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剧争论和戏曲会演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戏曲会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到了1959年，就是建国十周年了，戏剧界就举行建国十周年的会演，全国各地有名的演员，都到北京来演出。

我特别喜欢戏剧。但是我原来住在西郊，离城里太远，晚上看完戏回到西郊人民大学，半夜都不止了，而且课程又那么重，所以没有办法，基本上就没看戏了。幸好第二年（1955年）让我搬到城里来了，先住在海运仓，因为城里张自忠路那里的课程多。从海运仓到长安戏院，就是西单那个老的长安戏院，那就一点没有问题了，所以从1955年开始，凡是有精彩的演出，我就去看。前门外有个广和楼，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都是清代的老戏院。

1956年4月，浙江苏昆剧团到北京来演出《十五贯》，这个剧团跟我有很深的渊源。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个剧团流落到我们无锡前洲镇，他们生活非常艰难，实际上这些演员都是一流的名演员，但是因为抗战，这些艺人根本没有机会再表演了，所以流落到我的家乡。我们镇上有几位比较有名望的老人，等于是绅士一类的人，都喜欢戏曲，就把他们留下来，镇上有一个小剧院，就安置他们在我们镇上的剧院里演出。

我当时因为是在农村，生活很艰难，上学都很困难，不可能有钱去买票看戏。但是，刚好我下午的课上完了，回家路上要经过镇上的戏园子，那时候第三出戏刚开始，戏园子大门打开了，就可以随便进去看戏，不用买票了。所以他们天天演，我就天天放学去看，跟他们慢慢就熟悉了。

这个剧团的班主是朱国梁，朱国梁小生老生都演，后来演老生了。当时演小生的叫周传瑛，丑角是王传淞，旦角就是张娴，还有一些其他配角。在我们前洲镇的时期，他们的最精彩的戏，我全看过，而且反复看，跟他们关系也特别好。

1956年，我忽然接到朱国梁的电话，他说，我们到北京来了，要在前门广和楼的广和剧场演出《十五贯》，但是不知道我们这个戏能不能适应北京的观众。因为昆曲是苏州话，语言和唱腔听不懂，可能会麻烦，他希望我去听听，彩排的时候先去看看，帮他们估计一下，有没有可能在北京受大家欢迎。我一听是朱国梁来电话，而且那些名家都来了，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去。

我就到广和楼去了，看完这个《十五贯》以后，我说你们放心，这个苏州道白呢，大体上北京的人也能听懂，特别是唱腔好、做功好，尤其是这个戏的内容非常适合当时的情况。那个时候镇反肃反已经过了，但是社会上还是不安定，还是有一些坏分子捣乱，这个内容也适合现实社会需要，我说你放心吧，这个戏肯定会打响的。

后来隔了几天，朱国梁突然来了电话，他说我们这个戏周总理来看了，周总理非常欣赏这个戏，说这个戏特别适合当时的需要，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专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专论等于一个社论，文章也写得很精彩，开始我不知道谁写的，后来他们告诉我是田汉亲自写的。

1949年以后，戏曲，特别是昆曲被重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这个《十五贯》也带动了整个全国戏曲的复兴，尤其是昆曲的重振。后来王传淞他们经常在杭州和上海一带演出，因为它是苏昆剧团，它的这个语言、唱腔，更适合于南方人。

北方有北昆，北昆跟苏昆曲调是一样的，但是北昆完全是用北京语言唱的。北昆的名演员我也都很熟，北京当时有一批一流的演员，跟苏昆不相上下，像侯玉山演《钟馗嫁妹》，侯永奎演《林冲夜奔》《单刀会》。每到侯玉山演《钟馗嫁妹》我都会去，他的演出是北派的演法。

我还专门请教侯永奎。我就问，现在的戏曲里，元人的唱腔还有没有保留下来？因为我喜欢戏曲，我也思考，元代的戏曲这么兴盛，它的唱法应该是有所遗存的。他告诉我，《单刀会》这出戏里有一个曲子叫《新水令》，激昂慷慨，这个曲子就是完全照原来的唱法。这出戏很特殊，就是一开始出场以后，关羽一直坐在椅子上，就是表示坐在长江的船头上，看着一排的江水唱《新水令》，这个《新水令》就是元人的唱腔。

当时上海的许多名家，周信芳、盖叫天；北京的许多老一辈的名角，谭富英、叶盛兰、侯喜瑞、侯玉山、梅兰芳、尚小云，梅、程、荀、尚，除了程砚秋以外，其他的我都看过，反复看过。程砚秋不能演，因为当时他太胖，他是旦角，唱花旦，一个大胖子怎么能演呢，他就不演了，其他我都看过。

还有外地来的，调演的地方戏我也看了不少，反正只要有戏曲我就看，而且我把它当作自己学习古典文学的一个方面，因为古典戏曲也是我们的古典文化。

我后来体会到，我们全国的各种地方戏里，也应该会保留着很多元人的东西。因为地方上的变化慢，它不会很快就变掉了，所以许多梆子戏里，山西梆子，陕西的传统剧都有一些听起来很特别的，但是实在是很精彩，可惜我后来课程很重，不可能全部钻到戏曲里去。要是当时那批老艺人还在，把他们的唱腔整理一下，应该能够看到元代当时是怎么演出的。

福建有一种戏叫“梨园戏”，有一年到北京来演出，我专门去看了，看了以后我写了一篇戏剧论文。“梨园戏”的舞台有一个特点，就是台口有一排栏杆，从出场的地方一直转到入场的地方，演员都在栏杆里演出。因此我就联想到，古代称戏曲为勾栏，实际上“梨园戏”还保留着最古老的那种传统形式，带着一排栏杆，这个“梨园戏”是一种古老的剧种。

有一次是袁世海和李世霖演《青梅煮酒论英雄》，整个一场戏演得非常精彩，但是在节骨眼上发生了大的差错。在这个剧情里，当时刘备还没有成气候，没有自己的地盘，还在曹操的手下。他唯恐曹操把他害了，因为自己还没有势力啊，所以韬光养晦，自己在家里种种菜，好像胸无大志的样子。曹操就有点怀疑，要试探他一下，所以就请他来喝酒，关羽张飞没参与这个宴会。

曹操跟刘备见面，议论天下英雄。曹操说，谁是英雄？刘备心里有数，你是试探我，我必须答得一点没有水平，平庸得很，让你觉得我目不识英雄，胸无大志，不足为患。所以他就猜谜一样的，袁术是不是英雄啊？孙策是不是英雄啊？曹操听了以后，哈哈大笑，你说的这些都不对头。刘备问，那么谁是英雄呢？曹操说：“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说到“唯使君”这个地方啊，刘备吃惊了，我装了半天，被他一句话戳穿了，这一惊，不小心就把筷子掉到地上了。刚好这时候，天上响雷了，“哐”一声巨响，刘备聪明得很，机警得很，马上就说：“哎呀，吓死我也。”那句台词是“一震之威，乃至于此”。然后弯腰捡起筷子。曹操就说：“丈夫亦畏雷乎？”意思是天下的英雄还怕打雷吗？那你算什么？觉得这个刘备算不上英雄，雷一打就把他吓成这个样子了，刘备就这样混过去了。

但这处情节在舞台上的表演就错了，就是曹操说完“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以后才响雷，响雷以后，刘备故意把筷子碰到桌子底下，然后再去捡这个筷子。我的文章里就说，这几个动作要完全配合在一起的，刘备有一句台词：“一震之威，乃至于此”，自说自话，这一打雷把我吓到这个样子，我都受不了了，所以有曹操后面这一句话：“丈夫亦畏雷乎？”现在把这个情节分开来以后，就明显是拼凑的了，我说这个闻雷、拾箸要在同一个时间，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也是这个时间，然后才是曹操说：“丈夫亦畏雷乎？”那是刘备捡起筷子来以后，曹操讥笑他的。我说整个剧情不按照这样的次序来演，故事就全散了，刘备这样做给曹操看，曹操能上当吗？

我当天看完戏以后，回家就写，一个晚上我写了八千字，写完了，过两天我就寄给《人民日报》了，结果《人民日报》整版发表了我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评论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以后，中国京剧院的袁世海，专门就来到张自忠路我住的地方看望我，希望我去给他们指导。袁世海是导演，他们决定改排，但是要吃透曹操、刘备这两个人物。因为京剧院为了这篇文章开了会，我这篇文章主要是赞赏他们的演出，只是提了一个关键情节，是一个硬伤，他们都很佩服，所以请我去。还请我给戏剧家协会做讲座，专讲曹操，所以我就到现在的王府井商务印书馆的位置，原来是中国文联的房子，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作家协会都在那里，我就在那个礼堂里，连续讲了两个半天，就是讲曹操。

我是把中国的传统的戏曲作为我的一门课程来看待的，因为光看剧本，还是一个文字的、书面的，只有看到舞台上的演出，才是立体的，才是行动的，理解起来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每次去看传统戏曲，能够找到剧本，我就带着剧本去。比如昆曲，每次梅兰芳或其他人演《游园惊梦》，我都带了《牡丹亭》的书去，对照着他唱到哪里，这个唱腔怎么安排的，对我学习非常有用。

再一个，它的动作对我学习古典文学也很有启发，例如：“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这个句子是温庭筠的《菩萨蛮》里写的词句，但是《牡丹亭》里杜丽娘梳妆的那一段也用了，前面一个镜子，后面一个镜子，不就是“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吗？那么生动的词句。这对我学习戏曲也好，学习诗词也好，都有帮助。舞台上面做出动作，演出形象来，等于把词句立体化地演给你看了，所以每次品味演员的唱腔，再读剧本，自己脑子里就明白了不少。听他唱每一句话的时候是怎么用动作来表达的，等于是用行动来注释曲文。所以我把这些老演员和后来许多优秀演员，都把他们作为老师来看待，我觉得听戏曲演唱等于我上戏曲史的课。

1962年我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那个时候不是自己去要求的，那个时候比较严格，是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会开会讨论的时候，由他们提名吸收谁参加戏剧家协会。我自己也没想这个事，突如其来地收到一封戏剧家协会的信，说戏剧家协会吸收我做戏剧家协会的会员，我当然很高兴。没有想到隔了一个来月，又收到一封中国作家协会给我的信，通知我经过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讨论，吸收我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这两件事只差一个月，为什么当时会吸收我做戏剧家协会的会员呢？主要是那一段时间，从1959年开始吧，我写了不少戏曲方面的，主要是传统戏曲方面的文章。参加作家协会当然是高兴的事，我根本没有想自己很快就能够参加作家协会。因为当时许多老作家都是我老师一辈的，像老舍、夏衍、巴金、张光年、冯牧都是作家协会的领导，所以通知我参加作家协会，我非常高兴。一个月之间，先后参加了两个最重要的文艺团体，我觉得非常高兴。

1959年国庆十周年全国戏曲会演，当时的老演员都还在，许多名角都到北京来了，中国戏剧家协会要安排演出，同时又要安排写评论文章。《戏剧报》忽然找我，说，你老看戏，你能不能给我们写文章？我说，可以，你们要我写哪一位。他们让我写武汉的陈伯华。陈伯华是汉剧有名的旦角，被称为“小梅兰芳”，她演出的剧目是《二度梅》。汉剧跟京剧非常接近，实际上汉剧是京剧的源头之一。

恰好在此之前，我已经两次看过她的《二度梅》了，这一次作为国庆十周年应邀来演出，演出剧目也是《二度梅》。《戏剧报》要求我写陈伯华这个剧，就给我准备好了票，我就去看了。

看了以后，我回来就写了一篇《三看〈二度梅〉》，交给《戏剧报》了。这篇文章送到《戏剧报》以后，编辑部的人都称赞得很，说是以前很少碰到这样高水平的剧评，编辑部就互相传看。这以后一有重要的演出，《戏剧报》总会通知我，预先留好了票，要我看完了以后写文章。

《三看〈二度梅〉》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田汉同志看到了，就让《戏剧报》一定要找我。恰好我那天去《戏剧报》编辑部开会，讨论演出的其他剧目，他们就递给我一个条，说散会以后你不要走，田汉同志有事要跟你说话。田汉同志是戏剧家协会的主席，而且是老剧作家，进步剧作家，是全国最著名的戏剧界的领导人。

实际上我跟田汉同志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我在无锡国专读书的时候见过田汉一次。田汉、洪深一起到无锡排话剧《丽人行》。我有一位老师叫周贻白，戏曲史专家，后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当教授。周贻白先生跟田汉、洪深都很熟。还有一位向培良，是鲁迅的晚辈，后来跟鲁迅关系不好了，就离开鲁迅了，他也是话剧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当时田汉、洪深来了，他们就带着我还有其他几个同学，到秦淮海祠堂去看望田汉同志。大家见面都非常高兴，我是第一次拜见田汉同志，周先生跟他们是老朋友，他们一起吃饭了。

后来我又去看他，带了一本当时的学生都流行的纪念册，就是折叠式的可以拉得很长的，请田汉同志签名留念，他说你放在这儿吧。后来隔了两天去，他说，我给你写好了，结果一拉开，整个一个纪念册全部写完了，写了几首他题的排《丽人行》诗，田汉同志诗写得好，书法也好，哎呀，我把它当作宝贝，一直是放在身边的，但是后来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这本纪念册也就不见了。

这次在《戏剧报》编辑部开完会以后，我就留下来了。《戏剧报》的同志说，田汉同志在曲园酒家等你，请你吃饭。到了曲园酒家，吴晗、翦伯赞都在，还有一个王文娟，上海越剧院的演员，她刚好到北京演出，还有《戏剧报》的一位，陪着我坐的。那时候吴晗、翦伯赞我都已经比较熟了。吴晗编《语文小丛书》请我当编委，还用我那个《历代文选》的序言印了一本书。翦伯赞也是戏迷，我们每次看戏、讨论戏都在一起，他写的《中国通史》，我也认真读过，遇到《中国通史》上的问题我也跟翦老请教，我们都很谈得来，也很有感情。

到曲园酒家，坐下来以后，田汉同志就说，我来给你们介绍。吴晗同志说，用不着你介绍，我们比你认识得早。翦伯赞同志也马上说，我们老早就是看戏的老朋友了，用不着你介绍了。大家都很高兴。

田汉同志在吃饭时候称赞我写的剧评，说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漂亮，有文采也有很深的分析。后来，《二度梅》拍成电影的时候，按照我评论里的意见做了一些修改，有些部分删掉了，有些部分补上去了。

这之后，陈伯华有一次到北京演出，刚好住在张自忠路附近，东四八条的一个宾馆。《戏剧报》的同志就告诉我，陈伯华同志来了，她很想跟你见面，她不知道你住的地方，你能不能到宾馆去找她一下？她住的宾馆就在我住的宿舍旁边，几分钟就走到了。我到了宾馆请服务员查她的房间号，去了她的房间。一见面，她听说是我，高兴极了。她非常谦虚，她说，我还没演得那么好呢，你就写得那么好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和她谈了很长时间。

后来隔了若干年，我到南京去开会，陈伯华同志也在南京。我刚好住在北面，房门朝南；她住在南面，房门朝北。我不知道她住在那里，她不知怎么知道我住在那里了。但是我们的活动情况都不一样，她每天早上老早出去了，晚上回来很晚，我们都已经休息了。她就在门的底下塞了一封信，还留了一包巧克力之类的糖果，说我刚刚知道你就住在我对面，但是我们大家活动时间不一样，见不到面了，就算我向你问候吧。

等到她八十岁做寿的时候，他们汉剧院专门邀请我去武汉参加陈伯华同志的八十岁的寿辰，这是陈伯华同志自己提出来的，我就去了。她也非常高兴，专门给我们演两出戏，一出是《游龙戏凤》，她唱李凤姐，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演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演得活灵活现；另外一出是《小放牛》，跟她配演的是丑角名家李罗克，两个人都是高龄，都是八十岁左右了，一个演小姑娘，一个演小牧童，演得全场掌声不断。我后来还写过一首诗赠送给她，最近听人家说，她还好，坐轮椅了。

时间久了以后，我写的剧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就出了一本戏曲评论的文集叫《春草集》。