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特立独行的四维人类

我很高兴能有幸参观那座“山寨”的城堡，毕竟作为观光客来说，我也算不上有多“真”。我还记得和朋友一起坐在阳台上的情景，就在葡萄牙的辛特拉。那是2008年的春天，不是旅游旺季，所以想必在深一些的山谷里应该还有不少沙发客的床位。那时距离爱彼迎（Airbnb）的创立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当时刚从雷加莱拉宫（Quinta da Regaleira）回来，说它“山寨”是因为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并非皇亲国戚的房产，而是20世纪初一位咖啡及珠宝商人的宅邸，可谓气势不凡。虽然我很喜欢在城堡地道里摸索，但是能回到干净舒适的阳台上写写明信片，谁又会不乐意呢？

明信片是给房子的主人的，他是我的一个熟人，在不久前同意把这所空置的房子借给我落脚。但他并不知道我这么快就前去赴约了，因为当时他已经动身前往国外，没有看到我发送的邮件。那是一所建在高地上的独栋别墅，富有哥特气质逼人的乔治亚风。房子里有一盏坏掉的吊灯，从餐厅透过装着栅栏的窗户向外望，可以看到一处静僻的花园，除此之外，房子里所有的房间都可以随意进出，唯独二楼有一扇门上了锁。

我试过转动门把手，但是它纹丝不动。我很好奇在那间平时没有访客也要上锁的房间里到底藏着些什么。房子里还有一些地方仿佛时刻在控诉我作为闯入者的行径：餐桌上放着一个碗和一把勺子，上面沾着风干的酸奶，有时则是冰激凌；浴缸旁边的地板上丢着一本杂志，摊开的那一页是一篇题为《最可爱的门》的文章。在那里过的几晚，我不止一次梦见了房子的主人带着无名而不容争辩的怒火突然破门而入，要把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撵出去。

尽管如此，我仍然非常感激他。写完那张明信片，我把它放在了一边。与我同行的是我的一个朋友，相当不错的旅伴，她放下手里的书，我们两个开始闲聊起来。我与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心里却止不住地想着桌上的明信片，它让我隐隐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一种急不可待的焦虑。明明是阳光明媚的大好日子，坐在舒适的别墅阳台上，脚下是绿荫葱葱的山谷，但我的内心涌起一种缺憾感，就像生活里有什么东西被咬掉了一块。对于那个把这栋房子借给我的熟人——屋子里有一盏吊灯是坏的，在受人好意而诚惶诚恐的同时，我又感到某种不耐烦，两者纠缠交错，最终化为内心的自责。我把明信片有字的那一面朝上摆着，等着墨迹在太阳底下干透。它让我心烦意乱，没法把精神集中在与同伴聊天和开玩笑上，在猝不及防间，我的脑海里响起了一个声音，它说道：“为什么他还不回复我的感谢？”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在那个鬼迷心窍的瞬间，过去悄悄盘踞和萦绕在我生活中的变化发生了集中的觉醒和爆发，在写下那张明信片的大约10年前，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所谓的“电子邮箱”，当时的我还想象了一下在“互联网”上用这种奇怪的玩意儿大声广播自己名字的感受。而在我写明信片的那一天，每个人口袋或背包里有一台“嗡嗡”震动的手机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那时候的我们经常在拿着黄油刀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却是谁拨来的电话在让放在大腿上的手机嗡嗡作响。

我无意之间把对数字通信技术的时效要求放在了一种更古老的交流方式上。那张明信片成了一种里程碑式的象征，它代表了我的自我觉醒，对自己经历的变化的清楚认知。我的世界观受到了某种重新编程，我开始执迷不悟地坚信别人总是会理所当然地马上回应我发出的信息，而对事与愿违的情况视若无睹。数字技术一直在重塑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我的直觉和天性，给我额外添加各种感知方式的注脚。那天，我眼睛的余光一直落在那张明信片上，我从那种明显的不自在里感受到了某个时代的来临。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就在维多利亚女王传位于英王爱德华七世前后，“第四维”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它在许多领域都成了受人追捧的新潮流：以太、无意识、时间的流逝，乃至时间本身。不过它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作为一个空间概念，人们相信有四维空间的存在，但是只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式才能到达。几乎每个人都对四维空间怀有向往，它是能够激发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以及通神论者、通灵术士、雕刻家、画家和作家创造力的神奇领域。

这一时期的虚构文学不乏对其他维度空间的狂野幻想，它们描绘的世界往往神秘莫测，又或者在空间上极度不稳定，比如不是随时都能打开的屋子大门，或者它每次开启都会通向不同的地方。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联合创作的小说《继承人》（The Inheritors）中，一个叫格兰杰的男人碰上了一名来自四维世界的访客。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坎特伯雷，在那里，高维人类向格兰杰展示了穿越“古老空间大门”时的景象。他们站在空中俯视着整个哥特式的城镇，随着天外来客突然发出一阵怪声，脚下的风景立刻开始变化：“有一种更大、更广的东西出现了——比天主教堂还大，比天主教堂象征的神明们还大。笔直的高塔被扭曲成了直角。那东西出现了，不是天花板，不是烽烟，也不是小山，而是一片无边无垠的空间，难以捉摸、虚实难辨。”

距离“第四维”概念流行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如今我们却发现“四维空间”是对当下人类生活最贴切的描述。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互联网开始出现，当时现实世界和“那个世界”泾渭分明。当时互联网还有很多不同的叫法。世界上第一台民用调制解调器承担的是要打破两个世界之间坚实隔阂的重任，它犹如一把在层岩顽石间高速旋转的钻头。而我们则学会了坐在这些调制解调器旁边，长袖T恤外又穿着短袖T恤，无精打采地打着哈欠，偶尔抬头环顾一下四周或者点点手里的鼠标，我们看起来似乎波澜不惊，而实际上却一直在为不期而至的信息保持着高度紧张的状态。

调制解调器尽职尽责的工作似乎能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去往任何地方，我们相信那就是生活空间的新维度。情绪和喜好开始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各色网站千篇一律地按照降序排布内容，而排在头几条的似乎总是让人将信将疑的假新闻或者夺人眼球的“黄色新闻”。不久，人们有了手机——旧世界的终极王牌。数字世界的高楼从平地拔起，再也不是那个局限在阴湿地下的狭窄隧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皮特·桑普拉斯（Pete Sampras）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命运仍然扑朔迷离。

调制解调器给了人们一种旅行的感觉。只要通过特定的设备和方式，我们就可以体验到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感受。在20世纪末，数字技术把我们带入了前人梦寐以求的四维世界。不过上面提到的《继承者》里的那个情节恰恰说明，四维世界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简单延续。高塔折成直角，空间要被扭曲。四维空间不在三维世界里难以到达的某处，也并非藏在什么鲜为人知的地方，它是对原有维度的扭曲。这就是数字世界，它已经脱离了常识中进入和离开的空间范畴，我们只能通过电话线到达那里。

原来的世界本质上已经增加到了第四维，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都多出了这个额外的维度。就像在几何学中，平面的正方形可以在三维空间里延展为立方体，我们的日常就像一张密集的网络，每个部分都可以在空间中扭曲成直角，以此延伸到第四维的空间尺度中。我们生活中的经历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数字技术记录下来。窗外的风景、和朋友的视频通话、突发的奇想、偶尔的闲暇时光或者出离愤怒都有可能，甚至是正在争相成为第四维的存在。

社交媒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通过让我们的日常生活片段同时出现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的方式而将它们四维化。网络时代有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一顿味美的大餐同时出现在了我们的餐桌、口袋里的手机和海外同事的桌子上，可谓一顿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满足虚荣心的饭。“分身术”是四维空间的特征之一，你的生活既发生在当下，同时也发生在别处某些人的脑子里。在数字技术和第四维盛行的今天，一件事如果单单发生在三维世界，未免显得有些扁平和苍白。

用几何学的话来说，“扁平”形容的其实正是原先“立体”的三维世界。如今，我们会觉得不更新状态、不玩社交应用的生活就像一个“扁平无趣”的立方体。顾名思义，那样的生活如同被四面高墙包围，除非墙上有扭曲空间留下的看不见的通道，能够让立方体里发生的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地泄露出去。而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能轻易找到这种通道，把私人生活泄露给四维空间在如今这个时代可是一个规模惊人的产业。

数字技术对传统空间观念的颠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对于隐私空间的理解。“墙壁”不再像从前那么密不透风，第四维的“家”需要一些与数字时代相契合的“新土地政策”。我们越来越多地把网络“生活”挂在嘴边，因为人们在互联网上创建了许许多多的虚拟社区和团体，不仅是虚拟的，就连现实当中的房子也在发生数字化。关于四维房子的长相，我们可以从曾经风靡一时的《宋飞正传》（Seinfeld）里窥见一点端倪。

1998年，在《宋飞正传》最后一季的某一集里，克雷默和纽曼这对时常脱线、不靠谱的哥们儿决定把公寓门的猫眼拆下来反装回去，如此一来便能“防止贼人的偷袭”。他们的考虑是，回家进门前可以从反装的猫眼里看看屋里有没有人守株待兔，企图用“装满硬币的袜子给我们头上来一下”。宋飞对这个主意嗤之以鼻，他说：“如此一来，谁都能从门外瞧见你们”，而克雷默得意洋洋地回答说：“我们对自己的肉体有的是自信。如果有人想要一饱眼福，好嘛，来看个痛快！”

如今在我看来，这一集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并不是这对哥们儿的馊主意，反倒是宋飞一本正经的反驳。当时的宋飞肯定想不到，把自己的房间内部泄露个底掉，在眼下已经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了。在他眼里，围墙和窗户这两样一个代表阻挡，一个代表有限的透露，这两个古老的发明向来代表着我们在公开和隐私之间的权衡取舍，这是典型的三维世界观。那个反装的猫眼就像是对即将到来的数字技术革命的预言，只是这个预言有一个让人不安的地方，那就是猫眼不是我们主动装反的，许多人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家对外人来说已经一览无余了。

此外，还有一种更有趣的情况，就是主动请缨的人，他们迫不及待地把各式各样的窥视孔装到了自己的房子里。比如，某个昏昏欲睡的深夜，我们经常发现形单影只、百无聊赖的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刷着刷着就让自己置身于某个满是陌生人的派对上，你甚至搞不清自己是怎么进到那间欢腾热闹的房子里的。很多人会反驳说，社交媒体不过是精心排布的舞台剧，它的本意就是为了和陌生人一起分享，剧院和隐私不能混为一谈。即便如此，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尺度也不容易拿捏，“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就是我们的四维房子，它的窗户朝着别人的房间大开着，室内射出一道明晃晃的光线，直戳伸手不见五指的地平线。

现代西方人格中最典型的特征，是它认为人在根本上是一座孤岛，人与人之间无从亲近。这句许多人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的话让人想到很多历史上的名人和他们的身影，有些人是真实的，有些则是人们虚构的：笛卡尔孤零零地坐在火炉边，除了自己的智慧，对世上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幻想家堂吉诃德，疑心重重地独守着他的风车；克莱芙王妃独自徘徊于深宫闺房和女修道院之间；鲁滨逊在无人的荒岛上孤立无援。生而为人，注定踽踽独行，虽然这话像是我们说给自己听的心灵鸡汤，不过事实与它也相差不远。但事实上，人类恰恰是一种对陪伴有无限需求的生物。我们白天聚会，晚上还要邀约，共进温馨味美的晚餐，但是不管如何努力维持与他人的联系，梦乡里的我们依旧会被抛得彼此天各一方。

在小说《双城记》里，狄更斯写道：“每个人都是他人眼中捉摸不透的秘密和传说，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一个不知姓名的“我”在细思了周围众人的不可捉摸后感慨道：“我钟爱的这本书岂是我能轻易翻动的，我竟然还曾指望读透一个人的所有。”把人的不可亲近比作书的生涩难读，同样的比喻也曾出现在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故事《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中，一个无所事事的男人在伦敦的大街小巷跟踪一个陌生人。这个故事最让人惆怅的地方是它的结局，跟踪者最终幡然醒悟，觉得他永远不可能理解被自己跟踪的陌生人：“跟踪别人是在白费力气，我依然对他一知半解，遑论他的处世为人。”这个男人觉得那个陌生人的内心比中世纪的教徒还要深不可测，也许正是“上帝的旨意”，才让它“不会轻易被别人看穿”。

如果现代人的孤独是一个人们老生常谈、耳熟能详的话题，那有什么必要在数字技术革命席卷的21世纪再把它拿出来说道呢？这个问题难住了我，它总是时不时地在标准的“绕轴转”中途打断我：查一遍邮箱里的未读邮件，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刷一刷别人的实时近况，看别人微笑着娓娓道来。新年将近时，Facebook上的人们在热情踊跃地对过去的12个月进行总结。“真是硕果颇丰的一年！”Facebook的官方宣传如是说，“感谢诸位在过去一年的支持”。我点开了好友圈的一篇总结，发现它对隐私风险的毫无知觉。我的这位朋友，因为这篇图片露骨、配文详尽的总结而沦为每个人都能读懂的书，一只稀罕的人形宠物或者他人眼中风景的华丽点缀。社交媒体非常推崇这种类型的“同志情谊”，它乐于怂恿我们事无巨细地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把我们变成一本本别人手里“读得懂”的书。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让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和顺畅，形式多样、让人不得喘息的通信交流反而成了彰显孤独的衬托，犹如希腊神话中的情节。奥德修斯被神女卡吕普索软禁多年之后，奥林匹斯诸神终于派出信使赫尔墨斯前来解围。来到卡吕普索的小岛上之后，赫尔墨斯前往一个山洞寻找奥德修斯，“那里却不见奥德修斯的踪影，因为他几年如一日地坐在沙滩上，形容枯槁，内心不住地啜泣、叹息和自怜。他在海滩上呆呆地望着远方的海浪，眼里饱含泪水”。我偶尔会想起哭泣的奥德修斯，特别是在邮件或者短信迟迟不来，或者社交网站上的好友圈久久没有新鲜事的时候。我从许多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看到了奥德修斯式的欲求不满，比如，人们常会用5秒钟时间从口袋拿出并没有新消息的手机，然后再失望地放回去。犹如瓶中的小船模型，可以小见大。

对互联网可以使生活快乐和多姿多彩的笃信催生了人们对它的欲求不满和自身的孤立，而不断满足这种欲求实际上是与快乐、多彩的生活背道而驰的。无论如何，除了奥德修斯的泪水以外，同样真实的还包括向信使之神祈求已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风尚。走路的时候时不时看两眼手机几乎成了公认的社会习俗，“心不在焉”犹如它的字面意思。我们贪恋微风拂面的感觉，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风送来的新鲜空气。有时候，上网的感觉犹如奥德修斯踏上回家之路，只是和他实实在在存在的房子不同，互联网的“家”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这个区别非常关键。奥德修斯终能踏进自己的家门，而你肯定体会过面对空空如也的邮箱、没有邮件可读时的感受，犹如回家的大船面对空荡荡的地平线，在狂风暴雨里飘摇。

互联网的这种“船难”事故是数字技术进步带给我们日常生活的全新体验之一，它让西方文化中的典型人格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捉摸。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在新的潮流和变迁的席卷下保持本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死而复生的拉撒路不再是他自己。漫游仙境总会悄无声息地影响人们，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那种通过衣橱里的传送门出入仙境的人或是不再衰老，或是双目失明。

通往第四维空间的大门已经被我们撬开，第四维已然喷薄而出，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身影出现在了我们的门口，在强烈诡异的光线下，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剪影。“既来之，则安之”，我们感受到仿佛有一剂Web 2.0的激素打进了身体里。兼具事件主体和报道媒介的个人社交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互联网中持续不断的喜怒哀乐对人类的神经系统会造成什么影响？时间如何在第四维中流逝？生活在四维世界里的大脑会做什么样的梦？拥有一副第四维的躯体可能导致怎样的悖论和讽刺？

数字时代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在人们欣喜于发现新维度、以前无古人之势把生活转移到第四维的同时，呼吁无视、否定、接受、尊重和贬低“现实世界消亡论”的声音却混成一片。四维世界的大门在我们面前打开还没有多久，“古老”的三维世界却已经展露出日薄西山的疲态。这场“气候变迁”引发的广泛争论，就像由光导纤维拉响的警报。互联网繁荣和实体经济衰退之间的关联已然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互联网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对享乐主义的鼓励。社交媒体怂恿我们齐心协力，建造一个日常获取欢愉的社区和联盟。个人主页上每一张上传的图片下方其实都有一行无声的配字：“快看我！”这些经过精心包装的生活片段代表着自我陶醉的虚荣，对它们的贪得无厌是前数字时代所不曾有过的。

当看到一座在傍晚夕阳中泛着金光的大楼时，比我稍微年轻一些的人会说：“我得拍一张照片发到个人主页上。”上传照片和感谢熟人的捧场成了体面的新社交方式，虽然它多少仍然只是一种争宠的新形式而已。我们分享好听的歌曲或者有趣的文章，我们探讨五花八门的话题并互相助力。但是在这些热闹景象以外的角落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那个平凡无奇、靠着互联网甘露的恩泽才能勉强过活的可怜虫。

回望2008年在葡萄牙别墅度过的那几周，绿树红花，空气清新，简直如同一则四维时代来临的寓言。从我的房间到办公室，每天早晨我都会经过那个上锁的房间。我工作的书房在办公室旁边，两者由一条异常狭窄的通道连接。书房内的三面墙上都装着书架，剩下的那一面留有一扇巨大的窗户，窗外恬静朴实的乡村风景美不胜收。在停笔休息的间隙，我会在这个小房间里踱步。我的确是被主人邀请的，但没有如实告知入住的消息，因此我在屋子里度过的每一秒都徘徊在擅闯民宅和天经地义之间。

我在踏入屋子后不久马上给自己约法三章，散落在桌面上的那些东西，如果不是面上的，我不会主动翻看；就算不小心瞥见表面的那些东西，一旦察觉内容属于“非礼勿视”的范畴则要立刻终止。但是完全不接触收纳妥善的东西也几乎不可能：书本里会掉出卡片，有的书里还有主人留下的注解和涂鸦。我记得他把一张婚礼请柬当成了便签，详细记录了每一次就餐的地点。甚至后来有一次，房东从国外发来电子邮件，让我帮他在书桌的抽屉里找一份文件。他告诉我说抽屉里有他的车钥匙，还有一些私人信件。他恳请我不要拆阅那些信件。我当然不会做出窥人隐私的勾当，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内心甚至因为自己的这种浩然正气而感到一丝温暖。

我试着不去想那个上锁的神秘房间，因为这栋房子让我不自在的事已经足够多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书房奇怪的布局越来越让我觉得它像一个陷阱，如果在里面工作到深夜，我经常会产生窄窄的通道有轻微脚步声的幻听。我在那里的每个早上都醒得不自在，备感压力。在那些熬夜的夜晚，那个上锁的房间会在我脑海中变得无比清晰。偶尔，我还会坐在那个由书本和台灯灯光围成的陷阱里，思考过道那头的房间里到底藏了一些什么。冥冥之中，我想到了“电子设备”，也许里面放了成堆的电脑；或者也有可能是一些健身器材，比如爬楼机、哑铃组和一面镶着镜子的墙壁，可能连主人都觉得这些东西不太得体，所以才把它们锁了起来。乐器练习房也在我设想的可能里（邻里要相互容忍才行），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对那个房间里的东西仍旧一无所知，那是一个我认知的盲区。

突然在某一天的早上，一个想法促使书房里的我把椅子搬到了书架边，伸手去摸索书后面的墙壁。我回头转向那条平平无奇的通道，在白天看来，它是那么逼仄，位置也非常别扭。我的思绪穿过那条通道，经过办公室，最终落在了外面那扇上锁的门前。哪里有什么秘密，我被自己的愚蠢逗笑了。从头到尾，我一直都在那间“禁忌”的房间里。台面散乱的桌子、我的文稿和主人的文件、房间里的电脑和一排排书籍，甚至还有窗外的青天碧日……这些就是我一直苦苦思索的秘密。我一直在猜测的答案就是我自己。那些夜晚，我一面身在书房，一面又猜疑着书房里有什么。就在那一瞬间，所有的猜测和理论都得以自圆其说，先前的未知区域变得豁然开朗，仿佛时间给自己拍了一张自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