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供给链延伸与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国际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双重视角的分析

（一）全样本整体回归

首先，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实证分析。方程1分析了服务业供给链向下游制造环节延伸对生产率的影响，方程2分析了服务业供给链向上游服务环节延伸对生产率的影响，方程3同时将两种延伸方式纳入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Hausman检验表明，方程应当采取固定效应模型。Pesaran's检验和Friedman's检验显著拒绝了存在异方差的假定，这说明本文不存在异方差问题。方程1显示服务业供给链向下游延伸，会对生产率产生正向作用，但是该关系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方程2的结果表明，服务业向上游延伸供给链会显著地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将供给链的两个方向同时纳入实证方程之后可以发现，向上游延伸供给链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向下游制造环节延伸供给链的影响为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尽管前面本文得到了初步的估计结果，并且也在计量方程中控制了与服务业自身特征有关的一系列变量以及地区差异、产业差异和时间差异各自相关的固定效应特征，但是OLS方法并未考虑服务业未被观察到的异质性因素（例如服务企业CEO的能力等）。而这些未被观察到的异质性因素或许能够接受服务业生产率差异。同时，在计量模型中，也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例如只有生产率较高的服务企业才能更加容易地延伸供给链的长度。在这样的情况下，OLS方法的估计结果就不再是有效的。因此，我们需要引入另一种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在动态面板的数据中引入了两步系统GMM的估计方法（Arellano and Bond, 1991）。实证结果见方程4～6，在选择了作为工具变量的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之后，过度识别检验和相关性检验都通过了检验。说明可以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对比OLS和两步系统GMM，服务化程度的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变为负值，这也符合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观察方程6，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向上游延伸供给链可以显著地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实证结果显示，当服务业供给链向上游延伸1%，将会带动生产率提升0.148%。延伸供给链的“生产率提升效应”要显著地强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研发的“生产率提升效应”。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3）研究发现，中国是全球供给链上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这主要由于中国“生产引致型进口”（importing-to-produce）和“出口引致型进口”（importing-to-export）的模式，并且全球供给链贸易主要是由工业部门主导，服务部门的参与程度较低。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迟到者，主要是作为供给方，“两头在外”的模式导致自身的供给链的弹性和柔性不足；服务业作为制造业最重要的中间投入，一直承担着中间投入品的角色（Breinlich and Criscuolo, 2011）。忽视了对服务业提供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导致了我国服务业不仅占比低，而且技术进步率也长期在低水平徘徊。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扩张，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本地产业集聚程度和要素丰裕度，更重要的是在价值链上的任务外包受益程度（Timmer et al. , 2014）。延伸服务业供给链的长度，在全球价值链上可以通过一系列任务外包，获得发达国家高端的生产要素和创新知识。随着中间投入品质量的提升，“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发挥作用，供给链长度的延伸将会有效化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促进服务部门的技术进步。

服务业供给链向下游延伸时，无法带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数据显示，当服务业供给链向下游延伸1%，会导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0.058%。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是一个弱规模经济部门。刘培林和宋湛（2007）运用累积分布曲线分析经济普查数据发现，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相比，前者装备劳动力所需的资产量更多，财务和经济效率比后者差，进入前者的投资门槛不比后者低。这些都说明，服务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要低于制造业。同时，我国产业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扭曲，主要的生产资源都集中在制造业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服务部门向下游延伸产业链会面临较高的扭曲成本，多元化扩张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提高服务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当FDI每提高1%，会带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0935%。现有的研究表明，FDI是全球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Coe and Helpman, 1995; Del Barrio—Castro et al. , 2002; Engelbrecht, 1997; Malerba et al. , 2013）。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提高自身的发展绩效。黄繁华和王晶晶（2014）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发现，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会对东道国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生产率提升不仅体现在总体层面，还能对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帮助我国服务业突破技术壁垒，提升服务业生产率。

第三，研发投入可以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Solow, 1956, 1957; Swan, 1956; Denison, 1967）。这样设定的结果是，在长期一国的经济有相同的技术进步率。早期只有两类模型尝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第一类是以Kaldor和Mirrlees（1962）和Arrow（1962）为代表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技术进步被认为是经验的产物；第二类是以Uzawa（1965）、Phelps（1966）和Shell（1967）将R&D引入生产模型中。Grifffith等（2004）利用12个OECD国家工业数据研究发现：国内的研发支出越大，与技术前沿国家的生产率差距缩小得越快。Aw（2009）研究发现R&D对于企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说明，研发投入是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之一。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检验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研发投入的增加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升生产率（李平等，2007；范红忠，2007）。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目前主流的观点保持一致，研发投入会促进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数据显示，研发投入每增加1%，会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高0.0116%。

第四，“成本病”模型强调，随着技术停滞（服务）部门扩展，整体的生产率会下降。本文进一步扩展了该模型的结论，服务部门的扩张不仅在整体上拉低平均生产率，还会抑制本部门的生产率。数据显示，服务业占比每扩展1%，服务业生产率会下降0.0674%。目前，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提升主要是依靠吸纳低技能工人实现，规模效率低下。这种无效率的扩张进一步牺牲了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今后，服务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当是提升工人的技能水平，提高资本深化率，才能有效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

（二）国际供给链和国内供给链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全球贸易发生大坍塌（The Great Collapse），全球价值链呈现收缩的状态（Amiti and Weinstein, 2011;Bems et al. , 2010; Bussiere et al. , 2013）。英国退出欧盟，美国回归孤岛主义，导致全球价值链逐步收缩成为区域价值链。在这样的背景下，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服务业在国际供给链和国内供给链上延伸产业链会存在何种异质性的作用？进一步，哪种途径的作用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强劲？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不同的方式，分别研究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上延伸产业链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2。

方程7～9是服务业在全球供给链上的延伸产业链的实证方程，方程10～12是服务业在国内供给链上的延伸产业链的实证方程。观察方程可以发现：一方面，无论是在全球价值链还是在国内价值链上，向上游延伸供给链都可以促进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向下游延伸供给链都会对服务业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这与总体的实证结果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在国内价值链上延伸产业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比全球价值链上的提升要高出0.0539%。服务业参与国内价值链的本地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为重要。Giuliani等（2005）在对拉丁美洲国家产业升级的研究中发现，国内价值链治理对于本地企业的升级具有重要的“范围效应”（effect of scope）。服务业在国内价值链上延伸供给链之后，可以将更多的中小型企业纳入生产网格中，通过有意识的联合行动（consciously pursued joint action）强化服务业的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弥补了服务业规模经济相对不足的缺陷。供给链的长度延伸之后，分工进一步细化，出现更加专业的服务供应商，此外还能在更大范围内出现网络供应商。一方面，供应商的数量会增加，专业化程度会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国内价值链的本地治理机制，生产商和供应商之间交流更加充分，默会知识丰裕度提升。这些都会有效地提升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三）基于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的对比研究

在前文中，我们从国内外的二元视角考察了服务业延伸供给链对生产的影响，但是这种分析忽视了不同供给链的异质性。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供给链长度的延伸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供给链条进行拆分，细化研究不同的供给链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作用。首先，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分别从上游行业和下游行业中剥离出来，进行实证分析，同样采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双重视角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见表3。

从表3中可以发现，向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延伸供给链会显著地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向下游高端制造环节延伸供给链依旧会抑制服务业生产率。并且，在国内价值链上延伸供给链的“生产率效应”要显著地高于在全球价值链上延伸供给链的“生产率效应”，前者的影响系数为0.0589%，后者的影响系数为0.0418%，高出了41个百分点。对此，本文的解释是：在价值链上，延伸供给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强弱取决于生产商和供应商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知识的传播速度。生产商和供应商联系的紧密程度又取决于联合生产的交易成本以及合约对专用性资产“敲竹杠”问题的约束能力（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考虑全球价值链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因此国内价值链治理机制解决这类问题的难度要小于全球价值链。因此，在国内价值链上延伸供给链对产品的设计能力、生产技术和品牌营销能力的提升更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越大。

对比方程15和方程18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全球价值链还是在国内价值链，服务业向下游的先进制造业延伸供给链都无法为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支撑，这一结论和方程9、方程12的结论相同。这意味着，目前我国服务业并不适合向下游的先进制造业延伸供给链，盲目地向下游扩展会导致服务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四）基于各个细分供给链的实证研究

前文的分析表明，服务业向上游的服务环节延伸供给链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服务业内部部门众多，不同类型的服务链条对生产率的提升是否存在差异性？对该问题的细化研究对于我国未来发展服务业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数据结构可以支持我们进行细化的研究。本文将服务环节划分为消费性服务环节、交通运输环节、金融服务环节、商业服务环节4个部分进行细化研究，同样将样本分为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二元视角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见表4和表5。

方程19～22是分别对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向消费性服务环节、交通运输环节、金融服务环节、商业服务环节4个服务部门延伸供给链的实证分析；方程24～27是在国内价值链上对4部门延伸供给链的实证分析；方程23和方程28是同时包括了4个部门的回归结果。无论是相关性检验还是有效性检验，方程23和方程28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的检验。我们以方程23和方程28作为最终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对比方程23和方程28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服务业向消费性服务环节延伸会显著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全球价值链上，服务业向消费性服务环节供给链长度延伸1%，会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0352%；在国内价值链上，服务业向消费性服务环节供给链长度延伸1%，会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0263%。2015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27.7美元（现价美元，世界银行数据），正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之后，一国的消费升级速度会显著地加快。目前，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产品升级的速度滞后于消费升级的速度。这导致一方面我国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出国消费数据显著提升。因此，通过向上游消费性服务环节延伸供给链，可以更好地解决我国产品升级速度与消费升级速度不相匹配的问题，带动产业升级的速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服务业向商业服务环节延伸会显著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全球价值链上，服务业向商业服务环节供给链长度延伸1%，会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0292%；在国内价值链上，服务业向商业服务环节供给链长度延伸1%，会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011%。我国服务业正逐步向商业服务环节延伸供给链，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商业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为9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现有的研究表明：商业服务可以为制造业开辟市场，改善制造业的市场响应度，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商业服务不仅对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有帮助，还存在“自增强机制”，通过增加商业服务的投入比重，可以带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服务业向上游商业服务环节延伸供给链之后，可以提高服务品的附加值含量，突破服务业本地化的限制、支持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并且还能从外部服务创新中获益。

第三，服务业向上游的交通仓储运输环节延伸供给链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该结论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上保持一致。交通仓储运输服务业具有前期投入成本巨大、收益回报率较为漫长的特征。随着全球贸易的萎缩，运输服务行业的需求大幅下降，行业收入大幅下降。2016年8月，韩国最大、世界十大船舶运输公司，韩进海运向首尔法庭申请破产。服务业作为一个总体生产率提升较为缓慢的行业，不适合向固定成本投入巨大的交通运输业延伸供给链。

第四，服务业向金融环节延伸供给链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效应。在国内价值链上延伸供给链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全球价值链上延伸供给链会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本文对此的解释是，国内的金融系统存在较为严重的错配，银行信贷更加偏好于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对服务业企业的支持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向金融环节延伸供给链，可以有效地解决资金不足的缺陷，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在全球价值链，金融系统多是由巨型跨国公司掌控，同时我国资本账户管控较为严格。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上向金融环节延伸无法支撑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