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古代小说史(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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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汉唐间岭南小说

岭南北亘万山重叠的五岭,南濒浩瀚的大海,汉唐间陆路和水路交通均不发达,尤其是五岭,阻隔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地理上的封闭导致了岭南文化的封闭和文化演进的缓慢。先秦时期,岭南仍处在原始部落文化阶段;秦汉时期,随着郡县的设立,中原人的迁入,岭南才开始进入到中原文明体系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为避战乱再次大量迁入,岭南文化初步发展;唐代,岭南经济渐兴,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自秦至唐,中原文化不断输入岭南,但传播却较为缓慢,岭南的原始文化氛围仍比较浓郁,正如屈大均所云:“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7]“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8]在这种文化状态下,岭南小说发生较迟,演进缓慢,相比于中原小说的成就,显得颇为萧条和局促。

但浓郁的原始文化氛围却催生出了富有岭南特色的小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它成为岭南汉唐间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此外,还产生了轶事小说和传奇小说,但这两类小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小说创作队伍主要由从中原入岭南的客居作家构成,如西汉的陆贾、三国时的万震、晋代的刘欣期、南北朝的沈怀远、唐代的裴铏等,他们为岭南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岭南本土作家数量非常少,仅有东汉的杨孚、晋代的王范和黄恭等。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记岭南地理、物产、风俗传说,轶事小说记岭南的奇闻逸事,传奇小说熔铸岭南诸种传说。这些小说富有想象力,内容新颖独特,风格奇幻瑰丽,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

第一节 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它是在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它根植于被当时中原人视为“绝域殊方”“远国异民”的岭南,因此又具有不同于中原的岭南特色,这些小说数量众多,自成体系,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对后世岭南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这些小说一直湮没无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它们保留在岭南汉唐间的地理博物著作中,研究者一般从史学、地理学角度对这些著作进行研究,忽略了其中虚构、夸张的内容。汉唐作家在客观记录岭南地理物产的同时,也记录了当时流传的关于地理物产的诸种传说,这些传说荒诞虚夸,实为珍贵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二是岭南汉唐间的地理博物著作均已散佚,仅有较少的一部分保留在各种类书及地理志中,致使研究者很难窥其全貌,今人杨伟群的《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骆伟、骆廷的《岭南古代方志辑佚》,刘纬毅的《汉唐方志辑佚》对岭南地理博物文献进行了辑佚和整理,为学术界研究提供了资料。

一 发展历程

(一)西汉的滥觞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陆贾的《南越行纪》。

陆贾,汉初楚人。赵佗自王于南越,汉高帝派陆贾出使南越国,封赵佗为南越王。文帝时,陆贾再次出使南越,为岭南政治局势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南越行纪》记其两次出使岭南的所见所闻,已佚,仅有两则保存在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一则为“耶悉茗花”,一则为“胡杨梅”。“胡杨梅”云:

陆贾《南越行纪》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9]

嵇含所引甚为简略,但此则已不是客观地记录胡杨梅的植物特性,而是记载了一则关于胡杨梅的传说——“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晋代裴渊在《广州记》中交代了“不得持下”的原因:

东莞县有庐山,其侧有黄梅、山桃。只得于山中饱食,不得取下。如下,则迷路。[10]

胡杨梅“不得持下”的原因极有可能与“黄梅”“山桃”一样,为会“迷路”,因此“胡杨梅”一则透露出很浓的志怪意味。

(二)东汉的成熟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成熟的标志是东汉杨孚所著的《异物志》。

杨孚,字孝元,南海(今广州市海珠区下渡村)人,汉章帝建初中,举贤良对策上第,拜议郎,当时交阯刺史“夏则巡行诸郡,冬则还大府表奏、举刺。其后竞事珍献”。[11]为矫正这种“竞事珍献”的风气,杨孚撰《异物志》,介绍岭南山川道里、动植物及风土民俗。

《异物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卷,《水经注》引作杨氏《南裔异物志》,《艺文类聚》或引作《交趾异物志》,或引作《交州异物志》。

《异物志》在客观记录岭南地理物产的同时,还记载了关于地理物产的传说,开启了著述“异物”传说的传统,在当时和其后都备受推崇,历代效仿尤多,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繁荣。

此后,三国时期有《扶南异物志》和《南州异物志》。《扶南异物志》,朱应撰。朱应,吴时为宣化从事,曾与中郎将康泰出使扶南、林邑等国,归后撰此书,已佚。

《南州异物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卷,万震著。万震,吴时丹阳太守,曾在岭南居住,“余寓番禺,曾游新会县”[12],遂作《南州异物志》。南州,又称“广南”“南交”“南越”,是古代交州的泛称。是书受杨孚《异物志》的影响甚大,部分内容与杨孚《异物志》相类,但亦有部分传说不见于《异物志》,较为新颖独特。

(三)魏晋南北朝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地理博物著作兴盛,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也随之进入了兴盛期。此时期作者队伍庞大,约20余人,他们或为岭南人,或任职、寓居于岭南。受当时创作风气的影响,他们在客观记载岭南地理物产的同时,亦热衷于记录流传于岭南的诸种民间传说。

晋代的地理博物著作最多,有11部,包括刘欣期的《交州记》、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黄恭的《交广记》、裴渊的《广州记》、顾微的《广州记》、盖泓的《珠崖传》、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徐衷的《南方记》、袁宏的《罗浮山记》、撰者不详的《交州杂事》和《交趾外域记》,这些作品中有大量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交州记》,刘欣期撰。刘欣期生平事迹不可考。交州,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广州记》,明黄佐《广东通志》著录为2卷,裴渊撰。裴渊生平事迹不可考。广州,即今广州市。

《广州记》,明黄佐《广东通志》著录为1卷,顾微撰。顾微,晋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著有《广州记》《吴县记》等。

以上著作中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比例较高。另有《南方草木状》3卷,嵇含撰。嵇含,官广东刺史。此书“乃含为广州刺史时目睹南越、交趾植物珍奇,中州之人或昧厥状,故为诠叙成书”。[13]是书较为客观,传说较少,且均为植物传说。

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博物著作有6部,包括刘澄之的《交州记》、沈怀远的《南越志》、王韶之的《始兴记》、竺芝的《扶南记》、刘昶的《岭外录异》、姚文咸的《交州记》,此外,还有约作于魏晋南北朝,但著者不详的《郁林异物志》《广州异物志》《交趾外域记》。

《南越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5卷,宋沈怀远撰。沈怀远,吴兴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人,因坐事徙广州,后官武康令。该书被称为五岭诸书之最在前者。现存佚文最多,其中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亦甚多。

《始兴记》,南朝宋王韶之撰。王韶之,山东临沂人,终吴兴太守。清曾钊云:“元嘉初,徐豁为始兴太守,有政声。韶之未尝至始兴,或即从徐豁讨问故事,笔为此《记》欤?”[14]始兴,三国吴永安六年(263)置始兴县,属始兴郡,为今粤北和粤、湘、赣、桂交界之处。其中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亦甚多。

据《岭南古代方志辑轶》《汉唐方志辑佚》《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博物著作现存佚文500余则,其中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约占1/3,主要集中在沈怀远的《南越志》、刘欣期的《交州记》、裴渊的《广州记》、顾微的《广州记》和王韶之的《始兴记》中。《交广二州记》《交广记》《南方记》《扶南记》《岭外录异》《郁林异物志》《广州异物志》《交趾外域记》等,散佚甚为严重,或仅有零星佚文,或仅见于史志著录,但这些著作在创作目的、内容等方面应与《南越志》《广州记》等相类,其中亦应有不少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此时期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从远国异民到山川湖泊、草木鱼虫,可谓异彩纷呈。

(四)唐代的衰落

至唐代,岭南地理博物著作渐趋衰落,仅有中唐孟琯的《岭南异物志》、晚唐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唐末刘恂的《岭表录异》,以及撰人不详的《续南越志》,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亦随之渐趋衰落,数量不多。

《岭南异物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1卷,孟琯撰。孟琯,湖南郴州人,唐元和进士,任职岭南而著此书。

《南方异物志》,房千里撰。房千里,河南人,大和进士,曾官端州别驾、高州刺史。《南方异物志》被《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史部地理类,被《宋史·艺文志》列为子部小说类,已佚。

《续南越志》,撰人不详,《岭南古代方志辑佚》辑录3则,3则均为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异物志》和《续南越志》的现存佚文中的小说比例非常大,《岭南异物志》还被《崇文总目》列入子部小说类,《南方异物志》出入于史、子两部,由此可以推测,这3部著作的虚构内容极有可能超过了客观记录的内容。这些小说在内容上多因袭前人,缺乏新意,但受唐传奇的影响,艺术水平有了提高。

《岭表录异》,《永乐大典》著录为3卷,刘恂撰。刘恂,鄱阳人,进士,官至广州司马,任满后居南海而作此书。刘恂是以比较科学的态度撰写此书的,虽间记岭南动植物传说和当时的奇闻逸事,但以客观平实的记录为主,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非常少,可见唐末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已经明显衰落了。

唐之后,岭南地理博物著作亦代有所出,元代吴莱撰《南海古迹记》,宋代郑熊撰《番禺杂记》,清代范端昂撰《粤中见闻》,这些著作客观平实,少虚幻,虽偶间杂传说,但数量甚少,不能像汉唐时期那样自成一系了。

二 内容

先秦时期,岭南仍处在原始文化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因原始部落众多,地理环境复杂,物产丰富,这些传说多与原始部落、山川地理和物产有关。由于五岭的阻遏,岭南长期孤悬一隅,地理上相对封闭,因此,这些原生态的民间传说被很好地保存下来,汉唐间在岭南广为流传。对于当时处于文化发达地区的中原人来说,这些传说是奇异的,有巨大魅力的,客居岭南的作家陆贾、万震、顾微、嵇含、沈怀远、孟琯等,十分热衷于记录这些奇异的传说,甚至连未到过岭南的临沂人王韶之亦对此颇感兴趣。岭南本土作家亦受此风气影响,东汉杨孚和晋代王范、黄恭均为岭南人,对岭南传说更为熟悉,他们的著作,尤其是杨孚《异物志》中的传说,尤为新颖和生动。不仅作者热衷于此,当时的读者也有这方面的审美需求,因此这些小说在汉唐间大受欢迎,王范就曾因撰写《交广二州记》而“自是名动京师”。[15]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内容主要有4部分:一是关于远国异民的传说,二是关于山川湖泊的传说,三是关于动植物的传说,四是关于奇珍异宝的传说。

(一)远国异民传说

远国异民传说是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重要一类,多见于两汉魏晋。汉代杨孚的《异物志》记载了“穿胸人”“乌浒”“儋耳”“黄头人”“斯调国”“扶南国”等诸部落的传说,如:

穿胸人,其衣则缝布二尺,幅合两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不突穿。[16]

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记载了“乌浒”“典逊”“句稚国”“歌营国”“无论国”“师汉国”“姑奴国”“察汉国”等诸部落的传说,如:

师汉国,在句稚西,从稚去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国,亦称王上,有神人及明月珠,但仁善不忍杀生,土地平博,民有万余家。[17]

晋代刘欣期的《交州记》、裴渊的《广州记》和顾微的《广州记》亦有“交趾”“泥黎城”“郁林”“缴濮国”等传说,如:

交趾之人,出南定县,足骨无节,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18]

交胫国人,脚胫曲戾相交,所以谓之交趾。[19]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缴濮国,其人有尾,欲坐,辄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其尾,即死也。[20]

晋兴有乌浒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21]

然而随着原始部落逐渐消亡,这一类小说也逐渐减少,至南北朝时就很少有这一类传说了,到了晚唐,刘恂的《岭表录异》中有一则《六国》,写了“狗国”“毛人国”“野叉国”“大人国”“流虬国”“小人国”的故事,可谓此类小说的集大成者。

(二)山川湖泊传说

山川湖泊传说多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刘欣期的《交州记》、裴渊的《广州记》、顾微的《广州记》、沈怀远的《南越志》、王韶之的《始兴记》等著作中均有很多,其中有的是关于山川湖泊来历的,如“穴流泉”“圣鼓城”“马鞍山”“菖蒲涧”“贞女峡”等:

东江,本博罗县之东乡也。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22]

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冈,谓之马鞍山。秦时占气者言:“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此冈,地中出血,今凿处犹存,以状取目,故冈受厥称焉。[23]

有的是关于山川湖泊发生的奇异之事的,如:

雪山,在新昌。南人曾于山中得金块如升,迷失道,还置本处,乃得出。[24]

居风山,去郡四里。夷人从太守裴庠求市此山,云出金。即不许,寻有一妪行田,见金牛出食,斫得鼻锁,长丈余。人后往往见牛夜出,其色光耀数十里。[25]

河源县北有龙穴山,连岩亘地,累嶂分天,常有五色龙,乘云出入此穴。[26]

这些山川湖泊多有神异之物,这些神异之物多具有巫术功能,遇之或使人迷路,或使人生病,或使人发狂,或使人死亡,反映了岭南早期的原始宗教信仰,如:

龙川县营岗北有巨镬,恒有悬泉注之,终岁不满,常有采薪者欲推动之,忽然震电迷失路,十许日乃至家。[27]

熙安县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则见鼎,刺史刘道锡,常使系其耳而牵之,耳脱而鼎潜,既而执纼者,莫不疾耳,盖尉佗之鼎。[28]

(三)动植物传说

物产传说最为丰富,涉及范围很广,有草、木、鱼、虫、鸟、兽等。其中动物传说最多,有“向风复活”的风猩,有“大如水牛”的鼠母,有“数十间屋状,目如车轮”的大蛇,有“水为之开”的木犀等,如:

晋兴郡蚺蛇岭,去路侧五、六里,忽有一物,大百围,长数十丈。行者过视则往而不返,积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从交州出,由此峤见之,大惊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敕,经宿住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积聚成丘。[29]

关于“化虎”的传说,在汉唐间亦非常兴盛,杨孚的《异物志》、刘欣期的《交州记》、顾微的《广州记》、裴渊的《广州记》都有此类传说,如:

浈阳县里民有一儿,年十五六牧牛,牛忽舐此儿,随所舐处,肉悉白净而甚怏,遂听牛日日舐之,儿俄而病死,其家葬儿,杀此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为虎。[30]

兴宁县,义熙四年(408),忽有数十大鸟,如鹙,少焉化为虎。[31]

岭南盛产鱼类,关于鱼的传说亦甚多,有“声为雷,气为风,涎津为雾”的大鱼,有“八月化为黄雀,到十月入海为鱼”的黄雀鱼,有“目化为明月珠”的鲸鱼。这些传说充满奇思异想,如《异物志》中的“懒妇鱼”:

懒妇鱼,昔有懒妇,织于机中,常睡,其姑以杼打之,恚死,今背上犹有杼文疮痕。大者得膏三、四斛,若用照书及纺织则暗,若以会众寡歌舞,则明。[32]

汉唐间人们对植物的认识比较客观,因此植物传说相对较少,主要见于杨孚的《异物志》和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有“诸蔗”“吉利草”“枫人”等:

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蓄蛊毒,惟此草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俣以罪徙合浦。初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俣服,遂解。吉利即遁去,不知所之。俣因此济人,不知其数,遂以“吉利”为名。[33]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一竹,中央蛇形,已成枝叶,如故吴郡桐卢民,尝伐竹。遗竹一宿,见竿化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化,亦竹为蛇为雉也。[34]

还有关于植物神奇功能的传说,大多带有较浓的原始宗教色彩,如裴渊的《广州记》:

熙安县有孤古度树,其号曰古度。俗人无子,于祠炙其乳,则生男,以金帛报之。[35]

(四)奇珍异宝传说

此类传说并不多,如“虾头杯”“铜鼓”“金池”“银山”等:

南海以头为长杯,头长数尺,金银镂之。晋广州刺史常以杯献简文,简文用以盛药。未及饮,无故酒跃于外。时庐江太守曲安远,颇解术数,即命筮之,安远曰:“却三旬,后庭将有喜庆者。”果有生子,人面犬身。[36]

广州浛洭县金池黄家,有养鹅鸭池,尝于鸭粪中见麸金片,遂多收掏之。日得一两,缘此而致富。其子孙皆为使府,剧职三世,后池即无金,黄氏力殚矣。[37]

三 艺术特征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自汉初至唐末绵延千余年,在这千余年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的演进不断发展,主要体现在作者的创作意识和作品的艺术表现上。

(一)创作意识的演进

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体现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创作过程。两汉时期,岭南作家是以客观的、真实的态度来撰写地理博物类著作的,如杨孚为讽切当时岭南刺史“竞事珍献”的风气,才“枚举物性、灵悟”[38],即使兼记传说,亦本着“实录”的原则,并非有意虚构和夸张。然而这些传说同《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一样,多“动以物,惊以怪”,内容荒诞,具有非常强的文学因素。至魏晋南北朝,岭南作家在记录地理物产传说时,逐渐从“实录”的原则中脱离出来,不再仅仅满足于客观的记录,而是大胆融入虚构,如王韶之的《始兴记》:

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闷。晋太元初,民封驱之家奴密窃三饼归,发看有大蛇,螫之而死。其夜,驱梦神语曰:“君奴不良,已受显戮,愿以银相备。”驱觉,奴死,银在其旁。有徐道者,自谓能致,乃集祭酒盛,奏章书,击鼓吹入山,须臾雷震雨石,倒树折木,道惧走。[39]

“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闷。”这是两汉的记录方式,但王韶之并不满足于此,又写了封驱的家奴和徐道的故事,具有非常强的虚构性。相比于两汉,魏晋南北朝作者的创作意识无疑有了进步。

至唐代,随着唐传奇的兴盛,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创作进入了“有意为小说”的阶段,作家已有自觉创作的意识,体现在重虚构、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等方面,如刘恂《岭表录异》中的《六国》: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恂云:顷年自青社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凡历六国:第一狗国。同船有新罗客,云是狗国。逡巡,果见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见船惊走。经毛人国,形小皆被发,而身有毛蔽如狖。又到野叉国,船抵暗石而损,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怖无计,顷刻有百余野叉,皆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枪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枪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朋啸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野叉畏弩,亦不复至。驻两日,修船方毕,随风而逝。又经大人国,其人悉长大而野,见船上鼓噪,即惊走不出。又经流虬国,其国人幺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竞将食物求易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飘泛者,虑有灾祸。既而又行。经小人国,其人悉裸,形小如六岁儿。船人食尽,遂相率寻其巢穴。俄顷见果,采得三四十枚以归,分而充实。后行两日,遇一岛而取水;忽有群山羊,见人但耸视,都不惊避,既肥且伟。初疑岛上有人牧养,而绝无人踪。捕之,仅获百口食之。[40]

此则小说不再像杨孚的《异物志》那样,仅对岭南原始部落或海外诸国进行片断描写,而是虚构了一个主人公“刺史周遇”,通过周遇的曲折经历来展现海外诸国“狗国”“野叉国”“毛人国”“大人国”“小人国”“流虬国”的奇异,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堪称唐代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作家自觉创作小说的典范。

(二)艺术表现的演进

随着创作意识的发展,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在艺术上也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两汉艺术水平较低,篇幅短小,语言质朴,描写多为片断式,叙事粗陈梗概、散漫简略,如“穿胸”“乌浒”“鲸鱼”等多描写奇异的特性,不注重叙事。至魏晋南北朝,虽仍有片断式的描写和简略的叙事,但开始注重情节的完整与生动,语言渐趋优美。唐代虽在内容上多因袭前人,但情节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以岭南著名的龙母传说为例,可见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艺术发展轨迹,龙母传说首见于晋顾微的《广州记》:

有龙掘浦口,昔蒲母养龙,龙取鱼以给母,母断鱼,误斫龙尾,人谓之龙掘。桓帝迎母至于浦口,龙辄引舫还。[41]

此则寥寥数语,简略勾勒了龙母传说的梗概,情节完整,但不够生动,没有人物形象的刻画,缺乏艺术感染力。至南朝,沈怀远对此则传说进行了加工创造:

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常居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五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常游波中,萦回媪侧。后媪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色炳耀,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蟠旋游戏,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元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乡船还,不逾夕,事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止,卒不能召媪。媪殒瘗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土人谓之拙尾龙,今南人以船为龙拙尾,即此也。[42]

较之前一则的粗陈梗概,此则情节已相当曲折生动,一波三折,在情节的推进中着力描写温媪和龙子之间的深厚情感,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至晚唐,刘恂《岭表录异》的《温媪》一则艺术性更高,情感细腻,语言优美,沈怀远的“温媪”在结尾处指出岭南因之而有“龙拙尾”船,但刘恂在结尾不再交代“龙拙尾”船与传说的关系,而是继续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写龙子对温媪的深深依恋:

朝廷知之,遣使征入京师,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43]

总体来说,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历时千余年,影响深远。首先,它作为岭南小说的源头之一,开创了岭南小说根植于岭南、反映岭南的文学传统,唐代岭南传奇虽数量较少,但均以岭南为表现对象,《崔炜》《张无颇》《蒋武》《金刚仙》等皆取材于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宋明时期,岭南本土作家和客居作家所撰写的笔记,亦以岭南传说和奇闻逸事为主,宋代朱彧的《萍州可谈》、明代王临亨的《粤剑编》均注重记录岭南的奇闻逸事;清代出现了岭南本土作家创作小说的高潮,欧苏的《霭楼逸志》、黄芝的《粤小记》、刘世馨的《粤屑》、颜嵩年的《越台杂记》、罗天尺的《五山志林》等,皆以岭南地理、物产、风俗传说和奇闻逸事为表现对象,这种文学传统使岭南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得以展现,并使岭南小说自汉至清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其次,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为我国古代小说提供了新颖独特的素材。如南北朝时任昉的《述异记》有《懒妇鱼》一则,云“淮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溺而死,化为鱼焉。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鸣琴、博弈,则烂然有光;及照纺绩,则不复明焉。”[44]研究者一般认为这则优美的传说乃《述异记》之独创,实际上这则传说来源于杨孚的《异物志》。

第二节 轶事小说

岭南轶事小说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但它没有随着中原轶事小说的繁荣而繁荣,发展得十分缓慢。首先,没有产生如《西京杂记》和《世说新语》这样独立的轶事小说集,而是与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一样,散见于岭南地理博物著作中,刘欣期的《交州记》、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黄恭的《交广记》、裴渊的《广州记》中都有轶事小说。其次,数量不多,虽然由于岭南地理博物著作散佚严重,无法推测当时轶事小说到底有多少,但从仅存的数量来看,应当是很少的。

此时期轶事小说主要记岭南历史上和当时的人和事,带有史传的特征,但和正史不同,以记奇人奇事为主,具有较强的传闻性质,体现了轶事小说“求奇”“求异”的美学追求。现存最早的轶事小说见于晋刘欣期的《交州记》:

赵妪者,九真东安县女子也。乳长数尺,不嫁,入山聚群盗,遂攻郡。常着金蹋踶,战退,辄张帷幕,与少男通,数十侍侧,刺史吴郡陆胤平之。[45]

赵妪为岭南历史确有之人,公元248年,与其兄赵国达起义反抗中原统治者。此则意在丑化反抗者赵妪,颇不可取,但在艺术上,采用漫画式手法夸大人物的形体特征,将赵妪描写为“乳长数尺”的奇人,使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了鲜明的特点,这对后来岭南小说的人物描写乃至民间人物传说都产生了影响,刘恂《岭表录异》中的冼氏“乳长二尺”,民间关于冼夫人的形象传说为“乳长二尺”,都突出人物局部特征的奇特。

《交广二州记》,晋王范撰。王范,南海人,晋平吴后,为广州大中正,因当时的秘书丞司马彪著《九州春秋》略掉了岭南一地,于是王范搜罗百粤典故,写成《交广春秋》。是书现存佚文9则,其中轶事小说有3则,关于南越王赵佗墓一则,颇具传奇色彩:

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异神密之墓是也。孙权尝遣交州从事吴瑜访之,莫知所在。独得明王婴齐墓,掘之,玉匣珠,黄金为饰,有玉玺金印三十六,铜剑三,灿若龙文,而文王胡墓亦莫知其处。[46]

《交广记》,晋黄恭撰。黄恭,字义仲,南海人,自少恬淡,为刺史邓岱器重,召为记室参军,以孝廉举著作佐郎,后于乡里教授生徒,征辟不就,乃补广州大中正。撰《交广记》,后扩为《十三州记》,现仅存佚文5则。后人称此书“以君亲伦理为重”,[47]确乎此,“吴甫”“尹牙”都体现了较强的伦理道德倾向:

吴甫,举茂才,七年不迁。甫有老母,言九十以上。上言自乞减品养亲者也。

合浦尹牙,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问其故,曰:“父为太尉所杀。”牙乃辞,至洛为太尉养马,三年,断其头而还南。[48]

“尹牙”一则叙述了太守因父仇而“三年不笑”的悲愤,赞颂了尹牙为替太守报仇甘愿为奴3年并最终杀敌的豪侠精神。

裴渊的《广州记》中亦有轶事小说:

董奉与士燮,同处数积,载思欲还豫章,燮情拘留,不能免后,乃托以病死,燮开棺看,乃是茅人。[49]

此则描写了董奉与士燮的深厚情感,同时刻画了士燮的机智,颇有魏晋气韵。

至唐代,岭南轶事小说仍未得到充分发展,仅刘恂的《岭表录异》中有3则,一为《南中假僧》:

南中小郡,多无缁流。每宣德音,须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韬为容广宣告使,赦文到,下属州。崖州自来无僧家,临事差摄。宣时,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夫怪而问之,僧曰:“役次未当,差遣编并,去岁已曾摄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见者莫不绝倒。[50]

此则诙谐幽默,讽刺了当时盛行假僧的虚假行为。受晚唐豪侠传奇小说的影响,刘恂还创作了两篇反映豪侠精神的轶事小说,一为《洗氏》:

洗氏,高州保宁人也,身长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陀称王,遍霸岭表,洗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赵陀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陀竟不能折。杖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枝流也。[51]

洗氏即冼氏,乃西汉时人,生平事迹不可考,隋时谯国夫人冼氏为其后裔,此则写了冼氏超群的武艺和“智辩纵横”的才能,采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奇人”形象。另一则为《麦铁杖》:

麦铁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陈朝,常执伞随驾。夜后,多潜往丹阳郡行盗。及明,却趁仗下执役。往回三百余里,无人觉者。后丹阳频奏盗贼踪由,后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问。陈亡入隋,委质于杨素,素将平江南诸郡,使铁杖夜泅水过扬子江,为巡逻者所捕。差人防守,送于姑苏。至亭,遇夜,伺守者寐熟,窃其兵刃,尽杀守者走回。乃口衔二首级,携剑复浮渡大江。深为杨素奖用,后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麦氏,皆其后也。[52]

麦铁杖,隋朝将领,封宿国公,此则突显出麦铁杖超越常人的能力和非凡的勇敢,极具传奇色彩。

第三节 传奇小说

唐代,中原的传奇小说十分繁荣,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岭南本土作家在传奇方面并无建树,但岭南独特的风土人情、奇异的神话传说却影响了一位仕宦于岭南的中原作家,他就是中唐时期《传奇》的作者裴铏。

裴铏,事迹史传未载,《新唐书·艺文志》在“裴铏《传奇》三卷”下注“高骈从事”,其事迹仅见于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和清董诰的《全唐文》。《全唐文》卷805裴铏条云:“铏,咸通中为静海军节度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后官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53]裴铏为高骈掌书记,高骈于咸通七年(866)镇守安南,为静海军节度使。静海军节度使在唐时设置,管理交州,即今越南及两广一带。裴铏大约从咸通七年(866)起在岭南任职。高骈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移镇西川,裴铏追随高骈到西川,《唐诗纪事》云:“乾符五年,铏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54]裴铏大约于乾符二年离开岭南。因此,裴铏在岭南任职的时间大约为咸通七年(866)至乾符二年(875),共10年时间。

《传奇》,原书3卷,已佚,今人周楞伽据《太平广记》《类说》等辑录31篇。这31篇中,除《王居贞》外,故事发生的年代皆为宣宗大中以前,因此,周楞伽认为《传奇》的写作时代“至迟不出乾符初,到了乾符五年,他已作了成都节度副使,爬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这时便不免要崇儒兴学,《题文翁石室》诗,再不会去写《传奇》一类作品了”。[55]可以说,《传奇》应是裴铏在岭南任高骈掌书记期间所作。

10年不短,在这10年中,裴铏无疑受到了岭南文化的熏染。此时期,自汉魏就在岭南流传的各类传说仍在广为流传,这些充满奇思异想的传说对裴铏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创作了5篇以岭南为表现对象的传奇小说:《崔炜》《张无颇》《陈鸾凤》《蒋武》《金刚仙》,与《传奇》中的其他小说相比,甚至与唐代传奇小说相比,这5篇都显得独特而迷人。

一 取材于岭南民间传说

(一)《崔炜》

小说写主人公崔炜居南海,尚豪侠,财业殚尽,替乞食老妪解难,老妪赠越井冈艾,并云此艾“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为任翁治愈赘疣,任翁反欲谋杀崔炜以飨独脚神,幸得任翁之女帮助而逃脱。后坠入枯井,井中有蛇,炜为蛇治赘疣,蛇载炜至一石门前,炜入户,见一室富丽无比,4女子出见,云皇帝赴祝融宴,已将齐王女田夫人许配给炜,并取国宝阳燧珠授炜,云:“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遂见修缉,”并嘱炜于中元日在广州蒲涧寺候田夫人。炜与羊城使者归人间,方知已过3年。炜至波斯胡邸鬻珠,老胡人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原来此珠乃大食国宝,为赵佗所盗。炜于城隍庙访得羊城使者,又访得任翁原来是南海尉任嚣。及中元日,4女伴田夫人至,田夫人告炜4女俱为殉者,乞食老妪为葛洪妻,蛇乃安期生坐下物。后炜挈家往罗浮访鲍姑,竟不知所适。

《崔炜》的地点、人物、环境、风俗皆取材于岭南古老的传说。小说的主要地点南越王赵佗墓的选择,实受岭南“赵佗古墓”传说之启发,晋代王范《交广二州记》云:

越王赵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垅莹可谓奢大,葬积珍玩。吴时遣使发掘其墓,求索棺柩,凿山破石,费日损力,卒无所获。佗虽奢僭,慎终其身。乃令后人不知其处,有似松乔迁景,牧竖固无所残矣。[56]

南朝沈怀远《南越志》亦云:

越佗疑冢,孙权时,闻赵佗墓多异宝为殉,乃发卒数千人,寻掘其冢,役夫多死,竟不可得。次掘婴齐墓(婴齐,即佗孙),得玉玺、金印、铜剑之属,而佗墓卒无知者。[57]

这两则传说皆写赵佗墓神秘莫测,多奇珍异宝,令人向往。裴铏在此基础上虚构了崔炜误入赵佗墓这一情节,并用浓彩重笔描写了赵佗墓的富丽堂皇:

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帏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燕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芬芳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璧,贮以水银,凫鹥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柷敔,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58]

小说中的另一地点大枯井是通向赵佗墓的入口,“乃一巨穴,深百余丈”“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59]此大枯井亦与古老传说有关,大枯井即为建在越王台下的越台井,相传为赵佗所凿,刘恂《岭表录异》云:

越台井,井在州北越王台下,深百尺余,砖甃完备,云南越赵佗所凿。[60]

此外,蒲涧寺、越王台、罗浮山等无不与古老的岭南传说有关。

小说中的人物除崔炜是虚构的外,其他均为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赵佗和任嚣是历史人物,但已被民间神化了。赵佗,是汉初岭南霸主,《南越志》记载他曾经获得过神人的帮助:

南越民,不耻寇盗,其时尉佗治番禺,乃兴兵攻之,有神人适下,辅佐之,家为造弩一张,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三万人。[61]

任嚣,秦时任南海尉,《南越志》亦将其神化:

尉任嚣疾笃,知己子不肖,不堪付以后事,遂召龙川令越佗,谓之曰:秦室丧乱,未有真主,吾观天文,五星聚于东井,知南越偏霸之象。故召佗授以权柄。[62]

羊城使者、鲍姑、鲍靓、安期生、葛洪皆是岭南传说中的人物:

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于楚庭,于是图其像。广州则楚分野,故因图像其瑞焉。[63]

鲍靓,为南海太守,尝夕飞往罗浮山,晓还。有小吏晨洒,忽见两鹊飞入,小齐吏帚掷之坠于地,视乃靓之履也。[64]

此外,粤地风俗尚鬼,巫风甚炽。作者将时间安排在鬼节“中元日”,“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65]小说还再现了岭南古老的人祭习俗,崔炜替任翁治病,留宿其家,“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飨之”“遂令具神馔,夜将半,拟杀炜”,杀人以享鬼神的人祭是原始巫术信仰的遗存。这些习俗为这篇传奇增添了神秘色彩。

(二)《张无颇》

小说写人神相恋的故事。张无颇游丐番禺,袁大娘来访,赠玉龙膏和暖金合,并曰:“不惟还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数日之后,一黄衣宦者来请,云广利王知其有膏,故召见。无颇跟宦者至一殿庭,见王者,王者令无颇为贵主医病。无颇出玉龙膏与贵主服之,贵主即愈,王赠珍宝,遂归番禺。月余,忽有青衣送红笺,笺有贵主所赠诗二首。顷之,黄衣宦者又至,云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复往,为贵主切脉,王后至,无颇进盛玉龙膏之药合,王后见药合,至王处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遂将贵主嫁与无颇。无颇携妻与珍宝归,居于韶阳。月余,袁大娘来访,无颇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后无颇不知所适。

此篇传奇亦取材于岭南民间传说。小说中“衣王者之衣,戴远游之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的广利王以岭南神话人物广利王为原型,广利王即南海海神祝融,唐玄宗天宝十年(751),被册封为广利王,岭南人祭祀甚盛。小说主要情节在广利王的宫殿展开,宫殿庄严壮丽,曲折幽深,中多奇珍异宝,“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玑翠珰,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氲郁,满其庭户”。此宫殿乃以广利王庙为原型,广利王庙,即南海神庙,建自隋开皇年间,宏伟壮丽,相传多有珍宝异物,元代吴莱《南海古迹记》云:

南海广利王庙。在番禺。南庙有唐韩文公碑,庙有玉简、玉箫、玉砚、象鞭,精致。郑絪出镇时,林霭守高州,献铜鼓,面阔五尺,脐隐起,有海鱼虾蟆周匝,今藏庙中。宋真宗赐南海玉带,蕃国刻金书表,龙牙火浣布并存。[66]

小说中还颇多岭南异产,“玉龙膏”具有神奇的功能,以酒吞之,病立愈,它极有可能是用蛇制作的药物,屈大均《广东新语》载:“西粤土司,凡蚺蛇过三十丈者皆称龙。”“凡有蛇之所即有蛇药……以酿酒,可治疮疥。”[67]《太平广记》有“玉龙膏”一则,云:“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曰:‘此膏不可持北来。苟有犯者,则祸且及矣。’”[68]记载了玉龙膏的神奇。此外,广利王赠送张无颇价值巨万的“骇鸡犀”即为“通天犀”,亦岭南传说中的神奇之物。

(三)《陈鸾凤》

小说写海康(今广东省海康县,在雷州半岛)陈鸾凤负气义,不畏鬼神。海康有雷公庙,每岁祭祀新雷日,“百工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食之亦必震死”。时逢大旱,邑人祈而无应,鸾凤大怒,烧毁雷公庙,食用黄鱼彘肉,持竹炭刀以待雷神,雷雨果起,鸾凤挥刀击雷,雷坠地,血流如注,鸾凤欲杀之,为群众所阻。复有云雷,裹雷神去,沛然云雨。鸾凤被乡人驱逐,至其舅家,舅家被雷焚烧,“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鸾凤又被舅逐出,往僧室,僧室亦被雷震,乃入于岩洞,雷不能复震。自后海康每有旱,就请鸾凤持刀挑战雷神,皆云雨滂沱,于是鸾凤被乡人呼为“雨师”。刺史询其原因,鸾凤云:“愿杀一身,请苏万姓。”

周楞伽认为“这是取材于雷州半岛的一个民间传说”,“裴铏这篇作品相当保持了民间传说的原型”。[69]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雷州半岛多雷,屈大均《广东新语》云:“雷生于阴之极,故雷州多雷。”[70]雷会带来雨水,亦会带来灾害,人们自然对雷产生恐惧与敬畏,因此雷州产生了雷神,“故雷神必生于雷州,以镇斯土而辟除灾害也”。[71]从南北朝时起雷州已经开始祭祀雷神,“庙名灵震,创于陈,禋祀于伪南汉”。[72]雷神在雷州人民心目中既是保护神,又是凶神,是不可冒犯的,唐刘恂《岭表录异》云:“雷州之西雷公庙,百姓每岁配连鼓雷车。有以鱼彘肉同食者,立为霆震,皆敬而惮之。”[73]雷州不仅多雷灾,其他自然灾害亦危害着人们的生存,“风水之灾,皇皇焉拜跪不宁”“求一夕之安,未易数数然也”。[74]在这样险恶的自然环境中,人们渴望有英雄来征服自然,于是民间便产生了敢于挑战雷神并能战胜雷神的英雄,“陈鸾凤在当时也许实有其人,是人民所热爱的敢于反抗封建权威和世俗之见的气盖山河的英雄”。[75]

(四)《蒋武》

小说写河源(今广东河源)蒋武胆气豪勇,善射猎。忽有一猩猩跨白象而至,曰:“象有难,知我能言,故负吾而相投耳。”并云山南有巴蛇,吞象数百,请武射蛇除害。武应之,至岩下,发箭中蛇目,“俄若穴中雷吼,蛇跃出蜿蜒,或掖或踊,数里之内,林木草芥如焚”。蛇死,“乃窥穴侧,象骨与牙,其积如山”。象献红牙10枚与武,武乃大富。忽又有一猩猩跨虎而至,云4虎为一黄兽所害,请求武杀黄兽。武欲行,前者跨象猩猩又至,曰:“昨五虎凡噬数百人。天降其兽,食其四矣。”“跨虎猩猩,同恶相济。”武乃射杀虎与跨虎猩猩。

周楞伽认为此篇传奇“大概也是采自民间传说,或者是根据《山海经》所说‘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的说法构成这篇故事”。[76]此传奇确受到《山海经》的影响,但与岭南民间动物传说关系更密切。汉唐时期岭南有很多蛇吞巨大动物的传说,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已记载“髯,惟大蛇,既洪且长”“食豕吞鹿,腴成养创”。[77]《交州记》则进一步夸大了蛇的形体,“如数十间屋状,目如车轮”。[78]晋顾微的《广州记》还记载了一则巨蛇吞人的故事:

晋兴郡蚺蛇岭,去路侧五、六里,忽有一物,大百围,长数十丈。行者过视则往而不返,积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从交州出,由此峤见之,大惊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敕,经宿住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积聚成丘。[79]

这与《蒋武》中的蛇非常相似,“果见双目”“光射数百步”“长数百尺”“象之经过,咸被吞噬,遭者数百,无计避匿”。蛇死,“象牙与骨,其积如山”。岭南亦有关于猩猩的传说,猩猩像人一样能讲话,郦道元《水经注》卷37记载,交阯县有猩猩兽,“人面,头颜端正,善与人言,音声丽妙,如妇人好女。对语交言,闻之无不酸楚。”[80]《蒋武》中有跨象猩猩和跨虎猩猩,这两只猩猩一善一恶,皆能言善辩。此外,还有关于象的传说,杨孚的《异物志》记载象“驯良承教,听言则跪”。[81]《蒋武》中的象亦能跪地行礼,涕泣如雨。

(五)《金刚仙》

《金刚仙》是《传奇》中的佛教故事。小说写清远(今广东省清远市)峡山寺有西域僧人金刚仙,善拘鬼魅。一日峡山寺李朴见大蜘蛛和两头蛇相斗,李朴将此事告诉了金刚仙,僧至蛛穴,振环杖而咒,蛛俨若神听,触杖而死。僧夜梦蜘蛛捧布匹答谢。数年后,金刚仙欲归天竺,于峡山金锁潭中捕一泥鳅,乃龙之子,欲煮以为膏,“则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贿赂寺内仆役,使其“为持此酒毒其僧也”。仆奉酒给僧,僧欲饮,忽有小儿跃出,打翻酒,曰:“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吾昔日之蛛也”,言毕而灭,僧放归龙子,归天竺。

周楞伽认为此篇传奇“在全书取材中是比较特异的一篇。裴铏的作品多以神仙道术为骨干思想,对佛教没有什么好感,因此书中写到僧人的地方都带着憎恶的感情……本篇却例外地以西域胡僧的法术为题材”。[82]确乎此,《传奇》中《马拯》《姚坤》中的佛教僧人是丑恶的、凶残的,独此篇例外,其原因大概是此篇传奇也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金刚仙应是寓居岭南的西域僧人,是岭南民间传说中的神异之人,裴铏在创作此篇传奇时,没有根据自己的好恶将金刚仙写成一个恶僧,而是尊重民间传说,将其塑造成具有超凡法力的人。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为蜘蛛和两头蛇的打斗,关于蜘蛛与蛇相斗的传说已不可考,但岭南流传着蜈蚣是蛇的克星的传说,唐刘恂《岭表录异》云:蜈蚣“长数丈,能啖牛”,[83]屈大均《广东新语》“蜈蚣”条亦云:“能伏蛇,每自口入食蛇腹”。[84]《金刚仙》中的蜘蛛长丈余,其杀蛇方法与蜈蚣相类。

二 藻丽绵渺的艺术美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1云:“《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可以传示,故号‘传奇’。”[85]清汪辟疆《唐人小说》叙录云其文奇事奇,藻丽之中,出以绵渺。的确,文奇事奇、藻丽绵渺乃《传奇》的主要艺术特征,此5篇传奇亦充分体现了这一艺术特征。由于取材于岭南民间传说,因而它们在内容上已具有了奇异之美,并且裴铏注重情节的离奇曲折、人物形象的鲜明、环境和场面描写的细腻,营造了藻丽绵渺的艺术美。

(一)离奇曲折的情节

5篇传奇篇幅不长,但情节均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张无颇两次去广利王庙才娶得龙女;蒋武两次受邀,两次射猎;金刚仙度脱蜘蛛,蜘蛛又助其脱困,情节皆离奇曲折。5篇传奇中最为精彩的是《崔炜》,它由一个首尾照应的情节统摄,即崔炜为鲍姑解困,鲍姑以越井冈艾相赠,并云此艾“不独愈苦,兼获美艳”,崔炜最后因此艾得到财富与美妇,小说在这一总的统摄中,又安排了一系列离奇曲折的情节:崔炜得艾后为一老僧治病;老僧介绍他为任翁治病;炜为任翁治病,却险些被害,幸得任翁女相救;逃跑时落入大枯井,为蛇治病;蛇携崔炜至南越王墓,获赠宝珠;崔炜随羊城使者归番禺,鬻珠访南越王墓和羊城使者;中元日于蒲涧寺候田夫人。这一系列情节在开元寺、任嚣墓、大枯井、南越王墓、蒲涧寺等不同环境中转换,令人惊奇不已,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情节虽离奇曲折,却紧密相连,环环相扣,一个情节引起下一个情节,从而使全篇紧密有序。

(二)鲜明的人物形象

5篇传奇中的人物形象均鲜明有特色。张无颇是困顿落魄的书生,金刚仙是具有超凡法力的威严的神人。最鲜明的为豪侠形象,崔炜“不事家产,多尚豪侠”,尽管“财业殚尽”“栖止佛舍”,但看见乞食老妪被当垆者殴打时,毅然“脱衣为偿其所直”;蒋武“魁梧伟壮”“胆气豪勇”,同情弱者,帮助象射杀蛇,当他知道跨虎猩猩的恶行后,毫不犹豫地“回矢殒虎,踣其猩猩”。陈鸾凤这一形象尤为光彩夺目,他是一个有“愿杀一身,请苏万姓”胸襟的英雄,小说在开头即交代陈鸾凤“负气义,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接下来通过陈鸾凤和雷神、乡党的冲突,对这一形象进行浓彩重笔的渲染:当本邑大旱时,他向雷神挑战,并将雷神击伤;当他欲杀雷神时,反被乡人驱逐;当雷神不断地报复他时,他毫不惧怕,持刀立于庭,一个不畏强权,为了人民的利益勇于和恶势力斗争的英雄豪侠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以至于周楞伽赞叹道:裴铏“毫不改窜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本色,具体地刻画出陈鸾凤这个人物的光辉形象和坚强不屈的性格,至少是值得赞许的。”[86]后世岭南小说中亦有敢于质疑雷神权威的人物形象,但缺乏陈鸾凤的光彩,如《夷坚志》中的“熊雷州”,崇仁熊某为广府通判,摄守雷州,不相信有雷神,亦颇慷慨激昂,“吾知有社稷山川之神,学宫之祀而已,乌有于雷祠”。但当“言未讫,烈风骤雨,震霆飞电,四合而起”时,他不敢像陈鸾凤一样和雷神战斗,而是“不胜恐,急致香币谒谢”[87],最后屈服于雷神的威严。

(三)细腻的环境描写和生动的场面描写

此5篇传奇的藻丽绵渺之美与精致细腻的环境、场面描写密不可分。《崔炜》的环境描写极为出色,“南越王墓”是小说主要情节的展开地点,作者对古墓中“锦帐”“金炉”“水银池”“宝床”等进行精致细腻的描写,展现了古墓的富丽和神秘,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此外作者还使用写景的诗句来渲染环境:

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践踏成官道。”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88]

此诗描写了越王殿台的荒凉,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和悲凉气氛。

此5篇传奇中颇多生动的场面描写,如陈鸾凤斗雷神、蒋武杀巨蛇,这些场面描写皆富艺术表现力,其中尤以《金刚仙》中蜘蛛与两头蛇相斗的场景最为惊心动魄:

忽登山,见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广丈余;四驰啮卉窒其穴而去。俄闻林木有声,暴猛吼骤。工人惧而缘木伺之,果睹枳首之虺,长可数十丈,屈曲蹙怒,环其蛛穴,东西其首。俄而跃西之首,吸穴之卉,团而飞去,颖脱俱尽。复回东之首,大划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驰出,以足擒穴之口,翘屈毒丹,然若火,焌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复苏,举首又吸之。蛛不见,更毒虺,虺遂倒于穴而殒。蛛跃出,缘虺之腹咀内,齿折二头,俱出丝而囊之,跃入穴去。[89]

裴铏用浓墨重笔将此场面的紧张激烈渲染出来:蜘蛛暴吼,两头蛇蹙怒,蜘蛛使用毒丹,两头蛇大口吸,蜘蛛异常勇猛,两头蛇顽强不屈,这些描写均体现了裴铏高超的艺术技巧。

此5篇岭南传奇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岭南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洪迈《夷坚志》中的《张敦梦医》明显受《张无颇》的影响,明代杨珽的传奇《龙膏记》即据《张无颇》改编而成,明代瞿佑的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中的《水宫庆会录》亦受《张无颇》的影响。《夷坚志》中的《熊雷州》受《陈鸾凤》的影响。宋代《太平广记》卷459《番禺书生》的蛇吞象情节受《蒋武》的影响。这5篇传奇也对岭南笔记产生了一定影响,《羊城古钞》《粤中见闻》等岭南笔记都有收录或改编。此外,这5篇传奇反过来又影响着岭南传说,当代人王建勋主编的《羊城人仙神·广州市民间故事选》中收录的广州民间故事《崔炜与鲍姑》,即本于传奇《崔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