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产负债表方法(BSA)
所谓资产负债表研究方法(Balance Sheet Approach,简称BSA),就是利用国家(及部门)资产负债表来从事经济金融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由IMF首倡,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而蔚然成风。
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功能,是依靠一系列处理数据的方法,用精心设计的理论框架,表列整个国家的“家底”,并依托这一框架,揭示各经济主体主要经济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借以勾画一国经济运行的机制。这套框架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国家经济的健康状况,了解可能产生的冲击的来源及强度,而且,在危机期间,它可为政府探讨对策空间提供基本依据。进一步,对这些存量指标(有别于作为流量指标的GDP等)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比较其年度间变化,还有透视一国多年经济增长“累积效应”的功能。如果更深入地分部门考察资产负债结构、变动趋势及其同其他部门的关联,我们还可从存量视角对各国经济的结构特点与体制特征进行解构,从而揭示发展方式转型面临的问题,启示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尽管对资产负债表等存量分析方法的关注只是近年来骤然升温,但在学术研究领域,编制、研究国家资产负债表已经有较长历史。早在1936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出把企业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应用于国民经济的构想(Dickingson and Eakin,1936)。资产负债核算作为一种成熟的宏观经济核算方法,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此领域的开创性工作,Goldsmith等人曾编制美国自20世纪初至1980年若干年份的综合与分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见Goldsmith and Lipsey, 1963; Goldsmith, 1982)。Revell(1966)试编了1957~1961年英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自1975年始,英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正式由官方发布(见Holder, 1998)。在加拿大,以账面和市场价值计算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从1990年开始编制。至今,大部分OECD成员都至少公布了不含有实物资产的金融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方法的兴起是与金融危机紧密相连的。早在1979年,克鲁格曼的一篇研究支付危机的论文中就采用了资产负债表方法分析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对固定汇率的影响(Krugman,1979)。这可以看作现代经济学应用资产负债表方法的研究开端。需要指出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资产负债表一直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大框架下,仅仅作为一种统计方法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自20世纪90年代拉美(如墨西哥、巴西等国)和亚洲地区相继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以来,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和研究方法的讨论日趋活跃,其功能也超越单纯的统计核算,逐渐显示出成为宏观经济分析基本方法之一的强劲势头。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03~2005年的短短3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发表了十余篇国别资产负债表分析,并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见Mathisen & Pellechio, 2006)。2007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进一步得到了学界、政府以及国际机构的广泛重视与认可,国内也有学者敏锐地跟上潮流,并用之对中国经济问题展开了初步分析(易纲,2008;李扬,2009)。
总体上说,近年来在讨论金融危机的学术创新浪潮中,应用国家与部门资产负债表展开的研究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如Allen等人(2002)指出的,资产负债表方法的特点与优势在于,通过这一方法,可以清晰地界定出四类主要的金融风险,即期限错配、货币错配、资本结构错配以及清偿力缺失,而分析考察这四类问题,则是揭示危机根源、认识危机的传导机制、理解微观经济主体应对危机的行为方式,以及研判应对政策的关键所在。其核心政策建议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具体到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上,则明确建议采用审慎性原则:少计资产、多计负债。这一政策建议深入人心,并在实际监管过程中成为指导性原则。
理论界最初对于资产负债表的应用,大部分局限于金融部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等独立的分部门研究中。虽然偶尔也有一些研究将国民经济整体综合到一起来分析,但本质依然是基于各部门自身的。由于这种分析方法基于微观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具有比较直观的经济学含义,也更容易被大众和政策制定者所理解。
这类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研究方向集中于政府资产负债表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国债中内债与外债的结构是影响金融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除了上文提到的克鲁格曼开创性论文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这一研究方向做出了贡献(如Flood & Garber,1984)。第二个方向是在原有分析中加入人们的行为因素,一些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自我实现预言会引发或者加速危机。Cole & Kehoe(1996)在分析墨西哥比索危机时认为,国外的短期债务大量到期以及外汇资产短缺造成了投资者的自我恐慌,从而使危机的预期成为现实。这类分析方式实际上是Diamond&Dybvig(1983)银行挤兑模型的另一种表达,之后大量分析金融危机的文章也是基于这种思想(如Chang &Velasco,1999;伯南克,2010)。第三个方向则是将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政府资产负债表放到一起做综合研究。辜朝明在分析日本经济衰退时,即采用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一思路(辜朝明,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