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

北京都城水系格局的奠基与肇始：金中都时期的开源济漕

吴文涛

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朝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南迁至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从此，历史上的北京成为北中国的统治中心。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功能的扩大，对饮用、灌溉、漕运、城池宫苑的建设和园林绿化美化等的水源需求也日益加大。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水源（尤其是漕运水源）需求，开始成为这个城市的难题。金朝的解决思路主要有两个：一是将玉泉山一带的泉水挽而向南，凿开海淀台地，汇入中都城以北的高梁河，再将扩大了的高梁河水分南北两支注入通州附近的北运河，使漕船能顺利进入金中都北护城河。二是开凿金口河，从石景山麻峪引卢沟河（今永定河）入中都城北护城河，再东注北运河。这两项工程都规模浩大，是北京城诞生以来首次为开拓水源而做的工程。虽然最终算不上很成功，但为北京城走出莲花湖水系而向西、向北扩大水源做出了有效的尝试；也为北京的漕运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金中都开创了符合都城功能及需求的水系格局。

一 金中都宫苑城池水系的扩建和延伸

北京早期的城邑蓟的选址与水（今永定河）关系密切，永定河水及其故道遗存所形成的莲花池水系，为蓟城提供了主要水源。从蓟城初立，到战国燕都、唐幽州城、辽南京城直到金朝中都城，都是依赖莲花池水系发展而来的。不过，金中都的中心位置虽然仍在蓟城及辽南京的位置上，但原有的城市规模及水系格局已不能满足新都城的需要。

1．依赖莲花池水系的都城扩建

天德二年（1150）冬天，海陵王为准备迁都而“发诸路民夫筑（新）燕京城”, 把辽燕京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别向外扩展，仿北宋汴京城的规制建起了一座深濠环绕、里外三重、宫殿、衙署、寺庙、苑囿、坊巷一应俱备的“标准化”都城。为了解决护城濠与城内宫苑的水源问题，一方面，仍引西湖水入护城濠环绕全城，同时汇聚城西的百泉溪、丽泽泉（分布于今丰台区万泉寺、凤凰嘴、水头庄一带）等平地泉流，作为护城濠和洗马沟水源的补充；另一方面，将洗马沟上游一段圈入城中，使其在中都城西北部与护城河交汇后，穿墙而过继续向东、向南，在原辽南京城的显西门以南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向南而后向东；另一支则进入皇城内，作为宫廷园林的水源。依此，金朝建造了风景秀丽的同乐园（又称西华潭）,“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皆在焉”。从同乐园南端又分出一支清流东入宫墙，在宫城西南一隅开辟了华美的鱼藻池，其遗址即今广安门南、白纸坊西的青年湖一带。鱼藻池的南端又开凿了一条南流的小渠，水流在皇城南墙外重新汇入洗马沟。经过这样一番整治后的莲花池水系，基本满足了金中都城池格局的用水需求，并在中都城内营造出优游享乐的风景区。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五月，“燕群臣于同乐园之瑶池”，讨论古今帝王成败的历史。时人师拓《同乐园》诗写道：“晴日明华构，繁阴荡绿波。蓬邱沧海近，春色上林多。流水时虽逝，迁莺暖自歌。可怜欢乐地，钲鼓散云和”。可见金中都的宫廷苑囿是一派碧水环绕、水清木华的优雅景致，这也可以说是开了北京引水造池修建皇家园林的先河。

金中都城内原有的河流也不少，比如原辽南京城的护城河以及大大小小的一些湖塘，它们都与莲花池水系相连通，仿佛是以西湖为起点、以洗马沟水为轴心，铺展在中都城内的珍珠串。水在进出中都城的时候也都有专门的通道。1990年，考古人员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施工现场发现了一个水关遗址，木石结构的水关位于金中都南城垣之下，距其南护城河（今凉水河）70米，遗址全长43.4米，通水涵洞长21.35米，宽7.7米，北入水口宽11.4米，南出水口宽12．米，底部过水面距现地面5.6米。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古城垣水关中最大的一个，充分显示出金代在建造都城过程中对河流水系的合理利用及其技术水平。

2．开辟新水源修建皇家园林和行宫别墅

高梁河原是古永定河的一条故道（也称“三海大河”）。从更新世晚期直至东汉末年，古永定河从今石景山附近向东流，经八宝山北、田村、半壁店、八里庄，到今紫竹院附近接纳众多泉水，又经高梁桥至今德胜门西，再南折入今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海，穿过今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西南，再向东南流经前门、金鱼池、龙潭湖，经左安门以西流向十里河村东南，至马驹桥附近汇入水主干道（今凤河河道）。尽管永定河在东汉以后开始改道南迁，但由于有今紫竹院附近泉水（其实也是古永定河河道地下水的浅层溢出）的不断汇入以及原有水体残存形成的湖泊，从今紫竹院以下的河道并没有断流。上游田村、半壁店、五孔桥、八里庄以北直至紫竹院一段水体也因山脚泉水补充而断续存在（今双紫支渠即其遗迹）。由于当时今紫竹院附近的泉水还相当丰沛，高梁河河道在很长时期内保留着丰富的水体，作为河道遗存的今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海（金代统称白莲潭）这一片水域，水面比现在要广阔很多。加之沿岸丰美的水草植被和美丽的风光，辽金时期的皇帝就相中这里作为其行宫的上佳选地。

辽代，曾在今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一带建有游猎度假的行宫——“瑶屿”。金代则进一步扩大湖面，浚湖筑岛，用开挖湖泊的土石堆筑了日后被称为琼华岛与瀛洲（或称“圆坻”）的两个岛屿，然后以此为基础扩建为太宁宫。其后为元朝所继承，成为元宫城的基础。这是一大片包括了亭台楼阁、湖光山色的宫殿园林。其西边依傍浩淼的水面，中间有琼华岛（即今北海公园琼华岛）和瑶光台（即今北海公园团城），景色迷人。一组组宫殿雕梁画栋，华丽气派。因金世宗、金章宗二帝经常住在这里处理政务，这里被当时的官员称为“北宫”或“北苑”，一些官员还留下了描绘其华美景色的诗词，如赵摅《早赴北宫》、赵秉文《扈跸万宁宫》等。白莲潭之畔万宁宫的修建，对金中都而言，其意义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犹如清代圆明园之于紫禁城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启发了解决城市水源问题的一种开拓性思路，为城市的延伸、扩大开辟了新的触角和据点，为后来元大都的选址提供了水利基础和宝贵的经验。

在中都城西北，会城门外五六里地，也有一片天然大湖，它曾是永定河之金沟河故道的水体遗存，也就是现在玉渊潭的前身。金朝在此开辟园林，修建了钓鱼台，是金主游幸之处。远在西山脚下的风景胜地也被金朝皇帝开辟成行宫别墅，如金世宗时修建了香山行宫，金章宗时建起了玉泉山行宫，其芙蓉殿的华美直到明清时仍为人所津津乐道。章宗曾频繁游幸玉泉山、香山，仅《金史·章宗本纪》中记载的就各有7次。金朝皇帝钟情于这里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其丰富的水源和优美的山水环境。此外，在永定河之水故道上还有一大片宽阔水域，就是今南苑南海子的前身，在金朝时也是皇帝的一处行宫，名建春宫。它位于中都城南，金章宗几乎每年春季都会来此打猎钓鱼，甚至在此处理政务。金亡后，这里被元朝继续作为皇家苑囿使用——也就是著名的“下马飞放泊”。今通州漷县原有一大片水域“延芳淀”，在辽朝时就是皇帝们游猎场所，金朝时也在这里修了行宫。

总之，随着都城地位的上升，王公贵族们休闲娱乐生活对水源的利用和布局产生了新的要求，园林用水成为水利开发的新目标之一，水系布局成为城市建设格局的重要部分。自此，城市水系开始随政治空间的拓展而向郊外延伸。

二 金口和金口河的开创

中都既立，金朝政治中心转移至此，其对粮食及各类物资的需求随之剧增，漕运成为金朝的经济命脉，扩大水源提高运河的运力也就成为北京地区水利开发的重中之重。

金朝统治范围虽只限于淮河、秦岭以北地区，但粮食供给还是依赖于华北大平原。借助于隋唐以来不断沟通、改造的华北水网，经由今卫河、滏阳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等天然水道和其间的人工漕渠，漕粮及各种物质汇集到今天津地区以后，仍循潞河等（今北运河）到今北京通州。通州，在金朝以前一直称潞县，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 说明其已成为金中都的漕运枢纽。问题是从通州到中都城里这一段路程的运输如何解决？从通州至中都城约50里，随着都城人口规模的扩大、居民消费的增加，每年漕运多达几百万石，只靠车拉肩扛，所耗费人力畜力难以负担。因此，在中都到通州间开凿一段运力大、流量稳定的运河就成为金朝政府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1．坝河漕运的有限

在海陵王和金世宗初年，中都和通州之间的漕运主要依靠今北京城北的坝河。坝河位于今北京朝阳区，西起今北京城北部德胜门附近，东至通州区。金朝人先想到经这条河道把粮食从通州运到中都城以北，然后陆运到中都城内。但是，由于北京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这条河的河床坡度很大，难以存留足够深度的水量，用它来承载漕船就不够理想了。为此，金朝政府在其上游的高梁河上（约今高梁桥附近）和高梁河折而南下的白莲潭（今积水潭桥下附近）两处设置闸门来调节坝河的水量。当中都漕运繁忙时，就打开高梁闸，同时关闭白莲潭闸，使高梁河水全部东入坝河以充实水量，便于行船。但终因这条渠道水源单一（仅靠上源高梁河）、渠道狭窄，而无法承担起漕运重任，从通州到中都城的漕粮仍然主要依靠陆运。金世宗大定初年有一次出中都城往北见到“运河湮塞”，向左右询问原因，随从奏报，这是由于管理中都运河的户部疏于管理，年久失修导致了运河淤塞。金世宗问责户部侍郎曹望之，说：“有水道不濬治，乃用陆运，烦费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命令曹望之着户部定议开工，疏浚该运河（蔡蕃、于德源先生考证，世宗途经的“运河”应该就是现在的坝河）。但随后尚书省奏报，既要疏浚，则不仅要疏浚坝河本身，还必须疏浚上游的高梁河；区区数十里河道，竟需征调万人之众！最后，不得不简单从事，不了了之，这条运道的运力仍非常有限，无法替代陆运。因此，亟须开凿一条水量丰富的人工运河使漕粮可直抵中都城里。

2．金口河的设计与开凿

由于卢沟河（今永定河）是当时流经北京地区水量最大的一条河流，理所应当地成为引水济漕的首选。据《金史·河渠志》记载，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召集朝臣会商导引卢沟河水通漕方案，决计“自金口导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但因工程浩大，需要征调千里内民夫供役，直到第三年才完成前期准备而正式动工。

金口位于石景山北麓与四平山夹口的位置，即现在石景山发电厂处。但这次的引水口却比三国时的车箱渠要偏北一些，《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记载：“金时自燕京（今北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亦即在卢沟水东岸的麻峪村附近筑堰引水。所引卢沟河水经过金口向东流出，经北辛安村南、古城北转向东北，再经杨家庄南又向东，经龚村南、田村南、老山北、半壁店南、铁家坟北、篱笆店南、甄家坟北、定慧寺南，东至今玉渊潭，又东转南大约至木樨地东南入金中都北护城濠。经中都北护城濠再往东大致经受水河胡同、旧帘子胡同、人民大会堂南、历史博物馆南、台基厂三条、船板胡同、北京站南部等地，下接通惠河河道，东至通州。近年来，岳升阳等学者通过考古发现对金口河河道提出了一些新认识：金口河上段——自玉渊潭往东是沿着今月坛南街东行的，在三里河东路以西转而向南，在白云观西北注入金中都北护城濠。三里河一带金口河故道宽度超过40米，岸边有多层相互叠压的植物枝条与泥土层筑成的护岸，有的地方还打有木桩。笔者揣度，这也可能是后来开凿闸河时引高梁河水南下的渠道（详下）。此外，今玉渊潭南门附近也发现一条古河道：沿今永定河引水渠从军事博物馆北转向西南至北蜂窝会城门，再东去与流经今西便门的河道相接。他们推测这也是金口河的一段。但是否与从玉渊潭东往三里河走的河道同时存在，还是与它先后相继，这就有待进一步考察了。金口河中段，在人民大会堂西边的国家大剧院地下发现有古河道遗址，上下叠加共有7层文化沉积层。经碳-14测定，该处至人民大会堂西路、西交民巷南往正阳门方向是古高梁河河道遗迹，宽约600米，距地面10米左右（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古高梁河）；其中第3层是金代的金口河沉积层，宽度约100米，距地面8～10米。也就是说，金口河在这里自西向东横穿过自西北向东南流的古高梁河河道，接纳了当时从白莲潭往东南流过来的高梁河水，然后向东直至通州。

3．金口河的失败及其意义

金代开金口与金口河的工程很快失败了，因为“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金世宗不无遗憾地说：“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此后，仍然聘请熟悉水利、河道的人去勘察、规划，但终究不行。直至大定二十七年（1187），朝臣奏言：

孟家山（今四平山或黑头山）金口闸下视都城（今北京），高一百四十余尺，只以射粮军守之，恐不足恃。倘遇暴涨，人或为奸，其害非细。若固塞之，则所灌稻田俱为陆地，种植禾麦亦非旷土。不然则更立重闸，仍于岸上置扫官廨署及扫兵之室，庶几可以无虞也。

也就是说，他们主张将金口闸堵塞以绝水患，虽然堵塞后金口河两岸的稻田会因水源断绝而变成旱田，但可以改种禾麦获利。如果不堵金口的话，则必须在金口闸上下再多设立几重闸门，并在河岸上置官廨、设河兵日夜看守，才有可能保住京师安全。世宗思忖良久，最终还是决定将金口堵塞，以求一劳永逸。关于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当今水利专家给出了更为科学的分析：金口所在位置的高程为90米，而金中都北城壕所在的今会城门、木樨地一带的高程为45米，水平距离约22公里，平均比降为2.2‰，卢沟水进入会形成激流；而如果没有现代抗冲刷材料做护岸，很难不被激流冲毁。可当时的卢沟河含沙量已经很大了，如果多设闸则容易淤积渠道，影响行船；少设则不免冲刷河岸形成崩塌。这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很难克服的问题。金口河给后人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也曾发挥了重要的农田灌溉功能，元初郭守敬建言重开金口河时就说过，“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

三 长河的开凿与西山泉水的导引

金朝人在开辟水源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眼光，他们除了在引用卢沟河水方面大做文章，还早早地把目光投向了西北郊外西山脚下丰富的湖泊和泉脉。前文所述在玉泉山附近引水圈湖、修建离宫别墅以及八大水院的事情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尝试把西山脚下的水源水系与金中都的城池、苑囿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沟通了其位于中都城内外的几处政治活动中心，还为后来的漕运及新的城市水系格局奠定了基础。

1．长河的开凿——瓮山泊与高梁河的连通

玉泉山系西山东麓支脉，这里正是永定河冲积洪积扇的山前溢出带，地下水间断露出，所谓“玉泉山沙痕石隙随地皆泉”。明代的《帝京景物略》等文献，生动地描绘了这里泉流密布的景象。金朝在修建高梁河畔的太宁宫时，或许是为了进一步增加白莲潭的水源，扩大其湖面；也或许是为了能够从这里更方便地前往玉泉山行宫，把两处行宫紧密地联系起来，首次将玉泉山一带的泉流向南引入瓮山泊（又称七里泊、金湖，即今昆明湖），然后开凿了从瓮山泊通往高梁河上源的人工渠道，把西山水系引向东南，汇入太宁宫旁的白莲潭，从此和高梁河水系联系上了。沟通这瓮山泊（今昆明湖）和高梁河的人工渠道，就是今天被称为“长河”的那条起自今颐和园南门到今紫竹院湖的河道。

前文说过，高梁河原是古永定河的一条古河道，而今人所称的高梁河，仅是其由今紫竹院东流至高梁桥东的一段遗存。那么，“沟通瓮山泊和古高梁水道的长河”到底是什么时候开通的？侯仁之先生依据其历史地理学的深厚功底，结合地理空间的布局进行了科学的推断：“根据间接史料的推证，可以知道今日万寿寺前长河河道最初的开凿就是在太宁离宫修建的时候。其原因在于高梁河小，给水不足，因此只有开凿新河，导引玉泉山水转而东南，用以接济高梁河的上源，结果就接近了今日长河河道的形势。”他比较了海淀台地南北地势的高低，认为海拔约50米的瓮山泊一带的湖水原则上顺着地势流向海拔40米以下的清河洼地和海拔50米以下的巴沟低地才是正常的，要来到今紫竹院一带必须穿越地势较高（约海拔52米）的海淀台地边缘，因此判断从今昆明湖到紫竹院西墙外万寿寺的河道（也就是今人所称长河的上段）应为人工开凿。他说：“假使此段河道不加开凿，那么昆明湖水纵有强固的东堤以提高其水位，也断无向东南流入北京城的可能。”

理论上分析如此，操作性上考虑亦非难事。这一段河道长度不过五六公里，从海拔50米的昆明湖一带穿过海拔52米的土坡汇聚今紫竹院附近的泉水，只需开凿两米多深的河道，工程量并不是很大，在挖濠筑城、大修离宫别墅的金代，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其初始目的可能是为了使高梁河上源的水量更加丰沛，白莲潭水域面积更大，并兼以周边农田灌溉功能。“引宫（太宁宫）左流泉灌田，岁获稻万斛”; 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敕放白莲潭东闸水与百姓溉田”；三年（1198）,“又命勿毁高梁河闸，从民灌溉”。这些利用高梁河水灌溉的实例，充分显示了增加高梁河上源确实有着很大的水利效益，但后来起到的作用就远非这么一点点了：它一是方便了从万宁宫到西山行宫的联系，助推了西山皇家园林的兴起；二是沟通了高梁河水系与西山水系，为漕运开辟了新的水源，使西山水系（以玉泉为主，故又称玉泉水系）开始成为助推北京城发展壮大的主动脉。

四 闸河的开凿与中都的漕运

为了保障中都的物质供应，金朝始终没有放弃开辟漕河的努力。章宗泰和五年（1205），采纳翰林院应奉韩玉的建议，开凿通州潞水漕渠终获成功，使漕船可自通州直驶到中都城下。韩玉的建议中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放弃了以金口河引浑浊的卢沟水为漕河水源的思路，而改用引高梁河、白莲潭等各路清水作为水源；二是在通州至中都的漕河中设置数座闸以缓解因河床坡度过陡而致使河中存水不足的问题，因此这次开凿的漕渠也被称为“闸河”。

1．闸河的水源

金代相中白莲潭附近丰富的水资源和优美的水环境修建了太宁宫皇家园林群，在漕运重任当前而水源困难的情况下，利用这么大片水域助力漕运的想法也就顺理成章，所以有了韩玉“为闸以节高良（即高梁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的计划。此计划的关键在于“节高良河（按同梁）、白莲潭诸水”，也就是说，引入闸河的不仅是高梁河、白莲潭水，还有别的水源，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由长河引来的西山水系，甚至是比玉泉山更往北、范围更大的水源。对此，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曾做如下论断：

京师至通州闸河，本元时郭守敬所开。……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韩玉传》：泰和中，（韩）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工既成，玉升二阶。是此河实自玉始。《（郭）守敬传》所云不用一亩泉者，盖玉所开河本用一亩泉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闸，往往得旧时砖石故址，当即玉遗迹也。

综合《元史·河渠志》、清光绪《昌平州志》等文献的记载，一亩泉大致在今海淀与昌平交界的辛庄、辛力屯以东至双塔村、白水洼之间，出水量巨大，是构成温榆河上源的重要水源。因此，和玉泉山附近的泉流一样被截留、引入到补充高梁河水源的范围里。正是有了这开创性的建议而且后来实践证明效果也不错，所以韩玉得以“官升二阶”。能够导引这么远范围的水源，其先决条件就是那条人工开凿的长河。韩玉实施引水方案时不仅对它进行了开浚和扩大，还将瓮山山后包括一亩泉在内的诸多泉流也一并引而向南注入瓮山泊。有了这众多西山泉水的接济，高梁河才有足够的水力灌注闸河浮舟通漕。而长河下段即自今紫竹院以东至积水潭的部分原本就是古高梁河的一段，一直保有充沛的水量。这些清澈水脉的注入，才使得闸河避免了金口河的短命。此外，今玉渊潭、莲花池附近的水泊泉流也是闸河重要的水源。

那么，金代又是怎么从高梁河把水引入闸河的呢？综合各种对北京城古河道分布的研究，大致可以推测出有以下五条渠道：其一是从今动物园附近（当时高梁河西段水面比较开阔处）南岸开渠，顺今三里河路引水南流，于今木樨地东南汇入中都北护城河（可参考上文中所提岳升阳等文章有关三里河附近古河道遗迹的材料）。二是从白莲潭（包括今积水潭、西海、后海、前海、北海、中海及其附近）西岸即今积水潭桥以南，引水向南接闸河，这条河也就是后来元代的西河，在明代被称为大明濠或西沟沿。三是自白莲潭中段西岸开渠，导水西南流，入闸河，现在的西单东斜街可能是其遗迹。四是自白莲潭南端顺古高梁河河道引水南流，于今人民大会堂西南入闸河。五是在白莲潭东端即今后门桥以东开渠，引水向东转南流入闸河，这一段也就是后来元代通惠河城内河段的基础。笔者判断，以上这些渠道原本都应该是古永定河的高梁河故道和金沟河故道上的支汊河道，有天然的河道遗迹或水体保留，在这个时候又被人工疏浚、沟通，使其成为高梁河与闸河的联系通道，为漕运输送水能。

2．闸河的路线和管理

闸河工程于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动议，第二年兴工完成。翰林院应奉韩玉设计方案，近侍局提点乌古论庆寿负责督办。金章宗曾亲自到通州一带视察。这次工程不但包括从通州到金中都的漕渠，还包括疏通通州以南的漕运河道。由于韩玉建议的方案得法，工程获得了很大成功，漕船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

从中都城至通州的闸河河道，仍是利用金口河下段的旧河道。据考古发现，金代闸河的西端，即在今旧帘子胡同、高碑胡同一带的河道比原金口河道偏南200米左右，至今西交民巷北，且于距地表5米处发现有古码头的痕迹。在5米宽的沟中，发现六、七百根东西走向、直径约20厘米的粗木桩，整齐均匀地排列成8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木桩的顶端都在同一平面上，显然是为了在上面铺设木板。而距此20米处也曾发现过同样的木桩。据于德源先生推测，这就是金代闸河的码头。因为它位于原金口河的南岸，从方位上看，该码头距金中都的东北隅不远，只能是为了使漕运的物资进出中都城方便。也就是说，金闸河的西端就在今北京西交民巷东口—带，从这里卸载货物进入金中都城东北隅的京仓也就顺理成章了。

金代在中都至通州约50里长的闸河上大约设置了五六座闸门用于调节水量，这条运河的正式名称应该是通济河。《金史·河渠志》记载：“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闸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金史·百官志二》又称：“都巡河官，从七品，掌巡视河道、修完堤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通济河节巡官兼建春宫地分河道。”由此可见，通济河是指闸河，天津河应指通州以南的漕河。

金代统治时间不长，金章宗之后朝政迅速陷于混乱、衰败，内忧外患导致河渠疏于治理，终因河道淤塞、上游水量有限等原因，不得不仍兼用陆路运输。尽管如此，闸河仍为金中都的漕运发挥了十几年的功效，尤其是为后世元、明、清北京城的经济命脉——通惠河的开通奠定了基础，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