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幽州藩镇与中央关系探略
一 幽州藩镇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唐后期幽州藩镇在跋扈叛逆的行动中表现出更多的被动性，藩帅往往是在邻藩的叛逆活动鼓动下加入叛乱的，不同于成德、魏博藩镇出于利害关系主动挑起的动乱。幽州藩镇在叛逆上表现得较为被动，也就意味着对朝廷表现出更多的依顺性。从实际情况来看，幽州藩镇与中央王朝的对抗，最明显的表现是建中四年的朱滔之乱和穆宗长庆初年的朱克融之乱。
幽州藩镇参与的两次重大叛乱，首谋以成德、魏博、淄青藩镇为先，幽州随后被卷入。建中二年，因魏博田悦与淄青李正己为成德李惟岳请命而酿成藩镇之乱，“春，正月，戊辰，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薨……初，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至是悦屡为惟岳请继袭，上欲革前弊，不许……悦乃与李正己各遣使诣惟岳，潜谋勒兵拒命。”
八月，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死，其子李纳欲自立为节度使，于是三镇相结共抗朝廷。“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纳秘之，擅领军务。悦求救于纳及李惟岳，纳遣大将卫俊将兵万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悦收合散卒，得二万余人，军于洹水；淄青军其东，成德军其西，首尾相应。”
幽州藩镇已于大历八年表示效顺朝廷，朱泚入朝，以朱滔为留后掌幽州军务。在成德、魏博、淄青叛乱时，幽州积极参与平叛，“范阳节度使朱滔将讨李惟岳，军于莫州。张孝忠将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说孝忠曰：‘……使君诚能首举易州以归朝廷，则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转祸为福之策也。'……孝忠德滔，为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结。”成德、魏博在河北藩镇中属于强藩，历来为朝廷所忌惮。此次虽然德宗企图振兴而开展了讨伐，幽州藩镇朱滔兄弟的效顺也制造了河北藩镇并非铁板一块的假象。在平魏博的时候，因为有成德内讧以及幽州藩镇的参与，所以战局不到半年就基本稳定了，这使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德宗低估了讨叛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很快形势发生了反转，藩镇寻求自身利益自保的本来面目重现。在河北三镇互相敌对的情况下，幽州藩镇采取向朝廷归顺的姿态，想借助朝廷之力打压周边强藩，以达到充实自己削弱对手的目的，而唐王朝却误以为平叛之后，河北强藩再次俯首帖耳，因此对参与平叛的朱滔和王武俊的土地要求不仅不予理会，还意图借此机会加以削夺，触犯了割据藩镇的利益。
朝廷未能满足王武俊与朱滔等人的利益，“是以武俊怨赏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深州，二将有憾于朝廷。悦知其可间，遣判官王侑、许士则使于北军，说朱滔曰：‘……是国家无信于天下也。且今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之才，诛夷豪杰，欲扫除河朔，不令子孙嗣袭。……如马燧、抱真等破魏博后，朝廷必以儒德大臣以镇之，则燕、赵之危可翘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则燕、赵无患，田尚书必以死报恩义……今司徒声振宇宙，雄略命世，救邻之急，非徒立义，且有利也。尚书以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目，惟司徒熟计之。’滔既有贰于国，欣然从之，乃命判官王郢与许士则同往恒州说王武俊，仍许还武俊深州。武俊大喜，即令判官王巨源报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说张孝忠同援悦，孝忠不从。”显然田悦洞悉割据藩镇的利害关系，在危难之际而轻易扭转了局面。不过幽州藩镇的地位并未如朱滔所愿得到提升，很快企图在朝廷和邻藩中渔利的朱滔遭遇了成德王武俊的背弃。河朔三镇联合导致朝廷师久无功，李抱真遣贾林说王武俊与朱滔反戈：“贾林复为李抱真说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贝、魏，复值田悦被害，傥旬日不救，则魏博皆为滔有矣。魏博既下，则张孝忠必为之臣。滔连三道之兵，益以回纥，进临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则昭义退保西山，河朔尽入于滔矣。不若乘贝、魏未下，与昭义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则关中丧气，朱泚不日枭夷，銮舆反正，诸将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悦，从之。”从此朱滔败归幽州，随后病死，涿州刺史刘怦继掌节帅之位。
宪宗元和年间以后，河北藩镇粗告平定。幽州刘总入朝，但是接任的张弘靖控抚失当，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幽州发生了兵乱逐帅之事。幽州牙将朱洄、朱克融父子得到军中推举，朝廷派遣的节度使刘悟无法赴任。与此同时，成德再度发生动乱，成德王庭凑煽动军乱杀田弘正自称留后，联合魏博史宪诚迫使朝廷授其三镇节钺，“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钺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讫于唐亡，不能复取”。
幽州藩镇虽加入了这两次叛乱，但实际上节帅没有有预谋地首先挑起事端，只不过是在大形势下卷入其中。尤其经过长庆元年朱克融之乱后，唐王朝继续对幽州藩镇进行控制，但只是维持幽州藩镇与中央表面上的稳定关系，朝廷的重心是对关辅以及淮南重要经济区域藩镇的控制。
幽州藩镇虽被列入河北跋扈藩镇之列，但幽州节帅向朝廷表示忠顺的人数较其他两镇为多。代宗大历八年（773）朱泚、朱滔兄弟曾率先向唐中央表示归顺，其他节帅如刘济、刘总、李载义、张仲武、张允伸，均有为唐王朝伐叛御边的行为，大多服从唐王朝之调遣。
二 原因分析
幽州藩镇对朝廷虽然有叛逆的举动，但是仅以朱滔、朱克融表现最为明显。其他节度使对中央虽然不是十分效顺，但基本上未与中央公然决裂。综而观之，幽州藩镇对唐王朝叛逆性与依顺性的关系受到多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幽州藩镇与唐朝中央的关系受到了幽州藩镇本身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环境的影响。河北三镇中，幽州首先靠拢朝廷。通过军乱而得位的节度使在统治上有一定的困难，于是不得不借与朝廷接近来稳定人心。幽州藩镇居于河朔藩镇最北端，白居易论河北诸镇地位时，首推魏博，而以燕赵居其次：“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性命也。故魏在山东最重”。因为魏博靠近东都，对唐王朝构成的威胁最大，代宗时对魏博极为宽宥，以公主下嫁，“（田承嗣）既得志，即计户口，重赋敛，厉兵缮甲，使老弱耕，壮者在军，不数年，有众十万。又择趫秀强力者万人，号牙兵，自署置官吏，图版税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乱甫平，多所含宥，因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雁门郡王，宠其军曰天雄，以魏州为大都督府，即授长史，诏子华尚永乐公主，冀结其心”。贞元元年，田承嗣第六子田绪又尚嘉诚公主，“贞元元年，以嘉诚公主降绪，拜驸马都尉”。
成德藩镇则积极联合魏博与淄青藩镇来维护其地位，如“宝臣弟宝正娶田承嗣女”, “惟诚者，惟岳之庶兄也，谦厚好书，得众心，其母妹为李正己子妇。”成德居于幽州、青齐、魏博昭义之间，邻藩有所举动，成德则随之而发，以求自固。宪宗元和四年，田季安闻吐突承璀将兵讨王承宗，聚其徒曰：“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赵；赵虏，魏亦虏矣，计为之奈何？”其将有超伍而言者，曰：“愿借骑五千以除君忧！”季安大呼曰：“壮哉！兵决出，格沮者斩！”朝廷鉴于成德藩镇地处河朔藩镇之间，牵连广漫，不得不加以优宠。如王武俊子、王廷凑子均尚公主，“士平，以父（王武俊）勋补原王府咨议。贞元二年，选尚义阳公主，加秘书少监同正、附马都尉。”“（王廷凑）子元逵，为镇州右司马，兼都知兵马使。廷凑卒，三军推主军事，请命于朝……元逵素怀忠顺，顿革父风。及领藩垣，颇输诚款，岁时贡奉，结辙于途，文宗嘉之。开成二年，诏以寿安公主出降，加驸马都尉。”
在三镇之中唯有幽州未有尚主之例，而成德、魏博藩镇尚主之情形十分相似，都是在跋扈情况下朝廷为了安抚而以公主出降，明显地表示了朝廷对二镇的笼络。所以幽州藩镇所受待遇与另两镇不同，显然与它对朝廷的利害关系密切与否相关。
其次，虽然河北三镇有互相勾结的一面，但是其中内部的矛盾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三镇之中，成德更倾向于与淄青平卢、魏博藩镇勾结，而幽州藩镇与魏博、成德藩镇关系较为疏远。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李惟岳欲结田悦、李正己抗命，曾任定州刺史的谷从政为李惟岳之舅，即前往劝告：“相公与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齿于我，今天子必以为将。滔与吾击析相闻，计其闻命疾驱，若虎狼之得兽也，何以当之！'”元和二年，“秋，八月，刘济、王士真、张茂昭争私隙，迭相表请加罪。戊寅，以给事中房式为幽州、成德、义武宣慰使，和解之”。元和四年刘济欲讨王承宗而对，“济合诸将言曰：‘天子知我怨赵，今命我伐之，赵亦必大备我。伐与不伐孰利？'”部将谭忠为刘济剖析燕与赵以及昭义的关系道：“卢从史外亲燕，内实忌之；外绝赵，内实与之。”既然燕赵不和，幽州为朝廷效力才能获得利益，故而谭忠劝说刘济讨伐王承宗：“燕、赵为怨，天下无不知。今天子伐赵，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济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卖恩于赵，败忠于上，两皆售也。是燕贮忠义之心，卒染私赵之口，不见德于赵人，恶声徒嘈嘈于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济曰：“吾知之矣。”乃下令军中曰：“五日毕出，后者醢以徇！”幽州藩镇与邻镇成德向来交恶，兴元元年，幽州藩镇在叛乱中又被成德、魏博出卖，损失惨重，相互关系更加恶化，幽州藩镇更加居于劣势。元和十年，幽州受到成德侵犯，“王承宗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苦之，争上表请讨承宗。”在邻藩对幽州形成威胁的时候，往往幽州藩镇会依靠朝廷的支援，通过效忠朝廷得到支持形成对邻藩的威慑，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朱滔劝兄入朝时说道：“天下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孙安矣。”大历八年（773），朱滔率精兵五千助朝廷防秋，九年朱泚自请入朝，首开藩镇入朝之例。幽州藩镇与其他藩镇关系疏远，也就不得不对朝廷产生更多的依附性。而唐中央一直顾忌三镇根据蟠结，所以幽州藩镇表示效顺自然能得到唐王朝的倚重，这样有助于幽州藩镇获得朝廷的支持来和邻藩相抗衡。
再次，幽州藩镇辖有九州，其中营、平、蓟、檀、幽、妫地接北疆回鹘，东北接两蕃，所以防御外族入侵也是一项繁重的任务。由于外患的压力，幽州藩镇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朝廷的支持，所以对朝廷也就不得不表现岀恭顺的态度。刘济任幽州节度使时，“奚数侵边，（刘）济击走之，穷追千余里，至青都山，斩首二万级。其后又掠檀、蓟北鄙，济率军会室韦，破之”。武宗时期，北方有回鹘为患，幽州藩镇也需要仰仗朝廷指令各路兵马配合防御，“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车子收回纥可汗余烬，切望国家兵马应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赐敕书，许令幽州、太原、天德、振武，各于路邀截出兵”。在北边诸节度的配合下，“会回鹘特勒那颉啜拥赤心部七千帐逼渔阳，仲武使其弟仲至与别将游奉寰等率锐兵三万破之，获马、牛、橐它、旗纛不胜计，遣吏献状，进检校兵部尚书。”由于外邻强敌，幽州藩镇把更多精力用于对外的军事防御，因此少有余力去参与藩镇叛乱。
最后，唐王朝对政局的把握和对藩镇控制的手腕与力度，也影响了幽州藩镇对唐中央的顺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藩镇政策不断变化，对幽州藩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肃代两朝历安史之乱后，为尽早结束战乱动荡的局面，对藩镇采取纵容姑息的政策，“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肃宗至德元载（756）七月在灵武即位，以朔方军为主力并请回纥助兵讨叛，历时半年，安禄山虽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但是叛军仍据有河北，南攻江淮，处于困兽犹斗的状态。肃宗急于收复两京，放弃了李泌先捣叛军老巢范阳的计划，使叛军仍以范阳为根据地，以河北为战场，与朝廷对抗，战局僵持不下。在叛军横肆之际，朝廷内部宦官程元振、鱼朝恩干政，引起将帅离心，加之西北吐蕃和回纥的边患，为了尽早结束战争，代宗于广德元年（763）“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时河北诸州皆已降，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幽州藩镇在李怀仙统治之下，治兵完城，拥兵自重，贡赋不入朝廷，几乎为半独立状态。
历经肃宗时期的平叛，代宗对藩镇一味宽纵，唯恐引起动荡。大历年间幽州两次兵乱，朝廷不敢加一兵一卒。大历二年（768）六月，朱希彩杀李怀仙，朝廷遣王缙为卢龙节度使，以朱希彩为留后，七月，“王缙如幽州，朱希彩盛兵严备以逆之。缙晏然而行，希彩迎谒甚恭。缙度终不可制，劳军，旬余日而还”。在朝廷无力制置的情况下，朱希彩“骜恣不轨，人不堪”, 不久就为孔目官李瑗所杀，军中推主朱泚为留后。经历安史叛乱之后，肃宗、代宗对安史降将割地置官，使得朝廷威权日削，幽州藩镇势力愈加强大，“山东虽外臣顺，实傲肆不廷”。
德宗在即位初年，有扫平藩镇之志，但是由于措施失当，导致了朱泚叛乱。建中元年（780）正月，魏博田悦为成德李惟岳请继袭，与李正己连兵拒命，德宗决意讨叛。幽州节度使朱滔与诸军讨伐，进展颇为顺利，李惟岳被部将王武俊所杀，田悦，李纳势力穷蹙。但在建中三年（782）田悦劝说朱滔、王武俊复叛，导致德宗出奔奉天。遭此变乱之后，德宗也对讨伐藩镇失去了信心，“上还自兴元，虽一州一镇有兵者，皆务姑息”。兴元元年（784）五月，唐在吐蕃协助下，叛乱始平，朱滔逃归幽州。叛乱之后，开始了刘氏父子三代执政时期，在德宗的优容政策下，幽州藩镇父子传代成为惯例，使得幽州的地方化更趋于定势。但是经历建中年间的打击，幽州藩镇也安守东北，不敢再生事端。贞元十年（794）三月，刘济与兄刘澭不和，刘澭率所部归京师，幽州藩镇依旧维持了与朝廷表面的臣服关系。
经历肃代以来的姑息，宪宗力图改变藩镇跋扈的局面，以振作朝廷威势。在君臣筹划下对藩镇一一制裁，元和元年正月，“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元和四年之际，宪宗屡屡与学士商讨征伐河北三镇，“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经君臣多次讨论，宪宗先扫清西川、浙西，元和七年魏博田弘正归顺，于是元和十年（814）讨淮西吴元与成德王承宗。为防止幽州藩镇卷入，宪宗没有征调幽州藩镇参战，而刘济、刘总父子为自全之计，主动出兵，“承宗再拒命，总遣兵取武强，按军两端，以私馈赍。宪宗知之，外示崇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吴元济、李师道平，承宗忧死，田弘正入镇州，总失支助，大恐，谋自安。又数见父兄为祟……因上疏愿奉朝请，且欲割所治为三：以幽、涿、营为一府，请张弘靖治之；瀛、莫为一府，卢士玫治之；平、蓟、妫、檀为一府，薛平治之。尽籍宿将荐诸朝”。元和十三年，在宪宗君臣的励精图治之下，河北三镇一时穷窘。幽州节度使刘总也是独木难支，不得不分割幽州之地，举家入朝。
虽然宪宗平定藩镇粗告成功，但是继以穆宗、敬宗两朝对藩镇处置失当，致使朝廷再失河朔。穆宗长庆元年五月刘总入朝之后，以张弘靖出任幽州节度使，因张弘靖安抚不力，幽州兵乱之后朱克融自为节度使，朝廷从此转入了对幽州藩镇的消极干预，而且对河北藩镇的动向格外慎重。文宗太和元年（827）五月，因为李同捷拒命，欲自代其父为横海节度使，“朝廷犹虑河南、北节度使构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宪诚同平章事。丁丑，加卢龙李载义、平卢康志睦、成德王庭凑检校官”。文宗朝时朝廷陷入内部党争和与宦官的斗争中，对藩镇的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太和）五年正月，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文宗以载义输忠于国，遽闻失帅，骇然，急召宰臣谓之曰：‘范阳之变奈何？’僧孺对曰：‘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已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帝曰：‘吾初不详，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牛僧孺的建议表明朝廷对于藩镇控制的收缩，虽然幽州节度使李载义在宝历二年（826）取代朱延嗣后对朝廷表示效顺，但是幽州藩镇处于河朔跋扈藩镇的外围，对朝廷安全并无直接影响，所以文宗时期对幽州采取较为放任的态度。
正是由于朝廷对藩镇的控制范围越来越收缩的情况下，周边强藩及少数民族威胁，使幽州藩镇转向对朝廷依赖。武宗会昌元年（841）八月幽州接连发生军乱，“卢龙军复乱，杀陈行泰，立牙将张绛。初，陈行泰逐史元忠，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表来求节钺。李德裕曰：‘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既而军中果杀行泰，立张绛，复求节钺，朝廷亦不问”。除了内部军乱频繁，幽州藩镇还经常面临外族的攻击，尤其是回鹘与奚以及契丹勾结，幽州的军事防御压力加大时，“始，回鹘常有酋长监奚、契丹以督岁贡，因诇刺中国。仲武使裨将石公绪等厚结二部，执谍者八百余人杀之。回鹘欲入五原，掠保塞杂虏，乃先以宣门将军四十七人诡好结欢，仲武赂其下，尽得所谋，因逗留不遣，使失师期，回鹘人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乌介失势，往依康居，尽徙余种，寄黑车子部。回鹘遂衰，名王贵种相继降，捕几千人。仲武表请立石以纪圣功，帝诏德裕为铭，揭碑卢龙，以告后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俘获杂畜不赀”。正因为疲于战事，幽州藩镇不得不向唐朝靠拢，以求得到支援。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后的割据形势，幽州地位受到周边藩镇的很大影响。它作为分裂割据的藩镇，往往与临近强藩巨镇互相勾结，连兵对抗朝廷，保护自己的私利。但是在唐王朝对藩镇有一定优势的时候，又相应地表现出妥协和顺从，不敢彻底与中央决裂。另外由于幽州地处唐王朝最东北边境，对外有契丹、奚族以及回鹘的侵袭，对内有相邻强藩的威胁，从而使得幽州藩镇对唐王朝的背顺上受到更多的外部影响，也对唐中央表现出更多的依赖性。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