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普通人、诗人和先知的但丁
但丁生活的时代
在当代的语境中，中世纪如果算不上是野蛮的，那至少也是黑暗时代和蒙昧主义的同义词，但许多类似的观念有待改变。
从西罗马灭亡（公元476年）到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千年中有个别时期的确黑暗，但是这中间也有多个时期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价，尤其是12至15世纪欧洲现代社会前夜的三百年。
只要在欧洲四处转转，便能亲身感受所谓的中世纪“野蛮人”究竟创造了些什么。这里有惊世之美的罗马式和哥特式大教堂和数不清的绘画和雕塑，令游客流连忘返，还有修道院和图书馆内从蛮族手中抢救出的无数藏书，他们为犹太-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成为欧洲文化之根奠定了基础；还有古老的大学，那里曾经是哲学思想交流的园地，在那里人们不仅探讨道德与哲学，对逻辑、修辞、数学、光学、天文学和炼金术同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更不用说伊斯兰教对欧洲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了。正是在中世纪，伊斯兰文化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达到了繁荣。
以奥克语（普罗旺斯语）、奥依语（法语）和古意大利语等语言撰写的欧洲文学作品、方济各会和多明我等修会和讲述熙德和罗兰的英雄事迹的史诗赞歌皆诞生于这个时期。
文人之间的交流没有障碍，这一方面因为拉丁文是当时研究知识的通行语，另一方面也因为学者们有关注的话题，如神学、哲学、政治、法律、修辞学等。
知识不再局限于教会人员的圈子，世俗人士也开始研究知识。
知识的内容和普及程度在当时的确还很有限，但是人们阅读的内容是经过深入研究的，所思考的也都是经过了细致的分析，有条理地写下来，并被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中。
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派别，神学及其“婢女”哲学是一切知识的中心，这意味着思想的结构具有很强的同质性。
神学-哲学的巨作《神学大全》（Summae）诞生了，成为百科全书的前身。当时人们所知的古代经典为数仍不多，所以这本书受到了基督教文本一样的礼遇。
相较于中世纪前期单调的城堡、教堂、修道院和封地，在中世纪晚期自治城镇和领主制城市达到繁荣，带动了各种思想、交易活动与商业的发展。随着帝国制度和政教合一的观念渐渐没落，历史上民族国家（法国、西班牙与英国）的雏形也逐渐成形。
各地间的沟通日渐频繁，随着财富的累积，出现了银行，同时新的社会阶层崛起，人们追逐金钱与权力，贪污腐败的现象在俗人和神职人员之中都很普遍。
但丁·阿利吉耶里生于1265年，卒于1321年。生活在这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与风俗习惯剧烈转变的时代，但丁只看见这一过程的负面影响。
恪守严格的伦理宗教原则，还有长年被放逐的痛苦，——但丁曾因此被后人颂扬。在他的笔下，过去是黄金般的神话，他描述末日将近，设想弥赛亚即将降临，拯救世人。
他坚信，帝国与教廷是两个普世的伟大力量，一个掌管物质领域，一个则掌管精神领域，二者是全人类最高的统治者。但丁强调这种秩序的必要性，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为其寻找更高的依据，而绝非出于偏颇的利益考量。
然而，恶名昭著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oⅧ），最后一位政教合一的教皇，死于1303年，当时但丁正值壮年。他的继任者也绝不是但丁心目中所向往的教皇，这任教皇的任期极短，在1304年7月便辞世，他的继任克力门五世被诗人但丁视为“无法无天的牧人”，与卜尼法斯八世一起被判买卖圣职罪。
然而，在但丁眼中，克力门五世将教廷迁至法国，并屈从于法国国王的意愿（《炼狱篇》，第32章，第147-160行），是比买卖圣职更严重的罪行。
另一方面，但丁曾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寄予重望，然而后者死于1313年，这也象征着建立一统的帝国的愿望告一段落，相对于此，新兴的民族国家以及由自治城镇和领主所统辖的地方势力慢慢崛起。
这些新的现实条件为由商人、银行家、专业人士和工匠组成的新兴社会阶层打下了基础。
这些“新人类”对商业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怀有信念，也相信不必通过拉丁语或哲学和神学，也能够获得某种形式的“世俗”文化。
在正统的教会文化之外，炼丹术、赫耳墨斯主义和巫术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在伽利略之后，科学知识的概念逐步确立起来，真理的追求者提出了与当权者不同的方法和观点。
当时出现了一批极为活跃的城市，酝酿了此种转变，佛罗伦萨便是其中之一。
但丁生于此，并在此生活了至少三十五年。在近二十年的流亡生涯里，他也见到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城市，波伦亚、维罗纳、腊万纳，或许还有巴黎的动荡。
他出生的这座城市经历的变化最大。
相较于高祖卡洽圭达（Cacciaguida）的时代（12世纪），但丁的生长年代里，城市的人口增加了四倍之多，面积也不断扩大：在第一圈城墙（“古城墙”）之外，也渐渐筑起了第二和第三圈城墙。扩张的结果就是让城市里有了更多教堂、塔楼、公共和私人建筑。
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曾写道：“从外面和远处看上去，她好像是最美丽、最欣欣向荣的城市。”但丁骄傲地称之为“伟大的城市”，说她是世上最美的地方。
佛罗伦萨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在1252年，也就是诗人但丁诞生的前几年，这个城市就已经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随着“弗洛林金币”的诞生，也发展出一个银行和金融的体系，这个体系将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伴随欧洲经济和贸易的扩张而不断发展。这时的佛罗伦萨可以理直气壮地与罗马、巴黎、威尼斯、布拉格等欧洲主要城市分庭抗礼。
“在但丁的年代，佛罗伦萨就已经是一个富庶的城市；人口和财富不断增加，贸易范围不断扩大扩张，金融也在欧洲领先。这一切对政治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冷酷无情的时代随之而来。佛罗伦萨人行遍天下，对世界了解甚多，他们追求利益与成功。尽管出于商业的权宜之计，为情势所逼，他们也不排斥在表面上遵循传统，但是传统秩序的牵绊对他们已毫无意义——于是他们发展了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不再是由神所授，不再是规定并调节世俗生活的普世智慧，而是一种高度的物质享受和生活的装饰品，对人没有太大的规定性。”（Erich Auerbach）
从商人和银行家产生了“新兴的富人”，富足的生活与新的风俗习惯也随之产生。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高利贷、权力斗争、贪婪、野心、腐败等越来越普遍。不仅城邦间不再和平相处，在家族内部也冲突不断。有权势的家族试图通过加入皇帝的阵营〔吉伯林派（Ghibellini）〕，或通过支持教廷政教合一的立场与扩张政策〔贵尔弗派（Guelfi）〕，从中获取利益。
在佛罗伦萨，派系和部族之间的内斗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出现了以切尔契家族为首的所谓的“贵尔弗白党”和由窦那蒂家族率领的“贵尔弗黑党”。他们隶属于一个或另一个阵营，背后往往隐藏着领土野心、个人野心、称霸的欲望、对于名利的渴求。
当然，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对于敌人都毫不留情。他们会摧毁对方的塔楼。得胜的一方会非常残酷，对失败方施以巨额罚款、没收财产、取消公职、列入黑名单、流放甚至死刑等惩罚。
在《帝制论》和《神曲》中，但丁构想出一个帝国与教廷两大势力共同统治的世界，但当时这两种制度实际上都面临着无可挽回的危机。
为了不屈服于流放的命运和当时的世界强加的悲观情绪，他展望在不远的将来，世界会重获和平，重建秩序，再次确立虔诚有德的君王的权威。
但丁的诗中充满了对古代社会的缅怀、对当世腐败社会的批判，以及期许神降临人间，奖善惩恶，重新确立被人类的贪婪和罪恶所颠覆的宇宙秩序的预言，皆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