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化与魔化

张中行去世后，张中行的女儿曾这样说：“我们眼中的父亲跟外界宣传的那个人不一样。”

她说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将“儒者张中行”更加细节化了：如他的善良——有一次他同事的钱被偷了，他给了同事被盗资金的一半，说，就当是我们两个人都被偷了；他的情趣——有一次张中行考唐师曾，说根据联合国统计，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多5岁，为什么？唐师曾回答不出，张中行自曝谜底：为了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他的见识——他告诫年轻人，要多念书，少信宣传，凡事存疑，就不容易受骗；他的豁达——北京人艺的靳飞为了演《北京大爷》，向张中行借了一只宣德炉做道具，张中行说，你抱去吧，用完就留在你那里，他的理论是：“我这岁数，是该散的时候了。”

一路看下来，觉得这女儿眼中的张中行与现在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张中行并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几乎就在因《青春之歌》声名大噪的杨沫渐渐被剥现出人性中的负面元素时，曾被当作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开始浮出海面并声名益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与主流的疏离、他的淡泊宁静、他的学识、他的情致、他的清贫，将我们理想中的儒者形象完整地演绎出来了。

当张中行的“粉丝”愈来愈多时，杨沫有一度几乎成了反面教材：幼稚、偏执、不近情理、冷酷、毫无母性……而这一切，杨沫的亲生儿子老鬼的叙述可以佐证。就像当时，那么多人都相信《青春之歌》里那个纯洁的、革命的、热情的林道静就是杨沫，而那个自私猥琐的告密小人余永泽就是张中行一样，现在，我们也毫不怀疑，老鬼书中那个刻薄的，只知所谓革命而失掉人性中一切温情的母亲才是真实的杨沫。

张中行和杨沫，这一对早已分开的男女硬是被时代推到了一张跷跷板上，此起彼伏，断不了纠葛。

张中行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再谈苦雨斋》。谈到鲁迅与周作人，他说：“关于世道，兄是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为义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

其实这段话更适用于点评他与杨沫。

张中行最引以为傲的是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从，时代洪流汹涌，他在思想与心态上却从不被裹挟其中，他一直是站在岸上的。而杨沫，却是个积极入世的人，并渴望能够济世救世。

可以说，杨沫更能代表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思想体系与思维方式。张中行当年与杨沫滋生情愫，也是因为她“有理想，不世俗”。

他们俩的人生姿态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去品评，来决定高低难免会有失公允。因为经过“文革”，经过信仰崩溃，我们今天对于张中行的认同和张中行的自我认知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也许，大多数人只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真实的张中行，又有几人能揣摸得透？

至于张中行与杨沫的交恶，现在普通的看法是贬杨褒张。可不是么，杨沫像个泄愤的小女子，一旦反目，立即成仇，在小说里对人家极尽丑化，而张中行却温厚有加，能够反戈一击时却说了在那个年代难得一见的真话：“当时杨沫进步我落后。”

但认真追溯，当年的杨沫是有理由恨张中行的，作为一个与人同居的举目无亲的女子，怀孕时最为惶恐，偏偏那个男人却表现得极为冷漠……那个早夭的儿子“萍儿”，是作为母亲的杨沫一生的痛楚，以至于老了见面时，杨沫仍然对张中行有所怨怪。

在世人眼里，张中行与杨沫的隔阂是一个“儒者”和一个“革命者”的隔阂，但事实上，他们的情分之所以画上句号，只是一个男人和女人情感世界里的事情。我们众说纷纭，他们冷暖自知。

记得有一次和一位当过狱警的女友聊天，我问她，那时当狱警，天天和一些穷凶极恶的人在一起，怕不怕？她笑了，她说，那些人也是普通人，他们之所以进入监狱常常只是因为一时之气，一念之差。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番话我之所以记到现在，是因为它对我的影响很大，它甚至直接影响了我今后看人看事的方法。

它让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或一个人，能够完全地肯定，或否定。急于肯定，就会神化；急于否定，就会魔化。而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和事，都是一种复调的存在，一种合力的结果。谁是谁非，我们这些旁观者站在自己的局限里，又如何能够辨得清，判得明？

张中行与杨沫，孰高孰低？谁的人生更有价值？这些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回答。

美国人教育孩子：“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从这点来说，张中行与杨沫的人生，都能算得上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