉得说，一定要讲体用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讲，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做法，把这中华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个结合起来，我认为还是可取的。

价值观是有层次的，如果在制度层面上看，在制度层面，美国人的价值观跟“用”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再上一个层次，从人生基本价值这个层次来看，不一定是一致的。据我的观察，我认为美国社会最根本、最深层次的人生价值系统，还是跟基督教有关系，还是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而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跟现代社会金钱至上、个人至上等就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在经典传播方面，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体用一致与体用不一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