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关系
北京古代都城核心区与周边区域关系述论
前不久，习近平同志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要对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进行深入研究。这个指示对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让我们在研究丰富多彩的北京历史文化时，不要只关注局部，而忘记把握整体。因为北京历史文化太丰富了，很容易让人陷入局部研究而忽略了整体。笔者根据对习总书记指示的学习，略述一些粗浅的体会，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在北京的历史文化核心区四周，遍布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而这些文化遗存根据其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发挥着不同的重要作用。整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北京城的东面区域主要为经济供给区；北京城的南面区域主要为文化交流区：北京城的西面区域主要为资源储备区；北京城的北面区域主要为军事防御区。其他又有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化聚集区，分布在北京地区的不同区位。
一 古代都城核心区
北京地区在成为都城之前，城市功能较为单一，就是一座北方军事重镇。到辽代被设为陪都，金代定为首都后，城市功能更加多样，文化设施逐渐完备，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元明清时期，这里成为全国首都，城市发展臻于极盛，逐渐形成了一片都城核心区。在元代以前，都城核心区是燕蓟时期的燕京城，金朝将其扩展为中都城；元代以后，都城核心区则以元大都城为中心，逐渐向南迁移；今天的北京，仍是以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作为核心区的。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核心区是以中轴线作为基准的。辽代的陪都燕京（又称辽南京）因为借用蓟城旧址建造皇宫，故而中轴线并没有设在全城的中心位置。金朝扩建中都城时，经过精心规划设计，并参照北宋都城开封的模式，初步形成了北京历史上的第一条都城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几十年，金朝灭亡，金中都随之没落，中轴线也自然消亡了。
及元朝营建大都城，在太液池东侧确定了一条新的中轴线，并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整个大都城的基准线，几乎所有重要的都城建筑均是围绕这条中轴线建造的。此后的明清时期，虽然都城整体向南有所迁移，但是，中轴线却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而是有了进一步的完善，遂成为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典型代表。
在元明清三代的中轴线上，中心位置最重要的设施就是皇家宫殿。宫殿建筑是只有都城才有的政治和文化设施，也是都城中最核心的部位，所有其他重要设施皆是围绕宫殿建造的。如各种皇家坛庙（太庙、社稷坛等）、皇家园林（西苑、东苑等）、中央衙署（元代的中书省、枢密院，明代的内阁和清代的军机处等）皆是如此。
在中国古代，都城又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设置有翰林国史院、国子监学及钦天监（元代称司天台及太史院）等重要文化机构，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文人和科技专家在这里从事各项文化教育活动。都城还是全国的宗教文化中心，不论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都在这里建造有宏大的宗教活动场所，以供众多的宗教领袖开展各种宗教活动。
古代都城除了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外，又毫无例外地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在这里，建造有大量的仓储设施，储藏了巨额的皇家财富和国家财政收入品。这些仓储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冠于全国。在都城，又有星罗棋布的商店和娱乐设施，以供都城众多居民的日常消费。因为在都城居住的达官显贵数量极多，他们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过普通城市市民，故而都市经济的繁华程度，也冠于全国。
正如从先秦时期到汉唐时期，西安和洛阳代表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主体脉络一样，自元代以来形成的北京都城核心区，则代表了中国古代中后期中华文明发展的主体脉络。这种都城迁移的过程，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究其主要原因，乃是贯穿了民族融合这条主线，在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中，有四个朝代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而且它们都选择了北京作为都城。就连汉族建立的明朝，也不得不从南京迁都北京。迄今为止，北京仍然是中华民族融合的核心，这个核心及核心区的作用还将延续下去。
二 东面的经济供给区
在北京成为都城的过程中，经济供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北京也就无法成为全国的首都，而最先解决这个问题的，则是在遭受非议极多的隋炀帝。他在开凿大运河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对长安（今西安）、洛阳两座都城的经济供给，因此，隋唐大运河的主导目标是东西两京。如果对东西两京的供给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长安城的首都地位仍将是十分巩固的。但是，在动用了举国人力物力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江南的粮食等巨额物资没能运抵都城，最终不仅是经济供给无法解决，就连长安的首都地位也失去了。
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想到了对东北政局的稳定，因此，又开凿了一条北达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用于运送军队和粮草、调动大军、平定东北叛乱。运送大量物资和大批军队到涿郡，这个目的顺利达到，然而此后的军事行动失败了，并由此导致隋朝的灭亡，隋炀帝也因此遗臭万年。但是，永济渠的开凿却给这座当时的军事重镇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供给系统，为北京取代长安、成为全国首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朝灭亡之后，两宋与辽金展开长时期的政治对峙和军事对抗。在这个时期，大运河从被人忽略到逐渐发挥经济作用，这个过程，正是北京开始走向全国统治中心的过程。宋辽对峙以河北中部为界，中原大部分地区及江南地区都在宋朝控制范围内，北京当时作为辽南京，主要是辽朝向宋朝进攻的桥头堡，同时又是宋、辽之间相互贸易的榷场，显然不会使用大运河的供给功能。
金朝攻灭北宋，占据大部分中原地区此后，又将都城从东北迁到北京，称金中都，这时隋朝开凿的永济渠开始发挥供给功能。因为这条运河的北端抵达京城东面的潞县，故而金海陵王在此设置通州，初步形成了大运河对都城的重要供给功能。
到金世宗时，中都城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繁荣，人们对大运河运送物资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于是，金朝政府尝试从中都城再开凿一条运河，直达通州，以进一步扩大运河对都城的供给量。但是，这种尝试由于地理环境的局限而失败了。不久，成吉思汗（即元太祖）建立大蒙古国，不断南侵，迫使金朝统治者南逃，中都城很快就落到大蒙古国手中。此后，窝阔台汗（即元太宗）灭金，蒙哥汗（即元宪宗）伐宋，战乱纷仍，直到忽必烈（即元世祖）夺得皇权，建立元朝，继续攻灭南宋，一统天下。在这个过程中，由忽必烈建立的大都城（今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
大都城建立之后，城市经济迅速发展，日益繁荣，经济供给的需求也在猛增。为此，元朝政府先后开通了两条经济供给线路，一条是大运河的漕运线，另一条则是海上运输线。为了保证漕运的效率，元朝政府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对隋唐大运河加以改造，使其最终的运输目标直接北上，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的北端直抵通州。为了保证海运的顺利进行，元朝政府专门在江南设置了主持海运工作的机构，打造海船，征集粮食，由海道北上直沽（今天津），再通过运河运送到通州。
显然，元朝从全国各地运送到大都城来的物资数量远远超过金朝，就使得运输供给线路的能力也要大大超过金朝，故而从通州到都城的运河开凿工作势在必行。这时，正好著名水利学专家郭守敬在政府中任职，主持了这条新运河的开凿工作。于是，经过郭守敬的精心测量和设计，确定了这条河道的走向和水源的供给，当这两个难题解决之后，开凿并不难，一条连接大都城和通州的新运河应运而生，开凿成功。元世祖将其命名为“通惠河”。由此而从根本上解决了都城的经济供给问题，大都城也才最终巩固了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
以通州为中心的经济供给区，为都城提供了漕运与海运两大经济命脉巨额物资的储存及转运功能，而京杭大运河与通惠河则成为最主要的运输线路。线路的畅通是以水源的充沛作为基础条件的。通州在北京地区为众水汇流之地，也就自然成为经济供给的集中区域，这个区域的形成，是与自然环境的独特地位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古代，动力机械尚未产生巨大影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当然成为人们首先要考虑利用的基本条件。
三 南面的文化交流区
北京位于北方地区，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都城的理想场所。自辽代设置陪都辽南京，到金代成为首都金中都，再到元代建造元大都，成为全国统治中心，这个历程，充分显示了北京作为都城的政治地位极其重要。但是，自隋唐以来，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就在开始向江南地区迁移，统治中心确立之后，全国的经济和文化资源都源源不断地向都城汇集。京杭大运河的形成，是经济资源向都城汇集的重要标志，而京城南面文化交流区的出现，则是文化人才精英汇集的突出体现。
从元代就出现了全国文化精英向都城汇集的现象。当时都城许多重要文化部门中，均有中原及江南各地的著名文人在此任职，这极大促进了都城文化界的繁荣发展。只是元朝国祚较短，还没有形成京城南面的文化交流区。到了此后的明清时期，特别是在明代中期建造南城之后，这里经过几百年的城市发展，逐步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区。这个交流区以宣武门以南为主要活动区域，故而人们将这种独特区域形成的文化称为“宣南文化”。
宣南文化是依托明清北京城的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由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者汇集于此，进行各种文化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在元明清时期，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都城，北京是全国学者参加考试的最高场所。正是在这里，众多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场，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次科举考试就获得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学者皆需经过多次考试才能够获得成功。因此，许多从江南各地赴京赶考的学子，在多次考试的过程中，不再往返于京城和故里之间，而是一直居住在京城，直到金榜题名。
因此，在明清时期，南城一带出现了许多各地会馆为这些考生提供食宿服务，逐渐成为各地学子在京城的活动场所。这些会馆，由于众多学子频繁的日常学术活动，也就成为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中心，而这些活动中心连成一片之后，则形成独特的文化区域。特别是清代初年八旗子弟占据了内城，大量平民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只能在外城（即南城）居住，众多会馆设置在这里，更是促进了这片宣南文化交流区域的不断发展。
除了众多会馆的设置之外，在外城又居住着众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在明代，因为没有明确的居住限制，文人学者是随意居住在内外两城之中的。到了清代，旗、民分居，民人只能住在外城，就使得众多南方来的文人学者，即使官位很高、名气很大，也不得不居住到外城，或买房或租赁，一住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因此，为后人留下了众多名人故居。这些名人故居，虽然有些已经残破不堪，甚至已经消失了，但依然是文化交流区曾经兴盛的最好见证。
在众多文化交流的方式中，书籍的交流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早在元大都时期，京城正南门丽正门外，就出现过一些书肆，这些书肆成为京城人们，特别是念书人经常光顾的场所。明清时期，外城的书肆迅速发展，尤以琉璃厂最为著称。这里的书肆星罗棋布，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珍奇书籍均可以在此寻到，因此成为都城文人学者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即使不是为了买书，到书肆中转一圈，也能够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其他相关的文房四宝、名人字画，也大多在此销售，琉璃厂遂成为京城最著名的文化市场，也是进行全国文化交流的主要场所。
北京外城也是人们日常休闲生活的区域之一。明代外城建造完成之后，这里的商业发展就很繁荣，由此又带来了人们的休闲娱乐活动，茶馆酒肆、歌楼戏院，比比皆是。到了清代，统治者禁止内城的各项娱乐活动，外城就更是成为娱乐活动的主要场所。那些居住在内城的八旗子弟，要想休闲娱乐，也只能到外城来。这种城市功能的定位，使得城南地区变为娱乐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如清末兴起的京剧，就是在这一地区产生、发展并走向繁荣，最终确定“国粹”地位的。
四 西面的资源储备区
在北京城的西面，群山耸立，气势恢宏，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项，即木材、石材和煤炭。在中国古代，一座城市的建造，建筑材料是最基本的要素，而在建筑材料中，木材和石材又是必不可少的。在北京西面和北面的群山之中，有着千百年来生长茂密的树林，它们是天然的建筑木材。而在雄伟的山体之中，又有着质量优良的建筑石材，为北京城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建筑资源。
北京城在金代以前，城市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对建筑材料的需求量不是很大。及金海陵王扩建中都城，城市发展出现第一个飞跃，从陪都转变为首都，城市规模有了极大拓展，皇家宫殿、园林的建造需要大量木材和石材，而城市居民数量的猛增，又带来民宅数量的猛增，对建筑材料的需求也在猛增。位于金中都城附近的山林，自然成为获取建筑材料最便捷的地方。
金朝灭亡后，元世祖定鼎大都城，着手建造一座规模空前的大都会，这座新都城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重新建造的：从皇家宫殿、园林到坛庙，从中央政府到大都路地方政府的各级衙署，从皇家敕建的寺庙、道观到宗教界人士自建的寺庙、道观、清真寺及教堂，等等，无一不需要耗费巨量的建筑材料。通过相关的历史文献，已经可以见到大规模砍伐木材、开采石材的记载。
及元朝灭亡，明朝最初定都南京，大都城的宫殿、园林、坛庙、衙署等设施皆被废弃。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定都北京，重新建造都城的各项设施。这个建造过程虽然是从全国各地征集各种建筑材料，但是，使用北京地区的建筑材料仍然是最便捷的。特别是普通居民的宅院建筑，很少到全国各地征集建筑材料，绝大多数取材于北京城的郊区。
此后，明嘉靖年间扩建南城，清代大量百姓迁居南城增加的民宅建设，也需要大量建筑材料的支持。而自金元以迄明清的城市各项建筑的修缮和增建，也主要取材于北京地区的木材和石材。如果没有北京西面广袤山林的雄厚木材和石材的储备，城市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在中国古代，人们生活必需用品又有燃料一项，十分重要。不论是饮食制作，还是冬季供暖御寒，燃料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北京地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对燃料的需求量也在增加。最初，居民所用的燃料主要是柴草，最晚到了辽代，这里的居民已经开始使用煤炭。煤炭的来源则是北京西北一带的山区。而煤炭的使用，显然极大提高了居民饮食及供暖的效率。
在辽金时期，煤炭的使用量还比较小，居民主要使用的是柴草。自元代以后，居民使用的煤炭越来越多，煤炭的开采量也越来越大，形成了较为可观的规模。这种北京西北山区煤炭开采的工程，一直延续到当代，成为北京居民燃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近现代，北京西北煤炭开采业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还成为近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燃料。
自辽代以来的千余年间，北京西部丰富的储备资源为京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大量木材和石材的过度使用又使得北京地区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对于这种情况，今天人们才开始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措施，封山育林、禁止煤炭开采，使自然环境有了明显的好转。人们已经把“宜居北京”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五 北面的军事防御区
北京城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自古以来就是农耕区域和游牧区域的交界之处，因此，也是农耕民众与游牧民众相互冲突与交流的最前线。早在先秦时期，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就逐渐形成了两大生产区域，即农耕生产区和游牧生产区。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两大生产区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这两大区域间，人们进行着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同时又有着大规模的武力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就形成了秦朝修筑的万里长城。
自秦汉至隋唐时期，统一的农耕王朝的都城大多设置在西安与洛阳两地，而在长城沿线，则设置有多处战略要塞，用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当时的幽州蓟城（今北京），就是一处重要的军事城堡，拱卫着整个华北地区的安全，并为东北地区的政局稳定提供了军事和经济上的保障。同时，这里又是农耕王朝向草原游牧部落发动反击的一处重要军事大本营，自秦汉以来，一直驻扎着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以控制周边的局势。
在北京城的北面，又是一片崇山峻岭，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与长城相互结合，使这道军事防御区变得更加坚固。北京地区的长城依山而建，易守难攻。而在山与山之间的峡谷内，则修建有雄伟的关隘，成为人们往来南北的主要道路。这些道路既是军事命脉，也是经济孔道，如居庸关、古北口等皆是。这些关隘及城墙，对于北京而言，形成了一道完整的防御体系。东至山海关，西到紫荆关，中间则有居庸关、古北口及倒马关等，历朝历代皆驻守有重兵。
在辽金时期，北京地区开始脱离农耕王朝的统治范围。由于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辽朝，使得农耕王朝无法再利用长城防御体系来抵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故而在战略上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在立国之初就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是两次大规模的北伐战争都是在攻打幽州时宣告失败，最后不得不与辽朝签订澶渊之盟，以使双方处于长期的和平状态。而宋朝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企图，一直到北宋末年也没有放弃。
辽金更替之际，金朝与宋朝签订“海上之盟”。联兵灭辽，原来商定是以长城为界，金朝攻占长城以北地区，宋朝攻占长城以南地区，但是，宋军无能，在攻打燕京城时再次败绩，而金军则乘胜攻入居庸关，占领燕京。此后，宋、金交涉，金朝只把燕京周边地区还给宋朝，而山海关等地仍然在金朝控制之下，使得宋朝没有完全控制整个长城防御体系。不久，金军再度南下，不仅攻占了燕京，还继续南下，攻占了北宋都城开封，北宋灭亡。
金朝末年，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崛起，成吉思汗（即元太祖铁木真）向金朝发动进攻。金朝统治者只是重点对居庸关加以防守，以为以此可以阻挡蒙古军队的进攻。但是，成吉思汗并没有对居庸关发动强攻，而是率军向西，通过金军没有设防的紫荆关进入中原地区，从关内再向驻守居庸关的金军发动进攻，达到围困金中都城的目的，并且最终攻占了中都城。由此可见，一座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对于北京防守的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认识不全面会带来惨重的代价。
此后的明朝作为农耕民族建立的王朝，面对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又重新完善了长城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对明朝政局的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今天见到的北京长城建筑，就是在明代重新修筑的。但是，民族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明朝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却有不妥之处，从而造成了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央王朝之间矛盾的激化。随着明朝军事防御力量的削弱，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多次突破长城防御线，进军中原，最终由清军攻入山海关，进占北京城，建立统一全国的最后一个王朝。
从先秦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北京北面就一直是重要的军事防御区。但是，军事防御的功能一直是被动的，最好的防御正如古人所云：“在德不在险”，长城无论多么险要，也有被攻破的时候。只有处理好长城两边的民族关系，才是最好的防御。元朝人曾作诗称，“长城不复再为关”，正是这种理想模式的描述，今天则是真正实现这种理想的时代。当56个民族融为一家人的时候，长城也就变成了中华民族捍卫和平的象征。
六 其他文化区域
在北京周边地区，历史上又形成有一些独特的文化区域，这也是其他许多城市所没有的。其一为皇家墓葬区，其二为皇家园林区，这两个区域，也与北京成为都城有着密切联系。皇家墓葬区的出现，一个是在金朝，另一个是在明朝；而皇家园林区的出现，则是在清朝。
历代帝王在确定都城位置之后，皆会在都城周围选择墓葬的位置，并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建造陵墓。即陵墓是与宫殿相配套的，生前在宫殿活动，死后在陵墓安葬。金海陵王决定迁都燕京之后，就开始在燕京附近寻找建造皇家陵墓的位置。自宋代以来，人们对陵墓的建造越来越重视，这种观念（即风水学说）也影响到了金海陵王。经过多方勘探，最终选择了京城西面的大房山地区作为建造金朝皇陵的地点。这是北京历史上的第一处皇家陵墓区。金朝灭亡以后，这片皇陵区也很快就荒废了。
元朝统治者虽然定鼎大都城，但是却没有在都城周围建造皇陵，而是保持着蒙古族特有的丧葬习俗，每当帝王死后，都要把尸体运回大草原上安葬。因此，在北京地区也就没有留下皇家陵墓。
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把自己的陵墓也建在南京，史称孝陵。及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则开始在北京选择建造陵墓的地点，最终选定昌平区的黄土山，改称天寿山，陵墓称长陵。当时的许多人对朱棣定都北京的政治举措是不满意的，希望迁都回南京。朱棣建造自己的陵墓在这里，也是表示不再回迁南京的决心。此后明朝没有再把首都迁回南京，是与朱棣在北京确定并建造皇陵的举措有很大关系的。此后明朝诸位帝王，也就都把陵墓建造在长陵周围，从而形成了一大片皇家陵墓区，俗称明十三陵。
及清朝定都北京，也在都城周围建造皇陵，但是，这些陵墓已经不在今天北京的政区范围内。
北京的皇家园林，辽金时期就已经有了，只是规模还不大，存在的时间也不长。而延续到元代的，只有南苑建春园（今仍为南苑）和北苑万宁宫（今北海公园一带），南苑在元代为“下马飞放泊”，北苑为大都城内以太液池为中心的皇城一带。元代的皇家行宫又有辽代的延芳淀，这时称柳林行宫。
明代皇家园林在元代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首先是把元代的皇城加以改造，区分为两大空间，其一是紫禁城，其二是西苑及万岁山。一个是理政办公及日常生活的空间，另一个则是休闲娱乐空间。其次是在西苑相对应的地方建有东苑，东西对称，进一步突出了中轴线的地位。而南苑仍然保留，但是基本上很少使用，几乎处于弃置状态。
到了清代，北京的皇家园林空前发展，出现集中国古代园林发展大成之作——即三山五园。这一片广阔区域的皇家园林组合，一方面吸收了北京历代皇家园林的优秀内容，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江南私家园林的优秀内容，堪称中国园林艺术发展的顶峰。此外，它还融合了许多西方园林的建筑因素，将之融入中国的皇家园林，故而可以称之为荟萃世界园林艺术的杰作。
结语
在北京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遍布北京城区及其周边各地，不论是四周的不同功能区域，还是有着独特文化因素的其他区域，皆是以城市核心区为根本的，皆是为城市核心区服务的。核心区是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精华区，是展示城市形象最重要的窗口，是凸显北京城市风貌与气质的最佳载体。特别是在当前北京文物保护工作发展大好的形势下，保护好北京核心区的文物应该是重中之重。
我们梳理一下北京核心区与周边不同文化区的关系即可看出：如果没有元大都城的建立，也就不会有京杭大运河的调整及通惠河的开凿；如果没有明北京城的建设，也就不会有十三陵的建造和长城的大规模修筑；如果没有清北京城的定鼎，也就不会有三山五园。因此，北京核心区的历史文化是根、是源，而周边文化区的历史文化是支、是流。因此，北京核心区的历史文化才是最应该得到重视和保护的主体。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