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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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这就是最近六十年的英国工业史，这是人类编年史中的一部无与伦比的历史。六十年至八十年以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只有很少而且简单的工业，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了：有居民达250万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厂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几乎全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智慧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业，他们是由完全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是，这种工业变革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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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无产者，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业，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日益迫切地要求分享社会设施的利益，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改革法案通过时起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议会中一切稍微重要的辩论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虽然英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们企图回避这个大问题，并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真正的民族利益，但这都是完全无济于事的。议会每开一次会，工人阶级都赢得地盘，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则退居次要地位，虽然资产阶级是议会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1844年最近的一次会议所讨论的却始终是有关工人的问题（济贫法案、工厂法案、主仆关系法案）。工人阶级在下院的代表托马斯·邓库姆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而要求废除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提议拒绝纳税的激进资产阶级却充当了可怜的角色。甚至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辩论，实质上也只是关于爱尔兰无产阶级状况和援助他们的措施的辩论。确实，英国资产阶级应该赶快向工人让步了，否则将为时太晚；工人不是在乞求，而是在威逼，在要求。

尽管如此，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的工厂主阶级，却不正视这种贫困的状况。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代表民族的阶级，却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痛处；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是贫困的，因为正是他们，有产的工业阶级，对这种贫困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当人们开始谈论工人状况时，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即资产阶级）通常总是报以轻蔑的一笑；因此，整个资产阶级对有关工人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在议会内外一谈到无产阶级的状况就牛头不对马嘴；因此，虽然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正从他们脚下被挖空并且每天都可能坍塌，而这种很快会发生的坍塌就像某个数学和力学定律那样肯定无疑，他们还是可笑地安然自得；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虽然天知道英国人已经用了多少年来反复调查和修补工人的状况，他们竟还没有一本完整地阐述工人状况的书。但是，因此也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这些富有者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他们受命运的摆布。这种愤怒要不了多久（这个时刻人们几乎可以算出来）就必然会爆发为革命，同这一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