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什么难民危机构成欧洲第三次危机

难民问题将给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文化和国际关系带来一系列影响。从政治角度看，难民问题将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国内政局和政策走向；从经济角度看，它干扰了欧洲难民接纳国的经济；从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社会安全角度看，它加剧了欧洲难民接纳国的失业现象，对社会安全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从社会文化角度看，难民的文化往往与难民接纳国的主流文化产生冲突和撞击，从而给社会融合与社会一体化带来很大的困难；从国际关系角度看，难民问题不仅影响着欧洲难民接纳国之间的关系，也43影响着欧洲接纳国与难民中转国、难民输出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对欧洲价值观和一体化构成了巨大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说，难民危机甚至比希腊债务危机还严重。因此，将难民问题定为欧洲第三次危机是有一定根据的。

第三次危机由两个主要原因构成：一是文明冲突的危机，二是欧洲一体化裂痕加深。前者危及欧洲基本价值观，后者有导致一体化停滞的风险。这两个原因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联盟的基础。

第三次危机对欧盟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首先，难民危机正演化为文明冲突危机。由于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冲突，欧洲逐渐从价值冲突变为暴力冲突。根据英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26%的穆斯林表示，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忠于英国；40%的穆斯林支持用伊斯兰宗教法代替英国的法律；13%的穆斯林支持盖达恐怖活动。法国随着穆斯林移民的涌入，犯罪率直线上升。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的数据，1960年法国犯罪率是12%，到2000年时增长70%；法国境内60%的罪犯、90%以上的犯罪活动主谋都是（穆斯林）移民。上述问题又引起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进而打破欧洲业已存在的政治平衡。

目前大约有700万名外国人居住在德国，其中430万是穆斯林，并建有超过3000座清真寺。默克尔强调，伊斯兰社区是德国的一部分，穆斯林移民需要学习德语，努力融入德国社会。但此项政策在法国已有前车之鉴，效果并不理想。法国当局曾要求穆斯林学习法语，结果他们即使脱去了阿拉伯大袍，穿牛仔裤，说标准法语，但伊斯兰的思想不但没有被改造，反而成为地道的法国穆斯林。甚至有人认为，法国穆斯林人口25年后将过半数，法国极有可能会变成伊斯兰帝国。加上社会融入主动性不够以及话语权较弱，穆斯林成为内生型恐怖主义的重要来源。

到欧洲的难民逐年增多，2013年，涌入欧洲的难民约为6万人；2014年，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有21.8万人通过地中海涌入欧洲；2015年，约有150万名难民涌入欧洲；2016年估计难民仍有上百万。难民加上合法移民，使欧洲的人口结构逐步发生变化。据不完全统计，荷兰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1/3人口是外国裔，但欧洲最担心的是穆斯林化。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的生育率在西方世俗生活方式下越来越低，现在只有1.6，远低于维持人口数量所需的2.3，而44欧洲穆斯林的生育率远高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

“文明冲突论”的创始人亨廷顿把两次世界大战归结为西方文明的内战。循此观点，这场史无前例的难民危机是否会激化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业已存在的不谐和问题？若处理不好，危机会从经济现象出现冲突开始，如移民加剧失业问题的严重性，进而导致以宗教文化冲突的模式彻底爆发。此次涌入欧洲的难民以穆斯林为主体，这是否将壮大欧洲本土的穆斯林力量，造成新的社会对立、文化冲突犹未可知，但怀疑恐怖分子潜藏其中的声音已不断涌现。自由、包容、民主的欧洲形象已经大打折扣。

其次，欧洲一体化的裂痕加深。2015年9月22日，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分配12万名抵欧难民的方案，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投出的反对票未能奏效。表面上看，欧盟展示决心解决了难民分配问题，但自身利益不一致导致各成员国对待难民的政策不同调，中东欧的算计、南欧的困境、法德的架子，对欧洲一体化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这可能导致欧洲一体化的裂痕加深。多元一体、一致决策是欧洲一体化的立盟之本，这意味着不会出现以大欺小，用牺牲其他成员国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但目前如果布鲁塞尔一意孤行，试图用强制力压制所有成员国接受难民分配方案，则可能对欧洲一体化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甚至成为欧洲一体化灾难的开始。吉登斯认为，难民问题可能撕裂欧盟的南部和北部、东部和西部，理论上甚至可以威胁乃至摧毁欧盟。

欧洲一体化裂痕加深自有其根源。自欧盟东扩以后，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欧洲一体化存在的固有缺陷严重影响了欧洲国家的内部认同。以南欧主权债务危机为例，欧债危机的核心是欧洲经货联盟没有完全实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完全不能配套，央行的最后贷款人机制未能充分履行作用；根源是处于工业化生产方式中期的南欧国家受到了法、德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挑战，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竞争方面，在统一大市场内，南欧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商品竞争力受到核心国家的技术挑战和东欧国家的成本挑战，南欧国家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欧洲一体化的挑战，特别是希腊，它们对债务一再违约，并无法得到欧盟的有效帮助，因此，这些国家产生一定的离心倾向是在情理之中的。难民的目的地并不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匈牙利这些穷国，也不是中45东欧转轨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南欧国家按照《都柏林公约》首次接纳难民并甄别难民身份的意愿会大大减弱，这种减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变相鼓励难民进一步登陆的机制。因此，有南欧国家“放水”，难民可以北上法国、德国甚至瑞典等发达国家。反过来，法国、德国等难民目的地国又强烈要求意大利、希腊等国加强边界控制。结果导致内部矛盾不断加深，进而影响内部裂痕加深和一体化机制运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