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态与评论(2018年第1期/总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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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

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的特点与动因:基于美国的实证分析

李荣林 张英涛李荣林(1956~),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张英涛(1981~),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国际投资。

摘要 本文选取1999~2016年美国制造业为研究主体,重点探讨了美国与其他26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和动因。研究发现:技术利用(或技术获取)动机和区位优势对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的形成具有很好的解释,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主要发生于发达国家之间的高R&D密集度行业,由此表明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互间寻求均势或保持优势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 技术利用 技术获取 区位优势

一 研究综述与问题提出

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Cross-hauling Direct Investment,简称交互投资)犹如行业内贸易,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然而,近些年学界对交互投资这一事实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就现有文献看,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关于交互投资的理论研究,试图阐释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强调单向资本技术输出或输入)很难解释的这种以不同国家间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双向对外直接投资,且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间表现一定替代关系的国际投资现象。那么,与强调相对要素成本差异的单向直接投资相比,何种因素诱发交互投资呢?

行业内贸易转化论认为行业内贸易与交互投资间的替代和转换关系意味着诱使行业内贸易发生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致使交互投资的发生,而国家间产品的异质性、需求的重叠性、需求偏好的多品种性和相似性等均对行业内贸易有很强的解释力,即产品和需求方面的差异性也可能引致交互投资的发生[1]。Norman、Dunning研究了行业内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贸易效应,指出行业内贸易中贸易品的属性决定了行业内FDI的发生[2]。而Rugman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促使跨国公司试图内部化外部市场,并通过其研发、营销、规模经济等优势绕开贸易壁垒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进而推动了交互投资的产生[3]。此外,Graham基于国际产业竞争理论的研究将交互投资视为不同国家跨国公司间的一种威胁交换方式,并认为交互投资能够促进新产品的研发[4]。事实上,这种威胁交换的目的在于跨国公司彼此间利用交互投资之手段寻求彼此间的竞争均势或保持相互优势[5]。跨国公司寻求或保持的这种优势抑或横向分布于技术、资本、劳动力、管理经验等多方面,抑或纵向呈现为技术状态(最先进、先进、一般技术)的层次性,而技术状态的层次性又决定了技术优势的层次性;这种多面性和层次性的存在,使跨国公司仅靠自身高昂的R&D支出以获取技术垄断的局面难以维系,于是交互投资就成为获取他方或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的手段,进而实现了竞争均势或相互优势的维持。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交互投资发生的动因,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英国学者Dunning的生产折中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OLI)对交互投资的解释更具代表性。Dunning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优势,I)的方式,将其在母国所发展的比较优势(所有权优势,O)转移至特定国家,以利用当地的区位优势(L)进行生产[6]。根据Dunning的阐述,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实现内部化的一种方式,也是实现生产国际化的一种选择;那么,跨国公司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期应当着重思考的是自身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区位优势,而技术优势在所有权优势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因为跨国公司的形成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其技术发明和技术垄断,而技术垄断本身具有强烈的内在的国际化倾向,跨国公司的技术地位决定了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7]。对东道国区位优势而言,标准FDI理论将相对要素成本差异视为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8][9],要素成本差异也是国家间区位优势的一种反映。正如Narula、Dunning所言,对FDI异质性的分析中,不能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区位优势分裂开来考虑,东道国区位优势在跨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决策中至关重要[10]。同时,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区位优势的目的也在于寻求效率。

针对技术优势的论证,Fosfuri、Motta从技术获取和技术利用的角度探讨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动机,指出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动机并非在海外市场利用自身已具备的技术优势,而是由技术溢出渠道获取东道国的技术优势[11]。然而,Love在研究美国与OECD国家的部门FDI流动时指出,几乎无证据表明IFDI或OFDI的动机是获取技术优势,相反企业技术优势利用对FDI流动机理保持着很强的解释力[12]。那么,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利用抑或技术获取动机,真的非此即彼吗?Kuemmerle认为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为技术获取还是技术利用取决于行业R&D投入的相对强度和相对市场规模,由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尤为注重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13],而技术垄断优势需要大量R&D投入支撑,故可预期那些发生于发达国家间的交互投资行业必然保持很高的R&D密度。

Driffield以英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英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内投资的模式,认为技术的流动和要素成本的差异是产业内投资的主要动因,且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地区很少能享受产业内投资的红利[14]

此外,美国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都长期处于发达国家之首,其高额的行业R&D投入使其在交互投资方面很具典型性。因此,本文将以美国为基准国,重点探讨交互投资的行业与区域特征,以期进一步揭示当今世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交互投资的动机和内在机理。

二 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的行业特征与区域特征

本文对Macchielli测度国家间交互直接投资的方法进行修改,得到了测度交互投资行业与地区分布的方法[15],具体如下:

INVCROijkt=(Oijkt-Iijkt/Oijkt+Iijkt

其中,INVCROijkt表示第ti国和j国间k行业的交互投资程度,Oijkt表示第t年由jk行业流出到ik行业的FDI, Iijkt则为第t年由ik行业流入到jk行业的FDI。当INVCROijkt>0.33时,说明在k行业j国对i国表现为投资国;当INVCROijkt< -0.33时,则说明在k行业j国对i国表现为接受投资国,即在k行业i国对j国表现为投资国;而当-0.33<INVCROijkt<0.33时,则表明在k行业j国和i国间为交互投资。本文选取1999~2016年与美国发生直接投资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26个国家的8个制造业行业为研究样本。出于减少数据缺失值的考虑,将样本按三年一个考察期进行分组,共分为六个考察期,选取考察期内数据最全的年份为测算对象,具体的测算结果见表1。

表1 制造业的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测度:1999~2016年

续表

续表

续表

注:以上测算值是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数据库的原始数据计算而得。“ - ”表示原始数据缺失,未能计算。(1)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2)化工产品行业,(3)初级金属及金属制成品,(4)机械制造行业,(5)计算机及电子产品行业,(6)电气设备、用具及零部件行业,(7)交通运输设备行业,(8)制造业其他行业。直接投资原始数据均来自BEA数据库。样本国家分别为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荷兰、西班牙、意大利、韩国、比利时、芬兰、墨西哥、中国、巴西、印度、奥地利、卢森堡、丹麦、挪威、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非。

考虑到空间的节省,表1仅给出14个国家的计算结果。美国与样本国交互投资的情况可以概括为:(1)整体上看,交互投资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投资几乎接近单向投资,这表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均衡发展;(2)行业上看,不同国家与美国发生交互投资的行业分布不同,不同时期的表现也不同,甚至交替出现;(3)同美国发生交互投资的国家主要是加、法、德、英、日等强发达国家,且这些国家对美国保持很强的投资倾向;(4)而诸如西、意、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几乎表现为接受美国投资,交互投资倾向不明显;(5)荷、比、芬、卢、奥、挪等经济容量较小但发展程度高的发达国家,除了在部分行业与美国表现为交互投资外,相当部分行业表现出对美国的较强投资倾向;(6)交互投资主要发生于发达国家的高R&D密度的行业。此外,奥、卢、挪、丹、瑞、澳、马、南、台、新西兰、新加坡未列出。其中,奥、卢、丹、瑞与荷、比、芬有一定的共性,或对美表现很强的投资倾向,或与美为交互投资;马、南、台、新加坡与墨、中、巴、印的表现几乎相当,基本表现为美国对其的单向直接投资。

三 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的动机:技术利用与技术获取

所谓技术利用(technology exploiting)是指跨国企业在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对自身技术优势的使用;而技术获取(technology sourcing)则是跨国公司在国际直接投资中试图获得自身不具备的技术优势[16]。本节将从技术利用与技术获取的角度阐述交互投资的发生动机。我们以1999~2010年样本国家的8个制造业行业的R&D投入(衡量技术优势)和各行业的单位劳动成本(ULC,衡量区位优势)为界定标准来分析交互投资的动机。具体方法参照Driffield et al. [17],并将FDI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类型Ⅰ: R&D A<R&D B且ULC A>ULC B,若FDI由A国流入B国则说明A国的FDI为技术获取和区位优势,若FDI由B国流入A国则表明B国的FDI为纯粹的技术利用。

(2)类型Ⅱ: R&D A<R&D B且ULC A<ULC B,若FDI由A国流入B国则说明A国的FDI为纯粹的技术获取动机,若FDI由B国流入A国则表明B国的FDI为技术利用和区位优势。

(3)类型Ⅲ: R&D A>R&D B且ULC A>ULC B,若FDI由A国流入B国则说明A国的FDI为技术利用和区位优势,若FDI由B国流入A国则表明B国的FDI为纯粹的技术获取动机。

(4)类型Ⅳ: R&D A>R&D B且ULC A<ULC B,若FDI由A国流入B国则说明A国的FDI为纯粹的技术利用动机,若FDI由B国流入A国则表明B国的FDI为技术获取和区位优势。

根据本文关于交互投资的测算方法,我们将样本国家划分为三种情形:(1)美国与其他样本国家间为交互投资;(2)美国对其他样本国家为投资国;(3)美国对其他样本国家为接受投资国。同时,分别考察上述三种情形下类型Ⅰ、Ⅱ、Ⅲ、Ⅳ的FDI流入美国与FDI自美国流出额占美国制造业FDI流入总额与流出总额的比重(简称为占比)。最后,将上述所求占比在横向时间和纵向行业加总求平均值,以便于比较。此外,行业R&D投入及单位劳动成本(ULC)的数据均来自OECD-STAN数据库,且分别以2005年为基年。

1.交互投资

如表2所示,对FDI流入美国而言,技术获取动机占比15.81%(10.26% +5.55%),技术利用动机占比3.52%(2.64% +0.88%);对FDI自美国流出来说,技术利用动机占比18.21%(11.80% +6.41%),技术获取动机占比3.35%(2.57% +0.78%)。此外,对比FDI流入美国与自美国流出下的类型Ⅰ、Ⅱ、Ⅲ、Ⅳ,会发现行业内技术获取动机和技术利用动机的占比基本相当,例如,FDI流入下的类型Ⅰ的技术获取加区位优势动机占比为10.26%,而FDI自美国流出下的类型Ⅰ的技术利用动机占比为11.80%。由此可见,(1)跨国公司对利用技术优势和获取技术优势的意愿强烈,且区位优势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2)四种类型下相对应的技术获取和技术利用动机占比基本相当,这折射出跨国企业对竞争均势或保持相互优势的寻求,而寻求的手段则是交互投资。

表2 全样本下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1999~2016年

注:表2至表7的数据由笔者计算而得。

2.美国为投资国

按照Macchielli的界定,美国作为投资国并非说美国表现为单向直接投资,只是说美国流出FDI远高于其他国家流入美国的FDI。由表3所示,占比高达46.97%(29.73% +17.24%)的技术利用动机依旧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技术获取动机的占比仅为0.19%。此外,对FDI流入美国来说,技术获取动机占比为5.07%(3.84% +1.23%),明显高于技术利用动机占比0.56%。事实上,美国跨国公司对技术优势的利用得益于其大量的R&D投入。

表3 全样本下美国表现为投资国:1999~2016年

3.美国为接受投资国

表1的结果表明美国接受的直接投资主要源自英、法、德、日、加、荷等发达国家。表4所示的FDI流入美国情形中,技术获取动机占比高达46.91%(23.89% +23.0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制造业行业的高R&D投入对FDI流入的强大吸引力。从FDI自美国流出看,技术利用动机占比为12.65%(6.16% +6.49%),依旧保持较高的占比水平。此外,表3中的FDI自美国流出下的技术利用动机占比(46.97%)和表4中的FDI流入美国下的技术获取动机占比(46.91%)基本相等,这也表明了跨国公司对竞争均势和竞争优势的寻求。

表4 全样本下美国表现为接受投资国:1999~2016年

由上述分析有以下总结:(1)表2至表4表明所有权优势(技术获取或技术利用)和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2)正如Kuemmerle[13]所言,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技术获取还是技术利用取决于R&D的相对强度,东道国行业内R&D水平的高低对跨国公司技术获取抑或技术利用动机的形成至关重要;(3)交互投资的技术获取、技术利用动机的占比情况表明跨国公司对竞争均势和竞争优势的寻求,这一点在美国为投资国和美国为接受投资国的比较中同样存在;(4)尽管主要发生于发达国家间的交互投资占比达到19.33%(FDI流入美国)和21.56%(FDI自美国流出),但这些发达国家对美国的投资(美国为接受投资国)的占比也很高,甚至高于交互投资的占比。

4.子样本的针对性分析

表1的测算分析表明,本文选取的26个样本国家中,与美国发生交互投资的国家主要是加、法、德、英、日5个国家,同时这5个国家也是美国FDI流入的主要来源国和FDI流入的主要目的国。为了更为清晰地阐明本文的问题,我们将以上5个国家组成一个国家子样本组并与全样本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结果见表5至表7。

表5 子样本下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1999~2016年

表6 子样本下美国表现为投资国:1999~2016年

表7 子样本下美国表现为接受投资国:1999~2016年

对比表2和表5,子样本下的交互投资与全样本情形下的差别并不大,只是FDI流入美国和FDI自美国流出下的类型Ⅰ的占比大约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类型Ⅰ、Ⅱ、Ⅲ、Ⅳ的行业内技术获取动机和技术利用动机的占比保持基本相当。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表明发达国家间跨国公司对竞争均势和竞争优势的寻求。

对比表3和表6,子样本下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FDI由美流出)的类型Ⅰ(技术利用动机)占比由29.73%降为12.93%,类型Ⅱ(技术利用加区位优势动机)占比由17.24%降为3.38%。这种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类型Ⅰ而言,子样本中剔除了其他发达国家;对类型Ⅱ来说,子样本中剔除了发展中国家。尽管子样本中的美国作为投资国的技术利用动机占比下降幅度较大,但依旧保持很高的占比。

对比表4和表7,子样本下的FDI流入美国的情况下,类型Ⅰ(技术获取加区位优势动机)占比由23.89%降为10.90%,降幅很大;类型Ⅱ(技术获取动机)的占比由23.02%降为18.79%,降幅相对较小。尽管两种类型的占比均有所下降,但其占比依旧保持在29.69%(10.90% +18.79%)的较高水平,尤其类型Ⅱ(技术获取动机)的占比仅下降了4.23个百分点。表7中的其他动机占比情况变化不大或保持不变。此外,表6中的FDI由美流出情形下的类型Ⅰ的占比12.93%与表7中的FDI流入美国情形下的类型Ⅰ的占比10.90%基本相当,进一步表明发达国家间跨国公司对竞争均势和竞争优势的寻求。

四 结论与启示

基于本文的实证分析,我们有如下的结论。这些结论促发我们就行业内的交互直接投资问题产生了些许思考。

(1)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主要发生于高R&D密集度的行业。行业R&D密集度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行业技术水平也高,因为企业若想在所处的行业中保持自身的技术优势,是需要大量R&D投入的。企业间不同程度R&D投入使其形成各自的技术优势,技术优势的差异化又促进了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的发生。所以,行业R&D密集度及相对强度对解释交互投资的动机至关重要。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自身持续的R&D投入固然重要,但以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为手段,通过多种技术和知识溢出渠道以获取发达国家的高R&D密度行业的技术和知识也非常关键;同时,可以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联合研发,集中力量联合攻关重大技术。这些积极的国际参与不仅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技术转让并促进科技发展,而且可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2)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一种事实。这种集中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互投资事实,映射出国际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发展。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若要突破这种国际直接投资不均衡发展的束缚并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就必须走国际化道路,积极地开展国际经营,在竞争中胜出。当然,这不仅需要企业自行的R&D投入、技术创新、组织创新、运营决策,还需要政府的诸如加强对外投资的管理体制改革和立法,建立健全对外投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完善对外投资的政策促进体系和服务保障体系,广泛推进双边乃至多边投资框架和体系的建立,加快适应跨国投资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

(3)技术利用与技术获取是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发生的主要动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间通过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的手段以实现其在东道国的技术利用或技术获取,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间对竞争优势的寻求和保持相互优势之目的,因为任何跨国公司都很难通过支付高昂的R&D投入以实现完全的技术优势。因此,技术的相互利用与获取加速了技术这种无形资产的国际流动并促进了世界科技的发展,而跨国公司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所以,自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以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这有助于培育和形成中国的跨国公司体系,缩短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水平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差距,在国际分工体系下获得更多利益。

数据的限制使本文在行业的划分上不够细化,这或许会掩盖一些更为细致的发现。随着相关数据的不断释放,希望能够在后续的研究中从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的角度考察国际分工问题。这不仅可使我们对国际分工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且能够丰富国际投资理论。现有相当的研究基于行业内贸易甚至产品内贸易的角度探讨国际分工问题,我们知道国际贸易的发生一定伴随着国际投资,而从行业内交互直接投资角度探讨国际分工问题几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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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顾春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