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环境

相较于几个主要欧洲国家，意大利文学出现的时间稍晚。

12世纪，法国、普罗旺斯和西班牙等地已有了游吟诗人传统和《熙德之歌》、《罗兰之歌》、《武功歌》和《玫瑰传奇》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后世的诗人和意大利的文学家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意大利本土的文学最早出现在翁布里亚和西西里两个地区。

在翁布里亚，一种主要以宗教为灵感的诗歌确立了自己的形式（如圣方济各）的《对太阳弟兄的颂歌》（Cantico delle Craeture）、亚科波内·达·托迪（Jacopone da Todi）的《颂歌》（Laudi），而在西西里腓特烈二世的宫廷里也发展出宫廷爱情诗，这种诗体后来从西西里流传至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 Romagna）和托斯卡纳（Toscana）等地区。

然而，直到“温柔的新体诗”的诞生，意大利文学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大发展。该诗派诞生于人文荟萃的波伦亚，当地有一所极负盛名，以研究法律为主的大学。

“该诗派的理想是提升和精炼旧时普罗旺斯诗人和意大利境内仿普罗旺斯派的诗人的艳情哲学。这项任务是借助于经院哲学以及披着基督教和方济各会神秘主义的情感外衣的某些概念而实现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Benedetto Croce）

但丁经常说自己是此诗歌运动的一员，并以此为骄傲。他也指出，波伦亚诗人圭多·圭尼采里（Guido Guiniggelli）是该诗派的创始人，并称他为“我的和比我优秀的其他曾写作温柔、优雅的爱情诗的诗人们的父亲”。（《炼狱篇》，第26章，第97-99行）

为了强调新诗学的美感和创新，但丁创造出“温柔的新体诗”这一名称，以区别于西西里诗派的雅各波·达·伦蒂尼（Iacopo da Lentini）、西西里东部-托斯卡纳诗派的圭托内·达·阿雷佐（Guittone d’Areggo）和托斯卡纳诗派（scuola toscana）的波拿君塔·达·卢卡（Buonagiunta da Lucca）等诗人前辈的“旧”风格。

根据但丁的说法，这些诗人不可能明白“温柔的新体诗”在形式和内容上的高度创新。他声称，唯有自己和他的同伴圭多·卡瓦尔堪提（Guido Cavalcanti）、拉普·贾尼（Lapo Gianni）、奇诺·达·皮斯托亚（Cino da Pistoia），有能力自由地驾驭诗兴，体会到爱在内心油然升起的感觉，并将之忠实地写成诗歌。（《炼狱篇》，第24章，第52-63行）

圭多·卡瓦尔堪提与但丁同为“温柔的新体诗”的主要诠释者。两人年轻，非常要好，都热衷于爱情、友情、诗歌等主题，曾交换了许多优美的十四行诗。

“温柔的新体诗”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沉浸在激情的力量与诗的灵感中：让爱之风自由地在内在吹拂，以诗句表达这份爱，并在其中尽可能地寻求细致、优美与轻盈。“人无法对自己的心发号施令”似乎是这些诗人的座右铭。

但丁年轻的时候遵循此风格，后来与其渐行渐远，一直到最后持反对态度。然而，他最后仍保留了某些来自于“温柔的新体诗”的主要观点，如女性如天使、爱情有助于高贵的灵魂提升、友谊是理想的伙伴等。

随着他的“转变”，但丁不再认为“爱的激情无可抵挡”，也不再认同“人无法对自己的心发号施令”这样的说法。

追随着新观念的产生，他认为，唯有能将人导向美德的爱情才值得人顺从。如果只有理性的驾驭，人就会误入罪恶的爱情。

但丁在《新生》（Vita Nuova）中强调了这种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张力。在《神曲》中，从保罗（Paolo）和弗兰齐斯嘉（Francesca）的章节开始，这种张力更加突出。尽管但丁在人性的层面上对两人深感同情，却仍将他们打入地狱的邪淫者之中。博尔赫斯称但丁为“充满同情心的刽子手”。

但丁与他的朋友圭多·卡瓦尔堪提在这一点上最终产生决裂。大体上而言，两人各自的道路也渐行渐远——后者的名字在《神曲》中只被间接地提到两次。

另一方面，圭多·卡瓦尔堪提于1300年早逝，也排除了两人之间任何和解的可能。

尽管如此，“温柔的新体诗”在诗歌体裁上的革新以及带来的“语言的荣耀”仍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是但丁以自己的文学创作突出了它在意大利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到但丁1321年逝世时，意大利语及意大利文学已远远抛开了其他所有的欧洲文学，居于领先地位。

在接下来短短的几十年里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年）和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年）让意大利文学更加丰富和完善，二人的诗歌和散文成就在15和16世纪给意大利和欧洲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