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离散与文化中心建构——围绕北京的探讨

沈庆利

【摘要】 近现代全球华人的四海流散与播迁，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古老的犹太民族。但华人没有希伯来人那种全民性、排他性的宗教信仰，也不可能产生像他们对待耶路撒冷那样的“圣城”观念和“（文化）中心情结”。历史上的北京得益于“边缘—中心”之间的特殊张力，及中原汉族文明与边地游牧部落之间既争斗又融汇的复杂关系，今天的北京更应激发高质量的全球性文化流动，尤其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中，担当起将陆地与海洋连接起来的关键“支点”作用。

【关键词】 文化离散 文化中心 文化北京

一 西方语境下的文化离散

当今汉语学术界使用的“离散”一词，主要来自对英语diaspora的翻译。与该词相近的词还有exile、dissemination等。与diaspora相似，它们可被翻译为“流散”“流放”“散居”“侨居”等词语。而英语中的diaspora则具有特定含义，它最初指的是“在巴勒斯坦之外的犹太人或犹太人共同体的聚集”，后来引申为其族群或共同体相似的分散或移民。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才开始将离散与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相连，并逐渐意识到流散写作（diaspora writing）的独特文化历史意义。在很多学者看来，流散写作因其跨文化的独特视角而常常产生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并使之成为当代最有魅力的写作方式之一。流散文学家往往具有一种失去文化母体而漂泊到异国他乡的“沦落者”的生存体验。他们一方面前途未卜，寄人篱下，成为淡出主流文化的“失语者”，另一方面又对故国和故土怀有不可抑制的怀念和向往，渴望重返神话般的精神乐园。而这常常使流散作家们在世俗生活之外产生一种超越生命的精神追求，一种为了重返精神家园而坚韧不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伴随着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剧，一大批离开故土流落异国他乡的作家或文化人便自觉地借助文学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流离失所的情感和经历，他们的写作便形成了当代世界文学进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既充满了流浪弃儿对故土的眷恋，同时又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异国风光。由于他们的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因而既可与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同时又以其 ‘另类’ 特征而融汇世界文学大潮中”。在当今时代，流散研究以及流散文学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

如果我们重新回到diaspora的原初含义，不难发现希伯来人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虽然经历了无数被侵略、被征服、被压迫、被奴役乃至被屠戮的苦难，有着绵绵不绝的逃亡和离散经验，但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家或地区，他们总是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被居住国主流文化所同化。正因如此，无论身在何处，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比较容易产生一种与自己的现实生存环境格格不入的“异乡人”体验，那种被排斥、被疏离的孤独感和异化感也一再被强化。长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影响的犹太作家，也大多倾向于一种自我放逐和自我否定式的人生态度，由此也造就了众多犹太文人那独特深邃的现实洞察力和社会批判力。不少犹太作家都通过自己的作品体现出鲜明的前卫意识和强烈的反叛精神，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多种可能的花样翻新。强韧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和坚定执着的宗教文化信念，不仅赋予了犹太人源源不断的思想活力和积极进取、敢于冒险的科学探索精神，也让他们的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成为犹太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鲜明体现。与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里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处在世界文学进程前列的犹太文学也同样毫不逊色。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离散的犹太人那牢不可摧的文化向心力与民族凝聚力，是与他们对心灵故乡——圣地抑或圣城耶路撒冷的向往不可分割的。无数次的迁移和流浪，孕育出的是离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故乡“圣城”既持之以恒又坚韧不拔的依恋和神往。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仍然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对心灵故乡的向往。在他们建造的会堂中，常常有一堵墙“面向耶路撒冷”，甚至每一个正统犹太人家的墙面，也被不经意地命名为“耶路撒冷”，他们在祈祷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可见对耶路撒冷的记忆、神往和膜拜，已然与他们的文化心理血液、日常生活方式和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融为一体。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以耶路撒冷为核心的上帝信仰、故土怀念和帝国记忆，支撑着古老的犹太民族历经浩劫和沧桑流离而依然顽强地繁衍生息，一次次走向新生。如果说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与某一地域生死相连，那么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心中几乎就是至善至美的伊甸园，是他们梦幻的理想家园，是他们心灵的最后归宿地。在犹太教教义中，耶路撒冷是希伯来圣祖亚伯拉罕献子并与上帝立约的“应许之地”，是他们最初被迫离开和最终要回归的地方。他们在日复一日的祈祷中反复颂念和发愿：“吹响我们自由的伟大号角，高举起召集我们流亡者的大旗，我们要从各地聚集到我们的国土上。”这种宗教信仰中心观念的强化，自然也促使耶路撒冷成为“天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正如犹太人国歌《希望之歌》中所咏唱的：“只要我们心中还藏着犹太人的灵魂；朝着东方的眼睛，还注视着锡安山顶；两千年的希望不会化成泡影，我们将成为自由的人民，立足在锡安和耶路撒冷。”在经历了千年流散和文化重构之后，耶路撒冷已然成为犹太人文化历史和现代以色列国的象征。1950年以色列宣布定都耶路撒冷，1980年又宣布耶路撒冷为“永恒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

以色列人的这种“耶路撒冷情怀”，对以色列文学的影响可谓无与伦比。“对于生活在地中海之滨的几代以色列犹太作家来说——不管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居民，还是从世界各地移居而至，耶路撒冷同样具有一种超世拔俗的意义：或是犹太教徒的朝圣之所，救赎之地，或是流散地犹太人心之所系的家园，或为启人心智的源头，抑或是困扰在智者心头的沉重负担……凡此种种，均在不同时代、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下有所体验，形成了特有的耶路撒冷情结。”从古老的《圣经》《塔木德》到当代的众多犹太作家，都在反复记载、描述和想象着他们心中的圣城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的书写和想象，也就成为犹太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之一，成为犹太作家贡献给世界文学的最为独特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二 离散中国与文化中心的多元变迁

一个民族和一座城市，竟然有着如此直接而深切、复杂而多重的文化历史和心理情感关系，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或许只是独特的个案。相对于犹太人而言，我们华夏民族没有他们那种严格的一以贯之的全民性、排他性的宗教信仰，在历史上自然就不可能产生像他们那样的圣城观念和“（文化）中心情结”，尽管全球华人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的四海流散与播迁，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古老的希伯来民族。

台湾学者龚鹏程曾在题为《散居中国及其文学》的长篇论文中，系统梳理了中国从周朝开始就“由封国而羁縻而藩国”形成的体制，由直辖地逐渐向外离散，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全球散居的历史脉络。周朝初年，位于中原地区的周王朝建立起的诸侯封建制度，其目的乃是“封建诸侯，以屏藩周”。也就是说，周天子通过分封诸侯试图建立起的是一个以周朝都城（直属管辖地区）为中心的“封建体系”。所谓“中国”的观念便由此而来：从字面意义上讲，“中”顾名思义就是“中心”“中央”, “国”在古代乃是指城邑、城市、城镇，“中国”就是指“中央之城”“中心之城”，后来才逐步发展为今天所说的国家（王国）、疆域一类概念。正如龚鹏程所说，“这样的 ‘中国’ 观，乃是彷佛同心圆式的，由中央直辖地向外辐射，一圈一圈，由封国而覊縻而藩属”。可见这种“中国”观包含的，即是“中心”意识的强化和层层相间的“边缘”观念。此种文化地理观和周王朝的神权政治有机结合在一起，颇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系：宇宙之王宙斯居住于山巅之城内，那里是世界的中心和顶端，也是权力的核心。但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微和大国诸侯的崛起，华夏大地开始陷入礼乐崩坏、群雄争霸的“天下大乱”局面。于是许多诸侯国的都城都可被称为“中国”, “中国”不再是周天子的专利，其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异。

秦始皇一统华夏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第一个中央皇朝政权，并以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等举措，为两千多年的华夏中国奠定了“大一统”的历史基础。经过“秦制”以后的华夏中国，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中国”疆域大大拓展。但周王朝的“封建”抑或“朝贡—册封”制度依然在秦及以后的历朝历代得以延续，并被有效地用在边疆和海外“蛮夷”之地的治理中。在中国古人心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政治观与“中国”位于世界中心的政治地理观是相辅相成的。而在“中国”暂时管辖不到或不屑于直接管理的海外“蛮夷”之间，则类似于一种中央政权与地方王国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蛮夷”和“藩属”的分野，往往在于是否经过“朝贡”而被“册封”。对于很多地方王国而言，被纳入“中国（中央）”体系乃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获得政治“合法性”的不二选择。此种“朝贡”抑或“藩属”体系，以及根深蒂固的“天下中心”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和文化冲击才逐步瓦解。

与传统“中国”体系和“中心—边缘”观念相适应的，既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合一，也是政治与文化中心的恒定稳固，并且以“安土重迁”“骨肉相附”的中国乡土社会为基础。不过，古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却远非如此单一或“理想化”，相反，呈现出文化与政治中心不断迁移、持续变迁的多元景象。究其原因，则与每隔数百年就发生的王朝更替、战乱频仍、天灾人祸而导致大量人员的流离失所、人口迁移息息相关。事实上，正如古代的“庙堂中国”之下存在着一个“江湖中国”一样，在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缝隙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历史悠久的“离散中国”（笔者在这里依照的是汉语本义的“离散”），事实上除了前文所说的从西方语言翻译而来的“跨国离散”之内涵，它还包括了原初意义的“妻离子散”“家国飘零”等意义，——并试图与华夏历史上的“移民”“迁移”“流离”等一国之内跨地域的人员流动现象联系起来。

众所周知，自秦汉以降的中国历史上就发生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移民。尤其是在西晋永嘉以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安史之乱至五代时期以及南北两宋之际，堪称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高潮。西晋初年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和流民起义都曾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促使北方汉族人士不得不大规模南迁。这一移民现象自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07～311）持续到宋元嘉年间（公元424～453），长达150年之久，被史书上称为著名的“永嘉南迁”。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和地方武装力量及唐末农民战争的兴起，同样导致了由北向南的大量迁移。此后便是中央政权崩溃、华夏大地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北宋时期，宋朝政权与虎踞北方的辽国和后来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之间长年征战，人民苦不堪言，公元1125年，金朝攻灭辽国；1126年攻破北宋都城开封，劫掠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及官民数万人，史称“靖康之耻”。其余宋朝大批宗室逃到南方，拥戴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政权，使得大宋王朝又维持了100余年。纵观这三次移民高潮的直接原因，都与中原政权的内乱和易帜、西北少数民族的“侵入”与内迁，以及农民战争造成的战乱频仍、灾祸连连有关。及至公元13世纪初，蒙古政权开始在草原崛起，先后攻灭金国和南宋政权的同时几乎横扫欧亚大陆，一度建立起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而这个帝国的大都所在地，则是今天的北京。

如果把古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概括为“一治一乱”之间的相互更替，那么“治世”与“乱世”的区别，就在于中央政权的兴亡和“大一统”体制的稳固建立及其暂时的崩溃。宁做一只太平犬不当乱世流离人，无疑道出了底层百姓最为朴素的心声。而频繁的战乱和王朝的兴替，则直接导致了古代中国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多元变迁。总体而言，中国文化中心有一个从北方向南方、从西北到东南、从内陆到沿海的大致演变过程。早期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常常是“三位一体”的。早期中国历史的王朝政权夏朝和商朝，核心地域和都城所在地都处于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等中原地区。商朝的国都殷墟在今天的河南安阳，即传统观念的“天下之中”；周灭商后，先后定都于镐京和丰京（今天的西安城之西南），史称西周；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戎人所杀，西周灭亡，次年周平王被拥戴为国王，并将都城迁至洛邑（今天的洛阳），史称东周。此后秦朝一统天下后定都咸阳，位置距离今天的西安很近，至于汉唐两朝的国都，则始终在今天的西安与洛阳之间交替。可见至少从西周初年至唐朝末年这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华夏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始终不外乎西安、洛阳这两座城市。华夏民族的“国运”，也很大程度上与这两座城市直接关联。而那时的北京城及周边地区，无论是“幽州”、“范阳”还是“燕京”，都还只是中央政权执掌者眼中的边境要塞和军事重镇而已。

历史上的北京从军事边镇发展为中都乃至大都，也即从边缘转为中心，绝不单单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和汉文化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北方游牧部落与中原汉族文明相互角力、彼此融汇的复杂历史结晶。可以说是游牧部落首先“发现”了北京，开发建造了这座城市。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国国都迁到中都大兴府，正式揭开了北京“千年古都”的历史序幕。或许得益于北京地理位置“边缘—中心”之间的特殊张力，和中原汉族文明与边地游牧民族之间既争斗又融汇的复杂关系，才造就了历史上的北京那兼容与大气（霸气）的文化特质。作为中华民族多元融汇的历史产物，北京见证了中原中心地区与周边“蛮夷”之间的一次次纷争和通融，经历了无数次“胡汉”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杂糅，决定了她那不可替代的既边缘（境）又中心的独特地位。

自宋元以降，中华大地反复上演的多民族纷争“大戏”，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人们的迁徙流动形成复杂的地缘政治凸显出北京的关键意义：与其说“得中原者得天下”，不如说“得北京者得天下”。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实在是极具战略眼光的伟大举措。明清至近代，北京的中心地位大概只有被南京短暂挑战过。南京这座城市尽管在富庶的江南地区曾“首屈一指”，在古代甚至可凭借长江这一天险而易守难攻，但其最辉煌灿烂的历史却是在华夏中国“大一统”体制暂时中断，南北地方政权割据的时期。它几乎无法担当起现代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所应担当的承接南北、融汇华夏的时代重任。在今天恐怕没有一座城市像北京这样，将古老与现代、传统与时尚、汉族与少数民族、本土与西化、地域性与世界化奇特地融为一体。不过中华民族人口众多和地大物博的特征，又决定了即使作为国都的北京，也不可能成为单一化、绝对化的中心所在。再加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使得她在国人心中绝不可能像犹太人之于耶路撒冷那样神圣崇高且不可替代，甚至也难以近似于巴黎在法国、伦敦在英国那样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尤其在近代西方（海洋）文明的全球蓬勃发展和对中国社会的强力冲击下，作为国都的北京曾经严重滞后和缺席，不能不说一度成为北京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软肋。

三 近代西方（海洋）文明冲击与北京角色变迁

一种普遍又笼统的说法是，中华文明乃大陆文明的典型。论者常常以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古希腊文明为参照系，以达到一种中西对比的直观效应：以海洋为主导的古希腊文明发展了自由贸易和民主政治，迥异于传统中华文明的封闭保守和中央集权。这种观点还强调了文明属性与地理环境关联的重要性：希腊半岛多山且少平原，不适合农作物的种植，但它拥有的优良海港却为远洋贸易奠定了基础；中华文明则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摇篮，形成了中原地区为主的农耕文化。

不能否认此类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偏概全的简单化倾向也显而易见。且不说传统中华文明更多的是一种胡（少数民族）汉杂糅、南北融汇的多元文化结晶，就其具体形态而言，至少包括了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明、北方游牧部落的草原文明和以闽粤浙等东南沿海地区为核心的海商文明等几大板块。如果划分得再具体些，还包括西南地区的高原山地文明圈，巴蜀盆地的巴蜀文化圈，长江中下游的荆楚文化圈、吴文化圈，北方中原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圈等难以计数的亚文化圈。多元的文化源头和地域分布与多元的种族血统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合包容精神。不仅如此，全球范围内的海洋文明也有着复杂多元的不同形态，例如以“岛国”著称的日本就发展出了既迥异于西方，也迥异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独特海洋文明传统：日本不仅像希腊那样多山且少耕地，长期以来既倚赖于大海的庇护以海为生，又饱受台风、地震、海啸等海患之苦，从而形成一种既狭隘封闭又对外扩张，既保守自卑又自尊自大的“岛国心态”，一种与直面恶劣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团体忠诚意识和冒死、“敢死”精神，以及文化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唯美浪漫的精神与“物哀”美学传统。

稍稍回顾一下历史便可看出，传统中国曾孕育并发展出一种怎样辉煌灿烂的东方海洋文明，这是建立在和合融汇、和平交往、以和为贵的基础上的，以互利通商、合作共赢为宗旨的中国本土特色的海商文化传统。如果我们对大量相关史料和民间传说稍加了解，便不能不惊叹于东南沿海人民对海洋的热爱与向往是何其强烈。——与北方人常常把海洋视为“害”（与海谐音）不同，他们将其视为可以带来财富和好运的广袤新奇的“洋世界”（与“羊”谐音），他们还把身边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命名为“太平洋”，寄托了心中多少美好的祝愿！而作为中国特色海神崇拜之重要表征的妈祖信俗，原本只是福建湄洲一代群众造神的结果，却很快发展为遍布中国南北的信仰风俗，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册封”，此后又随着华人华侨向东南亚等地区的移民和流动，终变为遍布全球各地的信俗文化。妈祖文化的南下北上和四海流传，既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生动例证，又显示出中华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特色，既揭示出全球华人在流离远方中回望故乡，在异国他乡恪守自己文化传统的情怀，又表现了他们乐观坚定、追求和平、善于包容的博大心胸。

可惜自明朝中叶以后，统治者的专制闭塞和禁海政策使得民间自发的中国本土海洋文化遭到了严酷打压，也使中华民族陷入闭关锁国的泥潭无法自拔。而这一时期又恰恰是西方（海洋）文明迅速崛起和全球性海外殖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对待海洋和全球化贸易截然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各自的不同命运。这也是近代中国转向国力衰弱，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遭受屈辱的重要缘由。已牢牢奠定国都地位的北京在这一历史转型中扮演的角色，却是尴尬且复杂的。

西方殖民者从海上而来，从沿海进入内地（陆）。这与古代中原地区频频遭受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迥然不同，除了地缘方向的截然相反以外，他们带给古老中国除惨痛剧烈的民族屈辱之外，还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全新的观念。19世纪中叶以后的几十年内，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地理观、历史观、社会政治观和整个价值观念体系都先后被颠覆，经历了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古老“天朝上国”的文化心理幻梦，也逐渐被面临的“开除球籍”的现实取代。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土与西化的观念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现代）西方所带来的新型海洋文明展开的。如前所述，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曾孕育了不同特色、不同程度的海洋文化传统，但不可否认只有现代西方人率先认识和掌握了海洋的全球性本质及其规律。西方列强先后由“海上霸主”跃变为“全球霸主”，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了自己的海外殖民地。正如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反复提及的，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人类社会由此开启了全球化时代。或许古希腊人的“地中海”观念中，已蕴含海洋是有明确边际的，“海的那天”还有一个美好的“黄金世界”的乐观期待；而古代中国的“海中地”（以中国为中心，四周环绕着“四海”）观念中，却包含太多视茫茫无边的大海为畏途的恐惧和犹疑。

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在现代西方的步步紧逼面前，除了被动地“步步退让”之外，根本无法实现实质性的自我反思与更新，直至陷入丧权辱国、国将不国的可悲境地。而作为中国心脏的北京，被迫向西方开放的曲折历程，其中不仅蕴含了近代中国的辛酸屈辱，也折射出古老的中国社会艰难迈向现代世界的沧桑脉络。此外，尽管当时的北京是西方设法闯入中国的一个目的地，他们使用的坚船利炮无往而不入，但西方人要真正深入当时中国最核心的“天朝上都”，却也颇费了一番周折。早在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屈辱的《中英南京条约》之时，虽然被迫答应开放广州、南京等通商口岸，还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然而对于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在首都北京建立使馆区，允许外国使节自由进入并居住等原则问题却寸步不让。清政府宁愿割地赔款，也绝不能让西方蛮夷随意抵达皇帝身边，那样不仅会造成对皇权的“大不敬”，而且将涉及政权统治的生死存亡。

1856年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趁火打劫地加入，兵临北京城下的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除了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之外，条约中还醒目地加上了一则条款：“大不列颠政府可以在北京获得一处地方或者租用房屋，以建立自己的使馆；中国政府对此要给予协助。”对于清政府而言，这一要求的蛮横无理和不可接受性大大超过了既往的割地赔款，无奈他们反对无效。然而战争的威胁一旦缓解，清政府随即“变脸”。当英国使团携带本国国会批准的条约文本于1859年抵达天津，要求进入北京与清廷互换公文时，却被清政府勒令不可进京。英国使团试图强行从水路闯进北京，却遭到清兵袭击并炸沉了他们的四艘炮艇。在英国人眼中，如此出尔反尔并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岂可等闲视之。于是再次派出军队，以武力强迫清政府履行所谓的“条约义务”。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城后的烧杀抢掠，尤其是火烧圆明园的恶行早已臭名昭著，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仓皇出逃的咸丰皇帝又气又急，再加上“亡国”的屈辱而一命呜呼。——按照传统中国的古老逻辑，“大清皇朝”早在1860年就已灭亡了，只是西方侵略者没有重复古代中国“取而代之”“改朝换代”的历史游戏，才使它又苟延残喘了半个多世纪。

但强行进入北京并驻扎于皇城根儿的列强使馆区，始终就像插在清政府心口的一把尖刀，成为他们撕心裂肺的疼痛。此外，现代西方的侵入和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也导致了国内西化、洋化与本土文化的激烈冲突。其中杂糅了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以北京为核心的广大中原内陆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之间，因发展不平衡而引起的文化心理落差和冲突。沿海城市及通商口岸的蓬勃发展和当地人民的慕洋、崇洋情结，与广大农村及内陆地区日益滋生的排洋（外）、仇洋及灭洋心理形成了鲜明对照。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几种冲突积聚下不可调和的表现。清政府在民怨沸腾和内部权争的背景下，竟然幻想借助于这场“扶清灭洋”的群众运动达到自己的私利，甚至借此驱赶居住在“京师禁地”使馆区中的西方人，其愚昧无知和异想天开，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八国联军对北京的攻占，将近代中国的民族屈辱推向了顶点。1900年之后的清政府，不仅在世界各国面前颜面尽失，也让其统治下的广大臣民切实感觉到了其“气数已尽”。极端愚昧自私、刚愎自用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无疑是造成这一中华民族空前（很可能也是“绝后”）的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仅仅十年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就被彻底推翻。

晚清时期封建皇权的被迫松弛，以及作为国都的北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迟疑徘徊和相对保守，则为沿海地区和通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担负着拱卫京师重任的天津等港口城市的快速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这些与现代海洋文明息息相关的通商城市，不仅展现出“边缘地带”的巨大活力与潜力，也为现代中国开辟了一条从边缘影响中心、从沿海影响内地的必由路径。同时大量入口从乡下移居上海、天津等现代化都市，港台地区乃至海外的离散者们也纷纷反馈家乡乃至祖国，——不仅是金钱和财富的馈赠，更主要是现代观念的启蒙。华夏子民的迁徙流动从国内扩大到海外，虽然早在13世纪，蒙古大军征服中原之后就已出现。据史料记载，14世纪后期就有中国人在柬埔寨、爪哇、苏门达腊、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定居。一个曾经的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地在16世纪转型为今天的菲律宾。大规模的“下南洋”和“下西洋”运动，则井喷式地出现在19世纪。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从中国移民到国外的中国劳工有1000万～1500万人。颇为吊诡的是，19世纪华人的海外移民和流散几乎与近代中国遭受西方侵入和欺凌，并导致传统朝贡体系分崩离析的历史同步。“中国人不在中国体系建立且强盛时散布于 ‘中国’ 境内，而在中国体系散离时才扩流出去。可能的解释，是早先中国等于世界，中国体系瓦解了，中国人才认识或发现世界。又或者是：中国体系的松动散离与中国人的散之四方，恰好是同构的。”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及其创建的中华民国政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海外华人华侨联合那些从乡村流离到城市的国内精英知识阶层，发动的一场由外及内、自上而下的激烈社会变革。辛亥革命的胜利极为典型地折射出从边缘影响中心、从海外影响中原、从（东南）沿海影响内陆地区的力量所在。孙中山的一句“华侨乃革命之母”，形象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的实质性内涵。孙中山先生本人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他所依据的革命资源和革命力量主要来自海外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历史上的南洋地区（今天的东南亚）曾经是国民党从事革命活动的最大根据地。武昌首义之后，革命党人对北京一度拒斥，袁世凯却一定要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由此轻而易举地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凸显出南方的革命进步与北京及北方中原地区对革命的排斥。1927年的北伐战争，同样是从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出发，很快就摧枯拉朽般地打倒了曾经雄踞中原内陆和北方地区的反动军阀，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华民国的统一，也意味着经济发达的南方（东南沿海）对北方（其实是广大的农村内陆地区）的暂时胜利。中华民国政权的建立，无疑是全面借鉴和引入西方现代海洋文明的产物，但它始终未能实现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有机衔接，尤其是未实现几个现代化城市与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与贫困落后的内陆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个致命缺陷。1945年全面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不顾全体人民渴望和平的共同心愿悍然发动内战，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一败涂地，个中原因虽然错综复杂，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雄才大略、用兵如神等，但国民党统治下的地区不平衡，未能在西方现代海洋文明与中华传统乡土文明之间建构起有机的结合，想必也是原因之一。

近代北京没有像上海、广州、南京那样现代化或西化，却也因此保留了更多的古都风韵和旧京风貌，成为传统中国的不二象征。1909年从香港进入内地的法国作家谢阁兰，途经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抵达北京后才第一次感觉到达了所谓“真正的中国”: “北京才是中国，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谢阁兰心中“真正的中国”，其实更像是西方人苦苦追寻的东方异国情调，原始古朴且能激发浪漫想象。这一充满东方异国情调的老北京形象，也受到一些西化倾向的现代中国文人所推崇。在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看来，“北京代表了中国的一切——泱泱大国的行政中心，能够追溯到大约4500年前的伟大文化的精髓，世界上最源远流长、完整无缺的历史传统的顶峰，是东方辉煌文明栩栩如生的象征”。与谢格兰不同的是，林语堂对老北京的怀念、想象和塑造，展示的是一种浓烈的故国情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豪感。

但稍加分析便可看出，所谓“老北京”绝不仅仅是“老中国”抑或“大陆中国”的表征，它其实是在经过现代化改造和中西文化融汇之后的一个半新半旧、半土半洋的北京城。正如一度身为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曾经充当改革新政的急先锋，“携洋人而自重”才获得逼迫清帝退位、窃取革命果实的资本一样，其背后的势力绝不能以“乡土”、“守旧”和“反动”而简单概括之。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20世纪前期的北京近乎完美地将东方的古老情趣与西方的现代化城市特征融为了一体。北京大学等新型教育机构在北京的创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的发起等，更使得老北京那悠久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与锐意创新、自由民主的时代新声“机缘巧合”地融汇一起，北京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国民党政权的败退台湾，无疑是中国历史的又一重大转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起，首都北京就被热火朝天地加以建设和改造，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扩建及一系列新地标的建造，象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蒸蒸日上和破旧立新，也使新北京与新中国达成一种惊人的同构关系。“老北京”则一度被扬弃。在“大干快上，多争上游”的建设理念指导下，一座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于一体的全能型都市被打造起来，北京的空间政治和权力美学也被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则是上海等沿海城市、通商口岸的衰落。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围堵封锁和冷战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下，社会主义新中国几乎与现代西方海洋文明一度隔绝。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华民族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才重新接续深厚悠久的中国海洋文明与全球性的海商文化传统。中国经济在近半个世纪的飞跃式发展，广东深圳、上海浦东曁一系列沿海经济特区、港口城市的崛起，说到底都与这一传统息息相关。加紧了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首都北京，既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排头兵，又在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在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首都功能与宜居城市之间不同角色的冲突，却始终未得到实质性缓解。

四 文化离散对文化北京建构的当代启示

所谓“文化离散”，说到底离不开人的离散或流离，正如人的流动、迁徙是文化流动最主要的体现一样。华夏儿女的海外流散虽然自19世纪初就已大规模出现，但那些出自闽粤东南沿海地区的草根民众，大多对北京没有什么直观的体验和印象。在传统家国观念及中央皇权体制的影响下，这些“边缘”人群仅仅把北京视作“天高皇帝远”的陌生“京师”而已，其离散经验与故国回望往往与北京不相干。只有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政权的覆亡，曾经导致大批王室贵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一部分迫于生计而逃离了北京，甚至流落到海外，北京在国人心中的故都文化角色也由此开启。20世纪中期，更有大批文人跟随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或流落至香港。他们中的不少人而后又从港台迁移到东南亚、欧美等世界各地，成为所谓“失根的一代”。此后两次大规模的与北京相关的海外迁移、离散现象，则发生在“文革”前后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此起彼伏的“洋插队”与海外留学运动，彰显出人们对现代西方的热情拥抱和复杂多重的故国情怀。这些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文人及海外离散华人对北京的记忆、想象和书写，也就成为其“中国情怀”最为典型的表现之一。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海外华人写作近十多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已成为流散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从文化离散或全球离散华人的视角考察文化北京形象的建构，以及北京建构全球性文化中心的意义，在笔者看来不啻为一个新颖的视角。

D. H．劳伦斯曾说，每一片大陆都有它自己的地之灵。每一个民族都被某一个特定的地域所吸引，这个地域就是家乡和祖国。如果我们承认这样的观点富含一定的深刻哲理，就不能不承认每一个民族都离不开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本土。而家乡与祖国又与都城相连，那才是文化本土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心所在。对于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而言，尽管历史上的都城不止一个，但北京无疑是最重要也最核心的，同时又是融汇了历史与现实的伟大首都。面对建构独具中华魅力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本土这一历史使命，北京既责无旁贷也必将大有作为。而不少海外离散华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对此早就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先知先觉。他们眼中的老北京不仅是老中国的“肉身”原型，同时也成为现代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这与北京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民族话语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中心位置可谓一脉相承。不要忘记正是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卢沟桥畔骤然响起的枪炮声，才彻底击碎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幻想，从而催生了中国社会朝野各派政治力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坚强决心，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时期，也是古老的北京进入特殊状态下的“故都沦陷”时期。无数被迫从那里撤离并流落到西南大后方乃至海外的文人作家们频频回望故都，与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江山北望”遥相呼应。在很多现代作家笔下，故都北京被当成了民族受难和祖国母亲遭受蹂躏的直观象征。如果把林语堂在美国想象北京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与老舍流落到武汉等地怀念和想象日寇铁蹄下老北京市民生活的《四世同堂》稍作比较，不难发现它们惊人的相似：不仅《京华烟云》中那个“被空间化、凝固到巍然屹立的北京城”变成了“一个超级的大写‘能指’”, 《四世同堂》里的那群生活在北京小羊圈胡同里或隐忍偷生，或卖身投靠，或暗暗积聚着抗争意志的老北京人，俨然是整个中华民族苦难的真实写照。

笔者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不少台港同胞和海外华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北平情结。历史上的“北平”一词，最早来自战国时期燕国的右北平郡，其年代要比“北京”更为久远。国民党北伐战争胜利后将国都南迁，北京被改称为北平（1928～1937年）的短短十年间，失去了国都光环的北平却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发挥其关键优势，一度被当时的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波士顿”。如台湾青年学者许慧琦所说：“在近代中国城市追求源生于西方的现代性过程中，北京的表现颇有别于其他商埠城市：在国都阶段，心态保守的中央政权，多少起了压抑西化、追求时髦的作用，传统文化仍居社会主流；到故都时期，北平把传统文化当成繁荣城市的宝贵资产，在追求与拥抱西方进步物质文化的同时，却在价值观与城市意象上，保留中国文化的精神。有意思的是，这种充分开发传统精髓，以重新定位城市，赋予城市新生命的努力，只有当北京成为故都之后，才获得充分展现。”不再担当首都功能的北平，反而平添一种文化历史的独特气质，其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强化。“故都北平以整理与发展该市最足自傲的古迹遗址、园林名胜及文教事业，与南京中央的理念遥相呼应，展露异于充分西化的上海城市风格之面貌。”此类观点在大陆学界也获得一定共鸣。著名文化学者杨东平就认为： “正是在1930年代，中国出现了城市功能的有序分离：北平作为传统的文化中心，保持着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价值和品位，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它们分别得到近在咫尺的经济中心天津和上海的支持。上海则同时崛起为具有与北平不同的价值和趣味、以工商业文化和市民文化为主的新兴文化中心。”笔者注意到一些现代作家难以忘怀和流连不已的北京城，其实恰是民国时期的“老北平”。例如老舍在其散文《想北平》中，就反复出现这样一句感人之语：“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许只有在北平才能享受一点清福吧。”透露出作家对老北平（北京）之平民生活的依恋和怀念。笔者认为近年来学界对于北京的重新“发现”，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历史的角度，重新检视当代北京过于“大而全”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方向。

今天的北京在突飞猛进向前发展的同时，似乎也日益演变成一个巨大的“问题”：环境污染尤其是雾霾带来的“京霾”常常挥之不去，过多的人口聚集既推高了北京的房价，也使其患上了交通拥堵、城市面积过大等“大城市病”。“北京问题”其实是“中国问题”的集中折射和体现，凸显出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人们为什么千方百计地涌向北京？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作为首都、代表“中央”的北京集中了全国太多的优质资源。人们聚集在这里，乃是出于对首善之区的无比向往和热爱，出于对自己美好生活的追求——如果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那么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会集到北京呢？

在今天，“迁都”的“杂音”甚至在网络或街谈巷议中也时有出现，这当然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分都”已迫在眉睫。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无疑是“分都”思路的现实转化。笔者认为当前的北京需要妥善处理的几个重要的关系中，首先是首都功能与非首都职能之间的有效剥离与结合，而这必须对传统“大而全”的全能型城市理念进行深刻的检讨与反思。如何处理好（北京）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北京常住人员与流动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北京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历史学家葛剑雄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外来人口，没有流动人员，就没有当今的北京。人口的流动无疑是城市的命门，流动带来了生机，流动也增强了活力，流动同时促进了文化创新。北京应全方位激发和强化高质量、多层次的人员流动、人才流动，而不仅仅是限制和“封堵”。

其次，要积极改进北京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由以前的“区隔”乃至“隔离”逐步转变为良性的互动、共生共存和互助共进，打破首都与京郊农村、河北等地之间的隔阂。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力倡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对此已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与部署，这是令人欣喜的。

再次，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应的则是古都建筑的保护与现代化都市的进步，城市日新月异的变革与城市记忆的保存之间如何达成平衡的问题。如何凝聚海内外文化共识，为北京这座集现代与传统于一身的都市，塑造一个全球华人心中的“华夏之都”形象，最大限度地实现现代中国的首都、世界现代化大都市与中华儿女乃至全球华人的精神故乡这三种角色的融汇合一。对于北京市政府而言，同样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还有，在文化形态上要处理好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全球化与在（本）地化之间的关系。21世纪中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意识到了海洋立国、海洋强国的重要性，尽管这样的“自觉”比西方晚了数百年，但亡羊补牢，尚不太晚。在新形势下的全球性海洋战略中，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绝不能，当然也不会缺席，作为国家首都的北京更不应缺位。北京要打造全国的文化中心，那么海洋文化的引入和融汇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不具备濒临海洋的“地利”因素，但可以依托天津等港口城市连接海路，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海洋文明的翻版抑或进化版——全球范围内的航空线路。而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北京应充分担当起将陆地与海洋连接起来的关键支点作用。

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离散”一词至少从字面看，远不如“（文化）流动”那么中性客观乃至阳光正面。因此笔者更愿意使用“文化流动”这一概念。文化的流动既不同于离散，也不同于文化传播。所谓“传播”，总离不开作为他者的传媒（媒体）的介入，文化的流动则不然，它是文化自身所激发的一种趋向或动向。文化如水，焉能不动。正如有学者指出，这个世界充满了流动，如果说自然界一刻都不能停止从江河湖海到大气之间的循环往复的流动，那么人类社会也同样离不开从“物流”到各类信息的交流等精神文化的流动。从文化流动的视角考察北京的文化中心功能，恰恰应超越中心与边缘的纠结，形成一种全球化和全球（文化）流动视野中的全球城市体系观念。纵观数千年历史，既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中心”，也没有永远的“边缘”。“人们在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又自相矛盾地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视为某种 ‘中心’，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视为其他民族必须效仿的楷模和规范。”这种恶性循环不应再继续下去。

笔者无意也不认可将历史的或现实的北京打造成所谓全民族的“圣城”，但无可否认由无数台港同胞和海外文人作家反复书写并想象的那个“北京形象”，某种程度上正起到了类似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心中的作用。有当代中国作家曾主张“每个人心中都应有一个耶路撒冷”，也许并非夸大其词。或许这样的耶路撒冷只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但它一定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空，甚至地域景观不可分割。如同天安门城楼被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而且“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一熟悉的旋律，曾让我们很多人心驰神往于首都北京。那么在历史北京与现实北京、文化北京与政治北京、内在北京与外在（物质）北京之间，又该如何有机统一而不至发生断裂？与此相关的还有海内外华人社会在离散与回望、新乡与故土、传统与现代、中华本土与西化、乡村与城市，以及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种种纠葛。如果未来的北京能够兼顾这些纠葛，妥善处理好以上几个重要方面的关系，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城市或全球都市的梦想也许会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