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超越式经济增长

超越，就词义解析，可以被理解为超过、越出、越级提升等。本书所指的超越式经济增长，是指经济增长的模式和路径越出原来的轨迹，提升至新的轨迹，并带来经济效率的显著提升，以及经济活动广度和深度的明显拓展。

要讨论超越式经济增长，首先要确定我们研究对象的单位。在这里，我们将沿用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G. N. P．之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01～1985）研究经济增长的对象单位——国家。在库兹涅茨看来，将国家作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公司、行业、地区、种族等为单位研究经济的超越式增长，是因为国家是巨大的人类社会集团，具有充分的政治独立并且通常有绝对的主权，因而可对自身的基本经济问题及相关问题做出决策。第一，基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形成的人民感情的共同性，可以使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并因此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进步，包括对经济进步的兴趣和关心。正是由于这种兴趣和关心，许多国家的日报才会每天以头条新闻报道其有关人口、国民产值、农作物、工业生产的情况。第二，民族国家设有政府机构，能够做出众多的长期决策。这些决策通过大量行政、立法、司法行为推动或阻碍经济增长，其范围从税收、许可证的发放及公用事业的管理，到关于市场、联合或财产自由的立法等根本性事务。因此，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侧重于各项政策问题，自然应该以拥有重大政策制定权的国家为单位进行研究。第三，主权国家（或者类似的政治实体）通过自己的决策，为国家管辖下的大型社会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并影响其过程，而且国家可能也是能够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重大冲突的唯一机构。即使研究的目的只是了解增长过程如何发生，最好也以国家为单位。因为如果要使一个复杂、广泛的过程得到最深入的研究，就要以能够影响其过程的单位为中心进行分组归类，而不可能以对这一过程几乎没有明显关系的单位为中心。

要衡量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有相应的衡量标准。本书将产值，包括总产值（即以要素费用或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之所以使用总产值而不是更为准确的生产净值，一方面是因为总产值数据的可得性优于生产净值；另一方面是由于考查的期限很长，且考查的又是增长的变化，从这一考查角度看，总产值与生产净值的差异也不太大。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研究的经济增长是具有长期性的持续增长，是不会被短期波动所掩盖的量的增长。从长期看，全面的高增长会在增长率上产生更大的绝对差异，而这种绝对差异有助于经济力量方面的迅速变化。

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 1908～1986）在1963年列出了一些他认为能代表经济增长过程的典型特征。

（1）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并且其增长率不会趋于下降。

（2）劳动者人均物质资本持续增长。

（3）资本回报率几乎恒定。

（4）物质资本-产出比接近恒定。

（5）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几乎恒定。

（6）劳动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根据卡尔多所总结的上述经济增长的特征，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1820～1990年的经济数据，以每20年为一个时间段计算平均经济增长率（见表1-1）。

计算结果与卡尔多的命题相符，即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不具有长期下降的趋势，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增长率高于长期平均水平。虽然经济增长率从1950～1970年的年均3.7%下降到1970～1990年的年均2.2%，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生产率减速（productivity slowdown），但相比较而言，1970～1990年的增长率从长期历史的角度看仍然是很高的。

巴罗也对包括亚洲和拉丁美洲的15个当前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了测算。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1900～1987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增长率为年均1.4%，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1950～1987年）同样显示了明显高于长期平均水平的增长率（见表1-2）。

从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长期来看，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会使国家的发展最终呈现明显的分化：保持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会成为发达国家，而低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则仍为发展中国家。

而对于同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将其经济增长率做调整，则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以美国为例，如果以1996年的美元计价，美国实际人均GDP在1870年为3340美元，2000年则达到33330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8%。这使美国成为2000年人均GDP位列全球第二的国家（仅次于只有40万人口的卢森堡）。而如果将美国的这一年均增长率调低1个百分点至0.8%，那么美国2000年的人均GDP就只相当于墨西哥和波兰的水平，美国也就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了。

库兹涅茨将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即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每10年从10%以下增至30%左右）。就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论，这总是伴随人口的巨大增长——每10年约增长10%，远远高于以前各个世纪的增长率。而发达国家总产出量及人口的巨大增长会带来多重后果：从与后代人口规模相关的自然资源压力，到不同经济和社会集团间自然增长率的巨大差异。

（2）现代经济增长是以下述事实为标志的：人均产值增长率主要归功于各种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而非投入量的增加，实质上也可以说是更高的效率或简单单位投入量的更高产出，以及实用知识的增长和有效利用这些知识的制度安排使然。人均产值每10年增长15%（这意味着一个世纪可以翻两番），将造成难以解释的人均产量增长现象，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归因于人均投入量的增加。

（3）效率的高速增长是发达国家经济中所有主要部门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特征。虽然农业单位投入产出量的上升幅度低于工业，但若与其自身过去的水平相比，其提升也相当之大，甚至可以算得上一场农业革命，就像人们命名工业革命一样。技术变动和组织变动对部门效率的影响十分普遍且重大，它表明经济和社会的各组成部分都会受到其制度安排改变的影响。这些效率的变动趋势不仅有助于解释产值结构的迅速转变，而且可用于解释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的迅速转变。

（4）随着现代经济增长，总产量的来源部门一般会发生如下变动趋势：农业及有关产业部门的份额下降；制造业和公用事业所占比重上升；制造业内部由非耐用品向耐用品的转变，以及一定程度上消费品向生产资料的转变；一些服务业（包括个人服务、职务服务、政府服务）比重上升，而另一些服务（如国内服务）的比重则下降。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也是通常用作现代经济增长同义语的“工业化”的基础特征，但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是总产量产业来源转移和不同部门效率趋势发生变化综合影响的结果。

（5）总产量行业分布状况的各种趋势，反映了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动。而需求结构的变动是人均产值的提高所致（因为各种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或者起因于并非对所有最终物品都有同样影响的技术变动。因此，现代经济增长是以一国产值行业结构的迅速变动，以及作为其后果的劳动就业部门比重的迅速变化为特征的。这些变化比以前几个世纪实际发生的要迅速得多。

（6）总产值和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和类型的经济组织（从小规模的自营企业到非个人公司以及政府）间的分配，也发生了类似的迅速变化。农业作为先前社会的主导部门，其相关转变意味着总产值中，小型自营企业所占份额的缩减，以及劳动力中个体业主和自营劳动者比重的下降。这些部门间的转变伴随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各部门（如制造业和贸易）内部组织形式的变动——由小型非公司企业向巨大的公司组织转变。随着产业结构和技术的迅速变化，产值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生产企业内的划分，以及劳动力在不同规模企业间的就业状况及其在业主、自营劳动者和雇佣工人间的分配状况，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企业的就业人员及雇佣工人在劳动力中的比例显著上升。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分配上的急剧变动直接与产业结构有关联，即雇员由蓝领工作转向白领工作，或者由非熟练工作转向熟练工作。十分明显，劳动力在行业之间、阶层之间以及职业之间具有更高的流动性，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大特征。

（7）产值结构，特别是劳动力在行业、阶层和职业结构方面显著而急剧的变动，是现代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方面，它们需要以迅速进行制度调整的能力，以及人口在几代人之间或一代人内部较高的流动性为基础。技术变动和具有较高的人均产值对最终需求结构和国际劳动分工的不同影响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劳动者所做出的反应成为传统生活方式变动中的重要环节。而传统生活方式又影响了经济增长。用不同集团之间的人口和劳动力在自然资源增长率上的差异，难以解释这种过于迅速的结构变动，正如人均投入的增加不足以说明人均产值的高速增长一样。

（8）人口增长的差异未必与上面这些变动所展示的经济增长机会的差异呈正相关关系。非农业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比农业高，雇佣工人和自营劳动者相比，或者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相比，增长率也不高，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即使这种相关关系存在，也只会是负的。因此，需要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大量的空间流动与职业变动来调整劳动力的供给，以适应产业结构的和企业类型不断变动的需要；同时，这种广泛的流动性在城市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并且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消费状况，影响了一国经济中人们不断适合自身角色的机制，也影响了技能传播的世代沿革制度，甚至影响人们对自身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和职责所持的观点。不同人口和劳动力集团经济地位的急剧变化，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摩擦和冲突，这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公开舆论也要抑制这种摩擦，以保持政治上的统一。

（9）尽管国民产值的产业结构及其按不同类型企业分配的比重，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和人口的分配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动，但与现代经济增长有关的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的变动趋势并不明显。如在收入规模分配方面，有限的长期变化可能引起误解，至少在比较现代经济增长时期与其之前时期的时候是这样：在收入规模分配中，集团之间的流动率，上层和下层人口在身份上的转移率，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比前几个世纪要高得多；而由于产业间和职业间的迅速转移，新兴产业和职业成为高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与这些新产业和新职业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创新者，并不倾向于把自己和旧行业及旧职业拴在一起。

总的来看，库兹涅茨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既包括人口增长也包括人均产值的增长。就部门产值分布而言，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农业部门生产率明显提高；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和交通通信业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的上升趋势，以及这些部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限制了对劳动力或资本的吸收；一些国家服务部门和基本贸易占全国总产量保持不变或下降。产值结构，特别是劳动力的行业、阶层和职业结构的显著而急剧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们要求迅速进行制度调整的能力和人口在几代人之间或一代人内部较高的流动性。库兹涅茨认为，一国经济增长有许多外部条件，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方面：首先，世界范围的适用知识存量是有作用的，但是也仅仅是一部分；其次，经济资源的国际流动可通过外贸、资本流通中的借贷形式进行交换，也可通过拨款方式中的收付进行，移民也是重要方式；最后，特定的国家对别国的侵占行为。库兹涅茨指出，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结构的原因，又有非经济结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